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六○年代與村上春樹
永遠年輕的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已經超過六十歲了，對我來說，這真是件難以接受的事實。在我的印象中，村上春樹一直都很年輕。他出生於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七年進大學，當時他十九歲，比正常的情況晚了一年進大學，進入「早稻田」大學唸書，「早稻田」在日本是除了「慶應」以外，另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學。
日本的帝國大學 系統是公立的菁英學校，例如最有名的「赤門」東京帝國大學，主要目標在於培養政府官僚人才。從「赤門」畢業的學生，最優秀者通常選擇進入外務省或通產省，類似台灣的外交部、經濟部，那是東大畢業生的正常出路。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培養的人才走向很不一樣，慶應大學是培養企業界人才的重鎮；而早稻田大學則歷來是文藝氣息最濃的一所學校。
村上春樹本來想念法律，想要考東大法律系，但是考壞了沒考上，一年之後他改變主意，進了早稻田念戲劇系。他進早稻田的那年，是日本戰後發展的關鍵時刻，他入學沒多久，就遇上日本戰後最激烈的學生運動事件──一九六八年的「安保鬥爭」。
一九五五年，美國結束了自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一直延續了長達十年對日本的占領，美軍總部退出日本。一方面，制定了「五五年體制」， 開始了日本自由民主黨維持數十年的一黨執政，另一方面，美國和日本簽定了「安保條約」。「安保條約」主要的內容，是由美國負責保護日本的安全，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時，已經同意「永久解除武裝」。一直到今天，日本名義上是沒有軍隊，不可以軍事化建立軍隊，只能設立「自衛隊」。
前一陣子，日本為了要不要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國內吵成一團，根本原因也就在憲法上規定的「永久解除武裝」與「自衛隊」的定義。一部分的人主張：「自衛隊」只能用於自我保衛，絕對不能有別的其他用途，更是絕對不能離開日本國土，派遣「自衛隊」去別人的領土上「維持和平」，當然是違憲的。可以也有另一部分的人主張：憲法的精神是阻止日本將武力用於攻擊，但日本還是有「自衛隊」，表示武力用於維護和平是憲法所允許的，參加「維和部隊」並不違憲。
就是在日本不得武裝的背景下，產生了兩次「安保鬥爭」。第一次「安保鬥爭」，發生在「安保條約」簽定時；第二次，則發生在條約到期，要換約續約時。這兩個時刻在日本社會都掀起了強烈的抗議活動。抗議的對象，是美國；抗議的立場，是「安保條約」讓美國得以在日本駐軍，破壞了日本的和平中立角色，日本變成了美國和蘇聯冷戰對抗的棋子，明顯違背了戰後日本要徹底「非軍事化」的承諾。
當然，這個立場後面有更複雜的情緒。「安保條約」使得日本繼續維持作為美國從屬國的地位，到了第二次安保鬥爭，戰爭已結束超過二十年了，日本卻還無法擺脫美國控制、取得獨立國家地位，這當然是一件令日本人──尤其是戰後才成長的日本年輕人──覺得愈來愈難接受的事。
第二次安保鬥爭會鬧得比第一次兇，正就是因為抗爭的主體，是這批年輕的大學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日本經濟已經復甦重建了，也就取得了比以前更高的自信，對於國家獨立地位的要求聲浪，隨而升高。
對美國的矛盾情結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日本的學生運動和六○年代歐美學生運動的連動關係。在美國，五○年代富裕環境中長大的一代，對年長一輩的保守、封閉展開了強烈的批判、反抗，從〈修倫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開始，大學校園就成了青年憤怒革命運動的中心。在歐洲，學生運動則是延續了對於社會公平議題的關懷，和工人組織、和社會黨、共產黨保持密切互動。
在歐美社會，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站在最前端，發出最激烈的聲音，將整個社會搞得天翻地覆。這樣的外在環境大大刺激了日本青年。不過日本青年的抗爭，比美國、歐洲要複雜、曖昧一些。他們不只要反抗掌握權力的上一代，還要連帶反抗在自民黨背後，掌握更大權力、真實權力的美國。極度矛盾與弔詭的是，美國既是他們要抗爭打倒的對象，卻同時也是他們汲取反抗精神資源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來源。
日本經歷了幾十年的軍國主義統治，哪有什麼反抗傳統？再往前一點，雖然有明治維新的年輕志士們為了「王政復古」而拋頭顱灑熱血，然而「安保鬥爭」那一代的大學生，對維新歷史根本沒有什麼認識。美軍占領期間，將「武士道」視為是軍國主義的根源，小心翼翼將所有和「武士」有關的內容排除在教育與媒體之外，甚至連武士道的精神象徵──富士山──都絕對不能夠在電影裡出現。今日我們熟知的武士小說、維新小說，都是美國人離開後才陸續寫作、流行的。
那一代的日本青年，身上帶著嚴重的精神分裂，一方面熱切地擁抱美國、學習美國，一方面將從美國那裡學來的反抗精神，用來反抗美國。這樣的抗爭，因而不會是單純向外發洩的一種抗爭，必然帶有反省內在，自我矛盾、乃至自我抗爭的部分。
後面我們會講到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年紀比村上春樹大一些，不過他同樣是這種矛盾精神的產物。大江健三郎所寫的日文，一般日本平民百姓是讀不懂的，讀來像是某種外文勉強、拙劣的翻譯。大江的法文非常好，此外他還能讀英文、德文、甚至俄文，從這方面看，他是一個在思想上高度西化的人。可是這樣西化的人，卻又要參與反對西化力量最主要的來源──美國，這是他們生命中最根柢的困惑與困擾。
在這樣西化力量矛盾糾纏的「安保鬥爭」中，村上春樹又有他自己曖昧的特殊情結。村上春樹進大學沒多久，「安保鬥爭」爆發，在校園堂皇登場。他是校園裡的新鮮人、菜鳥，加上帶著慵懶、被動的個性，他並沒有真正參與革命鬥爭。「安保鬥爭」是村上春樹那世代日本人，一生遭遇中最盛大的一場集體盛會。他就在現場，卻又沒有真正參與。他的情況有點像那年紀比我小七、八歲的一群台灣青年，他們進大學的時候，碰到了「九○學運」 或是「九○學運」剛剛結束。他們在運動中，卻又錯過了運動，甚至因為在場，而更感覺到自己錯過了。
在革命現場的局外人
這種人有幾個特色：第一，他見過大場面，對於革命熱情爆發的狀況，留下了深刻印象。「安保鬥爭」比台灣的「九○學運」更激烈，持續時間更長，影響力更大。他們的運動包括了學習、模仿西方所傳入的鬥爭策略，包括占領教室、封鎖教室、強迫罷課、乃至於攻占行政中心，和鎮暴警察對峙等等校內衝突，也包括上街頭透過多重動員，形成足可以包圍首相府的行動。這些，村上春樹都親身看過、經歷過。然而，第二，在眼前轟動展開的革命激情和他沒有直接關係，他從來沒有作為局內人參與其中，他都是局外人、在場的局外人，這場運動在他心中刺激出了一份渴望，或許也有一份羨慕。
不過作為局外人，等到革命快速退燒時，因為他身上沒有染上革命的英雄風華，沒有參與在革命中留下最激情、最了不起、最浪漫的記憶，所以他可以很快地看出、承認革命的徒勞無功。活在革命風華記憶中的當事人，很難承認革命只是一時的，革命就這麼消散了。
作為革命的邊緣旁觀者，村上春樹懷抱著特殊的感慨。他是一個湊巧在場的局外人，如果時間早一點或遠一點，例如大江健三郎已經脫離了學生身分，就算在革命當下很投入地支持這些學生，都沒有辦法取得那種臨場感，也不會有革命結束時的無奈感慨。
儘管年紀比較小，村上春樹卻比大江健三郎早十年、早二十年就看出革命的徒勞。他就在那裡，感受了所有的理想與熱情，而且直接看到、甚至承受了革命的後果。作為一個在場的局外人，如此貼近革命的旁觀者，最沒有自欺、否認的空間。你確切看到所有那些參與革命的學長、朋友們在革命中去了哪裡，做了什麼，革命時他們在你身旁，革命後他們也還在，你近身肉貼肉的看著他們、感受他們，當然不可能再將他們當作英雄，也就不可能再將他們所做的事情當作英雄事蹟來理解、來記憶。
因為他和這一場革命的關係，村上春樹內在對於日本、對於那個時代，抱持著強烈的疏離感。我希望大家每一次讀村上春樹，不管讀的是他的哪一部作品，都能記得這個背景。村上春樹從一九七八年寫《聽風的歌》開始，一路走來三十年多年，這個背景從來沒有離開過，在這個背景之上，他建立了貫穿他的小說的幾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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