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報還一報
率先採取一個友善和合作的立場；與對方維持長期的關係；不允許自己遭到對方的利用；坦誠以對、開誠佈公；反求諸己、不忮不求──這些都不是強迫我們壓制內在傾向、遠離個人最佳利益的外來諭令。對於任何一個想追求快樂滿足生活的人來說，它們是一套健全實用的忠告和建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法盟軍在法國北部的一條戰線上對峙時，雙方各掘戰壕據守，並向對方展開轟炸。每次激戰之後，雙方都有嚴重的傷亡。盟軍最高指揮願意承受嚴重的兵力損失；他的理由是，以英、法兩軍超過德軍的兵力，即使一兵換一兵地展開全面廝殺，盟軍仍然可以獲勝。雙方的仇恨，在國際情緒和政戰的宣傳下，不斷地火上加油。各部隊指揮官極盡全力地把敵意煽動到沸騰的高點，以鼓舞那些飽受戰亡創傷的士兵。然而，在瀰漫著仇恨、死亡和泥漿的烽火之下，一個違反常情的「活路」（live and let live）戰術，卻在兩軍的合作下逐漸蔓延開來。
這個戰術的核心理念是：「如果你不要我的命，我就讓你活。」英、法兩國的步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把砲火對準一些不會造成敵軍傷亡的目標，德軍見狀也投桃報李，禮尚往來。雙方的士兵卸除了武裝和敵意，公然地在對方機槍的射程範圍內遛達，十分篤定對方的機槍手不會開火射擊。萬一有人擦槍走火（也許是一個剛調來，還不知道這一套規矩的新單位――指揮官就會說明他們的約定），對方一定立刻還擊（註1）。
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違反戰爭常規但有翔實歷史紀錄的「活路戰術」，以有力的事實證明，即使在最惡劣的情況下，人們仍然可以合作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明，人的生物性並不能主宰我們非要以狹隘的心態做出自私自利的終極抉擇不可。相反地，我們所走的演化之路，已經把我們帶上了一個不只會關心自己的子女、親戚，甚至包括了更大群體的方向。日本的例子顯示了文化如何強化個人對群體的忠誠。在這一章裡，我要說明讓我們對自身之外的他人，付出另一種關懷的情境，以及人類文化如何培養出人性中的這一個層面。
在一個以追求第一為生存法則的大社會裡，我們很容易忘記發生在其他社會中那些人與人互助的經驗，多麼普遍地展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種對比在南大西洋特里斯坦火山島（Tristan da Cunha）的居民身上特別鮮明。1961年，全島總人口只有264人，多數是說英語，屬於英國教會的歐洲水手後裔。1961年9月，一座火山島從海床上升，接著爆發出滾熱的岩漿之後，島民寧靜的農業生活頓然停頓。英國海軍把島民全數撤離到英國，把他們安頓在有現代化設施的房子裡，並幫他們安插工作。這些人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全部都回到了特里斯坦火山島殘破的家園。其中幾個人發現生活環境太苦，再度返回英國。他們回到英國後接受彼得．蒙區（Peter Munch）的訪談，蒙區是位人類學家，他研究島民在特里斯坦火山島和英國的生活方式。
蒙區調查後發現，這些重返英國的島民，比他們第一次來英國時，對生活懷有更多的不滿和抱怨。如今小島的社區已經煥然一新；而那些選擇回英國的人，卻得生活在陌生的人群中。一位島民用英語說：
不，我們的島民，好像一家人，他們很快樂，大家互相幫助，如果我出去田裡種馬鈴薯，有一個鄰人在抓魚，他會來幫我做， 第二天，他做別的事情，我也幫他一點忙，我們大家都互相幫 忙。特里斯坦島的人好像兄弟姐妹一樣（註2）。
現在讓我們一起想像這種互助關係的運作方式：
馬克斯是一個小自耕農，正當他準備要收割的時候，遠天黑雲密佈。 如果他不找人手來幫忙，一場滂沱大雨就會把他所有的莊稼毀掉。馬克斯去找他的鄰居琳幫忙搶收，琳的農作物還不到收成的時候。馬克斯表示，如果琳肯幫他，他也願意幫琳的忙。馬克斯會因為有琳的幫忙而得到好 處。但是琳會因為幫助馬克斯而得到好處嗎？如果馬克斯也肯幫她收成的話，她會；因為她也經常碰到同樣的問題。可是，她能夠把馬克斯的承諾當真嗎？她怎麼知道馬克斯會不會忘恩負義，在她請他幫忙的時候，不但不幫她，還要笑她笨呢？如果她盤算過，覺得沒什麼把握的話，她不會有興趣幫馬克斯的忙。她大可用這些時間來除田裡的野草。馬克斯的問題在於，他必須想辦法讓琳相信他的承諾。
某些社會的解決之道，就是讓馬克斯和琳簽訂一份合約，明訂如果馬克斯毀約，琳就有權獲得一筆賠償。但是如果馬克斯和琳生活的社會裡沒 有簽約的習慣，馬克斯唯一的辦法就是取得琳的信任。如果他在村裡的名 聲不錯，這應該不成問題。但這種名聲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在特里斯坦島這種小規模的社群裡，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實際的行動累積起來，也就是說，履行自己的承諾，與其他成員維持互信互守的往來。
馬克斯還有一個方法；他可以用欺騙的手段，讓別人相信他是一個講信用的人，而實際上他並不是。可是，問題又來了，在一個幾乎沒有遷徙流動的小社群裡，這一招好像行不通。在人類或其他群居性靈長類生活的
環境中，誠實真的是一個最好的政策。80年代早期，著名的美國社會理論學家羅勃．亞克洛德（Robert Axelrod），對人類的合作性提出了一項驚人的發現。亞克洛德的研究成果只在一個狹小的學術圈內流傳，圈外的大眾仍然不了解這個發現的意義：合作不僅足以改變個人的生活，甚至可以改變國際政治。在了解亞克洛德的發現以前，我們首先要知道他研究的問 題：探討人類合作關係的領域中，最令人困惑的「囚犯困境」。這個名詞 已經把問題的性質一語道盡了：囚犯面臨的一個想像中的抉擇。囚犯的困 境有許多版本，我的版本如下：
你和另一個囚犯關在盧里坦（一個想像的王國）警局不同的牢房裡。警方企圖讓你們兩個都招出陰謀叛國的罪名。一位審訊官來 到你的牢房，他倒了一杯盧里坦酒，遞上一根菸後，用一種非常友善的口吻，開出了一個條件。
「認罪吧！」他說，「如果你在另一間牢房的朋友……」你抗議說，你並不認識另一個牢房的囚犯，可是審訊官打斷你的話，繼續說：「他不是你的朋友最好；因為我正要告訴你，如果你認罪，他不認的話，我們就用你的供詞把他關10年。我們給你的回報就是讓你無罪釋放。另一方面，如果你笨得拒絕認罪，而另一間牢房的『朋友』卻認罪了，那麼坐10年牢的人就是你，他可以獲得無罪釋放。」
你思考了一會，發現自己沒有足夠的資訊來做決定，所以你問 他：
「如果我們兩個都認罪呢？」
「因為我們不需要你的供詞，所以你得不到無罪釋放。不過，念在你有心幫忙我們的份上，你們兩個人都只判8年。」
「如果我們兩個都不認罪呢？」審訊官臉上流露出來的不悅之情，讓你害怕他會出手打你。可是他努力地控制著自己的脾氣，咕噥地表示，他們就會因為沒有供詞而無法把你們扣留太久。他接著補充說：「我們不會輕易放 棄。在國際特赦組織那些假惺惺的人向政府施加足夠壓力，放你出去以前，我們還可以再關你六個月，繼續審問你。你要想清楚：無論你那個朋友認不認罪，你認罪的下場都比你不認罪得好。我一位同事現在也在對他說同樣的話。」
你想了一下，認為他說的對。不管另一個陌生的牢友說什麼，你認罪的下場會比不認罪好。因為如果他認罪了，你的選擇就是：認罪，判8年；或者不認罪，判10年。另一方面，因為如果他不認罪，你的選擇就是：認罪，重獲自由；或者不認罪，再關六個月。看起來，你應該承認比較好。可是你心裡又出現了一個念頭。另一個囚犯的處境跟你完全一樣。你覺得認罪是理性的 做法，他也會認為認罪是理性的做法。結果是你們兩個都要關8年。然而，如果你們兩人都不認罪的話，你們都可以在六個月以後獲得自由。
為什麼一個對雙方面都合乎理性的選擇，也就是認罪，會比你們都不認罪的下場還糟？你應該怎麼做？
囚犯困境是一個無解的兩難。純粹從個人利益的角度來看（不管另一個囚犯的利益），兩個人都認罪是一個理性的行為；如果兩個人都從個人的利益出發，選擇了理性行為的話，他們的下場會比做其他選擇更糟。這個困境證明，如果我們都選擇個人利益的話，我們的下場會比我們都選擇共同利益還糟。你不太可能會遭遇盧里坦囚犯的處境，可是囚犯困境所證明出來的通則，卻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發生。
每一個受過塞車之苦的人都知道一個事實，開車進城雖然合乎個人的利益（因為公車除了會塞車以外，班次也不多），但大家都搭公車卻是合乎所有人利益的做法，因為公車公司可以因為大家都搭乘而提供較多的班次，而且少了汽車，上班的時間也可以因為塞車的改善而減少一半。在上面那個例子裡，馬克斯和琳跟這兩個囚犯的處境，既有類似也有不相同的地方。他們彼此合作對兩個人都有好處，因為不合作會讓他們的收成都毀於豪雨。
可是，對單方面而言，合作是理性的行為嗎？如果琳幫忙馬克斯收成完畢，有一天，在她需要馬克斯幫忙收成的時候，馬克斯也許會認為幫忙琳不合乎他的個人利益。因為他已經得到了琳的幫忙，他把時間花在第二次播種前的除草上會更有利。我們再換到琳的立場來看這件事。假如琳在思考自己該不該幫忙馬克斯收成，如果她發覺，由於馬克斯的作物先收割，那麼，幫忙琳收割就不合乎馬克斯的利益。基於這個理由，馬克斯可能不會幫她。她不應該先幫馬克斯才對。因此，馬克斯和琳也像那兩個囚犯一樣，彼此合作對他們都有利，但是否合乎理性卻值得懷疑。
如果那兩個囚犯彼此合作，決定不認罪，也就是說，他們採取對彼此有利而非對立的態度，那麼，我們就很容易看出囚犯困境和農夫困境的類似之處了。這兩個例子都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問題――合作者困境的不同版本。不過，這兩種版本之間也有一個關鍵性的差異。囚犯困境是個一生難得發生一次的情境。你和另一個囚犯只有一次做決定的機會：要和對方合作或者不要。你和另一個囚犯應該不會再處於相同的情境了。就這方面來說，你給審訊官的答案，除了審訊官所說的後果以外，對你的生活不會有進一步的影響。
馬克斯和琳是鄰居，也可能要做一輩子的鄰居。像四季的變遷一樣，我們也可以預測他們不只今年需要彼此的協助，以後也會需要。這是他們在考慮個人利益時，必須納入的重要因素。馬克斯知道，如果他不回報琳的幫助，明年甚至以後許多年，琳都會拒絕幫助他。馬克斯或許可以拒絕幫忙琳，把時間用來除草而獲得短期的利益；就長期來說，他的損失更大。因此，幫忙琳對他是有利的；在這種情況下，琳也會知道幫忙馬克斯對自己有利。因此，在不斷的重複中進行合作者困境的推理，和一次了斷式的推理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現在已經有足夠的背景來了解亞克洛德的研究結果了。他認為囚犯困境是一場以最少時間為目標的競賽。他找來許多參賽者，舉辦了一場循環排序法（round- robin）錦標賽。每一個參賽者必須和相同的對手連玩200回合。參賽者必須在比賽中以沉默、背叛或招供，來表示是否要和對方合作。和上面說的盧里坦故事一樣，你會在牢裡待多久，決定於對方如何回答審訊官。
唯一的差別是，在這場賽局中，你可以不斷地做決定。你每做完一次決定，得到的情境都會不同，因為你知道對手之前做了什麼決定。你和一位參賽者玩完200局之後，還要再和另一位參賽者繼續玩，一直輪流到每一個人都和每一個人玩過200局為止。所有的賽局結束後，再計算出每一個參賽者得到的總坐牢年數。為了贏得錦標，我們可以運用各種比賽策略。例如，你可以採取一直保持沉默的「全程合作策略」；也可以採取極端自私的「絕不合作策 略」。
你可以採取一個比較中庸的策略，比如，前十局合作，十局以後不合作。你也可以採取一個回應對手反應的策略，例如，對方在前一局合作時才合作。亞克洛德想知道是否有一個策略比其他策略都好。如果有的話，也許我們可以運用在真實的生活情境，當我們或政府在不知道對方是否會合作的情況下，可以做為是否要和對方合作的依據。因此，他依照我剛才說明的規則，宣佈舉辦一場囚犯困境錦標賽。他邀請了一些從事決策 研究的人來參加。他在邀請函中要求參賽者繳交一份電腦表格，並提出他們認為可以獲勝的策略。
最後入圍的一共有14個人。14個參賽者在電腦中互相對抗。最後的優 勝者是一個使用最簡單也最短捷策略的人。他的策略如下：
ａ、第一局，合作。
ｂ、第二局以後，採取對手上一局的招數。
這個策略就叫做「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如果對方有意合作，我就合作；如果他們自私自利、不肯合作，我就在下一局給他們一個自私 自利、不合作的回應。這種幼稚的策略居然會贏，一定讓那些挖空心思設 計複雜策略的專家感到很不舒服。亞克洛德決定再舉辦第二場更大型的比 賽，想了解是否有人在知道一報還一報的策略會再次被運用的情況下，能 擬訂出更好的策略。這一次，一共有62個入圍者。比賽的結果，一報還一 報的策略再度獲勝（註3）。
這個策略為什麼兩度獲勝？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亞克洛德所說的「善意」（nice）策略。他所謂的善意，指的是絕不當第一個以不合作方式行 動的人。除了善意之外，一報還一報的策略也比一開始就表現自私的「惡 意」（mean）策略更有效。在亞克洛德的競賽中，不只一報還一報的策 略如此，別的「善意」策略也都比非善意的策略獲得較好的結果。
他的實驗對不自私行為在促進生存和傳宗接代的角色上，做出了重大的發現。亞克洛德研究的結果精確地顯示，不自私的人會比那些完全自私自利者有相同的、甚至更好的表現。他歸納出三個重要的發現：
一、一報還一報的策略也幫助其他善意策略獲得較好的結果。換言之，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和其他善意策略的坐牢總時間，比惡意策略少，因為這些策略都是由尋求合作開始，並且繼續採用下去。整體而言，善意的策略會產生彼此支持的效果。
二、與善意策略恰成對比的是，惡意策略在採取彼此對立的過程中，破壞了雙方成功的機率。以惡意策略彼此對抗的雙方，都獲得較差的結果。
三、當善意和惡意策略彼此對抗時，善意策略受到對方第一個自私行為的挑釁而以報復回應時，它會獲得較好的結果。
要了解不自私行為在演化上的意義，首先我們不能把它當做電腦程式或競賽策略來看，而是把它當做動物可能會有的行為來看待。這裡指的 是住在一個穩定群體中，有能力認識其他成員，並記得牠們先前的合作或不合作行為的群居性動物。從整個演化史來看，人類就是這一類群居性動物。黑猩猩、大猩猩、許多種類的猴子、大象、狼與其他幾種群居性哺乳 類動物，都能滿足這些要件。接下來要問的問題是：如果類似囚犯困境的情況經常發生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只顧眼前利益的動物，會比較能生存和繁衍嗎？或者，放棄眼前的利益，做出「善意」的行為，並與其他動物合 作的結果會比較好呢？
答案可以從上面的三項結果中獲得。第一，整個群體都做出善意的行為，群體裡的每一個成員都會獲得較好的結果。第二，整個群體都是惡意的動物，群體裡的每一個成員都會有較差的結果。第三，最重要的一點，在一個有善意和惡意成員的群體裡，在善意的成員發現對方的惡意而停止 合作之前，善意成員都會有較好的結果。第三個結論的理由，需要再做更詳細的說明。當惡意的動物和善意的動物互動時，惡意的動物在第一次接觸時會獲益，因為善意的動物會為了合作而放棄近利，惡意的動物卻不會。但由於只有一次接觸，在一個穩定的群組裡，就長期而言，這個結果並沒有任何差異。善意動物在第一次接觸時的損失，會被以下的事實抵銷：只要這個群體內的善意動物維持一個合理的比例，善意動物在與其他善意動物進行第二次以後的接觸時，會獲得比惡意動物還好的結果，因為他們獲得了合作的成果，而惡意動物卻沒有。
到目前為止，結論還不錯。事實上，非常的好。然而，在這一座演化的伊甸園裡，有一條蛇正在伺機而動。正如《聖經》裡的故事一樣，人類的無知開啟了無窮的後患。如果那些和惡意動物共處的善意動物好壞不分的話，那些惡意的動物就會從中漁利。他們會企圖從合作的關係中獲利 而不肯付出。一個惡性循環開始啟動了。開始的時候，居於少數的惡意動 物，現在卻以比善意動物更快的速度繁殖。逐漸地，善意動物遇到的善意 動物會越來越少，他們從合作關係中獲得成果的機會也減少了。到最後，那些善意的動物會從這個群體中消失。
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說得更明白些。以善意對待那些以惡意待你的人，就是甘願做一個傻瓜。有傻瓜在的環境，騙子就會坐收漁利（註4）。反之，如果沒有傻瓜的話，騙子就不會得逞。如果所有善意的動物 在察覺對方沒有合作的誠意後，停止了合作關係，換言之，當他們發覺自己在跟一個騙子打交道的時候，惡意動物想欺詐善意動物的機會就會減少。這麼看來，我們在第二章提到的「我不想當唯一的傻瓜」，就是一個 健全的觀念。當傻瓜不只對自己不好，也對每一個人都不好。幸好，這麼 說並不表示我們想當騙子。這個情境的重點是：如果一個群體中有一定比例的動物，都採取一報還一報模式的行為，他們就可以防範那些騙子。因為愛和善良受到了壓制，所以這樣的社會不再是一座樂園，但這總比由惡意動物主導的生活來得好多了。
這種結果無異駁斥了耶穌的名訓「轉另一邊臉頰」。多數人認為「轉另一邊臉頰」是一個高貴的理想，甚至對這個世間而言，理想得太不實際。因此，我們欽佩那些願意這麼做的人。如果他們願意讓兩邊臉頰都挨打，我們就認為他們是唯一下場悽慘的人。現在我們知道實情並非如此。轉另一邊臉頰，就是讓那些可能的騙子知道，欺騙是要付出代價的。在一個轉另一邊臉頰的倫理觀中，如果不只是挨打者，甚至整體裡的每一個人都要承受苦果的話，那麼這樣的倫理觀實在缺乏吸引力。
萬一一個群體剛開始都是由惡意的成員組成的，會發生什麼結果？它會啟動一個良性的循環嗎？是的，會啟動。如果這個群體裡有一個小族群的善意動物，而他們的互動多半都限於彼此之間的話，如此一來，他們就 可以從合作中獲益，並且不讓自己被惡意的動物利用。惡意的動物就只能 和惡意的動物互動，而且雙方都沒有好下場。小族群是怎麼開始合作的？ 前面提過，對近親的利他行為是有利的，演化的過程也會偏向能導致近親 利他行為的基因。一開始，小族群的成員也許都是有血緣關係的人，合作關係也可能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演化。因此，合作關係可能從一個成員只顧短利的群體中發展出來，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困守戰壕的敵軍。如果一個穩定群體中的成員，由合作中獲得比不合作還好的結果時，合作關係就會在這個群體中發展開來。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結果。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只會導致一個良性循環。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在正確的方向上，能消除惡意的行為，而惡意的行為卻無法驅逐一報還一報的行為。亞克洛德說：「我們在社會演化的車輪上安裝了一枚棘齒」（註5）。
我們現在的位置似乎與狹隘的個人利益只有一線之隔。也許「善意」的行為是有利的，如果是的話，那些心懷善意的人，不就成了比較開明的利己主義者嗎？這種異議犯了類似第五章提到的血緣利他行為的錯誤。我們對兄弟姐妹的愛，不會因為我們能解釋這種愛的演化緣由，而減少它的真誠度：實情是，我們是因為關心而不是基因的相似度，才幫助自己的兄 弟姐妹。同樣的道理，合作是最好的政策這個事實，並不表示合作者是為了獲利而採取合作政策。某些時候，例如在活路戰術中確實是如此；但某些時候卻又不然。
有些人純粹只是那種會以善意回報善意的人。試舉友情為例說明。朋友彼此幫助是常態，朋友的互助，意味著有朋友的幫助比沒有對彼此更有利。這樣看來，友情和附帶而來的愛、忠誠、團結和感恩等情感，只是用來遮蓋赤裸裸的個人利益的掩飾嗎？當然不是。有些人以自我立場計算朋友的價值，但多數人不會這麼做。多數人喜歡自己的朋友，也會花時間跟他們相處。我們發現這是促進合作關係的有效方式。許多動物也會合作，會與其他沒有血緣關係的成員建立關係。合作的行為就在這一類的朋友之間發生。有些動物會分享食物；有些會為了保護朋友，而對抗外來的攻擊。黑猩猩和許多其他靈長類動物，會花很多時間彼此梳理毛髮，拔掉對方搆不著的寄生蟲和泥巴。我們從友情中獲得的快樂，也許是因為友情所帶來的利益，但友情的真誠度並不會因此而稍減。
友情和合作還有另一個重點：在一個小而穩定且成員之間彼此都認識的社會裡，騙子不可能得逞。我們對那些和自己一起生活、工作和交往的人所知越少，對方以欺騙而獲利的機會就越大。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心理 學家理察．克里斯提（Richard Christie），發展出一套可以測量他所謂的「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性格的方法。這種性格指的是一 個人操縱和欺騙別人的能力。他這項研究是在社會行為演化論解釋出現之前進行的。他的研究結果正符合了演化模式預測的結果：有些人以操縱和欺騙獲利，有些人不會採用這種手段。
一項針對幾百名西班牙學生的研究顯示，「馬基維利主義」程度較高的人，多數來自國內比較工業化和已開發的區域。美國一項研究顯示，那些成年歲月在大都市裡度過的人，「馬基維利主義」性格比較明顯（註6）。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與陌生人的互動，會提高那些想利用人性合作本能的人，從幫助中獲利的機會；但當 這麼做對自己不再有利時，就不會繼續對這些人提供幫助。這種獲利機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許多提出合作意願的人是真誠的。就像寄生蟲需要一棵健康的樹木吸取成長的養分一樣，騙子也削弱了他謀生所依賴的合作關係。憤俗者主張，每個人都是程度不同的騙子，此一觀點把這種關係倒置了。如果每個人都是騙子的話，那麼，在誰都不信任誰的情況下，就沒有騙人的機會了。
一報還一報的進階策略
幾乎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裡，我們都要不斷地面對各種囚犯困境式的決定。人際關係、生意關係、政治和政府間關係，我們都必須決定是否要和另一個人、潛在的生意夥伴或客戶、政治盟友或外國政府合作。每一方都想在不付代價的情況下獲取合作的成果；但如果雙方都抱著這種心理，他們獲得的結果就會比彼此合作來得糟。運用亞克洛德的研究結果，可以讓雙方達到遠比其他方式更大的成果。在上一節裡，我們談過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在賽局的獲勝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把這個規則的元素再重述一遍，以便每一個人都可以廣泛地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一、先由準備合作開始。以和善的態度迎向這個世界，相信陌生人，以善意對待他們，除非你有不這麼做的理由。一報還一報的策略會讓你知道，這種心態使你和對方都能獲得報償。
顯然，在第一次接觸時，我們所冒的風險是有限的。我經常把書借給一些我不太熟的人；通常他們都會還我。由於過期的學術期刊很難遞補，所以除非很熟的朋友，我一概不外借。同樣明顯的是，當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生意關係時，會把風險降到最低程度；但無論我們要達成什麼交易，我們都應該假設對方也會秉持和我們一樣的態度。由於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只能在你和對方已經建立持續的關係時才能運作，雙方都會因為尋找到一個讓關係永續的方法而互蒙其利。
當離婚不可能或很難達成、或者不被 社會接受的情況下，婚姻正是為一個終身的、全心全意的合作關係提供了基礎。那種視離婚與再婚為兒戲的好萊塢式的生活態度，破壞了婚禮的重要功能。在無意建立一份長期承諾的心態下走進禮堂，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在過去的年代，未領受教會祝福而發生性關係，被認為是有罪的，而且未婚生子對子女是不利的。在一個不受保守宗教主導的社會中，這一類的信念逐漸消逝，我們的生活反而更好過。但婚姻制度也應該隨著一起消 失嗎？有跡象顯示它會，因為越來越多比例的男女，只同居而不結婚。
除了宗教和法律的約束外，我們還有許多方式，可以向對方表達自己對婚姻的承諾。財務合併，把時間和精力投注在共同的家庭，是其中的一種；它的意義是，當雙方的關係破裂時，他們就要損失共同的投資。就我個人的婚姻而言，我最堅定的一個承諾不是結婚，而是我決定要擁有共同的孩子。我的意思不是我和未婚妻在婚前就已經或計畫懷孕。我們沒有那麼新潮；我們是在結婚四年之後，才決定生第一個孩子的。在這四年期間，雖然我們的關係良好，彼此也都信守承諾，但在我們有孩子以前，會或不會繼續一起生活似乎都有可能。我們都不認為離婚是一件違反神的律法或道德律的事，只要我們對對方的感覺一有變化，隨時都可以分道揚鑣。
當我們做了要生孩子的決定時，等於杜絕了這一個選擇；雖然我們還可以再把它打開，但它的困難度卻比以前高出許多。（我要強調的是，這是我們想建立一個具有約束性的承諾，而不是改變關係的性質或品質的關鍵點。）我們的孩子以更具約束力的方式，把我們的未來連結在一起，因為一旦親子之間發展出一份愛的關係之後，你就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徹底地 或毫無牽扯地抹殺這個連繫。無論父母的一方或雙方多麼努力地想終止這個關係，再展開新的生活，子女的存在卻讓他們不可能這麼做。
二、以德報德，以怨報怨。在遵循一報還一報策略的路上，我們必須閃避兩個重大的危險：永無止境的冤冤相報、互相毀滅的危險和被人利用的危險。我們要先伸出友誼和合作的雙手。不過，當我們明白對方沒有對等合作的意願時，就應該改變政策。何時應該改變？亞克洛德的賽局中有一個叫做「兩德還一怨」（Tit for Two Tats）的策略。也就是說，給對方一次不合作的機會，只有當對方重複這種行為時，才採取報復策略。這個 策略在第一個賽局中效果很好，但第二局中有更多策略可以利用它的寬恕本性時，效果就變差了。
英、法兩國在希特勒得寸進尺，終至撕毀〈凡爾賽合約〉時，所採取的姑息政策，是違反一報還一報第二法則最有力的史例。他們平白地讓希特勒重建德國陸軍。如果盟軍採取了一報還一報的政策，那麼他們應該會對希特勒的建軍進行報復，但他們卻毫無反應。1936年，希特勒率軍進入被〈凡爾賽合約〉劃為非軍事區的萊茵蘭（Rhineland）。這時候，即使是採取兩德還一怨策略的人也會有所行動，但盟軍仍然不動聲色。盟軍兩度不做反應，導致希特勒於1938年併吞奧地利。同年年底，希特勒企圖染指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德語區的蘇臺德地區（Sudetenland）。
發展到此一地步，盟軍早應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然而，他們又在慕尼黑向德國獨裁者屈膝。盟軍如此片面地屈服於希特勒的武力，不但助長了希特勒予取予求的信念；也拉抬了他在德國人心目中的梟雄地位。如果盟軍對非軍事區萊茵蘭的武裝，採取堅定的立場，他們就可以輕易地擊敗一個羽翼未豐的敵軍。當盟軍終於決定保衛波蘭時，決勝的優勢已經喪失了。 英、法政府的寬容無度和五德還一怨的政策，拖延了克敵致勝的時機，徒使必然而來的戰爭，演變成一場慘痛的災難。
其中涉及了好幾個因素，特別重要的是英、法政府中有許多人對倉促簽訂〈凡爾賽合約〉的內疚，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屠殺後，為了避免戰爭而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的堅決。雖然只是後見之明，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誤判敵情所釀成的悲劇：在毫無代價的情況下，縱容對方片面地使用武力予取予求。在其他一些情境中，也許根本很難採取一報還一報的策略。美國和盟軍卻以不可以像姑息納粹主義一樣，重蹈姑息共產主義錯誤的名義，來合理化參與越戰的事件。
此一思維的主要理念是，國際共產主義是一個已經囊括了整個亞洲的單一實體，它征服了中國、北韓、北越，並大舉入侵南越、泰國至馬來西亞的整個地區。但這是一個錯誤的思維，越南只是一場局部性的衝突，而不是國際共產主義的測試場；共產主義在越南的勝利，並不像鷹派說的，會導致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紛紛淪陷的「骨牌效應」。越戰中一報還一報的策略無法取代對情勢的特殊事實做縝密與精確的了解。即便有了縝密與精確 的了解，一個烏托邦式的世界，也不會在棄武的情況下憑空而來；但一個深謀遠慮的一報還一報策略，卻會讓敵方知道戰爭需要付出代價，而不敢輕啟戰端。
縱使布希總統因讚揚聯合國反對伊拉克入侵的立場開展一種「新世界秩序」，而遭到各方的質疑，但是把基本上奠基在簡單但卻有力的一報還一報原則上，有志一同地對抗一件明顯的入侵事件看作是新世界 秩序的基礎，並非荒謬的。然而，我們期盼的前景中還存在了另一個重大的威脅。固然一報還一報策略可以在持續的關係中獲致良好的效果，但當惡勢力大到使承受的一方無法採取報復手段時，便無法適用一報還一報的 策略。同樣的，如果一方的報復能力只會導致雙方玉石俱焚時，那麼此一 報復就不足取。核子武器使得這兩種可能性成真。在核子武器產生的諸多威脅之中，最嚴重的是，它威脅了可以調整國際關係的最佳基礎。
三、以簡馭繁。一報還一報策略是一條簡單至極的法則。維持己方行為簡單明瞭的好處是，它讓對方很容易地看清我們的動向和意圖。賽局理論家使用零和遊戲來描述一種贏者全得的賽局。用來賭錢的撲克牌戲就是零和遊戲的一種。在撲克牌賭局結束時，贏者的所得扣除輸者的所輸 後必須等於零。如果我們的生活是一場零和遊戲的話，那麼用簡單的規則來玩就是不利的，因為一方的獲勝必須建立在另一方的失敗上（在撲克賭局中，你會企圖以欺敵誤導的方式獲勝）。
然而，在真實生活的許多情況中，雙方都將從合作中獲利，並且如果合作的雙方一開始就彼此了解，那麼他們的獲利會更大。接下來他們可以知道如何達成合作。一方知道對方不願意被利用的情況下，雙方的獲利也會更大。開誠佈公地揭示自己的政策，是符合利益的做法，因為它讓對方在更清楚規則的情況下，為謀取共同的利益而合作。我們應該把一報還一報的策略運用在比較親密的人際關係上嗎？如果說應該，未免顯得斤斤計較、冷漠無情。當然了，情人和好朋友之間不需要玩囚犯困境的遊戲。那麼，親子關係呢？父母是否應該撇開親情和關愛，而採取一報還一報策略中有帳明算的方式呢？
實際上，以真誠的相互關懷為基礎的情人、家人和好朋友關係，很少會發生互惠互利的問題。換一個比較技術性的方式來說，在一場囚犯困境的賽局中，對對手的關懷會改變我們評估結局的方式。如果關在盧里坦警局裡的兩個囚犯，都像關心自己一樣地關心對方，他們做決定時，就不會只考慮自己的最短刑期，而會考慮兩人加起來的最低總刑期。無論對方的決定是什麼，拒絕招供都會產生最低的總刑期（如果對方招供，總刑期是10年；雙方招供的總刑期是16年。如果對方不招供，總刑期是1年；一方招供一方不招供的總刑期是10年）。因此，具有利他精神的囚犯會拒絕招供。如果兩個囚犯都具有利他精神，他們的結局會比兩個囚犯都不在乎對方的刑期要短。因此，情人、家人和好朋友之間，都以關心自身福祉的程度關心對方，他們就不會掉進囚犯困境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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