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捨不得

得獎紀錄： 2006-10-01 雜誌 >> 《文化快遞》文化閱讀 >> 推薦《就是捨不得》
2006-10-01 雜誌 >> 國立台中圖書館《書香遠傳》 >> 推薦《就是捨不得》
2006-09-23 廣播 >> News98張曼娟「幸福號列車」 >> 推薦《就是捨不得》
2006-09-12 報紙 >> 《自由時報》副刊 >> 推薦《就是捨不得》
名人推薦：★中研院院士夏志清專文推薦

94.10.26

寧願相信

第一次身邊親愛的朋友憂鬱症自殺身亡時，我三十出頭，哭得痛不欲生。當時我極度自責，沒有接到他最後一通電話。可是我怎麼想得到呢？明明情況已經好轉了啊，他已經又跟人群接觸，能在電話中說笑，還會關心我的情況。我氣朋友瞞騙了所有人，我當時告訴自己絕對不可以放棄身邊任何情緒低潮的朋友，我以為我了解了憂鬱症。

十年後，我又被矇過了一次，我又疏忽了一次。最後一次夜裡在我的辦公室長談後，她在走廊上一轉身，笑問我：「老師，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好多了？」

不是我粗心，難就難在我始終懷抱了希望，寧願去記得那些好的，相信還是會有一些正面的可能。直到隔日報紙上引述了精神科醫師的話，重度憂鬱初復元才是最危險的階段，經驗與記憶才又轟然回到腦海。

太多次的輔導長談，鼓勵之外，還是鼓勵。在她那次服藥過量送醫後，有老師建議讓學生自動休學。我一念之間，還是不忍。九月颱風天過後，大家又在學校碰面，她穿著一條寶藍色及地長裙。不知是因為她的清瘦還是陰霾的天氣，記憶中那個下午有點涼。

是我做錯了什麼嗎？整整二十四小時馬不停蹄的料理善後中，這個念頭只是模糊快閃而過。我有哀慟的家長要安撫，我有害怕的同學要照顧，我得應對媒體，與學校其他相關單位保持密切聯絡。但是只要有一絲的空檔，那個小小的聲音還是不放過我，是我做錯了什麼嗎？

當天比我早一步到達出事現場的記者，在追思會上告訴我看到了她最後的面容。很安詳，他說。沒有任何掙扎過的表情，雙唇微張，像是欲言又止。幾乎算是美麗的。

我寧願相信他說的是真的，不想去追問。

最大的差別原來是，還能不能相信一定會有正面的可能。

我並不是生來就這樣盲目相信的。我也曾經歷過外人所不知的低潮挫敗，我在將近四十的前夕開始經驗了一次次生離死別，我的相信是用午夜夢泣的淚水清洗出來的，是一次一次的心痛撞擊下的痕跡。

快樂是什麼？總聽見身邊有人在問。

快樂就是現在，就是你不知道也許會有更巨大的不快樂來臨前的現在。

聽得到的城市

偶然在一堆舊書中發現了一篇手稿，用的還是當年在中副服務時辦公室的專用稿紙，時間想必是一九八七年左右。那時候我有一個專欄叫「心情記號」，這篇「出土文物」是為那個專欄所寫的，不曉得為什麼被隨意夾進了書裡，沒有收進我任何出版的集子。

可以推想得出，後來我出國念書時負笈匆忙，許多寫過的稿子都沒再整理。我不久前也曾在舊書堆中發現一本小說合集，裡頭有一篇自己的東西，似陌生又熟悉，同樣地被我遺忘了十餘年。我不知道這些散佚的作品究竟還有多少，每一回重逢都是一次心驚。

但這篇當年專欄的稿子在這周末突然現身，格外有感觸。當中我有一段這樣寫道：

一直到大學畢業之前，我都還是個喜歡在電話中唱歌給朋友聽的男孩。高中時我更是成天唱個沒停，同學兩年座位一直在我後面的Ｔ，是那種品學兼優，清心寡慾型的好學生，有一天忽然他跟我說：你知不知道每次考試前你都在唱歌？不知道呀，算不算是一種緊張的制約反應？我很抱歉地問Ｔ，會吵到你嗎？他笑笑回答我說，不會，已經習慣了……

第一次發現自己班上的同學並不全來自台北，是在高一那年。

為了拚北部聯招，他們從桃園、新竹、苗栗、雲林……這些聽起來就很純樸的縣市．展開了他們為人生打拚的第一步。大家當年都是十六歲而已，可是他們離鄉背井的勇氣讓我吃驚又好奇，總是想主動找機會接近他們，想了解他們一個人怎麼在台北生活呀？怎麼準備便當呢？沒有親戚在這兒的，都住在哪裡呢？

我才第一次聽說了有種專門分租給學生的小宿舍，三夾板隔一隔，暗無天日。有電視嗎？只有去吃自助餐的時候瞄一瞄囉！他們告訴我：最常陪伴他們的其實是收音機。
　
這令我對他們更感興趣了，雖然他們總是和自己同鄉形成固定的小圈圈，或是與班上其他外縣市同學更容易打成一片。我主動參與他們的話題，發現常提到的也是一些廣播主持人的名字。我無法正確描述，當時對於他們與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是什麼感覺，大概已經有一種剛萌芽的小說作者習性，在我心中開始騷動了吧？我的腦海中自然浮現十六歲的男生在聽收音機作功課的畫面。我也許自以為懂得了隻身在台北的那分孤寂。

這以後對廣播的感覺再也不一樣了，它總和外地、獨處、深夜聯想在一塊兒。我想像在我居住的城市上方，天空中布滿了輕柔的音符。以前從來不知道，在這樣熱鬧非凡的都會裡，有那麼多人竟然都依賴著那小小的電波耳語。

而我真正也成為了廣播夜貓族，要等到大學畢業第二年，在報紙副刊工作的那段日子。那時剛出版了幾本小說集，對創作正是充滿了難以平息的熱情，報社晚上七、八點下班，回到家便是準備待會兒進入午夜，家人就寢後，自己可以進入繼續寫作小說的狀態。

整個屋子都暗了，除了我桌上的檯燈。世界悄然深邃，除了放在桌旁的板凳上那一座卡式收錄音機，突然就報起了時問：「現在中原標準時間，凌晨兩點正。」我才知道上一個節目已經結束，就是這樣，讓一個又一個節目流逝過去，從「今夜星辰」到「感性時間」，再到「雙星歡樂宮」……寫到不能罷手的紀錄是清晨佛經誦唱開始。趕緊上床迷糊幾個鐘頭，然後梳洗上班去。

這樣的生活循環了將近一年時間。我至今每想起那段日子，都不免覺得有些眼熱。只有收音機陪伴的深夜，獨自振筆疾書，或搜索枯腸，或突然放下筆，被收音機中某首老歌籠罩。

只有那樣的青春，才會對氣氛中的每一個分子如此敏感。

等到電台開放，原本心中那像星河流動的廣播之音，突然就從天上搬到了地面。

我這時已不是單純的聽眾了，時時也有上廣播擔任來賓的機會。人還在國外念書，遇到「打書」時候回國，通告排得極為緊湊，所以說是搬到地面上。我就一家一家電台跑，連圓山的中央廣播電台、新成立的人人廣播電台都上過，心想台北怎麼會一下多出這麼多電台？
　
跑得最遠的當然是位於陽明山上的ICRT了。計程車將我載進一片荒煙蔓草，眼看不可能有任何建築，居然柳暗花明出現一座不起眼的平房。從小在廣播中聽到的美軍電台，到現在的ICRT，總以為是從一幢西式洋房，像電影中那種花木扶疏，甚至還有游泳池、吧檯的俱樂部放送出來的。第一次到此的印象著實難忘。

那回也是我第一次上一個全部用英語訪談的節目。那天的主持人是大衛王，留著長髮，好親切的一個男生，英語發音標準流轉，事後我才知道他在台灣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ICRT第一位本土英文DJ，甚至他從沒到國外念過書。我記得那晚現場節目進行得非常順利，兩個台灣人用英語聊得不亦樂乎，接下來的叩應也滿到應接不暇，我的台北似乎已和紐約連成一線。那是我對景氣巔峰的台北九○年代最後的印象。

讀到大衛王過世的消息，心裡酸酸的，雖然只和他在節目中見過一面而已，但是常上廣播的人就會曉得，兩個陌生人，又是現場，能夠那麼有默契不是常有的事。

從深夜入睡前打開收音機的高中生，到大學畢業後第一次有機會錄音，準時在播出時趕回家裡收聽的小說新鮮人，現在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變得無情了，錄完節目幾乎連播出日期都不再去詢問。

開始與廣播變得有些兒疏遠，一方面也是由於時下節目的內容與風格，不再是我昔日熟悉的，以前喜歡的是它有一種貼心的感覺，現在常常覺得是一個吵字了得。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節目中的歌曲幾乎從來沒有完整播放過，不是音樂出現主持人仍在說話，就是原本該盪氣迴腸的尾奏部分被主持人插進話來。

倒是我身邊太多寫作的朋友，都有了自己的廣播節目。有時偶然坐在計程車裡聽見朋友的聲音，都有一種驚喜的感覺。大家在這座城裡忙來忙去，真正能見面的時間卻拮据。我卻總企圖在他（她）們的廣播聲中多聽出一些什麼，或許是提到他（她）們看了哪部電影，或許是抱歉今天喉嚨有點沙啞，我都想像這也是朋友間的一種交談。廣告的休息時間，我彷彿能看見他們穿著拖鞋，拿著馬克杯去倒開水，許多友誼便是靠著我這樣將聲音配上背景，而不至於對他們有降溫的感覺。聽到朋友在收音機中出現，我總能安心地跟自己說：「我們都在這裡。」

打開收音機，轉來轉去就可以聽見他們其中某人的聲音，這就讓台北在我心中，成為世界上任何都市都無法取代的地方。
才剛去聽完陶曉清女士策劃的民歌演唱系列，向「天水樂集」的創作及演唱人致敬。那個總愛坐在教室裡唱歌的高中生，唱過的歌裡有多少是從李建復唱片中聽來的？是施孝榮唱紅的？是靳鐵章、蘇來、許乃勝的作品？

猶新的記憶，竟然都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了。

當年的「天水樂集」成員，比聽歌的我大不了幾歲。當年自己只顧著聽歌唱歌，沒搞清楚到底這幫大哥哥大姊姊們為什麼做出了兩張這樣藝術的唱片？二十五年後翻閱節目特刊，才了解了他們在臺灣唱片史上，是第一個「個人工作室」。

唱片製作人李壽全在特刊中如此回憶道：「極力擺脫校園民歌的風花雪月，以為文學性概念式的創作即將成為國語歌曲的主流……兩張專輯製作工程之複雜與浩大可謂空前絕後。是的，音樂完成了，確實是企圖心十足，只是推出後市場上的反應未如預期。雖然不算失敗，卻也讓這六個年輕人失去了繼續下去的動力……」

文學性概念式創作……市場上反應未如預期……這跟我做劇場的心情多麼相似啊！想要為主流多增添一份文學深度時，總要遭遇到阻力，原來這樣的故事二十五年來絲毫未改。我不認識「天水樂集」裡的成員，但是若有機會，我想我會跟他們說：十六歲那年的我雖不懂他們的「概念」是什麼，但是我的確知道他們的不同而且喜歡。

我唱，我記得，然後我懂得。這是傳承，從來與市場無關。
我們會改變什麼。
多麼想再聽見這樣的一首歌，在這座城裡被吟唱。

94.10.26寧願相信第一次身邊親愛的朋友憂鬱症自殺身亡時，我三十出頭，哭得痛不欲生。當時我極度自責，沒有接到他最後一通電話。可是我怎麼想得到呢？明明情況已經好轉了啊，他已經又跟人群接觸，能在電話中說笑，還會關心我的情況。我氣朋友瞞騙了所有人，我當時告訴自己絕對不可以放棄身邊任何情緒低潮的朋友，我以為我了解了憂鬱症。十年後，我又被矇過了一次，我又疏忽了一次。最後一次夜裡在我的辦公室長談後，她在走廊上一轉身，笑問我：「老師，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好多了？」不是我粗心，難就難在我始終懷抱了希望，寧願去記得那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