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與影
一
二○○一年底，我重返闊別十三年的故鄉。飛機降落時，萬家燈火湧進舷窗，滴溜溜兒轉。我着實吃了一驚：北京就像一個被放大了的燈光足球場。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關，三個陌生人舉着“趙先生”牌子迎候我。他們高矮胖瘦不一，卻彼此相像，在弧光燈反襯下，有如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影子。歡迎儀式簡短而沉默，直到坐進一輛黑色轎車，他們才開始說話，很難分辨是客套還是威脅，燈光如潮讓我分神。
在兒時，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舉個例子：我家鄰居鄭方龍住兩居室單元，共有三盞日光燈：客廳八瓦，臥室三瓦，廁所和廚房共用三瓦 (掛在毗鄰的小窗上)。也就是說，當全家過年或豁出去不過日子的話，總耗電量才不過十四瓦，還沒如今那時髦穿衣鏡環形燈泡中的一個亮。
這在三不老一號或許是個極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遠低於這個水平。我的同學往往全家一間屋一盞燈，由家長實行“燈火管制”。一拉燈，那功課怎麼辦？少廢話，明兒再說。
燈泡一般都不帶燈罩，昏黃柔潤，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暈，抹掉黑暗的眾多細節，突出某個高光點。那時的女孩不化妝不打扮，反而特別美，肯定與這燈光有關。日光燈的出現是一種災難，奪目刺眼，鋪天蓋地，無遮無攔。正如養鷄場夜間照明為了讓母鷄多下蛋一樣，日光燈創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寧，心煩意亂。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臉光板鐵青，怎麼塗脂抹粉也沒用。其實受害最深的還是孩子，在日光燈下，他們無處躲藏，失去想像的空間，過早邁向野蠻的廣場。
據我們物理老師說，當人進入黑暗，短短幾分鐘內視力可增至二十萬倍。看來黑暗讓人洞若觀火。燈火本來是人類進化的標誌之一，但這進化一旦過了頭，反而成了睜眼瞎。想當年，我們就像狼一樣目光敏銳，迅速調節聚焦：刷──看到火光，刷──看到羊群，刷──看到無比美好的母狼。
要說當年“四眼兒”多，除了燈光條件，更主要是與學習態度有關。當年同學爭論中勝方最有力的論證是，農村黑燈瞎火，怎麼倒沒幾個“四眼兒”？儘管學校提供晚自習室 (包括空間與充足的燈光)，可擋不住靠時間差出人頭地的，更擋不住在正統知識外看閑書的，如一凡，鑽被窩用手電筒讀《紅樓夢》，早早加入“四眼兒”的行列。
當年北京路燈少，很多胡同根本沒路燈，即使有，也相隔三五十米，只能照亮路燈跟前那點兒地盤。大人常用“拍花子”來嚇唬我們。所謂“拍花子”，指的是用迷魂藥綁架拐賣孩子。這故事本身就是迷魂藥，讓多少孩子困惑，誰也說不清細節，比如用什麼玩意兒在腦袋上一拍，孩子就自動跟壞人走了？要有這先進武器，台灣不是早就解放了？沒準兒是解放前某個犯罪案例，在口頭傳說中添油加醋，順着歷史的胡同一直延伸到我的童年。
對夜行人來說，路燈為了照亮，倒不如說為了壯膽。他一邊騎車一邊哼下流小調，叮噹按鈴。一旦某個路燈憋了，或被孩子用彈弓打碎，他就慌了，開駡，捎上祖宗八代。
路燈少，出門得自備車燈。五十年代末騎車還有用紙燈籠的，有侯寶林的相聲《夜行記》為證。那時大多數用的是方形手電式車燈，插在車把當中。再高級的是磨電燈，即用貼在瓦圈上的小滾子發電。由於車速不勻，車燈忽明忽暗。那可是北京夜裏的一景。
五十年代末，長安街竪起了現代化集束路燈。華燈初上，走在長安街上特別自豪，心明眼亮，似乎一眼就能望見共產主義。相形之下，胡同燈光更加暗淡。一離開那康莊大道，就又迷失在北京胡同無邊的迷宮中。
我自幼和弟弟妹妹玩影子遊戲，兩手交叉，借燈光在牆上變幻成各種動物，或弱小或兇猛，追逐廝殺。後來誰也不願意扮兔子。弱肉强食，連影子遊戲背後都有權力意志，操縱者自以為是萬物的主宰。
對孩子來說，黑暗的最大好處就是捉迷藏。一旦退到燈光區域外，到處可藏身，尤其犄角旮旯。剛搬進三不老胡同一號，院裏還有假山，奇形怪狀的太湖石夜裏疹人，說什麼像什麼。那是捉迷藏的好去處。捉藏雙方都肝顫──誰能保證不撞上鄭和或那幫丫鬟的幽靈呢？聽那帶顫音的呼喚就透着心虛：“早看見你丫啦，別裝蒜，快出來吧──”待冷不丁背後一聲尖叫，全都一身鷄皮疙瘩。
講故事也得趁黑，特別是鬼故事。老人給孩子講，孩子們相互講。在一個不信神的國度，用鬼來嚇孩子嚇自己實在有利於道統。上初中時，毛主席號召講不怕鬼的故事，讓人一時懵了。首先這世上膽兒大的不多，再說不怕鬼多了個闡釋的麻煩：先得證明鬼的存在，才能證明鬼並不可怕。
“文革”期間，我們白天鬧革命，夜裏大講鬼故事，似乎鬼和革命並不矛盾。我住四中學生宿舍。先關燈，用口技配樂烘托氣氛。到關鍵處，有人順手推倒護床板或扔出破臉盆。在特技效果的攻勢下，那些自稱膽兒大的沒一個經得住考驗。
日光燈自七十年代初廣泛應用，讓北京一下亮堂了，連鬼都不再顯靈了。幸好經常停電。一停電，家家戶戶點上蠟燭，那是對消失的童年生活的一種追憶與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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