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問心 －－－做愛，為了什麼？
最近，我發現，我在週刊上《紐約眼》專欄的文字和內容，越來越有點老氣橫秋的味道。事實明顯不過，即將結集成書的《紐約眼》系列第五本，自定的書名就叫《晚晴》（印刻出版社，台北）。晚晴兩字雖然也有它的積極意義，然而，「夕陽無限好」的下面，必然跟著「只是近黃昏」的遺憾。
新春新希望，讓我們振作一下。
這篇的題目，依我看，青少年的興趣，肯定超過銀髮族。當然，關於這個主題，青少年是當仁不讓的行動家，不知也能行，知行是否需要合一，因人而異吧。至於銀髮族，讀到這裡也請不要馬上放棄，我想談的，即便未必振聾發聵，多少還是有些東西可以咀嚼。無論如何，就算做不動愛了，把嘴巴和腦筋往這個方向調動一下，談一談，想一想，雖不一定「無限好」，暫時忘卻眼前的昏黃，不是挺健康的？
那就來挖一挖「做愛」的根吧。
我以前簡單介紹過所謂的「自私基因」理論。英國牛津大學講座教授理查．杜金斯（Richard Dawkins）早在三十年前提出的這個學說，這些年來由於遺傳基因研究的陸續突破發展，逐漸成為顯學。只要稍微注意西方思想界的動態，必定得到這個印象：今後的生命科學，以至於相關的人類學和生物學研究，不但無法避免通過「基因」來解釋任何生命現象，而且，抓住這個生命複製藍圖的密碼，那個最終極的問題：生命起源及其歸屬，似乎只能用這套東西破解。甚至於俗文化層面，近年來也被「基因萬能」的空氣籠罩，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從新出版的新聞刊物和報紙上讀到一些綜合科學報導，這些報導也有個共同點：基因說明一切，基因控制一切！
因此，做愛為了什麼？答案豈不是很簡單：就為了「做寶寶」嘛。
從大約三十五億年前地球出現第一個可以稱之為生命的單細胞生物開始，到今天，所有生命都只不過是個「載體」。通過無數跳不出「生老病死」輪迴的生命載體，唯一不朽的就是攜帶著生命複製密碼的基因，不論是誰，從孔夫子到阿米巴，身體裡面都帶著生物界最原始的基因。基因不死，它們只是通過一代又一代的載體，永遠傳遞下去。
然而，顯學固然是顯學，思想界定於一尊絕對不是好現象，尤其是科學思想。何況，就以「做愛」為例，常識告訴我們，有幾個人是專為製造寶寶做愛的？再想一想，人活一輩子，究竟又有多少比例的時間和精力純粹花在性生活上面？就算是號稱「做愛大王」的籃球傳奇人物張伯倫，他公開宣布曾和一萬個以上的女人有過性關係，簡直與種豬無異，但是，不妨給他仔細算算，每次做愛平均一小時（很可能高估），一萬個小時等於四百十六天，不過是他籃球生命的百分之五左右。而他的籃球生命我們估計大約二十年，如果把他的全部壽命計算在內，則「做愛」所占時間可能又要縮減幾倍，這也就是說，即便是「做愛大王」，一生花在這一「專業」的時間，仍然微不足道。精力方面可能更不成比例，否則的話，張伯倫怎麼有可能進入NBA的名人堂。
人以外的生物界，絕大多數生物的有性繁殖活動都受季節約制，非生殖季節，他們不但不做愛，甚至分開求生。像回游產卵體外受精的鮭魚，生殖活動發生在生命即將結束的剎那，「做寶寶」對於一條鮭魚，就跟「寫遺囑」一樣短暫。無性生殖的生物當然更與做愛無關，自己分裂一下就完成了。
不妨再想想同性戀的朋友們，他們的做愛豈不是更純粹，更與「做寶寶」無關！
人口壓力倍增的現代社會，發明了各種控制生育的方法，「做愛」從「做寶寶」的傳統習俗裡面解放出來，傳宗接代的實用功能大降，娛樂遊戲的成分大增，誰還管自己這套惟我獨尊的基因密碼是否永垂不朽！
二○○四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自然學者奈爾斯．艾爾德雷吉（Niles Eldredge）寫了一本書，跟杜金斯對著幹。書名就叫做《我們為什麼做它》（Why We Do It, W. W. Norton, NewYork, London），這裡的「它」，說的就是「做愛」。
艾爾德雷吉提出了「生命的兩個面向」觀念，一個面向叫做「生殖」，另一個面向，他取了個相對抽象的名稱，叫做「經濟活動」。前者大致與杜金斯的語言相通但不完全相同，因為他拒絕接受杜金斯有關基因在生物演化過程中的主動因果作用。他認為基因只是就自然界那些比別的更有利於生存發展的特徵進行被動記錄的工具。所謂「經濟活動」，對艾爾德雷吉而言，就是每一個生物個體為了活下去而不斷尋求並吸收生命延續所需資源的活動。
很明顯，「生命的兩個面向」觀念，真正重視的是「經濟活動」。這是每一個「生命個體」一輩子花上最多時間最大精力無休止地進行的活動，因此，生物演化過程中的最終推動力量是每一個生物體生存的環境，不是生物體或其基因繁衍自己或自己基因的無窮欲望。艾爾德雷吉覺得，如果起達爾文於地下，老先生也會同意他的觀點，因為物競天擇的天擇，所指的就是環境變化形成的自然選擇，而每一個生物個體只能在局部環境中生存。
艾爾德雷吉把杜金斯和他所代表的理論叫做「超達爾文主義」（ultra-Darwinism），認為這種理論最荒謬的地方在於它把建造一個「系統」的指示性藍圖（基因）看得比這個「系統」（生物體）更重要。「系統」之所以存在似乎只是因為它有一張藍圖，而這個「系統」的唯一目的，似乎只是要把藍圖所載的各種指示傳遞下去。這不是有點倒果為因嗎？
人同任何其他生物一樣，都必須在局部環境中爭奪有限資源才能活下去，這些關鍵無比的「經濟活動」至少包括以下基本生命功能：獵食，即從外在世界取得能源和營養；呼吸，細胞吸收氧氣以燃燒食物，釋放能量，推動細胞活動；消化，把食物分解成化學元素，供腸道利用；血液循環，為了供氧排廢；分泌排泄，以排除細胞新陳代謝製造的毒物和廢物，並將之拋出體外。
所有這些生命基本功能滿足之後，行有餘力，大概才輪到做寶寶的工作。
那麼，做愛又在生命中占什麼樣的地位呢？
也許是促進「做寶寶」的化妝品吧。不過，因為這種化妝品一用起來，尤其是人，不免要調動所有的神經，化妝品本身竟無端成為可以獨立追求的目標，甚至跟「快樂」、「幸福」等同，這樣一來，「做愛」豈不是超脫了生理範疇，成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的結論很簡單。「做愛」應該不為什麼，就為了「做愛」。世界上最美的東西，往往都是不為什麼的。
第二輯 處世 －－－模範父母
有一段時間，我們夫妻倆簡直被人看成了模範父母，兩個孩子雖已長大成人，也都有自己的事業，可奇怪得很，每到週末假日，不去找他們的三朋四友鬼混，卻乖乖回家，豈不是有點不太正常。吃牛排長大的美國孩子，居然懂得孝順父母，我那些長期「旅美」的至親好友，別說有多羡慕的了，不免紛紛打聽「教子祕方」。做媽媽的，心裡之得意，那就更不用提了，反正，週末前一天，我的自由時間全部報銷，屋子裡裡外外得徹底打掃乾淨，超市和唐人街的採買工作也少不了，中西貨品必須齊備，冰箱塞得滿滿的，到時候，兒子隨便點什麼菜，媽媽不愁沒法滿足。更荒唐的是，連婚喪喜慶都從不要求我理髮洗澡的賢內助，只要聽到兒子即將到家的消息，馬上開始對我進行內務檢查：床鋪要整齊，書桌得收拾，客廳換插花，垃圾請出門。有一次，幾乎冒犯到我的忍耐極限，竟對著正在刮鬍子的老夫說：鼻毛長出來了，我給你剪了吧！
這究竟是兒子孝順父母，還是父母孝順兒子呢？
到了這步田地，不動動腦筋設法脫身是不行的了。
終於等到了機會。
有一天，老大以略帶自豪的口吻公告：銀行存款快到六位數字了。我立刻詢問老二的財務狀況，他也不甘示弱，透露了從不輕易示人的機密。於是，話題便轉向理財與投資。老頭子的人生經驗，忽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舉例說，我可以很快報出一串數字：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道瓊工業指數的成長率是多少；同一時期的房地產增值率又是多少，諸如此類。兩相比較，股票投資顯然數倍於不動產。老妻一時聽得目瞪口呆，還來不及反對，聰明的老二馬上反駁：二○○一年九一一之後的股市泡沫化呢？他問。
三票對一票，投資股票的提議慘遭否決。不過，到底是老狐狸，正中下懷。我的底牌是：如果他們決定買房子置產，我這每逢週末假日必不可免的苦役，說不定可以藉此超生。怎麼講呢？我深刻理解，買屋置產是美式生活的頭等大事，房子一買，零零碎碎的雜務事層出不窮，剪草、油漆、防漏、修東補西……，事情永遠忙不完，週末 假日，哪還有時間回家孝順父母呢！
絕沒有料想到的是，老妻來了個回馬槍：買房子可以，兒子好不容易累積的一點兒資本不能隨便動用，他們的事業剛起步，說不定什麼時候有需要，我們反正已經日暮西山，錢放在銀行裡，又不能帶進墳墓，也沒幾個利息，何不拿出來資助他們，將來賣房子的時候，再按彼此的投入比例結算。
又是三票對一票。
我的陰謀變成了這樣的結果：我們付頭款，四人共同向銀行貸款，他們負責每個月的分期付款。
無論如何，房子是買了，週末假日的生活慣例也打破了。然而，我們為兒子效勞的命運，方式固然有點變化，可是，萬變不離其宗，基本形態是一樣的。只不過，現在是，他們不再開車回家，改成我們開車過去朝貢。
四人合資買下的這棟房子倒是頗有特色。六十年代中期，冷戰高潮，全世界籠罩在核戰陰影下，出錢蓋房的主人本身雖非專業建築師，但對設計另有主見。他的專業是核子物理，來自德國，從小在國家分裂和美、蘇對抗的恐怖氣氛中長大，對人性和社會制度完全沒有信心，對核冬天尤其緊張，遂在房子四周特別加裝了一道自動開關鐵閘門。緊急事件發生時，一按鈕，整座房屋立刻變成固若金湯的防空洞。這套裝置今天雖無實用價值，但有歷史趣味，這是兒子不惜以高出市價二○％的重金購買的理由之一。當然，他們還有其他理由。首先，雖然目前是住宅，但政府把這一帶規劃為二A區。所謂二A區，即可轉建成二級商業用途，開餐館或做其他買賣不行，但若改建成律師、醫生、會計師等的專業辦公室出租，自然「錢」途看好。這塊地面積不小，差不多兩英畝，森林覆蓋一大半，伐木之後，連停車場都有了。此外，房子所在地離火車站不遠，兒子做過一些調查研究，發現市政當局有個計劃，準備將車站附近的大片荒地整頓出來，開發購物商場。總之，就投資前景考慮，三、五年之後，說不定就發了。
我倒是從未做過發財夢，卻從第一次看房子那天開始，便對德國物理學家夫人（藝術史家）經營了三十多年的庭園，幾乎一見鍾情。兩小搬進去的頭一年，我便發現，從四月初春到十一月霜降，一年裡有差不多八個月的時間，園內各處的花床，各類顏色與紋理不同的一年生和多年生露地草花，一波波開放。尤其是五月初到六月中這段時間，各色德國種鬍子鳶尾，從淺色系的水紅、粉藍、魚肚白和鵝絨黃，到深色系的醬紫、靛青、咖啡褐和瑪瑙紅，無不具備。甚至還有多色並陳的品種，陸續登場，爭奇鬥豔。
我這個「見色心喜」的弱點是無法隱藏的，見到什麼不順眼的地方，忍不住，非修修剪剪不可。這個弱點，很快就被老大發覺了它的利用價值，他辦事一向當機立斷，一次家庭會議上，宣布了：「老爸，這個園子，交給你啦！」老二投的當然是贊成票，老妻更是火上加油：週末假日來這裡疏散筋骨，既省下上場打球的開支，又達到運動健身的效果，何樂不為呢！
管理這個園子可不是件簡單的閒差事。德國太太經年累月住在這裡，每天都可以抽出時間處理，才有可能長期維持。我們每一、兩個禮拜跑一次，要想讓每片花床每棵植株經常出落得出水芙蓉似的，談何容易！
一年四季，四項「基本功」，缺一不可。四項基本功，叫做：春耕、夏整、秋掃、冬藏。每一項如果認真做，都是重體力勞動。春天一到，首先得清理花床，把去年堆積的護根覆蓋層堆積物，用釘耙梳掃乾淨，同時得格外小心，因為新生芽苗很可能已經穿透覆蓋層的一半。這項工作，至少持續三個週末，接著是做不完的鬆土、灌水、除蟲、施肥。夏天的園子，萬物欣欣向榮，如果任其生長，則強者勢必霸占弱者的生存空間，因此，整枝、摘芽、斷頭以制強，堆肥、牽引、支撐以扶弱，必不可少。秋天不用說，北美洲的秋紅固然美不勝收，滿地的落葉，如不及時清掃，絕對後患無窮。冬天也閒不了，下雪之前，每個花床都得運幾車腐殖土覆蓋保護，否則的話，次年春天就得救死扶傷了。
老頭子的體力一年不如一年，老太太的愛心卻一年勝過一年，親戚朋友羡慕尊敬的眼光有增無已，模範父母的美譽如日中天，只有我自己心裡明白：這時節，怎一個愁字了得！
第三輯 望鄕 －－－東望台灣
台北待了三個禮拜，藉機充電，每天花不少時間讀報紙看電視，遇到熟與不熟的人，總是下意識地把話題拉到當前的熱門議題上去，不久就感覺，我碰到的任何人，不論什麼身分，腦子裡面只有台灣，偌大的世界好像只剩下台灣。而我，經過這麼一番折騰，彷彿成了前塵不堪回首的天涯歸客，世界也不知不覺縮小了。日復一日，所思所想，一切都圍繞著台灣台灣。飛機在香港機場一落地，廣播的主要語言突然變成廣東話和英語，目光所及，又是另一個世界，台灣從人間蒸發出去，轉瞬不見了蹤影。
拜阿扁政府之賜，本來只要兩小時的旅程，經過候機轉機等繁瑣冗長的過程，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差不多是八個小時之後了。
我給「移民」上海已經四年的老友沈明琨撥了個電話。
「怎麼不早點通知？可以到機場接你們呀！」
「不必麻煩了，」我搶著回答，「告訴我坐哪一路巴士就好了……」
很快恢復了生活競爭的本能，四大天王與馬、王的明爭暗鬥，重要性就跟省下計程車與巴士之間的價差不相上下了。
從浦東機場到浦西徐匯區，計程車費大約三百元（人民幣），巴士不過二十分之一。
上海一個禮拜，除了與沈明琨夫婦敘舊談天，又同往虹橋區，跟「移民」上海更久的夏陽夫婦共渡一晚。一星期後，在昆明見到了「移民」雲南的韓湘寧，同車前往大理，在他自建於洱海之濱的「而居」，過了兩天快活日子。
為什麼嘮嘮叨叨說這些旅行訪友的經過呢？很慚愧，還是離不開台灣。
三位老朋友都是出身台灣的藝術家，在紐約的交往，雖然時密時疏，前前後後恐怕都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思想背景類似，情感容易溝通，盤踞在我心中的那個問題，便有可能藉著彼此經驗的相互觀照，理出一點頭緒來。
我的問題其實簡單不過：為什麼台灣人這麼關心台灣，竟因此把整個世界都忘了？
問題雖然簡單，身處其境的台灣人，卻往往不自覺，反而認為天經地義。兩岸對立看來嚴重無比，不在其境的大陸人，卻好像完全沒這麼回事。
有一天，交通事故造成塞車，跟年輕的上海司機聊開了，我提了這麼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台灣如果宣布獨立，你贊不贊成打？
這位司機跟我們有點緣分，上海有四萬八千部計程車，居然一天之內拉我們兩次，他說他開車快十年了，這還是第一次，所以無話不談。他的答案有點唯物辯證法的味道，但完全不受官方觀點的影響：
「國家嘛，總是要打的，我們老百姓呢，打仗有什麼好處？我看你們搞那個什麼民主選舉還是有點道理的，至少，對那些貪官汙吏，可以約束約束吧……」
我繼續追問：你聽說過「去中國化」嗎？
「這個嘛，」他似乎覺得有點壓力，「好像不太好，中國人終歸是中國人嘛，何必連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呢……」
年輕司機的論點，雖然簡單，仔細想想，其實很能代表大陸絕大多數人民的態度。我的藝術家朋友們，當然複雜得多。
我問夏陽：在上海生活，會不會完全忘了台灣？他說，也不會，附近一家常有台商來往的酒店裡，可以讀到台灣的報紙雜誌，沒事上那裡坐坐，消息隔兩、三天無所謂的，中央電視台第四台有個兩岸報導節目，做得蠻好的。年紀到了「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階段，夏陽在牆上貼了一副自撰的對聯：足踏中華后土，頭頂二尺皇天，橫眉兩個字「還行」。他的畫，什麼機關玄妙都沒有，洗得乾乾淨淨，只餘赤子之心。
沈明琨太太桂姿是台灣南部人，他們經常回娘家探親，台灣社會的最新動態，民間的情緒和政治人物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只不過，生活的根如今扎進上海，自然配合大國崛起的脈動，對台灣的感情仍在，不那麼牽腸掛肚就是了。
比較隔絕的是定居在邊遠地區的韓湘寧，然而，我卻在昆明和大理與他相處的幾天時間裡，忽然悟出了一些道理。
韓湘寧是六○年代在台灣闖出來的前衛畫家，東方畫會和現代版畫會的重要成員。七○年代到九○年代生活在世界最前衛的紐約蘇荷區，趕上了攝影寫實主義的列車，藝術成就受到肯定，曾當選美國立國二百周年十大移民藝術家。可以這麼說，就生活習慣和品味而言，他應該是站在世界最前端的人物，怎麼可能活在遠離文明中心的蒼山下洱海邊，一點也不寂寞呢？
在昆明的那個晚上，湘寧帶我們泡酒吧，在座還有他新結交的朋友，一位做旅遊，一位經營茶葉出口生意，兩個人都三、四十歲，跑遍大江南北、國內國外，閱歷豐富，見解敏銳，談吐不俗，跟我二十年前在紐約碰到過的一些提著皮包闖天下的年輕台商，簡直像一個模子倒出來的。
在大理古城的那個下午，我們逛「洋人街」，在巴黎風味的露天咖啡座上喝陳年普洱茶。三十出頭的老闆夫婦也一樣：談吐不俗，見解敏銳，閱歷豐富。
兩岸問題的確日益嚴重，為什麼大陸感受不到，台灣卻成天惶惶然呢？
當然，你可以說，大陸這麼大台灣那麼小，兩邊的實力也不成比例嘛！真要是打起來，台灣注定慘不忍睹，怎麼能不緊張？
不過，我覺得，這個標準答案，恐怕只觸及問題的表層。
從台灣出來，在大陸轉上一圈，回頭再看台灣，便發覺一條規律：今天的台灣人，眼睛只看台灣；今天的大陸人，眼睛卻看著全世界！
「跟世界接軌」，是中國大陸上上下下裡裡外外一致關注的意志焦點。這個焦點，現在甚至貫穿到了雲南這樣的邊遠地區。這個焦點，二、三十年前的台灣人也曾經熱狂過，卻不知為了什麼，漸漸失傳了。「邊緣化」和「跟世界漸漸脫軌」，大概是台灣人心裡只剩下台灣的根源了。我們該問的是：這個荒謬的方向，危險的結局，究竟是誰搞出來的？誰的責任？
如果連「跟世界接軌」這樣性命交關的事都忘得乾乾淨淨，試問：靠外貿撐起一片天的台灣，還能有什麼作為？當然只好在小小的窩裡，沒日沒夜，鬧些茶杯裡的風波罷了。一個國格原已不全的社會，政治頭面人物熱中關門內鬥，民間瀰漫族群糾葛氣氛，媒體再推波助瀾，火上加油，那就只有一條路好走—地方化。這是自己的選擇，不是別人逼出來的。
東望台灣，沒想到竟然理出來這麼一個喪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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