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與民族理念
雖然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梅特涅所復辟的舊秩序確實戰勝了革命的挑戰，它仍必須將就某些之前已許諾的要求，以及大部份國家所同意的適度的憲法。後革命民族主義，是梅特涅舊秩序最大的威脅。一七八九年到一八四八年間，以共和主義為形式的民族主義普遍地和自由主義，以及對舊秩序的敵意聯繫在一起。但沒什麼可以改變民族主義的時代已然來到這一事實，因此，在某種層面上來說歐洲理念碎裂成民族理想的排他主義。但這一點都不意味著新的民族國家體系不具規範。當歐洲合併為少數卻較大的國家時，歐洲理念便承擔起作為調節性理念的規範性角色（Mann, 1993, pp. 35-6, 65, 254-5）。要做這件事，首先必須要使自己和民族主義和解。
自一八四八年以降，當自由派，或共和派的民族主義沒辦法組織一個與復辟舊秩序抗衡的有效革命時，民族主義便與原本的共和理念漸行漸遠。從一八四八年起民族主義拋棄了它較早之前的革命形式，並且變成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工具。極少數已保證自由主義的憲法，及大多數與之妥協的國家，轉而接受反動的保守主義，因此賦予了當代保守主義的誕生。在一八六一年的義大利與一八七一年的德國統一之後，以民族愛國主義為形式的民族主義，日益變為一種既定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且不再是種解放的理想。另一方面，它也成為了一種傾向分離的運動，儘管一般來說這是比較後期的發展。在一八四八之前的階段中，它導致了早期於一八三〇年自奧圖曼帝國中獨立的希臘，以及於一八三一年脫離荷蘭的比利時，還有稍晚在柏林條約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賽爾維亞與黑山共和國於一八七八年、一九〇五年的挪威與一九一三年阿爾巴尼亞的實質建國。
所以我們要如何談論民族主義時代中，作為一種理念的歐洲呢？就十九世紀而言，從兩種面向去討論與較狹隘的民族主義理想相對的歐洲理想是有意義的。首先，有個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中發展的歐洲理念。這是基督教人文主義理想與一個基於理性、進步，與科學的普世價值體系的信念。這些理想位於歐洲認同的核心，並體現在現代性理念中。第二，有個歐洲政治整體之理念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發展。基本上這是民族理想的改編版，它最知名的擁護者是馬志尼（Mazzini）。歐洲理念的這兩個方面—文化的與政治的—是相當獨立的，但儘管如此它們還是共同塑造了歐洲整體的現代理念。這時我所指的歐洲，作為西方基督教人文主義理念之化身，是牢牢固定在歐洲現代性的代理人，即民族國家之中的。所以，當西方文化具體呈現在作為文化模型的歐洲理念中時，正是由民族國家擔任歐洲現代性的承載者。隱藏於其後的是強烈的「人民」之概念。
「人民」理念是從法國大革命的原始概念逐漸發展而成，後者基本上是政治的，但卻變成文化的概念。民族共同體首先由知識份子所發現，且後續被愛國者與民族主義者之運動予以政治化（Hobsbawm, 1991b）。民族理想本應是種其定義隨語言而定的歷史共同體之表現，二十世紀初期時，宗教與種族特徵也被加到民族特性的清單上。歐洲認同的問題在於它有著如下之暗示，即更普世之特質的認同，或許必須讓自己接受文化的排他主義之假定。關於民族文化對跨文化影響的敵意，反猶主義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十九世紀的文化民族主義者相信文明是奠基於民族—歷史的文化之上：歐洲的根基即為民族國家。猶太人被驅逐出國家共同體，是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沒有國家的族群。然而十八世紀晚期的猶太人是以樂觀的角度去看待歐洲理念，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猶太人的歷史意識越益從歐洲與西方中除魅，而東方，特別是 一八七〇年後，則被許多人視作具有更大的潛能（Shavit, 1992）。猶太人對於歐洲的矛盾是與一八七〇年後民族性與反猶主義越來越緊密的連結有所相關，這點是可能的。
在十九世紀，由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所規定的後拿破崙秩序之框架中，權力平衡體系使得一個實質的歐洲政治整體之概念是不可能的。維也納會議之後最有力的歐洲理念是權力平衡，即歐洲協商之本質，被視為歐洲（pax Europaea）和平的基礎。當它成為政治上的必需時，這理念便不只退回到啟蒙運動，更是專制主義之時代。
一般來說，歐洲理念是和單一國家的特殊利益有所關聯。對英國人來說，歐洲是跟法國連在一起的，然而對法國人而言，歐洲又意味著某種日耳曼人的東西。在拿破崙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寧願專注在它的殖民地上，而大致上對歐洲無甚興趣。對德國人來說，一方面歐洲跟法國的野心靠得太近。俾斯麥曾強烈地表達過這點，他反對歐洲秩序之理念，並抱持著歐洲理念是當時異端邪說其中一項的想法（Schieder, 1962）。對梅特涅來說，歐洲是奧地利的必需品（Taylor, 1942, p. 34）。歐洲對法國與俄羅斯而言是個平衡槓桿，但此外便沒有進一步的用途。彼得大帝也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大概會有數十年需要歐洲，屆時我們便可背棄它了」（Szamuely, 1988, p. 136）。英國人是最反對歐洲理念的，它被認為是「歐洲大陸」。在其「光榮孤立」中，英國寧可繼續跟歐洲保持著外部聯繫，後者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意味著天主教專制統治。英國的民族認同自宗教改革以來，便被塑造為是與歐陸政權對立的，而且恐法症仍是英國民族認同所接受的形式中，最為廣泛流傳的。
十六世紀時，基督教共和國的理念已顯露為對查理五世（神聖羅馬皇帝，1519-1556。※）普世王權之企圖的反意識形態（Foerster, 1967, p. 107）。早期關於歐洲政治秩序的野心中，其中一項最著名的，就是由蘇利公爵在十六世紀晚期到十七世紀初期時所構想的「亨利四世大藍圖（Grand Design of Henry IV）」。蘇利預見了一個新的，但基本上卻是法國之延伸的歐洲（Souleyman, 1941）。該理念一個重要的面向是，對抗土耳其人的團結西方之概念。當歐洲理念在十六世紀與西班牙的世界展望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時，十七世紀和平的普世歐洲秩序之理念，則是強烈地與法國的抱負及黎胥留（Richelieu）的野心連在一起。路易十四渴望成為「歐洲的仲裁者」（Kennedy, 1989, p. 132）。一六四二年時，上演了一幕名為歐洲的怪異劇碼，這是一齣被寫成帶有解釋黎胥留外交政策之目的的政治預言（Najam, 1956）。考慮到哈布斯堡王朝作為歐洲主宰的穩定關係之脈絡，代表著另一個競逐歐洲與歐洲理念，波旁王朝，特別是在一六四八年後，變得與反法國有著非常密不可分的關係（Burke, 1980）。然而，歐洲理念作為普世共和政體的言下之意是，歐洲無法透過任一政體之霸權而統一，儘管實際上這經常是一種競奪法國霸權地位的偽裝（Barraclough, 1963, p. 28）。歐洲理念與英國威廉三世的抱負同樣有著強烈的聯繫。確實，十七世紀晚期，特別是由英國輝格黨所提倡的「歐洲自由」理念和清教徒緊密相連，而且奧蘭治的威廉三世正是以歐洲之名於一六八八年踏上英國土地（Schmidt, 1966）。歐洲理念稍後才在一七〇〇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反對由法國繼承西屬荷蘭）與一七〇一年後的漢諾威繼位（反對天主教的斯圖亞特王朝）之脈絡中，代表著清教徒的利益被召喚出來。
少數幾個國際組織，如一八五九年成立於日內瓦的紅十字會，以及一八七四年在伯恩建立的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這兩者是少數長期存在的歐洲合作之產物（Joll, 1980, p. 14; Lyons, 1963）。然而就是戰爭，以及永恆的戰前準備，才是歐洲社會的真實。政治上的歐洲是毀滅性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歐洲理念依舊完全與政治脫節。如同我已論證的，國際政治並非全然沒有規範。
作為規範性理念的歐洲，在歐洲協調的協商體系中制度化了。這尤其是對十九世紀蓬勃發展的「國際社會」的回應，當它對歐洲政權控管世界舞台來說是日漸重要時。殖民地的爭奪以及把俄羅斯排擠在奧圖曼帝國疆域之外，這兩項因素使得它是更為必要的。其起源可從一六四八年的西發里利亞和約中尋得，並將三十年宗教戰爭帶向終結，而一七一三年的烏得勒支和約（Peace of Utrecht）則是結束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這些事件構成了我的論點基礎。也就是歐洲理念並未反映著和平與統一，而是為了避免大陸被哈布斯堡王朝或波旁王朝所支配的一種規範性的必要。
歐洲協調，或是復辟舊秩序的協商體系，組成了一種負面的整體。某一政權的提升即意味著其他的下降。這是種國家間的平衡，而非一群國家的團結；其團結是由一種矛盾的能力所組成，即這些強國各自在單一個體中找到實行辦法，如果它沒有垮台的話，至少還能牽制其他國家。倘若歐洲理念真的存在，也是由它那十足的差異性所組成，就像一個易碎的差異整體。再者，假若歐洲協調有任何共同的目的，也是集中在帝國之建造與維持中歐的東方邊界，以及在離家近一點的地方反對自由主義民主與工人激進主義。
維也納會議確實為歐洲帶來了和平，但戰爭也因此被轉移到非洲與亞州。歐洲和平是殖民的前置條件。然而有個一直存在的危險，即強國間可能會在殖民問題上有摩擦，許多同盟正是透過帝國主義而成型：三國協約不僅僅是反德國的同盟，更是反對它們的殖民地人民之同盟（Kiernan, 1980, p. 45）。另一個相關的例子是一七七六年後的美國獨立。那一年可說是暗示了一個新文明的創建。一個先進的歐洲理念，試圖鍛造出獻給歐洲的新認同，作為介於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文明立場。同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新的歐洲聯邦理念於十九世紀出現（Foerster, 1967, pp. 266-71）。歐洲理念所顯露的全球脈絡是不能被忽略的。
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奧圖曼帝國最終加入了歐洲協調並接受與「基督教國家間的法律」被更名為「文明國家間的法律」—這同意是為了贏取土耳其的協助以對抗俄羅斯（Alting, 1975, p. 53）。歐洲與新國際政治規範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密切，前者提供給後者一個文化的參考框架。文明事實上意味著自由歐洲文明的規範，它取代了基督教世界作為文化框架，卻保留了後者的許多預設（Gong, 1984, p. 15）。歐洲理念，如同它與文明標準的緊密關聯，因而也與國際法有著極大的結合。主要是聚焦於涉及到外交、商業與戰爭狀態的事項（Best, 1986, p. 215）。它一點都不是「國際」法，而是歐洲法，並渴求一個因為民族國家的興起而被掩蓋的道德普世主義（Best, 1986, p. 219）。但這是個扭曲的道德普世主義，被化約為西方理性主義與戰爭規範的道德律之變形。
甚至儘管歐洲理念在十九世紀中葉前是普遍使用的，它一般而言仍從屬於民族原則。十九世紀初期時，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啟蒙運動理念顯得過時，由民族公民所取代（Schlereth, 1977 and Meinecke, 1970）。遠比擔憂一個統一的大陸更能刺激各強國的是在邁索隆吉翁（Missolonghi）的一八二四年拜倫之死，一個象徵性地標示著現代民族主義之誕生的事件，當時各強國正在干預奧圖曼帝國，並為希臘獨立開啟了可能性，後者被聲稱是歐洲的縮影。希臘獨立戰爭所解放的民族主義—與西歐的反革命保守主義恰好是同一時期—在團結歐洲以對抗亞洲與非洲的傳統敵人伊斯蘭方面，是個特別有力的文化工具（Bernal, 1987, p. 441）。歐洲秩序理念是受限於新生民族主義與權力平衡體系。然而，民族主義並不是對歐洲主義的否定，而正好是使其可能的條件。並且正是民族主義，讓諸強國最終於一九一四年時在理論與戰場上獻祭了歐洲。
甚至民族主義者自己也必須奮鬥，才能讓民族國家之理念廣為流傳。歷史的民族國家理念並不總是贏得人民的普遍支持。而對歐洲主義的熱忱就更少了，它從來就不曾是個主要的公共議題。雨果的「歐洲合眾國」理想或伏爾泰的「歐洲共和國」之展望，在民族主義的時代裡都只是個異例。這方面其中一項影響更為深遠的進展，就是由馬志尼於一八三四年在伯恩所建立的青年歐洲（Salvatorelli, 1964, pp. 339-47）。就其真正的意義而言，此一運動的理念並不是要塑造一個統一的歐洲國家，而是打算支持歐洲民族主義運動之奮鬥，並成為未來自由國家的歐洲聯邦之基礎。順著統一的聯邦國家這條線，代表歐洲政治統一的理念一般來說是不受歡迎的。例如馬志尼的青年歐洲，僅持續了兩年且從未享有青年義大利般的成功，而且正是它啟發了民族主義運動，像是青年德國、青年法國與青年愛爾蘭。值得一提的是兩個有著最濃厚的歐洲主義傳統的國家，義大利與德國都還沒有統一。復興運動（Risorgimento，譯註：即義大利統一運動）與為了德國統一的努力都讚揚了歐洲理念。然而，一旦這些國家統一了，早期為了歐洲的熱忱就會變質為民族沙文主義與領土收復主義。與歐洲連結的普世主義原則便因民族文化的排他主義而黯然失色。
歐洲的浪漫主義再發現
十九世紀不僅僅是理性主義的時代，也是浪漫主義的時代。儘管這兩者緊密相連，在觀念上它們卻是相當不同的。最重要的是理性主義是種經常放眼未來的政治理念，而浪漫主義基本上卻是回顧往昔的非政治運動。浪漫主義把重點相當程度地放在對過去的再發現，並且在其突破性的形式中讚揚英雄般的自我認同概念。然而，在十九世紀的進程裡它與前者的聯繫要比後者的突破性形式來的更為密切。但它所引發的革命衝動，是一種隱藏在歐洲精神之下，動態且富創造性的力量之概念。
浪漫主義其中一項最著名的表現，就是諾伐利斯（Novalis）於一七九九年寫下的《基督教世界或歐洲》（Christendom or Europe, 1968）。對他來說，中世紀基督教是另一種相對於歐洲現代性及其世俗意識形態的烏托邦選項，他將世俗意識形態與宗教改革、哲學與啟蒙運動連結在一起。此外，他認為基督教世界和歐洲並不是同時代的產物，而且或許可以成為世上一股革新的力量。對諾伐利斯而言，歐洲暗示著某起某種分裂的東西，而基督教世界則象徵著統一的傳統。透過反動的天主教浪漫主義對中世紀的再發現，是對於宗教改革的分裂與啟蒙運動之除魅的文化補償。歐洲理念作為基督教世界的衰微後嗣與歷史典範，明確表達於由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家施利格（Friedrich von Schlegel）主編的刊物歐羅巴，為世上最早的雜誌之一（de Rougement, 1966, p. 239）。
對費希特（Fichte）而言，德國是歐洲的發源地與拉丁文明的繼承者。德國人，在此他指的是普魯士人，是藉由控制歐洲來「為歐洲服務」（Taylor, 1988, p.38）。黑格爾視歐洲為基督教與日耳曼文化的綜合體，而後者在國家中得到了最高的體現。在他的歷史哲學中，代表著世界精神的歐洲在「歷史的終結」時變成了自我意識（Hegel, 1956, p. 103）。蘭克（Leopold von Ranke）相信拉丁民族與日耳曼民族間有著自然的羈絆，且這點構成了歐洲的本質（Schulin, 1985）。語言與種族的連結在雅利安神話的建構中變得緊密了起來，該神話假定了一個原初種族，即日耳曼族，衍生為所有的歐洲民族。斯拉夫人因此被排除在歐洲種族之外。根據波力亞柯夫的說法（Poliakov, 1974, pp. 99-101），在其經典的雅利安神話研究中，日耳曼族在人類學上的一致性是作為不証自明的事實而為人接受，且經過一段時間後被認為是歐洲人或白種人的完美典範。日耳曼人因此開始把一個與雅利安神話連結的，倒退的文化理念強加在歐洲之上。
風行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理念，在其中懷舊扮演著主要角色。懷舊，特別是對往日的歐洲帝國，同樣是種過去的建構物。每個年代與每個國家都會認為自己和那些在自己之前就已消逝的東西有著密切聯繫。但在這種對過去的認同中，成了永久不衰的並不是往昔，而是被創造的過去。少數意識形態已經比浪漫主義更加影響著我們對於過去的想法。連續性在那兒僅僅被視為是種斷裂，而當代人對那些被景仰的偉大年代有著不同的理解。已然從其中出現的虛幻之一，是歐洲過去的神秘性。所以考慮到歐洲政體其政治上分裂的特質，作為文化同質化概念的歐洲理念只有在文化層面上才有其意義。那麼在這意義中，歐洲文化傳統是被回溯地創造的。歐洲開始認同了它的文化人工產物：巍峨的教堂、歌劇院、咖啡館與皇室建築。浪漫主義為歐洲論述提供了一道記憶，沒有它，該論述或許只是個空泛的格言。
歐洲作為過去之化身的這種觀念同樣表現在新的文化旅遊業中。北歐的布爾喬亞社會，尤其是英國與德國，再次探索古希臘羅馬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奇觀。壯遊（Grand Tour）成為布爾喬亞紳士教育的基本成份，並賦予了帶有現代文明的浪漫主義時期的清教除魅，完整的表達方式。正在被重新探索的過去是歐洲王政復辟時期的產物。這是個反諷，因為是由清教北方去再次發現天主教南方的。英國柏克所欽慕的並不是當代自由主義的歐洲，而是舊政權的。在其一七九〇年《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67, p. 76）的著作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可作為他的歐洲觀之總結：「…我們的風俗、我們的文明，以及所有與風俗及文明相關連的良善事物，在這個我們的歐洲世界中，長期以來仰賴兩個原則，而且的確是這兩者結合的結果：我指的是紳士精神與宗教精神。」全球性的歐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一種美學的建構物，並且變成布爾喬亞文化機器的一部分。人文主義的意涵留存下來，成為歐洲書面文化的主要成份。它體現在歌德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之概念，與特殊的歐洲文學理念中。這是種趨勢，反映了以歐洲為名的書越來越多，以及歐洲文明史的概念開始廣泛流行。還有一種含義，歐洲主義在其中可說是作為一種體現在音樂裡的文化精神。正是這種文化的整體，讓艾略特、雅斯培與瓦勒希等作家在稍後抵制了現代性作為歐洲傳統之整體這種說法。然而，遍及整個十九世紀，歐洲主義唯一的具體表現是在貴族的世界大同主義中—這在皇室家庭得到最好的證明，因為只有貴族與皇室超越了國境的限制。然而啟蒙運動以來的歐洲文化，無可否認地已經遺忘了文藝復興精神很長一段時間，並且隨著浪漫主義的催化，被编纂成了民族文化。
對保守主義者而言，歐洲也是政治的建構物。歐洲政治秩序的幻象有助於增強保守派對自由主義與共和民族主義的反抗。對反動的保守派來說，如果歐洲有意味任何東西的話，便是代表著已消失的舊秩序之歐洲。德．梅斯特禾（Joseph De Maistre）把歐洲跟教皇的管轄範圍劃上等號，並盼望著基督教世界的再興以抗衡自由主義。對梅特涅本人來說，法國大革命標誌著舊秩序的終結。他希望將歐洲視為是民族主義以外的另一個選擇。歐洲已然是個國家，而義大利僅僅是「地理的表達方式」。歐洲理念與這種羅馬天主教專制統治的懷舊之聯繫變得密切起來。拿破崙時代之後，日耳曼浪漫主義者將歐洲視為過去。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興起，加強了歐洲曾一度存在但後來卻消失的這種理念。歐洲理念因而變成對於過去的保守的反革命詮釋，既非一種現在式的理論，也不是邁向未來的行動準則。諸如此類，它是個引人注目的對啟蒙運動理念的對比。歐洲因此再次擁抱了因啟蒙運動的批評，而被否定的過去。
所以普遍來說歐洲理念似乎是反革命的。群眾或許可以被團結起來對抗雅各賓主義、對抗「黃禍」、對抗民主（Barraclough, 1963, p. 41）。一如我們所理解，並非是歐洲理念之友的俾斯麥，在一八六三年時承諾要協助俄羅斯鎮壓叛亂，主張道這是「為了歐洲的利益」（Wittram, 1973, p. 105）。除了像是馬志尼與雨果這樣的人物之外，很難找到其他訴諸於歐洲理念的進步力量的範例。人們所得到的極為強烈的印象是，歐洲理念事實上被舊秩序強加於自由與民主運動，為了革新一個一度由基督教世界構成的整體之幻象。
現代性最終被理解為是屬於新世界的。套句布希亞（Baudrillard, 1988, pp. 73 and 76）的話，歐洲是「十九世紀布爾喬亞之夢」，而美洲則是「現代性的原初版本」。美國革命，相對於眾歐洲革命來說是成功的，當歐洲理念被許多歐洲人主張是代表過去的時候，新社會的自我意像在精神上來說是現代的。這種新舊世界的分別，在歐洲與美國於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時對日本的象徵就是最好的例子，日本尋求著藉由訴諸以美國為模型的現代性圖像，以及歐洲作為西方精神文明與傳統之祖國，來讓自己「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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