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曼娟 最後的薄殼
那一年，台灣作家張曼娟獨個兒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人在異地，頗不適應，流言繪影繪聲，說她天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玩，實情可是日日和助理困在辦公室和舊電腦博鬥。很累很累，忽然看見門把上掛著一袋好吃的，有時候是剛出爐的蛋撻、有時候是新鮮的三文治，便知道好朋友Y來過又走了。Y曾經開書店，請過張曼娟出席講座。之前香港朋友大都盛宴招待，不是鮑魚，便是魚翅，Y卻會帶去各種各樣地道小館子，張曼娟還記得第一次去潮州店「打泠」。玻璃櫃子掛滿琳琳總總食物，感覺好誇張：「簡直就是走進《千與千尋》那大吃大喝的場面！」
Y通常都不大吃，只是喝啤酒，笑笑看著她開懷大嚼。
二零零三年一場瘟疫過去，張曼娟來到香港，自然少不得找Y。可以平安重逢，吃吃喝喝都分外開心，在離港前一夜，Y竟又帶著一盒便當去到酒店。「才開門，就嗅到一股鮮烈的香氣，忍不住咽下口水。」她依然記得好清楚，那是剛炒好的「薄殼」：蝴蝶花紋外殼，薄到近乎透明，嫩蜆肉滿滿都是湯汁，味道鮮甜得像是會發光。薄蜆只有短短一個月當造，難得可以吃到，她回台後記下當時的心情：「整片寧靜的海洋窗景，可以相交一輩子的好朋友，我被恩典的光芒籠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是好朋友，沒有跟她相交一輩子。二零零八年Y語調輕鬆地在部落格宣佈自己「is cancering」。他以最樂觀堅強的態度，面對翻覆不定的病情，一方面認真檢視自己對生命的態度，另一方面嘻笑幽默地，不斷讓孩子和太太作好心理準備，期間尚有餘閒翻看所有杜琪峰的電影，寫了一系列影評。張曼娟知道消息，非常著急：「我要來香港看你！」
Y說：「不用啦，等我好一點來看你好了。」
「不行，我一定要來，機票都訂好了。」正好九月教師節台灣放假，張曼娟決定早上飛過來香港，待三小時，當天回台北。
「那太好了，這是最後可以吃到『薄殼』的時候。」Y居然答。
這時還顧著吃？張曼娟氣炸了，趕到香港，Y非常瘦，她甚至認不出來。「你一定要好起來！」她嚴重地警告他。那天吃了什麼？不記得了。過了兩個月，Y稍稍好轉，便去台灣，張曼娟帶他去花蓮看太平洋，他一個人赤著腳在海灘跑，很開心，回台北的火車上，他累得睡著了。
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他。
翌年Y出殯，來了超過一千人，過了很久，他的部落格還有人繼續留言，談電影、說人生。
2011年張曼娟來香港出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Y的爸爸找她吃飯，問她想吃什麼。「我不曉得，從來都是Y決定去什麼地方、點什麼菜。」這些年來他們吃過的飯店，她從來沒有記下來，因為沒料到他會不在。
那鮮甜多汁的「薄殼」，熱騰騰裝在鋁盤裡的，到底要去哪找？
「我想，可能不會再吃『薄殼』了。」張曼娟說。
岑寧兒 傍身玉桂水
岑寧兒（Yoyo）第一次在北京見到李宗盛，他開口就問：「what’s music to you？」
「你是music lover？還是music player？」他說：「你可以只是喜歡音樂，不是一定要做音樂。」
Yoyo想了一會：「我想試試啊。」她本來也可以選擇電影，但在遇上李宗盛那一刻，答案就容易得多。
「那就試啊。」李宗盛繼續問：「你要當performer，還是musician？」Performer的訓練是要能唱不同的歌，彷彿演員，不同類型的歌都能駕馭。「musician呢，就選一個樂器，用一年時間看一個城市，看自己能寫出什麼。」李宗盛說，Yoyo也不明白為什麼是「城市」，當時她二十一歲大學剛畢業，聳聳肩，就留在北京。
她小時學什麼樂器都沒能堅持下來，唯有隨手挑了一把結他。接下來四年，她待在李宗盛的工作室，周末去Jazz Bar唱歌，並且開始寫歌：「每一天都會嘗試對自己的感覺敏感一些，記下來，隨便哼下來的音樂，也寫下來，時時刻刻都在想，如何能變成一首歌。」
第一首寫出來的歌，叫《明天開始》，每件事都是明天才做啦，那是Yoyo當時掛在口邊的說話，朋友們聽了，都笑說這歌真寫實。她甚至寫了一首歌懊惱《寫什麼？》：寫心情寫太陽寫月亮，沒有什麼大道理想講，不憤世嫉俗沒需要咆哮，腦裡只有一堆問題，想坦白，可是又怕暴露自己……到底還有什麼是人家沒寫過，寫什麼？！
直到後來寫了一首歌《Mask》：
讓我帶著對你對一切的期望
讓我為你的期望裝模作樣
不敢被你看穿
不能再讓你失望
一開口清唱，那美麗的嗓子，教人渾身起了雞皮疙瘩。Yoyo也是憑著這歌聲被人認識，那是在北京四年後回到香港，在陳奕迅演唱會和五個朋友一起當和音，清唱《The end of the world》太投入，哭了，全場人人動容，陳奕迅衝口而出：「天籟。」
這兩年Yoyo決定在台灣繼續創作音樂，到不同的音樂場合演奏她在北京時寫的歌。她自資出版一隻小小的唱片，只有三首歌。「我沒錢錄太多歌，能力也只足夠做好這十分鐘的音樂啊。」她笑著不斷向桌上的唱片點頭：「多謝陳奕迅！多謝陳奕迅！不過看來要再唱多二十場才夠結帳！」
一步一腳印，她用很大力氣推開家人幫忙，爸爸岑建勳在電影圈響噹噹，一出口便可以幫女兒打通人脈策劃定位；媽媽劉天蘭一出手，不費力便能觸目有型──「但那還是自己嗎？他們太強了，讓他們幫忙，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是什麼。」Yoyo直到唱片發行，才送給爸媽。媽媽拿著不斷說：好靚啊好靚啊，爸爸感動如小影迷。
Yoyo唯一拿來「傍身」的，是玉桂水，這是岑家秘方：玉桂皮刨絲，放在暖杯裡用熱水焗一晚。「我伯父說玉桂是『藥王』，只剩一口氣的，喝了都能醒一會！」她誇張地睜圓雙眼，拍拍木桌子：「我以前一有流行感冒一定中招，現在明顯病少了。」每天早上，她都喝一杯。
葉漢華 街貓口中的雞頸
童畫裡的貓咪，喝牛奶，吃鮮魚，跳上主人大腿嬌嗲地喵～
街頭的貓，沒有主人，也就不識嬌嗲，要嘛很兇很兇，面對大狗都敢揮拳咆叫，要嘛極度機警，風一吹過亦急急躲起來，簷縫裡只剩一對閃閃眼睛。所有介乎兩者的，都好難活下去。
葉漢華不是第一個新聞攝影記者拍攝街貓。謝至德拍過一陣子老店的貓，懶洋洋地攤在藥房玻璃櫃瞇眼睛；符俊偉的貓，俏皮幽默，他甚至拍過像貓的雲，一幅是一朵貓雲，一幅是一堆雲中間，露出如貓的藍天。葉漢華鏡頭下的，卻是城市中的戰士，一臉兇狠。
「我最初只是覺得意：貓打呵欠的樣子好有趣。」那是二零零二年，葉漢華回家途中總會經過荃灣一座廟宇，那裡有二十多隻貓，玩貓，拍貓，正好輕鬆一下，然而一個寒冷雨夜，幾隻狗從山上下來，把四、五隻貓咬死了。他開始走進貓的世界：「街貓的生活充滿挑戰：野狗咬、漁護署捉、窩居被掃蕩，貓一直要適應環境。」
新聞攝影工作零碎割裂，任由上司指派，可是從一個記者會，趕到另一個記者會之間，時間就是自己的，葉漢華每天都把握機會與貓相遇，明明可以坐地鐵，他選擇走路，並且盡挑舊區後巷。
一看見貓，馬上悄悄停下，細細觀察，如果貓不介意，慢慢走近。「不拍照也沒所謂，有時我也會無所事事地和貓一同發呆，默默感受彼此的互動。」他是安靜的人，說話很輕。有一張相片裡的貓剛剛好在兩個屋頂間飛跳，原來他看見貓跳過去，心想可能會跳回來，就在站在兩個屋頂之間抬頭按著相機等，十分鐘後，貓果然跳回去，耐性少一點反應慢一點，都拍不到！
「有時愈想拍，愈是會錯失機會，那就平常心吧，因為這就是貓。」他溫和地說。十年來天天拍，晚晚放上Facebook群組「捕貓捉影」，幾乎踏遍港九新界，葉漢華明白街貓：一塊爛布、一堆紙皮，都可以是貓窩，比較好的地頭是高少少、隱蔽少少，例如簷縫頂、鋅鐵之間，可是這樣的舊區漸漸消失，有些貓選錯地方躱在去水道，大雨一來，就被沖走。
肚子餓，後巷的垃圾堆有剩飯菜渣。有兩張相片令人印象深刻，一張是貓媽媽不知從那裡偷到一大塊牛扒，爬上水管，上面成堆小貓伸長脖子等著；另一張，那貓好兇地不知咬住什麼。
「是雞頸。」葉漢華聽附近的阿姐說，那貓是剛剛被人丟棄的，燒臘店賣剩有點肉的部位，都給其他街貓搶走了，這隻貓，只搶到最多骨頭的雞頸。葉漢華走得太近，貓於是死命咬實。不是所有的街貓都知道，最最最危險的，是整罐打開的貓罐頭──漁護署會在捕貓籠裡放罐頭，貓一走進去，閘門馬上落下，漁護署收走後四日沒人認領，便會處死。二零一零年，全港超過一萬五千頭貓和狗被漁護署捕獲，一萬三千多頭，都死了。
有些義工會把街貓帶回家，然而數量一多，璄環便差，貓長期被困在籠裡，雖然安全，卻不見得好過在街頭。亦有好心街坊餵貓，然而如果事後沒清潔，隨時會被其他街坊投訴，招惹漁護署介入，再者街貓數量一直增加，亦不是辦法。
葉漢華支持「捕捉絕育回放」 (TNR Trap, Neuter, Return))：「台灣以前也像香港，但有好些攝影師關注街貓，作品出版很受歡迎，人們開始關注並且展開TNR，幾年下來，街貓的數目真的開始減少。」當地旅遊局甚至把街貓變成景點，例如「淡水貓散步」，在淡水地圖上加上不同的街貓。
香港何時也可這樣包容？葉漢華每天繼續拍攝。
石祐珊 守護家燕媽媽
石祐珊很小很小，便知道要守護媽媽。
薛家燕當年想得非常仔細才結婚，以前八歲便出來拍戲，根本不懂做家務，特地學足一年烹飪，還要和奶奶、丈夫的哥哥弟弟一起住，每天吃飯都一圍酒席似的，三十四歲趕緊生下大女兒祐珊，每隔兩年又生下兒子和小女兒。
可是丈夫還是丟下她和三個孩子。
「很小就知道媽媽和爸爸有問題，孩子很敏感，一早便曉得。」祐珊說但凡爸爸不在家，她都會跟媽媽一起睡，弟弟妹妹在隔壁的房間呼呼大睡，她卻緊張地陪著媽媽，擔心媽媽不開心。
丈夫離開家裡足足三年，家燕才決定離婚，奶奶馬上以業主的身份，要她和三個孩子都離開。無人無錢，薛家燕說那刻曾經想過由二十五樓的寓所跳下來，好在聽到孩子叫媽媽，她才打消自殺念頭。
從大屋搬到小房子，孩子都知道環境艱難。媽媽決定重回娛樂圈，十一歲的祐珊懂事地說：「媽媽你去拍劇吧，我會照顧弟弟妹妹！」媽媽聽了紅著眼，接下《真情》裡「好姨」的角色。
現在想起來，祐珊也發笑：「其實能做什麼？弟弟九歲妹妹七歲，我頂多就是煮公仔麵給他們吃。」當時也有工人照顧，祐珊便立志要努力讀書，為弟弟妹妹當好榜樣。
學校作文寫「我最難忘的一夜」，祐珊寫弟弟肚子痛，她餵他吃藥，仍然沒有好轉，只好整晚抱著弟弟不敢睡，後來老師把作文給媽媽看，媽媽當場哭了。小妹妹買鞋子也懂得選大一點的，由七歲可以一直穿到十歲，破破爛爛地。
當時全家人最開心，便是一起去快餐店。「明知家裡沒錢，難道還吵去迪士尼樂園？但最便宜的連鎖店雪糕，也吃得好開心，大家吃吃吃！」吃得弟弟妹妹都圓滾滾地，祐珊卻是最瘦的一個。
守護的角色，一直至今沒變。
二零零九年媽媽割膽手術後胃炎，一度陷入昏迷，祐珊馬上飛回香港。「弟弟妹妹都在美國唸書，我也在美國工作，有兩年時間沒有人在媽媽身邊，我很明白她太孤單了，所以拚命接工作也不願回家。」祐珊也閃過一絲猶豫，但很快便決定：「我要回來陪媽媽。」
祐珊原本刻意不靠媽媽的關係，考進MTV公司工作，後來又進到美國著名的經理人公司William Morris，這公司有過百年歷史，第一位藝人是差利卓別靈，全公司上千人，只有大約十個亞洲臉孔。祐珊在William Morris要由派信做起，才剛做了三年。
她坦言喜歡做照顧人的角色，不願走到幕前：「小時候也曾經有人邀約和媽媽一起拍戲，可是媽媽說一定要讀完大學，這是對的，現在我完全知道在背台詞，和為藝人策劃事業，我更有興趣後者。」她暫時是自由身，替不同的藝人接工作，因為美國公司的關係，很多機會作為中間人，把華人藝人帶到國際，有時，也幫忙媽媽接洽工作。「總是要有人當醜人吧。」她笑笑。
媽媽工作好忙，沒時間再做飯，祐珊想來想去，也想不到有什麼菜是媽媽煮過的，她只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曾經和媽媽一起做壽包。
那些年，薛家燕連壽包也自己做。
Ger媽 一個電話擺平親家
Ger在廣東話，指陽具，怎樣的女孩，會起這樣的名字？
數香港八十後社會運動青年，Ger（蔡芷筠）一定榜上有名，她甚至有份決定用「八十後」作為字頭。那是二零零九年她和幾個朋友一起發起「八十後六四文化祭」，同年又與更多的朋友一起組成「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接著以「八十後文藝青年」名義參選藝術發展局的民選委員，成為藝展局史上最年輕的藝術教育小組主席。
大膽、叛逆、敢作敢為，這些普遍烙在「八十後」的標誌，似乎亦可以套用在Ger媽身上。
「以前不是有部電影叫《靚妹仔》？我阿媽覺得是自己的寫照，她甚至和戲中主角溫碧霞、麥德和等都是朋友，一齊跳舞、一齊『蒲』。」Ger說：「阿媽十八歲就生我，我是婆婆帶大的。」
媽媽只肯唸完小學，十八歲在髮型屋剪髮電髮，夠膽生孩子，但沒耐性當媽媽。Ger對媽媽最早的記憶，是媽媽不小心讓她撞傷頭，可是讀書期間，同學反而羡慕她的媽媽不管不罵。
家長日，媽媽會來，但亦坦白告訴老師：「我也不知道女兒怎樣的。」小學四年級Ger忘記在手冊寫日期，老師要求見家長，媽媽見過老師，走出學校門口就點煙：「你個班主任真的好串，但不理她。」中六班主任斷言：「你女兒很不行，沒救啦！」「關你什麼事？」媽媽一句衝過去。
Ger好感動：「阿媽不是傳統關愛照顧型的母親，但好撐我！」
她進到大學開始食煙，媽媽居然說：「你這也太遲了吧。」之後兩母女最「舒暢」的活動就是一起在騎樓抽煙，閒談。「爸爸那邊的親戚會因為媽媽抽煙有偏見，但其實這種判斷好表面，我阿媽，大方、有義氣，食煙不等於是壞人。」她說來眼睛閃閃，全是欣賞的神色。
去年Ger和曾經是她的大學老師曾德平結婚，曾媽媽不喜歡Ger又食煙又搞社運，好勉強才肯兩家人坐下來吃飯，談話間，兩位媽媽聊到原來二十年前都在同一間海鮮酒家工作過，曾媽媽談起一個失散了的舊同事，Ger媽馬上打電話找到對方，手機一遞，就讓曾媽媽和舊同事講電話。
這通電話後，整頓飯的氣氛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
沒有反駁，沒有申辯，行動勝於一切，會記住多年的朋友，一定是交得過的朋友，能夠馬上找到，可見也是義氣之人——曾媽媽終於接受這段婚姻。
婚後，Ger戒了煙，母女沒有一同抽煙，但不時相約去旅行，Ger非常落力照顧母親。她說起有次看到媽媽喜歡的monchichi公仔：「我買給你吖！」「你就買啊。」媽媽答得好酷，可是一收到公仔，馬上放在褲袋，還特地露出公仔頭，去到餐廳還拿出手機替公仔拍照。
「媽媽心底裡是小女孩，你說怎可以不疼她！」Ger在旅途上變成照顧的角色，不時嘮叨：咳嗽還喝汽水？病了又不早點睡？三更半夜還要唱K？
媽媽有時聽，有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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