第一章　公共場所的「私密」邂逅

「儘管合意的『一夜情』在許多場所都可能發生（如：澡堂、街上、公廁），達到性高潮前彼此互動的細緻或簡略程度也可能大異其趣，但這些行為共享了一項不可或缺的特色，那就是當事人都期待著不需要義務或承諾的性。」

週間某日傍晚，剛過五點不久，四個男人走進了一間位於市立公園的公共廁所。一人穿著剪裁合身的西裝；另一人腳踩網球鞋，身上套著短褲、T恤；第三人身上加油站的卡其制服還來不及脫；最後一人是個業務員，鬆了開領帶，把他的運動外套丟在車上。是什麼原因，讓這些男人駛離高速公路上返家的車潮？有哪些共同的興趣引領著這些背景歧異的男人來到這公廁？
他們來這不是為了明目張膽的理由，而是想找「即時的性」（instant sex）。許多男人——包括已婚和未婚的，有異性戀認同的和自我意象為同性戀的——想尋求這種非個人化的性（impersonal sex），以避免涉入過深，並渴望著毋須承諾的刺激。出於何種理由（社會的、生理的、心理的）而尋求，我們姑且不論，「非個人化的性」這種現象，一直是種廣泛存在的人類互動形式，卻很少有人研究。
許多場所——像戲院的包廂、車床、樹叢後面——都存在著這種偏差活動，但若考慮此間男人認定的優點，很少有地方能與公廁匹敵。公廁，在同性戀次文化語言中稱為「茶室」（tearoom）。它具備了數項特色，使之成為吸引人們性交，卻不用涉入感情的場所。
依據此暗語最精確的意義，只有那種同性戀彼此釣得到人而出名的公廁，才稱得上「真正的」茶室。當然，任何一間廁所都可能符合這項條件，但相對只有少數幾處會成為一時之選。舉例來說，我曾經調查某大都會區內逾九十間公園廁所，其中只有二十處經常上演「性遊戲」。因此，廣受青睞的廁所便加入車床、澡堂的行列，成為另一處偏差性活動的地方，熱門程度僅次於自宅臥室。每年的特定季節中——粗略地說，是四月到十月之間，那個中西部同性戀者口中的「獵食祭」（the hunting season）裡——茶室便可能超越其他場所，成為同性情慾事業最熱門的地點。
公廁會獲得那些想要進行同性情慾活動，但不要提供承諾之人的青睞，有許多原因。它們近便性高（accessible）、剛出道的菜鳥容易辨認，且公共能見度很低。因此，茶室兼具公共與私密場所的優點。它們能被人使用，人也能認出它來，故能吸引大量潛藏的性同伴，提供了與各種男人快速交歡的機會。再加上參與者在這些場所能保有相對的隱私，這些特點強化了在公廁掩護下進行互動的「非個人性」。

可用性
首先，茶室能隨時供男性族群使用。他們可能座落在任何公眾聚集的地方：百貨公司、公車總站、圖書館、旅館、基督教青年會（YMCA）或法院。然而，延續著美國社會流行的「得來進」（drive-in）風潮，人潮比較多的公廁大多位於能立即通往公路的要道上。公園和海灘——以及，最近越來越多在超級高速公路規劃之間距旁的休息站——的公廁，則吸引著那些因年紀因素而主要採取步行，時常出入市中心高級建築的人客。如同我在第二章將會解釋的，我的研究之所以聚焦於公園公廁裡進行的活動，不只是因為那裡的茶室交易最頻繁（因季節而有差異），也包括其他因素使之成為適合社會學研究的對象。
茶室交易活絡，受益於某些社會把公廁建得方便讓民眾解手。也許，公廁可稱為「文明」的標記，至少從歐洲或後歐洲文化觀點看來是如此。我想起一封在二戰時期，一名駐紮在北非的海軍士兵寫的信。信中他說那裡的人是「不文明的」，因為他們沒有公共廁所，卻利用街道或排水溝排泄穢物。
對文化史學家而言，美國公園裡的公廁具有研究現代文明化過程裡的物質遺跡的價值。年代比較久遠的公廁常附隸於亭閣，或藏在建有典雅柱廊的平面之下。我蹲過點的某間公廁，則以大理石壁面，佔去其所在的希臘神殿式建築的一半，建築的線條與比例都優美。第二類公廁則落成於經濟大蕭條之前，多屬於公園管理處、養護工寮或車庫裡的廁間，多半缺乏前一種公廁的精雕細琢。一方面因為沒有公路可直接抵達這批公廁，另一方面則因監管人員太容易迫近，其他「直男」（straights）也常來打擾，只有當其他洩慾管道行不通時，這批公廁才會獲得同性戀的青睞。
隨著一九三○年代的經濟不景氣，新型態的公廁出現在公園地景中。在我有系統地觀察的十二間公廁中，有十間屬於此一類（見第二章）。雖然其平面圖、使用的建築材料在每個城市各有不同，然而我曾看過的廁所主要都建於這個時期，皆由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WPA）興建，不論在哪個社區，都像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在我蹲點最勤的城市裡，公廁皆由當地所產的一種白色石頭建造，男女廁背靠背緊鄰著，頂著一片紅屋頂。厚重的木板門邊，有一面格子狀的Ｌ型屏風牆從建築外壁延伸出去，擋住外面人的視線。通常這種門上，還嵌著不透明的法式鑲板。
每一間公廁有兩面同樣用毛玻璃做的窗戶，位於左右牆面。這些開洞外一定有笨重的屏幕遮蓋著。正對門的這一堵空白牆面，從左到右有三個小便斗、兩個大便間。小一點的公廁可能只提供兩個小便斗跟一個大便間。有些盥洗室還設有尚堪使用的洗手盆，位在一進門左邊的牆角，但多數廁所的洗手盆都已故障。有一個臨時的垃圾桶。擦手紙巾鮮少提供，除此之外，茶室就乏善可陳了（見圖1.1）。
少數公園廁所可追溯到一九四〇年代。在那年代，國家熱心地為同性戀活動建了更多發洩管道，此即軍事崗哨。至於一九五〇年代落成的公共建設，顯然出於一股供給更多體育設施的熱潮——游泳池、高爾夫球場、溜冰場之類的。
過去這十年內［按：一九六〇年代］，我們則見證了新穎、功能完善、水泥磚砌起的衛生間。這些建物大多位於高速公路沿線，有些則出現在城市中的公園、遊樂場中。這些令人放鬆的設施之建立，可能反映出人們對都市計畫的熱衷，有些公廁取代了那些不敷使用的建物；有些座落於新開闢的都市遊憩區；國家回應了大眾運輸的問題，相伴而來的便是這批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公廁。關於這波新建設如何反映美國歷史的軌跡，無論人們怎麼詮釋，但對茶室顧客而言，絕對是一大利多。大多數新蓋的廁所都位於道路邊，旁無建物，正好命中茶室活動的主要需求。
依據一些較年長受訪者的說法，茶室交易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公共事業振興署時期。一位在同性戀次文化圈已活躍超過四十年的大哥如此說道：
「我想，這樣的活動從抽水馬桶發明之後就有了。我就是在一間有亭子的公廁出道（start out），不過大蕭條那時候才真的叫好玩。到處都有這種新式建築，交通方便，汽車也是在那時候才真正變得普遍…突然間，就好像鎮上一半的男人都聚到茶室來了。」
並非所有的新蓋建築都很容易到達，但交通方便的公廁很快就會成為同性戀活動的熱門地點。茶室生態如同整體社會，高度受到交通運輸路線的區位狀況的影響。無論是巧合抑或刻意設計，大多數大城市的公園都緊鄰幹道或高速公路。茶室活動在工作日的傍晚達到高峰（見圖2.1），故廁所若位居大都會區的通勤要道，便會招來較多人光顧。我發現，吸引最多同性戀關係的兩間茶室，便靠近寬及四線道的主要幹道。其他我曾觀察到擁有顯著活動數量的地點，都位在五分鐘之內即能開上外環快速道路或貫穿市區公路的距離內。

定位行動地點
這些空間掩護下的同性戀活動，在數量上相去甚遠。在某些地方，等上數個月才會觀察到一次偏差活動（除非獨自手淫也算偏差的話）。其他地點則達到縱慾狂歡的規模。舉例來說，一個夏天午後，雷雨交加，我在茶室躲雨的一小時內便目睹了二十次口交。對希望參與或研究此一活動的人來說，首要考量是找到好戲在哪上演。
有時候，也會有意料之外的線人，提點我活動較頻繁的地方。在我的研究前期，某次我在茶室窗邊等待顧客上門，一個男人向我走來（我事後推測，他應是著便衣的公園巡邏員），他先解了尿，跟我聊了一下天氣（雨都沒停），他唐突地一語道破：「嘿，老兄，如果你在找人做愛，你來錯地方了。因為黑鬼惹麻煩，這個公園我們嚴加管制啦。去〔雷根〕公園東北角的便所試試看運氣吧。你會找到一堆人在那活動。」他說的對。我最得意的幾次觀察，就是在他推薦的點做成的。然而，通常我只能進到一間茶室，等待、查看——耗時又耗油的方法。不過，當我用這種方式調查了二十幾間公廁後，慢慢有辦法見微知著，觀察特定的外觀跡象，就分辨出哪些茶室比較熱門。最明顯的跡象就是設施的相對位置。溫暖的季節裡，偏差活動頻繁的茶室通常遠離其他公園設施（如：行政大樓、商店、網球場、遊樂區和野餐區）。在我研究中，活動最頻繁的茶室全都孤立於遊憩區域之外，因為車道或湖泊把茶室和棒球場或餐桌分隔開來。
我選用「王室森林外緣地」（purlieu）一詞（取自其古代意涵中，步巡皇家林場切隔出的一塊土地）來描述最適合茶室交易的環境。那些把公廁跟公園的其他區域分隔開來的車道與人行道，通常就會引導著人們來到偏差性行為的發生地。同性戀性行為最理想的發生地，是一間矗立於孤島般草地上的公廁；草地的四面八方都被道路包圍。如此一來，逃走用的車子只在數步之外，孩童不容易從遊樂區閒晃過來；沒有人會從樹林或山丘走進茶室，並嚇到參與者；異性戀人士也絕不可能在此停留。根據我的觀察，這類地點的女廁，鮮少有人用。
我們也可以用公廁附近車輛停放的數量，來辨識這間茶室有沒有人在活動。如果兩輛或更多的汽車停在相對孤立的廁所逾十分鐘，那麼八九不離十，同性戀活動正在裡面上演。這種性愛市場開放中的跡象，對參與者來說相當重要。除非有其他駕駛座上無人的汽車，透露了目前有潛在玩伴在公廁裡頭，否則茶室參與者鮮少會進入公園廁所。一個寂寞無伴、剛抵達茶室的人通常會在他的車子裡等著，直到至少一人也停車在附近。當附近有高爾夫球道、動物園或其他會引來車輛的設施時，這種信號會變得模糊不清，這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單獨設立的廁所這麼熱門。
另一項辨識廁所有人活動的方法，則需要我們進一步細心推敲。在此，我指的是窗戶和門的狀態。玩茶室遊戲的人必須知道有人靠近，因此，像門如果嘎吱嘎吱作響或卡住的話就很有幫助。然而，窗戶的狀態更為重要。如果窗戶用了毛玻璃、被釘死，或沒有破掉的窗格，那麼研究者便可能可以推測：這個地方很少用於同性戀邂逅。
我曾在某西部城市觀察到這個規則的例外情形。那兒熱門的聚集點是一間位於柱廊步道之下的廁所。有通風口，沒有窗戶。出入公廁得靠一環形金屬樓梯，早在闖入者能看到房間裡的情形前，就能聽到鏗鏘的腳步聲。正常來說，受歡迎的廁所每扇窗戶都至少有一個破窗格，除非窗戶一直是開著的。殘留在窗框和外側紗窗間的玻璃碎片，暗示了破壞是自廁所裡面，而非外面發動的。偶有來自外部的建物毀損，譬如第五章將述及的青少年攻擊。但是當春天來臨，廁所開放或整修之後參與者進入茶室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要打破一些玻璃窗片，且這些窗片是謹慎選擇過的，如此一來，在裡面的人才能看見正在靠近廁所的人是誰。
塗鴉也能提供一些公廁用於偏差活動的徵兆。單就數量而言，留言的多寡多半取決於上次重新油漆或洗刷牆壁的時間遠近，牆壁塗覆物的類型也會影響。這種標記的數量，似乎也與公廁所在的周遭環境有所關聯。座落於下層階級社區、商業區或靠近學校的廁所，比位在中產階級或住宅區的公廁更容易招來這類塗寫。
我所發現的塗鴉種類，確實與同性戀使用這些空間的方式有所關聯。在活動較頻繁的廁所裡，我經常注意到的題字有：「秀硬鳥—被吹屌」、「幫吹—10／12／66—早上都在」，或者「我有八英吋長—誰想要？」一個報導人說，像這種新寫未久的記號能讓他確認來對地方了。同性戀活躍的場所顯然缺少縮寫簽名、裸女素描、詩以及某些比較經典的髒話。茶室要是貨真價實，牆壁上的書寫，則會是具功能性的訊息、大白話，大多數男廁塗鴉的幻想內容則付之闕如。同時，本研究推測，當使用者熱衷於同性戀邂逅時，可能沒有閒功夫進行更具創意的塗鴉。

數量與多樣性
參與者能辨識出來公廁的可用性（availability），這點吸引了為數可觀的男人投入非個人化的同性情慾活動（無論他們帶著什麼樣的理由）。只要簡單觀察一下，就足夠引領這些參與者、研究者（可能還包括警察）來到活動中的茶室。然而，若要精確評估參與此活動、且時間長到有代表性的男性人口的比例，困難度則大大提高。即便有完善的抽樣程序，想要對這個流動性的族群進行最起碼的普查性觀察，則必須要動用一大群助理人員才能完成。總括來說，至少一定程度上能確定的是，美國男性參與茶室性行為的百分比，比成年白人男性人口的百分之十六略低。金賽（Kinsey）發現，這百分之十六的人，從事同性戀行為的程度跟異性戀行為一樣多。
參與者向我證實，茶室中的男人，一天內跟十位男士口交並不罕見。我個人曾目睹一個口交者在我觀察的半小時內，連續幫三個男人口交。有一位報導人，他與研究者共同完成了許多錄音訪談，則聲稱他在旺季裡平均每天吹了三個男人。
這類服務甚至還要排隊。某個溫暖的九月，週六，我從口交現場離開，一邊向尾隨著我離開的男人搭話：「裡面還蠻擁擠的，對吧？」「該死，是啊，」他回答。「在這你得拿號碼牌，乖乖排隊了。」
很多人會重複造訪同一處公廁。這些男人將成為其他人眼中的常客，甚至每天都會出席；他們在往返工作場所的途中，在同一間廁所停留。一位五十多歲、快六十歲的醫生，常準時在特定的一間廁所出現，讓我開始期待我們的每日閒聊。這位身強體健、和藹可親的報導人說，這幾年來，週間傍晚（除了週三放假之外），他都會在這間廁所停留，「來讓人幫我吹吹」。另一位報導人是個工作時間有彈性的業務員，每天會「露面」不只一次——通常在他最愛的男廁間出現。在我們的正式訪談中，這個男人坦承他過去二十四小時內有過四次高潮。
根據我訪談的報導人表示，在茶室裡找尋非個人化的性的人，多半確定會找到他們想要的菜（玩伴類型）…
「你就走進茶室。你可以在那兒勾搭一些很優的貨色。容我再說一次，就是真正快速的性；而且，如果你愛這味，太好了——你滿足了。你釣到個男人，解決掉他；過沒多久，又釣到另一個。」
…當他們想要性時：
「喔，我會去，那裡總是能找到人吸你的屌，不分早晨、中午還是晚上。我知道一堆傢伙會上班途中在那兒停留——整天都有人。」
正是這種數量和多樣性，能持續讓茶室活絡地像是交易各種一夜情的市集。
至於男同志（同性戀）社群裡會去酒吧的那群人裡，只有少部分會出現在公園廁所。但很明顯的，在任何美國城市過著以同性戀文化為主要生活型態的人當中，同志酒吧的顧客只佔一小部分。所謂的櫃妃［按：未出櫃的皇后］和其他種隱藏身分的偏差者，則構成了從事同性戀行為者的絕大部分——這些人，就是最會受到茶室邂逅吸引的人們（見第六章）。
茶室之所以受歡迎，不是因為它們為同性戀者提供了一個聚集場所，而是因為它們吸引了各式各樣的男人，這些男人中只有少數人活躍於同性戀次文化中。當考慮參與者的樣態時，我們會發現他們之中有一大群人並不擁有同性戀的自我認同。基於種種原因，他們不想被看作是擁有同性戀認同的人，也不會跟那些人有「社交」上的往來。

第一章　公共場所的「私密」邂逅

「儘管合意的『一夜情』在許多場所都可能發生（如：澡堂、街上、公廁），達到性高潮前彼此互動的細緻或簡略程度也可能大異其趣，但這些行為共享了一項不可或缺的特色，那就是當事人都期待著不需要義務或承諾的性。」

週間某日傍晚，剛過五點不久，四個男人走進了一間位於市立公園的公共廁所。一人穿著剪裁合身的西裝；另一人腳踩網球鞋，身上套著短褲、T恤；第三人身上加油站的卡其制服還來不及脫；最後一人是個業務員，鬆了開領帶，把他的運動外套丟在車上。是什麼原因，讓這些男人駛離高速公路上返...

導讀

畢恆達（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茶室交易》這本書，在臺灣甚少有人提及。我第一次閱讀，是在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學博一的必修課：研究方法（1986年）。課堂討論的是第二章「方法：社會學家做為一位窺淫者」。當時覺得韓菲瑞斯（Humphreys）實在太酷了，可以在那麼困難的田野找到「把風者」（watch queen）這個本來就存在的位置/角色。研究者既不需要參與田野中的性活動，研究行動本身又不干擾田野。而他既有系統又細緻的田野描述，讓讀者彷彿親臨現場。然後，幸運地在紐約的Strand二手書店以美金個位數的價格買到此書（原價要30美元），因而有機會在家中慢慢閱讀。回臺灣任教之後，也曾經將此方法章節列為質性研究課程中田野觀察記錄的閱讀教材。
即使沒有研究公共性行為，也會經常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書籍中瞥見《茶室交易》。幾乎很少例外地，只要討論學術研究倫理免不了會以《茶室交易》做為錯誤的範例（另一個是Milgram［1963］的服從電擊實驗）。他們認為這個研究「有問題」（dubious, Kelly & Ali, 2004）、「具爭議」（controversial, Neuman, 2006），且「惡名昭彰」（infamous, notoriety, Bryman, 2001）。於是乎，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的學習者，不知道此研究的時代背景，不清楚研究的學術貢獻，但似乎都深植了如下的印象：韓菲瑞斯是違反研究倫理的糟糕的學術工作者。
幾年前到美國開會，逛紐約書店又買到Laud Humphreys的傳記（Galliher, Brekhus, & Keys, 2004），特地不請書店代為郵寄到台灣，等不及就在回臺飛機上閱讀。這才更進一步認識了他充滿傳奇的一生。23歲時他父親過世，留下一封信寫道：「很遺憾我們沒有分享彼此的秘密，這讓我們沒能很親近」（原來，父子倆都是同志）。50年代擔任神職人員時，許多不敢出櫃的同志，找他諮商尋求協助。60年代參與人權運動，把黑人帶進教會，引起白人不滿，持槍闖進他住處，導致太太流產。66年向法務部投訴有家餐廳不肯服務他的菲裔友人（當時種族的空間隔離非常嚴重），在聯邦調查局（FBI）留下檔案。72年帶領反越戰的學生遊行隊伍，走到徵兵場所，將尼克森總統肖像取下撕毀，因而入獄三個月。74年在美國社會學會研討會上出櫃，此後在社會學界致力推動同性戀研究的學術組織與論文發表，並積極參與洛杉磯地區的同志運動，直到88年因肺癌過世。
回到《茶室交易》，這本書獲得由美國社會問題研究學會頒發的C. Wright Mills Award傑出書獎，但也因為研究倫理的問題，讓他失去教職。韓菲瑞斯於60年代中期就在公園公廁中以把風者的角色觀察男性性行為。在取得少數觀察對象的信任後，也進行訪談。然而願意接受訪談的茶室參與者偏向高教育程度者，為免樣本偏差，他偷偷記下公廁參與者的汽車牌照號碼，並經由警察機關獲得車主的姓名與地址等資料。隨後再擔任一項政府健康調查的訪員，登門詢問他們的婚姻狀況、職業、政治態度等相關資料。這些受訪者並不知道訪員曾經觀察過他們在公廁的底細。批評者認為他的研究涉及層層欺騙，會讓大眾對社會科學家失去信任；今後公廁中的參與者，不只要對警察提高警覺，還要時時小心偽裝成旁觀者的社會科學家；研究資料若不小心遺失走漏，會傷害很多當事人。韓菲瑞斯承認他不應該追蹤汽車牌照號碼，進而到他們家裡訪問。如果研究可以重來，他會花更長的時間與當事人建立關係，以找到背景更多樣、願意受訪的人。這樣即使樣本仍然沒有代表性，但是資料至少會豐富些。他也辯解，如果要觀察具有高度污名的行為，就得偽裝成船上的一員。如果高掛「我是研究者」的名牌，在公廁中只會看到沖馬桶的身影。他非常謹慎將可以辨識參與者身份的資料銷毀，而他的研究成果有助於去除男同性戀的污名，因而受到同志社群的認可。他也說明，為了降低受訪者可能被他人指認出來的風險，他寫作變得有點綁手綁腳、不動感情；為了保護關鍵報導人的隱私，他無法像Whyte（1955）一樣寫出動人的研究歷程。
出版四十年後重讀此書，仍覺興味盎然，深受啟發。首先他使用系統觀察單，詳細記錄公廁參與者的身體互動過程（事實上參與者極少交談），書中舉例的幾段觀察記錄，活靈活現（當然也有評論者認為噁心、猥褻）。對啊，如果只有描述，可能讓人有獵奇的聯想。韓菲瑞斯進一步將參與者分類，包括玩家、異男、菜鳥、暴徒等；並強調在每次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事先決定，而是在過程中逐步形成。亦即角色不穩定、有彈性。接著他辨識互動的步驟與階段，如接近、定位、發信號、調度、締約、前戲、繳械、清理戰場，並討論參與者如何處理外來的入侵與偶發的風險。由於他另外參與了健康調查，獲得實驗（偏差）組與控制組的樣本（雖然不能保證控制組中就沒有茶室的參與者），因而可以對照參與者的社會屬性與茶室行為之間的關係。他依據職業與婚姻狀態，將參與者分成易男、糊性戀、同志、櫃妃四種類型，說明他們的政治態度與生活風格。從活動描述、角色類型、進行步驟，到參與者的社會屬性影響、茶室活動對社會大眾的衝擊，一層一層解析，結合了個人心理、群體互動與社會態度之間的關係，讓讀者理解在特定社會結構中茶室活動的意義。
這個研究遠在紐約石牆（Stonewall）運動之前，當時社會對茶室參與者的印象，咸認為他們是罪犯，會破壞社會秩序、帶壞小孩。然而韓菲瑞斯發現茶室參與者除了男同性戀之外，很大一部分是處在婚姻關係中的異性戀者，他們藉由與陌生男人的性愛來獲取心理的快感或婚姻的補償。根據他的觀察，也指出茶室活動是成年人雙方同意下的互動，不會騷擾陌生人，反而小心翼翼不要在他人面前洩漏他們的活動。陌生人如果沒有表現出有興趣參與的徵候（例如展示勃起的陰莖），不會有人騷擾他。他的另外一項學術貢獻，是提出到現在都還適用的理論概念：正義的護胸甲；亦即偏差者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具有不名譽的特質，因而不自覺發展出一種過度令人尊敬的自我表演。將自己變成正義的化身，來掩飾無力抵抗曝光驚恐的弱點。至今，我們仍不時可以在新聞媒體看到這樣的公眾人物。
《茶室交易》是田野研究方法極佳的參考書，也是討論研究倫理的好素材。弔詭的是，它一方面開啟、鼓舞了此後的公共性行為研究傳統，一方面研究的倫理爭議，卻又促成學界對於研究倫理的嚴格規範。進入偏差行為的田野，愈來愈不可能。由於知情同意等學術倫理規定，80年代之後，有關性慾的研究以文本分析為主，而不是田野經驗研究。社會學變成只研究人們「說」了什麼，而不是他們實際做了什麼。酷兒理論中，人文與社會學的不均衡發展可見一斑。結果，因為缺乏相關社會學經驗研究而無法對於愛滋政策擬定提出具體有效的建議。韓菲瑞斯所提出的正義的護胸甲概念，也正足以說明田野經驗研究的重要性。
韓菲瑞斯將他個人的社會實踐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而他的研究則同時處理個人與社會結構的關連。後來的研究者推測，他在茶室扮演的可能不是把風者的角色，而就是茶室活動的參與者。他研究的是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的次文化。在研究過程中，他曾經因為在公廁附近徘徊而被捕，但是他寧願被抓到看守所遭訊問搜身，也沒有亮出研究者的身份。他在「偏差行為」課堂的開場白是：「我抽煙酗酒吸毒，好，我們現在來談什麼是偏差行為」。除了眾所周知的研究倫理爭議，他在人權運動、同志運動、反戰運動的積極身影，也是我們理解《茶室交易》的重要線索。中譯本雖然遲了四十年，但是期待會有許多幸運的人可以因此認識韓菲瑞斯這位精彩人物的傳奇。

導讀

畢恆達（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茶室交易》這本書，在臺灣甚少有人提及。我第一次閱讀，是在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學博一的必修課：研究方法（1986年）。課堂討論的是第二章「方法：社會學家做為一位窺淫者」。當時覺得韓菲瑞斯（Humphreys）實在太酷了，可以在那麼困難的田野找到「把風者」（watch queen）這個本來就存在的位置/角色。研究者既不需要參與田野中的性活動，研究行動本身又不干擾田野。而他既有系統又細緻的田野描述，讓讀者彷彿親臨現場。然後，幸運地在紐約的Strand二手書店以美金個位數的價格買...

前言

《茶室交易》冶眾多社會學傳統於一爐。這份獨特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在健全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上，建構起性行為社會學（sociology of sexual behavior）。本書內容處理了性行為議題，更精確的講，是同性戀行為。但這份研究的意義比它內容本身的意涵更廣更遠。
延續至今的都市生活研究傳統始自亨利．梅修（Henry Mayhew）的《倫敦工人與倫敦窮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在這支傳統中，韓菲瑞斯協助我們理解：帶著特別品味、需求、興趣和問題的人，都能在都市發展出他們的利基，並在此位置上向一群志同道合又相互支持的人們展現他們自己。都市就是這樣的地方。各種都市場所經多重使用的例子，在梅修的作品裡汗牛充棟，順民與叛眾運用城內地方的方式不約而同。因此，他這份永垂青史的研究第四冊的廣告文案，如此描述本書：
這一冊處理的對象類型是非工人（Non-Workers），換句話說，就是大都會裡的危險類別。……這一冊準確地敘述了他們最喜歡出沒的地方、他們在倫敦主要的聚集地，以及他們的生存方式。此外，這一冊穿插著許多超級有趣的自傳，原汁原味，實話實說，乃至於揭露了縝密複雜的邪惡犯罪計畫，大都會本是其淵藪。這一冊也證明了諸多預防措施更合理、更有效，只供矯治的辦法難以望其項背。惡行的各個步驟都有詳加調查與處理，以確保能夠提供所有可能讓衛道人士、慈善家、政要以及一般大眾感興趣的資訊。簡言之：面紗已被掀開，梗概昭然布公。
長期以來，社會學家一直著迷於城市中社會模式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也對於相異的群體和不同的活動同時並存的能力深感興趣。史特勞斯（Anselm Strauss）曾提出這樣的觀察：城市即如「地方」，鼓勵居民活用，來從事私密活動，而都市社會學家對此則著迷不已。在他看來，這情況正好跟「都市失序」這樣的老生常談相反。史特勞斯評論道：
這群試著從他們原先居住的小鎮區或同樣具壓迫性的都市家庭逃離的人們，傳統上會聚居在某些都市區塊內，這些區塊稱為「村」、「塔鎮」（tower towns）、「靠北邊」（near north sides）和其他波西米亞或擬波西米亞式的地區。在這裡可以發現希望隱私被特許的人：倡伎、同性戀者、皮條客、罪犯，以及藝術家、咖啡社群、藝術愛好者、禁忌的戀人們——任何、所有熱切渴望把大都會的小鎮風情拒於千里之外的人。
韓菲瑞斯的研究拓展這些社會學旨趣，跨出傳統對於居住區位或專營物業（如：低級舞廳區或同志酒吧）的關懷，突顯許多城市設施的另一面。非個人化的同性戀活動可以在尋常的公園廁所彼此接頭，此情此景正說明：城內地方可能由不同的客群使用，用途千變萬化，有時候甚至在道德上彼此衝突。乍看不可思議的結果，其實司空見慣：如何運用時間、空間、科技資源、資訊和人際接觸，皆有社會建構的模式可循。從通俗觀察中展現這些模式，是這位社會學家的貢獻。先前的研究已經顯示，特定的場景如何在一日中的不同時段改變它們的顧客群，例如，一家酒吧在白天是屬於工人的小酒館，到了晚上便成為波西米亞族碰頭、廝混之地。韓菲瑞斯貢獻的獨到之處或許在於，他用貝克（Becke）、高夫曼（Goffman）、葛芬柯（Garfinkel）等社會學家發展出來的微觀社會學技術，分析某個情境。情境裡交織了兩種機制：一種機制只當此地為解決一般世俗功能［按：大小便］的必要場所，公園裡衛生排泄的地方，而另一種機制則用此地來滿足地下同性戀情慾。兩種機制輪流主導這一百平方呎［按：約2.8坪］大小的空間，數分鐘便交替一次，日日操演，有條不紊。這裡的對比特別具有戲劇性，因為他的研究處理了被污名化的行為。操演的結構井然，箇中原則，意蘊還要更廣，有助於理解都市的各種特質。
互動與成人社會化的社會心理學，是本書影響深遠的第二個領域。用高夫曼的話來講，「茶室」是一種聚焦的集會場合（focused gathering）。在聚焦的集會中，人們有特定種類的事務要辦理，而在辦理的過程中，他們必須接受特定的代價和風險，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對於出自此特殊情境且高度結構化的模式進行分析，能增進我們對較普遍的互動規則的理解：在形形色色類型的日常邂逅中，人們按照這些互動規則管理他們的身分認同、創造印象、朝他們的目標前進，並管控著關於他們自身的資訊，將與他人協調行動的成本和風險降至最低。韓菲瑞斯的研究展示了，參與者如何透過協商，建立起一套互動模式。在這套互動模式中，每個人得以保護自己，也保護著他人，同時建立起許多角色形式，讓他們自己能獲得滿足，也能照顧到他人的需要。簡言之，他向我們顯示了茶室邂逅如何被建構成一個對參與者而言的正和遊戲（positive sum game）， 以及在這樣的邂逅、相遇中，一個規範性結構是如何發展起來，以確保遊戲的結果是正向的，而不是零和或負向的。
本書的分析強調了所有互動中都存在的一個面向：對於聚會參與者身分資訊的保護。這些事件中的沈默和非個人性／沒人情味（impersonality）是一種保護參與者珍惜的其他身分（如：丈夫、父親、社區裡受尊敬的一分子、陽剛之人）的方式，只有當我們覺察到這種功能，我們才能懂得沈默和非個人性／沒人情味的真義。如同其他所有的互動，這樣的社會過程被建構起來，目的在於避免參與者過度投入。有些參與者的需求在這情境中被視為是不妥當的，如果互動規範沒有妨礙這些參與者的話，他們可能會不知饜足。
透過本書我們也學到了社會性定義（societal definition）的影響；即使像茶室如此秘密和匿名的活動，依然難逃社會性定義的影響力。韓菲瑞斯向我們呈現了，茶室的互動結構會因為在那裡發生的行為的禁忌性而有所調整。茶室的互動結構也會適應來自外在社會的威脅（警察、聰明的青少年或未預期的路人甲）。我們發現，茶室裡的互動綁手綁腳，一方面是參與者意欲節制投入程度，另方面則是因為他們的作為蒙受污名。污名深重的茶室活動經此安排，才顯得稀鬆平常，理所當然。只要沒有交談，只用最低限度的手勢或姿勢來溝通，參與者便可以掩飾每個人私自對當下發生行為所進行的不同詮釋。有人懷疑，如果參與者能夠自由地談論他們的所作所為，這種聚會怎麼可能繼續維持正和遊戲。胡可（Evelyn Hooker）已觀察到，即使經歷長時間建立了友好關係，同性戀者在訪談中也很難討論他們特殊性行為的細節，以及他們對性行為的感受。
就如同本研究將茶室視為「聚焦集會」並加以細緻地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互動過程，韓菲瑞斯對參與者特徵與屬性的分析，則勾勒了這群同性戀者的生涯社會化過程。 在過度簡化的「同性戀」標籤下隱藏著各式各樣的身分認同，本書第六、七章呈現的資訊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社會化進入這些身分認同的例子。站在休斯（Everett Hughes）和貝克的傳統上，這份研究執行了一項重要的社會學任務：將其發現的身分認同，連結到社會結構性因素（婚姻狀態及獨立型／依賴型職業）。這些結構性因素限制著個體同性戀認同的發展。這顯示出，個體面對自身性行為所採取的一種特殊姿態，會因著他所處的特殊結構位置而加以調適。就很像商業主管、陸軍軍官或工廠工人的職業認同，都會隨著他們特殊的社會結構處境而調適一樣。簡言之，韓菲瑞斯的研究使用了休斯和他學生用來研究職業認同的方法，讓我們學習到參與者如何建立起一種休閒性認同（recreational identity）的成人社會化過程。他的作品提醒我們，很多關於偏差行為（特別是藥物使用）的文獻，可以視為對特定種類愛好者（hobbyists）的研究。也許，我們需要將合法嗜好愛好者的處境（如：釣客、獵人或攝影家），與擁有見不得人嗜好者的處境（如：性偏差者、藥物使用者、色情圖文消費者、週末嬉皮士等）加以系統性地比較。
很明顯地，這份研究為我們對偏差行為社會學的知識做出了最直接的貢獻。它與過去十五年的許多作品共處於一個傳統。這個傳統試圖檢驗偏差行為的例行常規基礎，而不只是把偏差行為當作是深奧難懂、難以言喻的神祕行為。在眾人比較熟悉的偏差行為類型（犯罪、青少年行為不檢、藥物使用及飲酒）的社會學研究中，這種觀點已經相當常見。然而，一直存在著一種持續性的趨勢，將性偏差當作某種特例，並不受根據一般社會行為原則所進行的分析所限制。讀韓菲瑞斯的研究，我們不得不正視：他研究的行為是可以從社會面剔透明白的。胡可、蓋格農（John Gagnon）、萊司（Albert J. Reiss）和賽門（William Simon） 等作者也跟韓菲瑞斯同聲相應。
當韓菲瑞斯開始他的研究時，他感興趣的是進行廣泛的同性戀行為社會學研究。這個興趣受到他從事神職工作的刺激，當時許多教友會帶著他們的同性戀問題來找他，尋求諮商輔導。他展開研究的方式，其實就是用現在偏差行為研究者常見的方式，所謂的「進入田野」（going into the field）。他從他感興趣的團體會聚集的各種地點中，選了社會能見度最高的一個開始著手——在本例中，就是同志酒吧。這樣的起手式對於有興趣研究同性戀行為的社會學家而言是非常容易的作法，因為有些已出版的指南已條列出全國大多數城市的主要同志酒吧。頭幾個月，韓菲瑞斯的田野工作以常見的方式進行著：他認識了幾位報導人，並逐漸熟悉能見度較低的聚集場所（例如：作為牛郎與同性戀接觸點的咖啡廳）。在這田野工作的過程中，他開始瞭解在他進行研究的城市裡，同志場所與同志派系的階層化情況。如果他持續追著這條線做下去，韓菲瑞斯極有可能會生產出一份傳統式的偏差次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在現有的社會學文獻裡，已經存在著許多極出色的模範。就他感興趣的這種特殊的偏差類型而言，一個「傳統」的研究也非同小可，因為到目前為止只有胡可的作品搆得上是對這個次文化的細緻經驗研究。
然而，隨著研究進展，當我們討論他的研究時，他和我都對只做個坊間常見的研究感到不甚滿意。會有這樣的不滿意，就他而言是因為他擁有對不同類型同性戀者的廣泛知識。我不滿意的原因，則來自我閱讀過萊司的重要倡伎研究論文，以及約翰．瑞祁（John Rechy）的小說後，發展出來的想法。我們觀察到，雖然萊司的論文提供了一個對青少年牛郎次文化的傑出分析，但關於為青少年牛郎文化提供消費者需求的同性戀者，它幾乎沒有告訴我們任何事情。時報廣場（Times Square）和瑞祁小說中的葛利菲斯公園多有同性戀牛郎聚集，早已不是秘密，然而，對於那些使用這些設施、卻未涉足玻璃圈或牛郎界的個別男子，文獻卻繳了白卷。這些男人，是論及同性戀的文獻所看不見的人。
這種社會學知識的狀態，對偏差行為的經驗研究而言是典型的情況。社會學家發現，要研究特定類型的偏差人士會比較容易，也比較適當。那種高夫曼稱之為社會偏差者的類型，「那些被視為自願降級並坦然接受其社會位置的人，以及那些不遵照規則來行動且某種程度上反叛了我們的基本制度的人 」。 這些社會偏差者進而聚集到一個次社群或場域，形成偏差者的社群。高夫曼會滿足於將所謂「偏差」的研究領域限制在這種團體裡，但偏差行為研究者的學術目標顯然更廣泛，而且應該包括所有即使沒有形成特殊社群或次文化，但偏差性很明顯的那些人。或許，有條有理、涉身其中的個體很看重的偏差行為，其社會面結構強韌，不成次文化，恐怕是偏差行為社會學最乏人問津的蠻荒之地。
對我們而言，聚焦在最後這一種人會比研究同志世界更能做出有用的貢獻。因此，有一陣子韓菲瑞斯嘗試發展出方法，從牛郎轉而研究他們的恩客，並獲得了些許進展。然而，當我們在討論他初步造訪茶室的成果時，我們兩人都發現，茶室提供了一個更佳的切入點，以轉移原先放在同志世界上的研究焦點。原因是，對茶室活動的初始估測顯示，使用茶室的人更多，遠勝過尋求牛郎當性玩伴的人。簡言之，在這尋求非個人化同性戀經驗的市場上，專業者的數量似乎遠遠不如業餘愛好者的人數。另一個影響我們決定的因素是，就透過非口語手段以維持高度結構性的社會場域而言，茶室似乎是個獨一無二的社會場域。該場域的這個面向本身就很值得研究。
當所有資料都進來，且分析完之後，情況發展成：茶室場景不像我們所期待的那麼缺乏次文化的影響。就參與同志世界的程度而言，茶室主顧們的差異程度相當大。不過，對許多男人來說，茶室似乎代表了他們與偏差的性場所接觸的唯一管道，而這些人在高夫曼的定義裡，可能不會被認為是社會偏差者。於是，韓菲瑞斯成功地研究了一群涉足偏差行為的人。這群人從事偏差行為時非常獨來獨往，但如同他分析所展現的，肯認這點並未削減偏差行為具備相當社會意涵的事實。
對這個團體的分析——無論是分析他們在茶室情境中的行為，還是他們管理自己不名譽狀態的方式——都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嶄新的圖像。希望這份研究結果會鼓勵社會學家，向外找尋其他偏差行為參與者非結構化的集體狀態（unstructured collectivities），以研究這種偏差行為是如何組織，以及為什麼會被組織起來，並且只憑藉著最小的次文化支持便能存續下去。很可能在任何這類研究中，研究者會像韓菲瑞斯一樣，必須彈性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從觀察法、檔案法、對話訪談到問卷調查，取決於何種問題需要解答。
雖然韓菲瑞斯成功超越了把同性戀視為一項以次文化為基礎之行為的限制，但他的研究忽略了一個重點。這個忽略是他特殊的方法論取徑必然的結果，因為這個取徑必須保護大部分隨機選取的報導人，使他們免受焦慮所苦；研究者光是向報導人表示興趣，便可能使他們產生這種焦慮。這份研究並未試圖仔細分析同性戀行為對參與者的個人意義。關於為什麼他們要參與茶室行為，茶室行為在他們內在的心理生活或自我認同（ego identity）的維繫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本研究提及甚少。這個面向的同性戀社會心理學，代表了一個未來研究的重要領域。韓菲瑞斯成功地獲得他稱為「十二位深度報導人」（intensive dozen）的次樣本，暗示了這種研究是可能的——如果研究者能給予報導人足夠的匿名性保證，且在與報導人接觸時足夠敏感，以避免傷害了報導人在同性戀場景之外維持「異性戀直男」身分的平衡。截至目前為止，同性戀行為這方面的調查依然主要是心理學調查者的領域，特別是精神科醫師和其他治療取向的專業工作者。越來越多的社會學文獻對這種治療取向文獻中呈現的「同性戀」圖像表示質疑。這些社會學文獻建議，若要妥適地理解對一個龐大、多樣且被標籤為「同性戀者」的群體而言，性行為之於他們個人的意義，只可能尋求不依賴治療來篩選樣本所完成的心理學研究。
即使韓菲瑞斯的研究沒有提供動機因素的清楚圖像，但仍有許多重點值得推薦給關心同性戀行為的政策制定者，以及關心茶室特別作為一個公共、非個人化的性行為場所的決策者。有些人過去的經驗主要將他們暴露於複雜的國際化環境中，在這些環境中同性戀不再承載著它傳統的負面標籤，社群可能以苦惱和憤怒回應同性戀活動的曝光，而這些人很容易低估社群反應的程度。我們可以感謝約翰．傑拉希（John Gerassi），因為他對一個社區（愛達荷州博伊西市）進行了深入的新聞報導研究。在這社區裡，公眾過分關注同性戀的危險，結果不但危害到個體的生命，大抵也會傷害社區本身。警方的道德業務貌似公事公辦，實則一個地方一種作法，在全國許多城市傷害諸多個體，這些傷害本來都可以避免的。警方從執法機構抽調資源，這些資源原本可用於處置對公共秩序與公民人身安全造成更大危害的行為。
警方的道德業務奠基於諸多迷思之上，導致他們直搗茶室和其他同性戀聚集地。《茶室交易》的重要貢獻之一，便是戳破這些迷思。韓菲瑞斯呈現了，茶室不是對無知青少年的道德危害，也不是單純的社會公害（它們被如此指控）。他小心謹慎地分析了這種受到約制的互動過程（性活動的契約透過此互動締結而成），及這種互動的脆弱性。他的分析顯示出，同性戀行為並不具有攻擊性，也不張揚，而這兩點，恰是鼓勵與捍衛警察鎮壓的「道德企業家」（moral entrepreneurs），在支持這種十字軍行動時賴以論證的指控。
總結而言，《茶室交易》對我們瞭解一種特殊型態的偏差性行為，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希望，它對於性行為、廣義的偏差，以及城市地點的社會心理學研究，都能夠發揮作用指出更具彈性的研究取徑。我也希望，它能為那些力圖替同性戀活動形構一個更理性、更不具傷害性的社會政策的人們的努力，貢獻一個有用的社會科學基礎。

李．瑞恩瓦特（Lee Rainwater）
於　哈佛大學

前言

《茶室交易》冶眾多社會學傳統於一爐。這份獨特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在健全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上，建構起性行為社會學（sociology of sexual behavior）。本書內容處理了性行為議題，更精確的講，是同性戀行為。但這份研究的意義比它內容本身的意涵更廣更遠。
延續至今的都市生活研究傳統始自亨利．梅修（Henry Mayhew）的《倫敦工人與倫敦窮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在這支傳統中，韓菲瑞斯協助我們理解：帶著特別品味、需求、興趣和問題的人，都能在都市發展出他們的利基，並在此位置上向一群志同道合又相互支持...

導讀
前言
謝誌

上篇　公共場所的非個人化的性
第一章　公共場所的「私密」邂逅
第二章　方法：作為窺淫者的社會學家
第三章　規則與角色
第四章　集體行動的模式
第五章　遊戲的風險
第六章　鄰家男人
第七章　正義的護胸甲
第八章　快感、承諾與社會控制

下篇　評價與迴響
後記：倫理問題
回顧I：社會研究中的倫理議題
社會學式的窺探者與新聞說教者
茶室交易：社會研究中的手段與目的
反省：非個人化的性
回顧II：社會研究中的倫理議題

譯後記
索引

導讀
前言
謝誌

上篇　公共場所的非個人化的性
第一章　公共場所的「私密」邂逅
第二章　方法：作為窺淫者的社會學家
第三章　規則與角色
第四章　集體行動的模式
第五章　遊戲的風險
第六章　鄰家男人
第七章　正義的護胸甲
第八章　快感、承諾與社會控制

下篇　評價與迴響
後記：倫理問題
回顧I：社會研究中的倫理議題
社會學式的窺探者與新聞說教者
茶室交易：社會研究中的手段與目的
反省：非個人化的性
回顧II：社會研究中的倫理議題

譯後記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