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搖籃在深淵之上搖啊搖。常識告訴我們：存在不過是一道光縫，稍縱即逝，前後俱是黑暗的永恆。人凝視自己出生前的那個深淵，總是平靜得多，不像朝向另一個的時候（每小時心跳四千五百下）──儘管這兩個深淵有如孿生子。我知道有個得了時間恐懼症的年輕人，初次觀看自己出生前幾個禮拜拍攝的家庭生活影片，就非常驚懼。他看到了一個幾乎沒有改變的世界：同樣的房子，同樣的人，他卻不在那個世界裡，也沒有人因為看不到他而悲傷。他看見母親的身影出現在樓上的窗口。她揮揮手。這個陌生的動作就像某種神祕的告別手勢，讓他覺得焦慮不安。擺放在門廊的一部全新的嬰兒車更使他害怕。這嬰兒車有種傲睨自若、步步進逼的氛圍──就像棺材，雖然裡頭是空的。而他，彷彿已在事件逆向發展的過程中粉身碎骨。
對年輕人來說，這種幻想其實並不陌生。換句話說，生命的最初與最終都難脫一種青澀，除非可能有某種可敬而嚴峻的宗教來引導。一個成熟的人或許該照自然的指望泰然接受生前和死後那兩個漆黑的虛空，就像接受兩者之間種種光怪陸離的光景一般。想像──永生者和不成熟的人最大的樂趣──應該受到限制。為了享受人生，我們更該知道適可而止。
然而，我不甘心如此。我有一種衝動，想要反抗，圍堵自然。我一再拚命，在我生命兩頭冷冷的漆黑中尋找那一丁點屬於我自己的光和熱。黑暗不過是時間之牆造成的；牆的這邊是我和我那淤青的拳頭，另一邊就是永恆的自由世界。我擁抱這樣的信念──那些臉上塗著豔麗油彩的野蠻人也是。我在思想裡往回走，這思想的路愈走愈窄。最後，走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我在那兒摸索，想要找到一個祕密出口，卻發現時間監獄是環狀的，沒有出口。除了自殺，我什麼都試過了。我曾隱藏身分，裝作是再普通不過的鬼魂，潛入我出生以前的那個世界。在我的心靈之旅，我曾勉強讓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小說家和退休上校與我為伴。他們記得前世曾是羅馬道路上的奴隸信差，或是西藏拉薩柳樹下的聖者。我在最陳舊的夢裡，找尋解答和線索，同時我要聲明，我徹底揚棄佛洛伊德那個粗俗、殘破的中古世界。千方百計找尋性的象徵（有如在莎士比亞的作品裡尋找培根式的離合詩），實在是一種怪癖。更別提那個愛偷窺、尖酸刻薄的小胚胎，在天然的隱匿之處窺視父母的情愛生活。
時間，乍看之下無邊無際，因此一開始我沒發現它是個監獄。在探索孩提時期之時（僅次於探索自我的永恆），我看到逐漸醒轉的意識，就像一道接著一道而來的閃光，閃光間隔逐漸縮小，最後變成一大塊亮晃晃的區域，讓記憶在此滑溜之地暫留。很早，差不多在我學會數字的同時，我也會開口說話了，但我內心對我之所以為我、我父母之所以為我父母的認知似乎比較晚，直到我發現自己和父母年齡之間的差距時。那種頓悟就像強烈的陽光，穿過層層疊疊的綠葉，入侵我的記憶，留下葉狀斑點。那一刻或許就是我母親的生日──在夏日將盡的鄉間，我提出問題，得到答案之後在內心思忖一番。這一切都必須根據重演論的原則。我們最遙遠的祖先腦海裡最初出現反思意識之時，必然就是最初可以感受到時間的時候。
因此，在我知道自己年齡（四歲）和父母的年齡（分別是三十三歲和二十七歲）之間的關係，從而發現一個新鮮、簡潔的公式，那一刻不禁教我欣喜欲狂，有如第二次接受洗禮，比五十個月前的那次洗禮神聖得多。（在先前那次希臘正教的洗禮中，我哇哇大哭，被淹個半死。母親雖然按照傳統習俗迴避，但是眼見威特文尼斯基神父這位大長老快搞砸了，忍不住從半掩的門後面提醒他。）這回，完全拜時間這個因素之賜，我覺得沐浴在流動的亮光中。凡是浸淫在時間之流的人，都能分享這種興奮，就像一同沐浴在燦爛海水中的人。這是個和空間世界截然不同的環境，不只是人，連猩猩和蝴蝶也能有同樣的感受。在那一刻，我明白感受到，那一身柔和的白和粉紅、牽著我左手的二十七歲婦人就是我的母親，而穿著耀眼的白和金、牽著我右手的三十三歲男士，就是我的父親。他們並肩齊步，中間的我踩過一個個光點，走在小路中央，一下子昂首闊步，一下子小跑步，然後又神氣地邁開大步向前行。那條小路在何方？今天，我馬上就可指出確切地點，也就是在舊俄聖彼得堡鄉間維拉莊園林苑裡的那條橡樹巷。其實，我現在可從遙遠、孤立、幾乎未曾居住過的時間之脊，望見小小的我，在一九○三年八月的一天，慶祝有識之身的誕生。如果在我剛出生那朦朦朧朧的世界中，那握著我左手和右手的人曾經出現，必然是戴著溫柔的面具，不知是何人也。但此時父親一身戎裝──騎兵隊制服英挺耀眼，胸甲光滑、金光閃閃，就像太陽。往後有好幾年，我一直很注意父母的年齡，時時提醒自己，像一個焦急的旅客怕新買的手錶時間不準，頻頻問人家幾點一樣。
其實，父親在我出生之前早就退役了。我想，那天他會穿上舊軍裝，配戴那些飾物，不過是節日到了讓大家開開心罷了，無異於一個玩笑，然而這玩笑卻是我意識最初的吉光片羽──玩笑因而有了重演論的意味，因為地球上最早有時間感的生物，也是第一個會笑的。
我四歲的時候，喜歡在這麼一個原始洞穴玩耍（可不是佛洛伊德神祕主義者可能想到的洞穴）。維拉莊園的一間客廳有張很大的印花布面長椅，白底之上有黑色三葉草的圖案。在我心中，這張長椅就像是在天搖地變之後的史前時代出現的龐然大物。歷史，在美好希臘的應許下，從長椅另一端附近的角落展開。那裡有一大盆繡球花，淡藍和淺綠的花瓣遮蔽了黛安娜女神大理石半身雕像的底座，使之半隱半現。那貴妃椅靠著的那堵牆上方有一幅烏木鑲框的灰色版畫，標示著另一段歷史：拿破崙戰役，在此真正的敵人其實是插曲和諷喻。我們可以看到，畫中的人和物，全都聚集在同一個視覺平面：一個受了傷的鼓手、一匹死馬、戰利品，一個士兵拿著刺刀正要刺向另一個人，無敵的皇帝和他的將軍在凝滯的戰鬥中擺姿勢。
如果有大人幫忙，先用雙手，加上一隻強壯的腿，就可把長椅從牆壁移開幾吋，形成一條狹窄的通道。接下來，大人再幫我把長長的椅墊覆蓋在通道上方，然後拿兩個靠墊堵住通道兩頭。好了，這時我就可以在那漆黑的隧道爬行。真是太好玩了。我會在裡頭待一會兒，傾聽耳朵裡的歌聲──藏身在塵垢中的小男孩該多麼熟悉那種孤獨的震顫。接著，一陣令人興奮的驚恐襲來，我的雙手和膝蓋飛快前進，最後終於到了隧道那遙遠的盡頭。我推開靠墊，迎向我的是陽光篩過曲木藤椅在拼花地板上投射出來的網眼，還有兩隻蒼蠅鬧著玩似的輪流停駐在地上。我還會玩另一種感覺比較夢幻、細緻的洞穴遊戲：清晨醒來的時候，我會用床單做一個帳篷。我就躲在這有點陰暗的洞穴裡，讓想像以一千種朦朦朧朧的方式，在床單形成的雪崩陰影中戲耍，在穿透布面的微光中打轉──我想像那微光來自一個極其遙遠的地方，那裡有許多湖泊，奇異、蒼白的動物在其間遊盪。記得小時候睡的嬰兒床兩側有毛茸茸的棉布條護網，想起那小床，過去把玩水晶蛋的快樂又回來了。那顆水晶蛋不知是哪個復活節留下的，有著石榴石色澤，很美，硬硬的，摸起來很舒服。我常咬著床單一角，濡溼之後，就把那顆水晶蛋緊緊地包起來，我常常舔啊舔，直到蛋的亮光和色彩奇蹟似地顯露無遺，我就可細細欣賞那暖洋洋的紅光。然而，這還不是我吃過的最美的東西。
宇宙真小（小到一隻袋鼠的袋子就裝得下），和人類意識（一個人的回憶及追憶的文字）相比，又是多麼微不足道、多麼渺小！或許我過於熱愛自己童稚時期的印象，然而要是沒有這些印象，我如何到得了真正的伊甸園，一個看得到，也摸得到的地方。一九○三年的秋天，我隨著家人出國旅行。一晚，我們搭乘臥車（或許是地中海豪華列車，這列車很久以前已經停駛了，有六節車廂，車體下半部漆成赭紅，而車廂內部則是奶油黃）。我還記得我跪在（有點扁平的）枕頭上面對車窗，看著幾盞絕美的燈光從遠方的山丘對我召喚，心裡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痛楚。我把這些燈光收入我的黑天鵝絨口袋，變成鑽石，日後再分送給我小說中的角色，好減輕這財富的負擔。我或許已經知道如何把鋪位上方緊鎖的百葉窗鬆開，然後推上去。儘管我的腳丫子已經冷冰冰了，我還是一直在那兒跪著、盯著外頭。沒有什麼能比這些最初的震顫更甜美、更陌生的了。這些都屬於一個完美的童年，一個和諧的世界，在人的記憶中具有自然的塑性，幾乎不必費勁就可成形，只有回想起青春期的時候，記憶女神才會變得挑剔、執拗。此外，就貯存印象的力量而言，我這一代的俄國兒童都歷經天才時期，命運彷彿看我們這些孩子可憐，將在一場巨變中失去我們知道的那個世界，因此盡己所能地多給我們一點。等到一切貯存完畢之後，天才就消失了，就像其他有特殊才能的神童──俊美的鬈髮少年揮舞著指揮棒或馴服巨大的鋼琴，最後卻成了身懷隱疾的二流音樂家，眼神流露憂傷，娘娘腔的屁股隱隱約約有畸形的樣子。儘管如此，個人祕密依然魅惑著傳記作家。不管在後天環境或先天遺傳，我都找不到那個造就我的工具──那個不知名的滾輪，在我的生命中壓出某種精細繁複的浮水印，經藝術之燈一照，在生命的大頁紙上閃閃發光。
為了給我的童年回憶正確的時間定位，我只能接受彗星和日蝕的指引，就像史學家處理一則北歐傳奇的短簡殘篇。其他事情的話，資料倒是不缺。例如，我看見自己爬上海邊潮溼的黑色岩石。無精打采、鬱鬱寡歡的家庭教師諾柯特小姐已帶著我弟弟瑟格沿著彎曲的沙灘走遠了，她還以為我一直跟在後頭呢。我戴著玩具手環，在岩石上爬行，口中唸唸有辭，像在唸什麼咒語似的，嘀咕個不停，好像從中得到莫大的滿足。那是一個英文單字：「childhood」，聽起來既神祕又新奇，這個字在我那塞了太多東西、鬧哄哄的小小心靈中與羅賓漢啦、小紅帽啦、駝背老神仙的棕色頭巾等混在一起，使我覺得愈來愈怪異。岩石上有些小小的凹洞，微溫的海水滿溢，我在小小的藍寶石水窪上編造咒語，用富有魔力的語調喃喃自語。
那個地方當然就是亞得里亞海的阿巴濟亞。我手腕上的東西看起來像別緻的餐巾環，是半透明的賽璐珞做的，有淺綠的，也有粉紅的，其實是從一棵聖誕樹取下來的；那是幾個月前在聖彼得堡和我同年的漂亮堂妹安雅送我的禮物。我對這手環愛不釋手，後來內緣出現黑色線條。我在夢裡得到定論：那必然是在費尤梅附近一家可怕的理髮店發生的，剪下來的頭髮不知怎麼和我的淚水一起掉進那個亮晶晶的東西裡面。同一天，我們在河邊一家咖啡館，就在服務生端來我們點的東西時，我父親注意到隔壁桌子坐著兩個日本軍官。我們立刻走人。我在倉促之下，把整大團檸檬冰霜塞在嘴裡，那冰霜在我那冰得發疼的嘴裡慢慢融化。那年是一九○四年，我五歲，俄國正和日本交戰。我津津有味地翻看諾柯特小姐訂的英國畫報，上面印了日本畫家描繪戰爭的畫作。畫中的俄國火車看起來就像玩具一樣，真是奇特。如果我方軍隊在貝加爾湖的危冰上架設鐵軌，這些火車必然會沈下去。
不過，我想，我和那場戰爭應該在更早之前就有了關聯。同一年年初的一個下午，我們在聖彼得堡的家裡，我在大人的帶領下從兒童房走進父親的書房，向我們家的友人庫洛派特金將軍問好。他那包裹在軍服底下的身軀很結實，而且會發出一點點吱吱嘎嘎的聲音。他在長椅軟墊上，跟我玩排火柴的遊戲。他把十根火柴頭尾相連，排成一條水平線，說道：「這是風平浪靜的大海。」然後使之傾斜，每兩根尖端靠在一起，成了鋸齒狀的線條──那是「狂風暴雨中的大海」。接著，他把火柴弄亂，我希望看到更巧妙的戲法，不料被打斷了。有人帶他的副官進來，這副官在他耳邊嘀嘀咕咕，不知說些什麼。庫洛派特金喉嚨發出一聲俄國式的、激動的咕噥聲，拖著沈重的身軀起身，那些散落在長椅上的火柴隨即跳了起來。就在那一日，他被任命為俄軍在遠東的最高統帥。
十五年後，這段插曲還有個特別的續集。那時，由於聖彼得堡已被布爾什維克黨人占領，父親於是避走南方。他在走過一座橋的時候，一個身穿羊皮襖、留著白鬍子的老人過來跟他搭訕。那人看起來像是莊稼漢。他向我父親借個火。他們旋即認出對方。但願老庫洛派特金一身鄉下人的裝扮能逃過蘇維埃政府的追捕。不過，這不是重點。我很高興能夠看到火柴主題的演化：他給我看的那些神奇的火柴早就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他的軍隊也已經消失，什麼都失落了，就像我的玩具火車──一九○四年歲末到一九○五年初的那個冬天，我們去德國維斯巴登，住在歐蘭尼恩旅館，我把我的玩具火車放在旅館庭園結冰的水潭上行駛，結果沈了下去。我想，自傳的真正目的，就是在生命中追尋這種不期然顯現的主題。
俄國不但在遠東慘敗，國內局勢也動盪不安、暗潮洶湧。我們在國外度假勝地逍遙了近一年，最後母親還是返回聖彼得堡的家，絲毫不怕國內發生的一切。時值一九○五年初，國家需要我父親回到首都。翌年舉辦第一次國會大選，結果憲政民主黨贏得多數席位，我父親也是這個黨的創建人之一。那年夏天，有一次他回到我們在鄉下的家小住，得知我和弟弟能讀寫的語文居然是英語。我們會說的俄語，只有KAKAO（可可）和 MAMA（媽媽），對他這個愛國者來說非常震驚，於是決定請村裡的小學校長每天下午到我們家給我們上課，並帶我們去散步。
我的第一件水手服附的哨子發出一陣尖銳、歡樂的哨音。我的童年就用這哨音呼叫我，帶我回到遙遠的過去，和我的老師握手。這位名叫瓦西里•馬丁諾維奇•澤諾斯科夫的老師，讓人見了就歡喜。他留著毛茸茸的棕色鬍子、頭頂微禿，有著一對青瓷般的眼珠，有一邊上眼瞼冒出一顆惹人注目的小瘤。他來上課的第一天，帶了一盒超好玩的小方塊，方塊的每一面都印著不同的字母；他小心翼翼地拿出這些方塊，像是捧著無比貴重的東西。的確如此（這方塊還可以用來做很棒的隧道，讓我的玩具火車通行）。由於父親的緣故，村裡的學校才能重新改建，因此澤諾斯科夫老師很尊敬他。老師把一條滑溜的黑領帶隨便打了個蝴蝶結的樣子，有如用這種老式作法宣告他是一個有自由思想的人。他跟我這個小男孩說話，總是用第二人稱複數的稱謂──不是像僕人那種生硬的說話方式，也不像我母親以無限溫柔喚我的時候，比方說我發燒了或是我的玩具火車有一個乘客怎麼找都找不到的時候（似乎單數太單薄了，承載不住她對我的愛）──而是像一個人彬彬有禮地稱呼還有點陌生的人。他是屬於革命派的，我們在鄉間漫步，一談到人性、自由與戰爭之害，他的手臂就激動地在空中揮舞，還以悲痛的口吻說道，暴君必然是要推翻的（這事在我看來很有趣呢）。有時，他會拿出一本暢銷反戰小說《放下武器》（Doloy Oruzhie!）（這是俄譯本，原著書名為Die Waffen Nieder!，是馮•蘇特納用德文寫的）。他會唸書中好些又臭又長的文句給我這個六歲小孩聽。六歲，正是可愛又好鬥的年齡。我氣沖沖地反駁他的話，以捍衛我那玩具槍和亞瑟王騎士的世界。在列寧的統治下，所有的非共黨的激進人士都遭到殘忍的迫害。澤諾斯科夫後來進了勞改營，後來設法逃到國外。一九三九年，他在愛沙尼亞的納瓦爾去世。
從某方面來看，在那崎嶇坎坷的十年，多虧這位老師，我才有力量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再往前走一段。一九○六年七月，沙皇視憲法為無物，把國會解散。一群國會成員，包括我父親在內，於是在丹麥維堡舉行集體抗議，並且發表宣言，鼓動人民反抗政府。因為此事，一年半多之後，他們全被逮捕入獄。父親帶著他的書、充氣浴缸和穆勒的居家體操手冊，被單獨監禁了三個月，雖然有點孤獨，還算是悠閒、平靜。母親直到生命最後的時日到來之前，一直珍藏著父親千方百計從獄中偷偷寄給她的信。父親是用鉛筆寫在衛生紙上的。這些信件讓母親雀躍不已（一九六五年我發表了這些信，刊登於葛林柏格〔Roman Grynberg〕在紐約主編的俄文評論雜誌《空路》〔Vozdushni‥e puti〕）。父親重獲自由之時，我們住在鄉下的家。村裡的校長，也就是我的老師澤諾斯科夫，安排了歡迎儀式。火車站有松針裝飾的拱門和我父親最喜歡的矢車菊做的花冠。回家的路上，彩旗飄揚（有的還是大剌剌的紅色）。我們這些孩子都去村裡迎接他。現在回想起那個特別的日子，當時的景物仍歷歷在目：波光粼粼的河流；橋；有漁夫把鐵皮罐頭留在橋上的木頭護欄上，那罐頭耀眼得令人睜不開眼睛；長滿菩提樹的山丘，山丘上有玫瑰紅的教堂和大理石陵墓，母親家族的先人都在此安息；通往村子那條塵土飛揚的道路；在道路和紫丁香花叢間有塊粉彩綠的狹長草地，草短短的，上面還有一小塊一小塊光禿禿的沙土，花叢後面則是一長排長滿青苔、東倒西歪的木屋；石頭打造的新校舍矗立在舊校舍的木造建築一側；我們驅車經過村子的時候，一條牙齒雪白的小黑狗會一溜煙地從村舍中衝出來，先悶聲衝刺，不發出一點聲音，最後靠近快速行駛的車子時，才暢快地吠個幾聲。
舊與新、開明和專制、致命的貧窮與命定的財富，在我們這個世紀開頭那奇異的十年中，全都奇妙地交織在一起。有一年夏天，這樣的事發生了好幾次。我們在維拉莊園一樓的餐廳吃午餐，那餐廳有很多窗戶，採光很好。吃到一半，管家阿列克賽臭著臉走了進來，在父親身旁彎下腰跟他耳語（如果有客人在座，他的聲音就更低了）向他報告說，一群村民在外頭要見主人。父親連忙起身，把膝上的餐巾拿起來，跟母親說他離開一下。從餐廳西端的一扇窗望去，可以看見入口車道的一部分和門廊對面忍冬花叢的頂端。我們看不見的一群人彬彬有禮地向我們看不見的父親問候，一陣嗡嗡聲從窗戶的方向傳來。接下來，他們以平常語調交談。由於天氣太熱，怕外面的熱氣入屋，窗戶沒開，因此聽不見他們在窗下的談話。這群村民來找父親，可能是當地有什麼紛爭，需要父親出面協調，或是請求一筆特別補助金，也有可能希望父親允許他們在我們的土地上收割，或是同意他們砍下我們家土地上珍貴的樹叢。父親往往有求必應。村民如願以償，嗡嗡聲再度響起，為了表示他們的感激，父親這個好主人被大約二十隻強壯的手臂抬起來，搖啊搖，然後拋到半空中，再穩穩地接住。
大人要我和弟弟繼續吃飯。母親用指頭和拇指拈起一小口佳餚，往餐桌下一瞥，看她那隻神經質、脾氣不好的臘腸狗在不在那裡。「Un jour ils vont le laisser tomber」（總有一天，他會摔下來的。）說這話的是高雷小姐，一個一板一眼、生性悲觀的老太太。她是我母親的家庭教師，一直跟我們住在一起（她和我們的家庭教師諾柯特小姐簡直是水火不容）。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突然從西側的一扇窗口看到一個飄浮奇景：父親的身軀榮耀地在半空中攤開，身上的白色夏衫飄飄然，四肢自然擺動，他那英俊、鎮定的臉龐朝向天空。那群我們看不見的人使勁地喊著嗨喲嗨喲，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拋擲到空中，他就這樣飛了上去，第二次比第一次高，最後一次，也是最高的一次，彷彿將永遠躺在夏日正午鈷藍的天空中，就像在教堂穹頂翱翔的天使，衣服上有無數皺褶，而底下的凡人手裡握著的長蠟燭一支接連一支點亮了，光點成群，香煙嬝繞，神父為永恆的安息吟詠。火光游移，靈柩敞開，不管躺在裡頭的是誰，遺容被葬禮的百合遮住了。
百三十四次體育比賽獎章。
第二章
我在記憶中回溯最早的自己（帶著好奇、興味，而少有敬佩或厭惡）時，總有輕微的幻覺。這些幻覺有些是聽覺的，其他一些則是視覺的，都沒能給我多少好處。那阻止蘇格拉底的聲音或敦促聖女貞德的神諭，到我耳裡已經退化為偶然聽見的話語聲，就像同線電話占線，你把話筒拿起來聽到的。在即將進入夢鄉之時，我常發覺與我心靈相鄰的部分，出現一種獨立於真實思緒之外的單向對話。那是中性、不帶任何感情的聲音，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在說，說些對我來說並不重要的話──有的是英語，有的是俄語，甚至不是對著我說的，聽起來實在沒有什麼意思。我還是別舉例來得好，不然我想傳達的那種單調，就會被意義堆起來的鼴鼠丘破壞掉了。這種愚蠢的現象，似乎是伴隨我睡前某些視覺影像的聲音而來。有一種鮮明的影像（如過世已久的父親或母親那親愛的容顏）會在意志羽翼的鼓動下浮現在腦海──那可是一個人靈魂能做出的最勇敢的動作。我睡前看到的那些影像，我很熟悉，不是這種，也不是所謂的飛蚊症──由於玻璃體內出現微細混濁小體，投射到視網膜桿狀細胞，因此感覺眼前有透明的絲線飄來飄去。或許最接近這種入睡前的幻影是一個彩色的點狠狠地在心上刺上一刀的殘留影像；有人把燈滅了，在眼簾拉上的夜裡，黯然神傷。然而，在我閉上雙眼之時，看到的那些緩慢、持續發展的影像不一定都有這麼震撼的開頭。那些影像來來去去，愛睏的觀察者沒有參與，本質上和夢中的景象完全不同。在夢中的景象，那觀察者還是感覺的主人。那些影像常常詭異得很，教我心驚：我看到可怕的側影，或是面容醜惡的侏儒──臉色通紅，有著不斷變大的鼻孔和耳朵。有時，我看到投射在我眼瞼內側的光影則是朦朦朧朧的，看起來很舒服，像是在蜂窩間行走的灰色人影、漸漸在山間雪地裡消失的黑色小鸚鵡，或是桅杆漸漸後退最後溶於遠處一抹淡淡的紫。
此外，有關有色聽覺，我還可提出很好的例子。或許說「聽覺」並不確切，其實這種色彩的感覺是我說出某一個字母的時候想像出來的。英文字母中長音「ａ」給我的印象是枯木的顏色（這字母在我心中停駐的時間也最長），而法文字母中的a則讓我想起光亮的烏木。這群烏漆抹黑的字母還有硬硬的g（像硫化橡膠）和r（黑黑的髒破布被撕裂的聲音）。n是麥片，l是軟軟的麵條，而o則是用象牙框的手鏡──這群都是白的。不知怎麼，我總覺得法語中的on，聽起來像是小玻璃杯裡的酒滿得快要溢出、表面張力緊繃的樣子。接著是藍色的一群：鋼鐵般的x、雷暴雲的z和越橘莓的k。由於聲音與形狀之間有一種微妙的交互作用，我看到的q是深褐色，k則比較淺，而s不像c的淺藍，而是碧藍和珠光混合起來而成的一種奇異色彩。相鄰的色彩並不融合，而雙母音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顏色，除非是其他語言中的某一個字母（如表示sh、由三根莖組成的俄文字母III，這個字母和尼羅河的湍流一樣古老，就是毛絨絨的灰，代表這個音的英文字母也受到影響）。
我得在被打斷之前，快點說完。在綠色的那一群中，有赤楊葉的f、青澀的蘋果p和開心果的t。暗綠加上一點紫羅蘭的紫，我能給w的顏色最好的形容就是這樣了。黃色的一群包括各種e和i，以及奶油黃的d、金黃的y，而u這個字母只能說是「帶有橄欖光澤的黃銅色」。褐色的一群則有柔軟、渾厚、橡皮般的g、再淡一點的j和像是黃褐色鞋帶的h。最後，在紅色的一群中，b的聲音感覺像是畫家口中的燃燒的赭紅，m是一塊褶曲的粉紅法蘭絨布，而直到今天我才在麥爾茲和鮑羅共同編著的《色彩辭典》找到與v對應的完美顏色：薔薇石英。在我私人語言中代表「虹」的那個字──kzspygv──是原始的彩虹，顏色絕對是混濁的，而且幾乎無法發音。據我所知，第一個討論有色聽覺（audition colore′e）的人是一八一二年德國艾爾蘭根一個得了白化症的醫師。
共感覺患者這番告白，在一般正常人的耳裡聽來必然乏味、做作，他們有著穩固的牆保護，知覺沒有這樣的裂縫和罅漏。但是在我母親看來，這一切似乎正常得很。這個問題是在我七歲那年顯現的。有一天，我用一堆老舊的字母積木蓋一座高塔。我隨口向她提起，這些字母積木的顏色都錯了。結果，有些字母在她聽來和我聽到的有相同的顏色。此外，音符也會影響到她的視覺，對我卻不然。很遺憾，音樂對我來說只是一連串莫名其妙的噪音，讓我有點不舒服。在某種情緒之下，音聲亮麗的小提琴發出的痙攣之音，我還可以忍耐，但是演奏型平台鋼琴和所有的管樂器，音量小的話，教人覺得煩悶，大聲的話，又像在剝我的皮。儘管每年冬天我聽了不少歌劇（在過去六年裡，光是《魯斯蘭》和《黑桃皇后》我至少就聽了十二次），音樂對我就像是對牛彈琴。真正的折磨是無法從皮曼的肩膀後面看他在寫什麼，或是想像不出茱麗葉花園中那昏暗花叢中的天蛾是何模樣。
母親為了讓我對視覺刺激能夠敏感一點，費盡心思，不知為我畫了多少水彩畫。看她把藍和紅混在一起，變出一叢紫丁香，真是驚奇。我們在聖彼得堡那房子，她的更衣室（我就是在那間呱呱落地的）牆上有個祕密隔間。有時，她會從裡面取出一大堆珠寶，讓我在睡前玩。那時我還很小，那些亮晶晶的頭飾、頸鍊和戒指既神祕又迷人，不亞於帝國節慶市街上的燈彩──在那寧靜的霜夜裡，藍寶石、翡翠、紅寶石般的彩色燈球組成巨大的字母、皇冠和徽章圖案，有如被施了魔法似地，在一排住宅的正面、白雪鑲邊的飛簷上閃閃發光。
我幼時體弱多病，因此與母親特別親近。我在兒童時期展現出非凡的數學天賦，但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長大的我成了庸材，完全失去了這種天份。小時候，在我和扁桃腺發炎或猩紅熱纏鬥之時，卻遭到這天份無情的摧殘：巨大的球體和龐大的數字，在我疼痛不堪的腦袋裡不斷地腫脹。儘管我還只是個小不點兒，有個愚不可及的家庭教師已經解釋什麼是對數給我聽。我還在一本雜誌（我想是英國發行的《少年週刊》）看到一個印度數學天才的故事，他只要兩秒鐘就可找出一個天文數字的十七次方根，如3529471145760275132301897342055866171392（我不確定是不是這個數字，反正答案是212）。這些都是在我病中譫妄之時不斷成長的怪物。為了不讓這些怪物把我從我自己的腦袋驅趕出去，我得挖出牠們的心臟，把牠們殺死。但牠們實在太強大了。我坐起身來，跟母親解釋我的感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語無倫次地吐出幾個句子。母親也有過這種體驗，因此她明白我的感受。由於她的了解，我那不斷擴大的宇宙才能縮回牛頓的宇宙模型。
未來如有專家研究自我抄襲這類乏味的文學傳說，可能會把我的小說《天賦》中主人翁的經驗與原始事件仔細比對。有一天，我已久病多日，虛弱不振，躺在床上的我，發現自己沐浴在一種輕盈和靜謐之中，覺得無比幸福。我知道媽媽出門去買禮物給我了。這種期待使這段養病期間格外愉快。不知道媽媽這次會買什麼回來，但我腦子清明得出奇，彷彿透過水晶球清晰地看到媽媽正要離開大海軍街，朝向聶夫斯基大道前進：那就是栗色駿馬拉的輕便雪橇；我還可聽見那馬兒的鼻息聲，牠的陰囊發出有節奏的卡嗒卡嗒聲以及一塊塊結凍的土壤和雪撞擊雪橇前端的聲音。我也看到媽媽眼前的馬夫背部：他身穿鋪棉藍袍，腰帶後面繫著一只皮革錶（兩點二十分），巨大的臀部塞得鼓鼓的，因為腰帶緊束而出現一條條像是南瓜的皺褶。我看到媽媽的海豹皮草；雪橇疾馳，她把皮手筒高舉到臉部──在聖彼得堡常可見冬季乘車的貴婦閨秀擺出這種優雅的姿態。她腰部以下蓋著一大張熊皮，熊皮的兩個角有環扣套在靠背下方兩側的旋鈕。雪橇後方的滑板上站著一個男僕，他戴著有徽章的帽子，緊抓著那兩個旋鈕。
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那雪橇。雪橇在特魯曼商行門口停下來（店裡有文具、廉價的銅飾品、紙牌等）。不久，媽媽從商店出來了，僕人跟在後頭，拿著她買的東西，看起來好像是一枝鉛筆。我很驚訝，這麼小的東西她居然不自己拿。這個有關大小、令人不悅的問題又使我腦中隱隱出現不斷膨脹的怪物。我的燒退了，希望這怪物也跟著永遠消失，沒想到牠又冒出來了，所幸只有一下子。媽媽回到雪橇坐好的時候，我看到大家嘴裡呼氣，包括那匹馬。我還看到媽媽在噘嘴。這個動作我很熟悉──她的面紗太緊了，所以噘嘴撐開一點。我在寫這一段的時候，雙唇隔著面紗親吻媽媽臉頰感受到的那種溫柔觸感又回來了，還聽到那有著藍色窗口（窗簾還沒放下）、雪藍色的往日傳來歡樂的叫聲。
幾分鐘後，她走進我的房間，抱著一個巨大的包裹。或許我的視覺刻意把這包裡縮小了。邏輯警告我，在我譫妄之時不斷膨脹的世界可能會留下可怕的後遺症，因此我下意識地把物品的尺寸調整過。原來包裹裡的東西是一支巨大的輝柏牌多邊形鉛筆，長達一百二十公分，粗細也和長度成比例。這枝鉛筆本來是特魯曼商行懸吊在櫥窗裡的展示品，不是用來販賣的。由於我特別喜歡買不到的東西，媽媽心想，我該也想要這枝鉛筆。店員不得不打電話給代理商，一個叫做李伯能的「醫生」（好像這樁交易真有點病態）。有那麼一刻，我實在很想知道筆芯是否是真的石墨做的。沒錯。幾年後，我在鉛筆一側鑽了個小孔，證實這枝鉛筆從頭到尾都有筆芯，這才心滿意足。對輝柏鉛筆公司或李伯能醫生來說，這枝鉛筆可說是「為藝術而藝術」最佳範例──這麼巨大的鉛筆怎麼可能用來寫字？
「噢，正是。」每次向她提起某種奇特的感覺，她總是這麼回應我，或者說：「沒錯，我很了解。」她以有點神祕、率真的語氣跟我討論複視、三腳木桌傳出的輕微響聲以及種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母親這邊的列祖列宗似乎都信奉某個宗派。她只有在四旬齋和復活節才上教堂。在這個宗派的影響之下，她自然而然對希臘正教的儀式和神父很反感。她認為福音書中的道德觀和詩意有很深的感召力，對教條不以為然。她不會為了來世茫茫而恐懼，也不擔心來生不得安穩。她的虔誠使她深深相信另一個世界的存在，也知道不可能用塵世說法來了解那個世界。人能夠做的只是從迷霧和幻想之中瞥見在眼前顯現的真實──就像一個人在白日東想西想，直到入睡，擺脫愚蠢、亂七八糟的夢魘的糾纏之後，方能在最深沈的睡眠裡，感覺到清醒時刻那種井然有序的現實。
用整個靈魂去愛，剩下的就交給命運吧。她放在心上的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法則。「Vot zapomni」（記得喔），她會用一種故作神祕的語氣來吸引我，要我注意維拉莊園裡可愛的事物──一個煩悶的春日，一隻雲雀在如凝脂和乳清的天色中往上飛；夜晚只有閃光沒有聲音的閃電為遠方的一排樹照相；褐色沙土上五顏六色的楓葉；小鳥在初雪上留下的楔形腳印。她彷彿覺得這個可以觸摸、有形的世界再過幾年就要灰飛煙滅，因此特別留心出現在這個鄉間各個地方的時間標記。她珍愛昔日，我也以同樣的回溯往昔的熱情，懷念她的身影和我自己的過去。因此，從某個方面來看，我繼承了一個美麗的幻影──無形財產與虛幻莊園的美。這也是最好的訓練，我才能夠忍受日後的失落。那些特別的標籤和印記對她而言是神聖的，也是她的最愛，在我眼裡也是一樣：這裡有個房間是我外祖母以前使用的，好滿足她的嗜好，那可是間化學實驗室；本地地標就是通往格利亞茲諾村（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那條上坡路路邊的一棵菩提樹；熱愛騎腳踏車的父親常說，在那條路最陡處，特別是在那個地方，你得抓著「腳踏車的那兩隻角」（bi‥ka za roga）；那個廢棄的網球場，就是我們口裡的舊苑，現在不但苔蘚處處，還冒出不少鼴鼠丘和香菇，然而在十九世紀八○年代和九○年代，那裡卻是球來球往，好不熱鬧（就連不苟言笑的外公也會脫下外套，拿起最重的球拍，揮動一下，看看震不震手），但在我十歲那年，那個球場已經不在了，大自然用板擦把一個幾何問題擦得一乾二淨。
那時，在新苑盡頭，一座很棒的現代球場已經蓋好了。為了蓋這座球場，還從波蘭引進了技術高超的工人。鐵絲網把廣大的黏土球場圍起來，周圍俱是開著花的草地。在溼答答的夜晚過後，球場地面出現一種帶有褐色的光澤。狄米崔於是得拿個綠桶子裝白線漆重畫球場上的白線。他是家裡的園丁中年紀最大的一個，身材也是最矮小的，脾氣很好。這個穿著黑靴、紅襯衫的小矮人彎腰駝背地拿著刷子畫線，緩緩後退。一道錦雞綠籬（即俄國北部的小黃刺條）中央有個開口，對著球場紗門，和鐵絲網以及一條我們叫tropinka Sfinksov（天蛾之路）的小徑平行。這面對樹籬的小徑旁邊長滿了毛茸茸的紫丁香，中央一樣有個缺口，黃昏時分，常有天蛾來此造訪，因而得名。與這條小徑垂直的一條小巷貫穿了整個新苑（如前述），兩者形成一個巨大的Ｔ。那條小巷兩側有細細瘦瘦的橡樹，是我母親出生那年種下的。從那個Ｔ字底部靠近車道的地方，遠在五百米外就可以看到那個明亮的小裂口──五十年後的我也還看得見。在我們家族雙打賽中，隊友常常換來換去，但是與我們一同待在鄉下的父親或是我們當時的家庭教師總愛找我弟弟搭檔。母親伸出一隻纖細的腳，彎下戴著白帽的頭，使盡全力發出一球，然而那球還是有氣無力。在發球的同時，她總會像老一輩的人喊叫一聲：「看球！」我常對她生氣，而她則是對那兩個打赤腳的球僮發脾氣。那兩個球僮是這裡的鄉下孩子（有獅子鼻的那個是園丁狄米崔的孫子，另一個則是寶蘭卡的孿生兄弟。寶蘭卡是馬伕長的漂亮女兒）。北方夏季在收割時節熱得像熱帶。穿著大紅衣服的瑟格把球拍夾在兩膝之間，費力地擦拭眼鏡。我看到我的捕蝶網靠在圍欄上──以備不時之需。梅爾思（Wallis Myers）寫的一本有關草地網球的書在長凳上攤開來。我父親是一流好手，會露一手英國網球名將黎思利（Frank Riseley）那種像大炮一樣威力十足的發球法，也會漂亮的「提拉抽球」。每次交換發球權後，總愛賣弄學問，問我和弟弟，他這一送球，是否把我們送進了「蒙受恩寵」的境界。有時，突然下起滂沱大雨，我們只好躲進球場角落的棚子，叫老狄米崔回屋子去拿雨傘和雨衣來。十五分鐘後，他扛著堆積如山的衣物的身影在長巷的另一頭再次出現，然太陽重新照耀，在巷子裡投下花豹斑紋，他扛著的那一大堆也用不著了。
母親喜愛所有有技巧挑戰性的遊戲和賭博。在她的巧手下，千片拼圖碎片漸漸形成英國的狩獵情景。那乍看之下似乎是馬腿的部分原來是棵榆樹，而至今還拼不上去的那一小片，突然在斑駁的背景中找到了一個安安穩穩的所在，填滿了空缺，讓人在一種既抽象又具體的滿足感之下，心生小小的興奮。她有一段時間沈迷於牌局。撲克牌是經由外交圈傳進聖彼得堡社交界的，有些牌相還有很美的法文名稱，像brelan（三條，三張點數相同的牌）、couleur（同花，花色相同但不連號的牌）等。那時打的是一般的「抽牌撲克」，有可以代替任何一張牌的「王牌」（或稱「鬼牌」），偶爾也會出現贏家通吃這種精采刺激的情況。在城裡的時候，她常常在朋友家打牌，一直打到凌晨三點才打道回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撲克牌在社交界可是風行一時。後來，在流亡的歲月裡，她常常想像司機皮洛葛夫似乎還在無盡、冷酷的霜夜中等她（像想起老園丁狄米崔一樣的納悶和驚懼）。過去，皮洛葛夫在長夜苦等母親時，常有人招待他在廚房喝杯加了一點蘭姆酒的茶，解除了不少守候之苦。
在夏日，母親最大的樂趣就是hodit po gribi‥，也就是採野菇──俄國人最喜歡的休閒活動。野菇用奶油煎過，再加上酸酪，煮得濃濃稠稠的，這樣的美食經常出現在我們家的餐桌上。吃的那一刻倒不是最重要的，她的快樂主要來自於尋找的過程。這種尋找是有規則的。傘菌是不採的，母親採的野菇都是屬於牛肝菌可食的部分（如黃褐色的美味牛肝菌、褐環牛肝菌、橙紅牛肝菌等相近的品種）。牛肝菌又叫「管狀菇」，依照某些真菌學家冷冰冰的定義是：「陸生、肉質肥厚、腐生、中央有柄的菌類。」牛肝菌菌傘密實，幼株緊縮在一起，成株的菌傘則形成巨大的圓頂，令人食指大動，下方平滑（非薄片形），且有一勻稱、強壯的柄。牛肝菌的形式有著一種古典、簡約的美，和所謂的「真正的菇類」不同，後者有著可笑的菌褶，柄上還有個柔弱無力的菌環。然而，味蕾膽怯的民族，其知識和胃口有限，只知低級、醜陋的傘菌類。因此，在對菇類外行的英美人士眼裡，貴族般的牛肝菌不過是一種可食野菇。
天雨，林苑裡的冷杉、白樺和山楊樹下會冒出很多美麗的牛肝菌，特別是在舊苑那一邊。馬車道把林苑一分為二，東邊就是舊苑。樹蔭底下的隱蔽之處可聞到牛肝菌那特別的氣味，讓俄國人的鼻孔擴張──溼苔、沃土和腐葉混合產生的一種味道，陰暗、潮溼又令人心滿意足。然而，你得在那溼漉漉的樹下尋覓良久，才能找到真正的寶貝，像是小株的、有帽子的美味牛肝菌或有大理石紋路的褐環牛肝菌，再小心翼翼地從土壤中把這些野菇取出。
在陰暗的午后，母親會提著一個籃子（裡面不知被誰的越橘染得藍藍的）在濛濛細雨中獨自去採菇，一去就是很久。接近晚餐時分，她的身影才在林苑小徑迷濛的深處顯現。她那披著綠棕色羊毛斗篷和帽子的嬌小身軀被無數溼氣的小水珠包圍著，四周因而生成一團霧氣。她從溼答答的樹下走過來，臉上出現一種全無歡喜的奇特表情，有人可能會誤以為這代表運氣不好，但我知道她在刻意壓抑滿載而歸的歡欣。就在來到我面前的那一刻，她的手臂和肩膀突然垂下，噘著嘴，表現出精疲力竭的樣子，然後如釋重負地把籃子放下，來強調此行豐收。
在林苑一張白色長凳附近，有張圓形雕花鐵桌。她把採到的牛肝菌在桌上擺成同心圓，再一一細數、分類。比較老、肉質暗沈呈海綿狀的，就不要了，比較鮮嫩、清脆的才留下來。在僕人把那些牛肝菌取走以前，她總會站在那兒好一會兒，欣賞那些美麗的野菇，臉上散發出寧靜而滿足的光彩。接下來，她不知道僕人把牛肝菌拿到哪兒，也不在乎它們的下場。往往到了傍晚，雨就停了，太陽在西下之前，投射出紅豔的餘暉。她採集的那些繽紛的野菇躺在溼答答的圓桌上，有的還黏著別的植物──黏黏的黃帽子上有一片草葉、有著黑點、巨大的菇柄底部還包著青苔。一隻小小的尺蠖科毛蟲也搭葉子的便車回來，像孩子的手指和拇指，丈量桌子的圓周，偶爾向上探索，然而怎麼也回不去牠原來生活的那片灌木。
母親不只未曾踏進家裡的廚房和僕役間，也從不去傷腦筋。對她來說，那些地方就像飯店的廚房，沒進去的必要。父親也不想管家務，但三餐吃什麼，都得照他的意思。飯後，吃完甜點，他總輕嘆一聲，翻開僕役長擺在餐桌上的本子，用優雅、行雲流水的字跡寫下翌日菜單。他寫字有一種特別的習慣，在思索下一波的字詞之時，總是讓鉛筆或鋼筆的筆尖在白紙上方顫動。對他的提議，母親總是草草點個頭或扮鬼臉。名義上，家事是她以前的奶媽負責管理。那個奶媽是個看來疲累不堪、滿臉皺紋的老婦人（一八三○年左右生於農奴之家），她那張小小的臉像是憂鬱的烏龜，一雙大腳丫子老是在地上拖著走，身穿修女般的棕色衣裙，身上微微飄散出混合了咖啡和腐臭的味道。在我們生日和命名日那天，她的祝賀總教我們害怕，她會像農奴一樣親吻我們的肩膀。年歲使她出現一種病態的吝嗇，特別吝於給人糖果和果醬，漸漸地，在我父母的許可之下，家中其他的事，大家都瞞著她悄悄進行。她毫不知情（知道了恐怕會心碎），以為自己依然像過去一樣，是一家總管，因此還拿著鑰匙圈。這老婦人雖然愈來愈糊塗，偶爾還是會起疑，母親就盡力用甜言蜜語來哄騙她。在她那發霉、遙遠、微小的王國裡，她是唯一的女主人，而且她認為只有那個王國才是真實的（真是如此，我們就得餓死囉）。她在長廊上曳步而行，打算把半個蘋果或幾塊破碎的小黃油餅乾藏起來，僕役和女僕總以嘲諷的眼光投向她的背後。
那時，我們家長期雇用的僕人約有五十個。不管是在城市的住宅或鄉下的莊園偷竊事件層出不窮，但無人提出質疑。關於這點，根據我好管閒事的姨婆和姑姑的說法，主廚尼古拉•安德列維奇和園丁頭子伊果這兩個戴著眼鏡、鬢角花白的忠僕就是主謀。雖然起先大家把她們的話當作耳邊風，最後還是證明她們所言不假。家裡的帳簿讓父親看得目瞪口呆，覺得不可思議，花園裡的草莓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或是溫室裡的桃子全都不見了，身為法學家和政治家的父親為了不能處理好自己家的經濟問題大為苦惱。每當一樁複雜的偷竊案件真相大白，某種合理的懷疑或顧慮總阻止他採取行動。把做了壞事的僕人解雇雖然合情合理，但那個人的小兒子好像總在這節骨眼生了重病或什麼的，反正先從城裡把最好的醫生找來幫他治病最重要，其他的一切就算了。基於種種考量，父親寧可讓家務維持一種危險的平衡（還少不了某種心照不宣的幽默），而母親呢，只要她的老奶媽那個幻想世界尚未破滅，她自己就能得到莫大的安慰。
媽媽深知幻想破滅會讓人多麼傷心。即使是最小的失望，對她來說，都像是重大災難。有一年耶誕前夕，在維拉，我們家的第四個孩子誕生前夕，她因為身子微恙而臥床休息。她要我和弟弟（那時我們分別是六歲和五歲）答應她，第二天一早先別偷看床柱掛的耶誕襪裡面有什麼，直接把襪子拿到她房裡，之後再仔細瞧瞧襪子裡有什麼東西，好讓她親眼看到我們拆禮物興高采烈的樣子。清晨起床，我和弟弟偷偷協商一番，用渴望的手撫摸耶誕襪，裡面裝滿了小禮物，還發出小小的響聲，令人好生期待。我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進長襪，把禮物一件件拿出來，解開緞帶，拆開包裝紙，就著百葉窗透進的微光端詳每一件東西，再包裝好，塞回耶誕襪。接下來，我回想起我和弟弟坐在母親床邊，拿著塞得鼓脹的襪子，心裡想著媽媽希望看到的樣子而賣力演出。但是我們包裝得亂七八糟，而且表演的驚喜只有拙劣的業餘水準（我看見弟弟眼珠子往上吊，模仿我們的法文家庭教師驚嘆：「Ah, que cest beau!」（啊，真是漂亮！）。母親看著看著，突然流下淚來。十年，一晃眼就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的盧卡舅舅和一群愛國人士向德國大使館丟石塊。彼得堡被降為彼得格勒，違背了一切優先命名的原則。貝多芬成了荷蘭人。新聞影片出現驚心動魄的爆炸畫面、加農炮的痙攣、打皮綁腿的法國總統龐加萊、蕭瑟的水潭、皇太子那個小可憐穿著切爾克斯人的制服、佩戴刺刀和彈藥筒，他那些身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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