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夢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疎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籐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劃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徵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格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裡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裡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裡演奏。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誌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學校裡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暌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裡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那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裡，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畫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份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籐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顛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
•初載於一九四○年八月上海《西風》第四十八期。
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來，對於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白與胖。在香港，廣東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看慣了他們，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廣告。
第二個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眾文學可以用膾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站牌「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時常由心裡驚嘆出來︰「到底是上海人！」
我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勳』的『勳』，『功勳』的『勳』，不是『薰風』的『薰』。」新聞報上登過一家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用駢散並行的陽湖派體裁寫出切實動人的文字，關於選擇禮品不當的危險，結論是︰「友情所繫，詎不大哉！」似乎是諷刺，然而完全是真話，並沒有誇大性。
上海人之「通」並不限於文理清順，世故練達。到處我們可以找到真正的性靈文字。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於是他就作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雲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讚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麼可愛的，曲折的自我諷嘲！這裡面有無可奈何，有容忍與放任──由疲乏而產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對於人與己依舊保留著親切感。更明顯地表示那種態度的有一副對聯，是我在電車上看見的，用指甲在車窗的黑漆上刮出字來︰「公婆有理，男女平權。」一向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由他們去罷！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鬧了這些年。平等就平等罷！──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種滿臉油汗的笑，是標準中國幽默的特徵。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裡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關於「壞」，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說都離不了壞人。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壞人可不愛聽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寫的故事裡沒有一個主角是個「完人」。只有一個女孩子可以說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長得美的話，只怕她有三分討人厭。美雖美，也許讀者們還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話裡去！在「白雪公主」與「玻璃鞋」裡，她有她的地盤。上海人不那麼幼稚。
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初載於一九四三年八月上海《雜誌》第十一卷第五期。
必也正名乎
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可是我對於人名實在是非常感到興趣的。
為人取名字是一種輕便的，小規模的創造。舊時代的祖父，冬天兩腳擱在腳爐上，吸著水煙，為新添的孫兒取名字，叫他什麼他就是什麼。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門楣；叫他祖蔭，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記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裡就多了一點六月的池塘的顏色。除了小說裡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實的，（往往適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種需要，一種缺乏。窮人十有九個叫金貴，阿富，大有。）但是無論如何，名字是與一個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個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種創造。
我喜歡替人取名字，雖然我還沒有機會實行過。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鄉下的塾師有這權利。除了他們，就數買丫頭的老爺太太與舞女大班了。可惜這些人每每敷衍塞責；因為有例可援，小孩該叫毛頭、二毛頭，三毛頭，丫頭該叫如意，舞女該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父與耶穌教的牧師也給受洗禮的嬰兒取名字，（想必這是他們的職司中最有興趣的一部份）但是他們永遠跳不出喬治，瑪麗，伊麗莎白的圈子。我曾經收集過二三百個英國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這裡了，縱有遺漏也不多。習俗相沿，不得不從那有限的民間傳說與宗教史中選擇名字，以至於到處碰見同名的人，那是多麼厭煩的事！有個老笑話︰一個人翻遍了聖經，想找一個別緻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告訴牧師，決定用一個從來沒人用過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們中國人，有整個的王雲五大字典供我們搜尋兩個適當的字來代表我們自己，有這麼豐富的選擇範圍，而仍舊有人心甘情願地叫秀珍，叫子靜，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適當的名字並不一定是新奇，淵雅，大方，好處全在造成一種恰配身分的明晰的意境。我看報喜歡看分類廣告與球賽，貸學金，小本貸金的名單，常常在那裡找到許多現成的好名字。譬如說「柴鳳英」、「茅以儉」，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儉的酸寒，自不必說，柴鳳英不但是一個標準的小家碧玉，彷彿還有一個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裡蠢動著。在不久的將來我希望我能夠寫篇小說，用柴鳳英作主角。
有人說，名字不過符號而已，沒有多大意義。在紙面上擁護這一說者頗多，可是他們自己也還是使用著精心結構的筆名。當然這不過是人情之常。誰不願意出眾一點？即使在理想化的未來世界裡，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編上號碼，除了號碼之外沒有其他的名字，每一個數目字還是脫不了它獨特的韻味。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顯得老實。張恨水的「秦淮世家」裡，調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樸訥的姊姊。「夜深沉」裡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謹愿的田二姑娘。
符號運動雖不能徹底推行，不失為一種合理化的反響，因為中國人的名字實在是過於複雜。一下地就有乳名。從前人的乳名頗為考究，並不像現在一般用「囡囡」「寶寶」來搪塞。乳名是大多數女人唯一的名字，因為既不上學，就用不著堂皇的「學名」，而出嫁之後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為「張門李氏」了。關於女人的一切，都帶點祕密性質，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輕易告訴人。在香奩詩詞裡我們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當著人喚出妻的小名，是被認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嬌嗔。
男孩的學名，恭楷寫在開蒙的書卷上，以後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親師可以呼喚。他另有一個較洒脫的「字」，供朋友們與平輩的親族使用。他另有一個備而不用的別名。至於別號，那更是漫無限制的了。買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換一個別號，把那古董的名目嵌進去。搬個家，又換個別號。捧一個女戲子，又換一個別號。本來，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種心境，名字為什麼不能隨時隨地跟著變幻的心情而轉移？
《兒女英雄傳》裡的安公子有一位「東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東屋題了個匾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爺看見了，大為不悅，認為有風花雪月玩物喪志的嫌疑。讀到這一段，我們大都忿忿不平，覺得舊家庭的專制，真是無孔不入，兒子取個無傷大雅的別號，父親也要干涉，何況這別號的命意充其量不過是欣賞自己的老婆，更何況這兩個老婆都是父親給他娶的？然而從另一觀點看來，我還是和安老爺表同情的。多取別號畢竟是近於無聊。
我們若從事於基本分析，為什麼一個人要有幾個名字呢？因為一個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個人，父母心目中的他與辦公室西崽所見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離不同。有人喜歡在四壁與天花板上鑲滿了鏡子，時時刻刻從不同的角度端詳他自己，百看不厭。多取名字，也是同樣的自我的膨脹。
像這一類的自我的膨脹，既於他人無礙，何妨用以自娛？雖然是一種精神上的浪費，我們中國人素來是傾向於美的糜費的。
可是如果我們希望外界對於我們的名字發生興趣的話，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許我們以為一個讀者看到我們最新的化名的時候，會說︰「哦，公羊澣，他發表他的處女作的時候用的是臧孫蝃蝀的名字，在××雜誌投稿的時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蓮，櫻淵也是他，有人說斷黛也是他。在××報上他叫東方髦只，編婦女刊物的時候他暫時女性化起來，改名藺烟嬋，又名女姽。」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記這一切，尚且是希望過奢，何況是個文人？
一個人，做他自己份內的事，得到他份內的一點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是做不動了，也就被忘懷了。社會的記憶力不很強，那也是理所當然，誰也沒有權利可抱怨。……大家該記得而不記得的事正多著呢！
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與我同名的人有兩個之多，也並沒有人覺得我們的名字滑稽或是具有低級趣味。中國先生點名點到我，從來沒有讀過白字；外國先生讀到「伍婉雲」之類的名字每覺異常吃力，舌頭彷彿捲起來打了個蝴蝶結，唸起我的名字卻是朗朗上口。這是很慈悲的事。
現在我開始感到我應當對我的名字發生不滿了。為什麼不另挑兩個美麗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點美與深沉，至少投起稿來不至於給讀者一個惡劣的最初印象？彷彿有誰說過︰文壇登龍術的第一步是取一個煒麗觸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麼？
中國是文字國。皇帝遇著不順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國運漸趨好轉。本來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慶元年，以往的不幸日子就此告一結束。對於字眼兒的過份的信任，是我們的特徵。
中國的一切都是太好聽，太順口了。固然，不中聽，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願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種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
話又說回來了。要做俗人，先從一個俗氣的名字著手，依舊還是「字眼兒崇拜」。也許我這些全是藉口而已。我之所以戀戀於我的名字，還是為了取名字的時候那一點回憶。十歲的時候，為了我母親主張送我進學校，我父親一再地大鬧著不依，到底我母親像拐賣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寫入學證的時候，她一時躊躇著不知道填什麼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張煐兩個字嗡嗡地不甚響亮。她支著頭想了一會，說︰「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沒有改，到現在，我卻不願意改了。
•初載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海《雜誌》第十二卷第四期。
愛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罷，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
•初載於一九四四年二月上海《雜誌》第十三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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