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是一個新的朝代嗎？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關於中國的暢銷書定名為《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其暗含的意思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九四九年革命與建立中華民國的一九一一年革命是類似的，都可以視為新一輪的「朝代循環」。(9)其他西方作家也使用帝制隱喻來說明毛的為政之道和深居簡出。就像一位中國古代帝王一樣，毛也被視為神一般的政治人物。並且，中共高層內部的運作，甚至他們的日常生活，都被層層掩蓋——一切都隱沒在距離故宮不遠的戒備森嚴的中南海之中。
此外，在中國國內，也有對現任政權的批評者使用類似的隱喻質疑那些革命的代表人物，稱共產革命完全割斷了與歷史中國的聯結。比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期間，抗議者常常用「皇帝」一詞來描述鄧小平的行為。當時有一張大字報，將鄧刻畫為現代慈禧。慈禧（1839–1908）是清朝同治皇帝的母親、光緒皇帝的伯母，在大半生時間內，她一直是中國事實上的統治者（將鄧比作慈禧，其依據是，儘管鄧在一九八九年是中國最高領導人，但他卻沒有擔任任何正式職務，如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或總理）。另外，帶有嘲弄色彩的「太子黨」一詞常用來指稱中共高層的子女，許多民眾認為他們享有不公平的優勢，過著特權生活。薄熙來也許是其中最著名的、或許也是最聲名狼藉的一位。他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政客，在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贏得了廣泛的支持。然而，在二〇一二年初，他因一樁謀殺醜聞和大規模腐敗指控而遭到整肅。
此類帝制隱喻有其自身的價值，它凸顯了這樣一個事實：當前的中國仍被歷史上一再出現的政治問題所困擾，包括私人關係或某些狀況下的家庭關係所誘發的高層腐敗。然而，帝制隱喻不宜過多使用，也不能過於當真。在中華民國，蔣介石的繼任者是其子蔣經國。同樣的情形還發生在美國，來自布希家族的兩位成員便間隔不遠地分別擔任過美國總統。而在中國，沒有哪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存在血緣關係。並且至少從毛時代至今，中共統治一直都帶有寡頭政治的色彩，由一個統治集團（其成員之間沒有血緣關係）共用權力，這有別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
不僅如此，帝制隱喻還從許多方面模糊了中國現在與過去的界限。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經歷的變化是如此迅速，任何認為其歷史只會一再重演的觀點都只會帶來更多的害處，而不是好處。
然而，朝代循環和天命觀作為一種觀念，仍值得牢記。正如下面的章節所顯示的，中共領導人所擔憂的某些事情——如民間宗教的謠言、以及對自然災害的解讀——仍與古代皇帝據以判斷自身天命長短的那些擔憂極為相似。
為什麼中國現任領導人不批判毛澤東？
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在海外，一直都存在對毛澤東的不同評價，而且會繼續存在。甚至在某些地方，如尼泊爾，毛派遊擊隊一直將毛澤東的著作奉為真理。然而最近，在中國之外，一種非常普遍的看法是，將毛澤東比作中國的希特勒。這種看法很大程度上基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的政策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將毛澤東比喻為希特勒在許多方面具有誤導性。但在闡述其缺陷之前，我們必須先對這種比喻有所認識。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如果僅僅將毛視為中國的希特勒，那麼我們至少可以說，這將使當今中國的許多現象變得匪夷所思和令人不安。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紙幣上仍印著毛的頭像；比如，他的屍體依舊保存在天安門廣場；還有就是，在歷次國慶日的口號中，都會出現「堅持毛澤東思想」（一同出現的還有「鄧小平理論」、江澤民那標題古怪的「三個代表」以及胡錦濤的「和諧社會」）。
將毛澤東比作希特勒的說法在西方和臺灣很流行。它將毛視為一個單向度的形象，認為他純粹是邪惡的化身。要對這種具有誤導性的看法進行檢視，最佳的起點也許是張戎和哈利戴（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的暢銷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這本書出版於二〇〇五年，已經成為最著名的關於毛的傳記。在該書面世之前，一些西方人士已經在心裡竊竊私語：為何中國仍未對毛澤東進行徹底地批判？尤其是考慮到，當前的中共領導人早已與毛的一些政策劃清界限，並放棄了他激烈的反右立場和階級鬥爭言論，這一點就更加令人奇怪。隨著這本書的出版以及隨之而來的媒體炒作，這種困惑感急劇上升。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反應，是因為本書的一個獨特之處是，這本關於毛的英文傳記，對毛作出了最為負面的評價。作者並不滿足於將毛與希特勒和史達林並列為三大魔頭（之前的作家往往如此），而是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毛是三人中最邪惡的一位。書中引起爭議的一個觀點是：毛澤東要為和平年代七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負責，這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位暴君。該觀點被人們頻繁提及，已經被當作一種習以為常的事實陳述。
這個七千萬的死亡人數乃是基於一系列有問題的論證。該論證認為，毛並不僅僅是實施了錯誤的政策，導致了災難性後果，他事實上還「殺死了」大躍進期間每一位被餓死的人。另外，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歷次整肅和群眾運動的每一位遇難者（他們或死於獄中，或自殺），以及內部爭鬥（如文革武鬥）的死難者，均可歸罪於毛。
死亡人數本身不可能被核實，部分原因是，在饑荒年代，很難將饑餓與其他致死原因區分開來。同時，在內亂期間，部分人的確死於政治暴力，但還有一部分人的死亡原因卻是年老或疾病，二者也不可能作出準確區分。此外，只關注災難，容易使我們徹底遺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最初幾十年間所取得的成就：事實是，儘管有著大躍進等種種恐怖事件，在毛統治時期，中國的人均壽命從最初的大約三十五歲延長到七十歲，文盲率也大幅下降，從大約百分之八十降到不足百分之十。
書中充滿了對暴力行為的詳細描述，並有大量聳人聽聞的論述，將毛刻畫為一個從青年時代便有著鐵石心腸的馬基維利式的人物。作者聲稱，毛甚至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馬克思主義，而是僅僅將它當作攫取權力的工具。並且，作者斷言，毛在晚年變成了一個嗜血的、沉溺於女色的暴君，與之往來者盡是些阿諛奉承之徒。
總之，這本傳記更多地將毛呈現為惡魔，而非一個人類。兩位作者堅稱，毛缺乏愛的能力，從來不會對他的行為哪怕有一絲一毫的悔意。然而作者並沒有神奇的魔力以直接窺視毛的內心，因此這一點是如何得出的，他們並沒有作出解釋。
中國是「老大哥式」國家嗎？
美國對中國的看法，除了那些有著長遠歷史淵源的誤解之外，一些誤解還與這樣一種傾向有關：即把所有共產黨統治的國家都想像成「老大哥式」國家。當蘇聯存在時，它被認為是喬治•歐威爾在《1984》中所描繪的那個虛構世界的真實呈現。自從蘇聯瓦解以來，中國往往被賦予相同的角色。儘管一些評論家認為該稱謂用在北韓身上最為貼切，但「歐威爾式」（Orwellian）這樣的用語依然常常用來描述中國。
在特定情況下，這種描述非常符合中國的實情。但這種冷戰視角模糊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讀一讀另一部和《1984》正好相反的反烏托邦小說也許會更加有益。這就是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經典作品《美麗新世界》，比《1984》早面世近二十年。赫胥黎也是歐威爾在伊頓公學求學時的老師。《1984》和《美麗新世界》經常同時出現在各類閱讀清單上，兩本書的故事場景均設定在未來世界，在那裡個人自由受到極大限制。然而，兩部作品對威權主義的呈現具有反差：歐威爾強調的是恐懼在使人民保持一致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而赫胥黎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在人們的需求和慾望如何被創造、操控及滿足上。
將《1984》和《美麗新世界》兩相對照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九年十月——當時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在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月份，赫胥黎給他曾經的學生歐威爾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1984》是一部「具有深遠意義的」作品，但他認為，書中所描述的「全面壓制性」（boot-on-the-face）威權主義政府會很快成為過去式。他猜測，在未來世界，居於統治地位的寡頭們會找到「不那麼費力的」統治策略，以滿足他們對權力「強烈慾望」。接著，他又明確指出，未來的統治者為了保住權力，也許會採取他在《美麗新世界》中所勾勒出的更為柔性的統治手段。這種手段追求去政治化效應，著眼於對民眾分而治之，向他們提供多種形式的娛樂活動，以分散其注意力。
在這裡，網路再次成為一個有用的案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探討與中國相關的棘手問題。這裡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在瞭解中國的政治和文化變遷中，誰的啟示更加可取？是歐威爾還是赫胥黎？
中國政府對網路的控制往往被認為是「歐威爾式」。這種看法在二〇〇九年六月引起了尤為強烈的共鳴。當時北京當局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旨在限制中國居民自由上網的能力。而此時，恰逢西方國家紀念《1984》出版六十周年。上述看法有其自身的價值，但同樣飽含價值的還有金玉米（Jeremy Goldkorn）的觀點。金玉米一直在關注中國網路控制所具有的「網路保姆」（Net Nanny）的一面，並撰寫了許多文章。正如他所指出的，「大多數中國網路使用者上網的主要目的是娛樂，只要可以與朋友聊天，可以玩遊戲、聽音樂和看視頻，他們就不會注意到網路審查，也不會特別關心這個問題。他們的處境更類似於《美麗新世界》，而不是《1984》。」
當我們將歐威爾和赫胥黎對威權主義做的「剛性」和「柔性」想像結合起來，對中國的問題展開討論時，頭腦中還應該有一個時間維度。從古至今，中國的政治體制從來就不是靜止不變的，當前也不是，這個國家所採取的統治策略一直處於變動之中。這種變動所遵循的模式是，中國作家所稱的「收緊」時期和「放鬆」時期交替出現。毛澤東統治時期便集中反映了這一點。那時候，以群眾運動為途徑的密集動員時期和相對平靜時期交替到來。而當前，隨著群眾動員不再普遍，「收緊」和「放鬆」之間的相互作用也變得更加微妙。舉例來講，在當前的中國，既有放鬆時期——此時勇敢的獨立記者和致力於改革的非政府組織會享有更多一點的自由；也有像二〇〇八年末、二〇〇九年全年以及二〇一一年初這樣的收緊時期，在這一時期間，多位著名獨立知識份子遭到監禁。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間，中國經歷了所謂的「歐威爾時刻」：先是屠殺天安門抗議者，之後通過強制性洗腦對這場大屠殺進行全盤否認，並四處抓捕所謂的「幕後黑手」（中共對麻煩製造者的稱呼）。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中國進入了一個更具赫胥黎色彩的時期，因為那時候儘管中共仍在否認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但它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已經轉移到促成一場消費革命上，希望這場革命可以實現某種大規模的去政治化。借用《美麗新世界》中的一種強力催眠藥物的名稱，中共當時正忙於製造一種「酥麻式」（Soma-like）效應。
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威權主義「剛性」的一面和「柔性」的一面不斷此消彼長，但還有一個因素同樣值得考慮，那就是地理維度。在廣袤的而且出現呈週期性動盪的非漢族聚居區，如新疆和西藏，國家的控制模式很大程度上仍是《1984》式的，即便國家在整體上已經開始遵循《美麗新世界》的模式。相反，在蓬勃發展的東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其消費文化集中體現為遍佈公共空間的大型電視螢幕和光彩奪目的百貨大樓。在這裡，赫胥黎所給出的指引似乎更加可信。並且，對香港和澳門這兩塊前殖民地來說，自一九九〇年代末分別被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它們從未受到類似於《1984》那樣的全面壓制。
中國一心想主宰世界嗎？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感到憂慮，二〇〇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慶閱兵慶典上大規模得展示了它所擁有的武器，使得這種擔憂再度流行開來。然而，被過度渲染的「中國軍事威脅論」 也擁有悠久的歷史。
舉例來說，清朝末年的義和拳從未在華北以外的地區活動，也從來沒有表現出這方面的興趣，但這並未阻礙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將他們視為「黃禍」（Yellow Peril）的急先鋒，認為有朝一日這種禍害會蔓延至西方。儘管馬克吐溫堅持認為，義和拳僅僅是為保護自己的家園免遭來自外敵的侵佔，這理應得到美國人的尊重——他認為拳民是「遭到詆毀的中國愛國者」，並表示如果自己當時是中國人，也會成為一名拳民——但他的一些同胞卻支持威廉的「黃禍論」。一家美國雜誌甚至認為，義和拳是自十三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大軍橫掃歐洲以來，西方和基督教國家所面臨的來自亞洲的最大威脅。
之後，黃禍論讓位於紅色威脅（Red Menace）論。這種觀點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獲得青睞，起因是北京研製出了第一顆核子彈。當時正值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言論高漲時期，中國引爆了核子彈令美國和蘇聯心驚不已，因為毛澤東正對這兩個國家厲聲痛斥——他聲討美國的資本主義，以及對台灣的支持，並譴責蘇聯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轉而為「修正主義」。
美國國防部甚至在一九六〇年代拍攝了一部《紅色中國之作戰計畫》（Red Chinese Battle Plan）的影片，將中國呈現為一個意圖控制全球的國家。美國在一九四〇年代拍攝的一部宣傳影片中，中國曾經是日本企圖征霸世界的無辜受害者，取而代之的《紅色中國之作戰計畫》則呈現出一幅迥然不同的圖景：中國首先尋求控制住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二步即佔領美國。擁有核子武器對中國無疑很重要，但現在回頭看來，當時的中國深受各種內部問題和周邊國家如俄羅斯和印度所帶來的邊界糾紛的困擾，因而對遙遠的國家並不會構成事實上的軍事威脅。中國的確透過不結盟運動在發展中國家尋找盟友，將自身塑造為美蘇之外富有吸引力的第三種意識形態選項。然而，對中國的紅色威脅擴散至北美的擔憂，與先前的黃禍論一樣，充其量不過是一種過度想像的產物罷了。紅色威脅論沒有事實基礎，其誇大其辭的程度一如當年的黃禍論。人們可以在下面所舉的兩個例子中看出黃禍論是如何被誇大的：一個是一九〇〇年的一幅政治漫畫，描繪一名嗜血的義和拳拳民，手持尖刀，雙臂環繞住整個世界；另一個是小說家薩克斯•羅默（Sax Rhomer）在一九〇〇年後的數十年間所創作的系列小說，其主角是大魔頭傅滿洲（Fu Manchu），他仇視西方，具有魔鬼般的狡猾和冷酷殘暴。
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和共產國家之間的確發生了幾場代理人戰爭（proxy wars）。在海峽兩岸，國民黨和共產黨均聲稱自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雙方之間的數次小規模衝突，確有可能升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之間的直接戰爭。但當時中國並沒有稱霸世界的嚴肅計畫，現在依然沒有。
中國一直在持續增長它的軍費支出，其軍隊的現代化程度亦令人印象深刻。對於中國的近鄰，尤其是與中國存在邊界爭議的國家來說，這種狀況引起了或理應引發它們的憂慮。但解放軍的軍力之增強，並不僅僅是具備海外作戰的能力。舉例來說，中共政權所思考的仍是如何確保中國不受外來攻擊（北約對塞爾維亞的炸彈轟襲以及它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使中共認為有必要保持強大的國防）。此外，至少同樣重要的還有，中共還將強大的軍隊視為維持其國內控制的關鍵所在。畢竟，是解放軍而非員警部隊執行了六四屠殺任務，並且政府同樣仰賴軍隊來處理西藏和新疆的騷亂。事實上，在國慶閱兵中展示軍事硬體起到了一石二鳥的作用，既讓國內民眾見識了國家武器裝備的精良，又對國外觀察家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與台灣開戰的可能性有多大？
有多種因素的存在，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諸武力實現「統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統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奉行的目標，也是中共和中國國民黨一直以來公開宣稱的訴求，但卻並非是台灣其他黨派的目標，而後者已經開始和國民黨分享權力。中共依然堅持「一個中國」的理念（該理念認為，台灣與大陸的政治隔離僅僅是暫時性的失常，而非永久性事態），但我們很難想像，中共會如何將「統一」由遙遠的夢想轉變為即刻的現實。戰爭的可能性不能一概抹殺。這種可能性一直存在：一旦中共感到大限將至，它很可能會孤注一擲，採取富有戲劇性然而異常愚蠢的舉動，如突襲台灣，寄希望於鼓動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求強化大眾支持。然而，當前有兩個主要因素將這一可能性降至最低。
首先，資金和人員正在跨越海峽頻繁地流動，並且給這兩個國家帶來好處。據估計，有多達五十萬的中華民國公民工作和生活在上海；許多台灣企業在大陸設有分公司和辦事處；並且，數十年來，台北和中國的很多城市之間首次開通了飛機直航，尤其是在跨海探親的節假日期間。
第二個因素是，當前北京和香港的關係為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想像的空間。在「一國兩制」政策下，北京承諾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之後享有五十年的高度自治，允許其地方事務遵循前英國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時期的法律直至二〇四七年，而在其他方面則整合至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們廣泛質疑這些承諾是否被具體實行，自一九九七年以來，批評聲音便一直不絕於耳，比如北京試圖對香港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施加控制，以及香港的媒體自由因為外部壓力和內部的自我審查而弱化等等。這些擔憂不無道理，也並非空穴來風，香港目前所享有的相對自主地位，部分源於活動人士和香港居民的無畏抗爭，但香港仍有能力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治，這一點頗引人關注。香港的書店仍在出售各種大陸禁書，從達賴喇嘛的著作到張戎和喬•哈利戴關於毛澤東的傳記，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抗議期間的聲明結集到趙紫陽軟禁期間祕密書寫的回憶錄等。儘管屢遭滋擾，法輪功信徒在香港依舊可以公開宣講。總體而言，香港能夠既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區，又作為帶有城市國家色彩的實體而存在，這部分源於中國想要保持其商業繁榮的渴望。
這不禁使我們產生了如下設想：也許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會出現某種類似安排，將台灣——屆時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它可能已經完全被大陸所裹挾——正式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軌道，而無需放棄其自身的身份認同。這未必是台灣民眾所希望發生的，並且無論是香港還是國外的觀察家，仍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未來持觀望的態度。然而，僅僅是「一國三制」的未來可以構想這一事實，即便它是一個很牽強的腳本，也足以將戰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中國在未來十年將擁有哪種類型的政府？
千禧年之後不久，關於中國的許多爭論大致都圍繞著兩本書的分析框架而展開，這兩本書對於中國的前景有著截然不同的判斷：第一本是《中國的民主未來》，該書預測中國會從威權政體平穩地轉型為民主政體，另外一本是《中國即將崩潰》，該書預測中共統治將會走向瓦解。然而今日，專家們又在「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問題上形成了兩種對立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將出現政治劇變（上面兩本書均斷言政治劇變即將到來），另一種看法則表示中共很有可能維持統治。
最富有經驗的一些分析家認為，中共更有可能維持現狀，但維持現狀並不意味著中共將一成不變。他們的看法是，有必要把中共視為一個不斷變化的組織，該組織業已證明自身有能力不斷地作出調整以適應特定時段的需要，這些分析家們認為，「具有調適性的威權主義」這一歸類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的最佳描述。
一些學者進一步指出，這種調適性的威權主義的歷史根源，絕非始自改革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早在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修正了馬克思和列寧主義關於黨的角色的標準看法。他號召中共的組織者，要學習中國農民在實際生活中獲得的策略，而不要自詡為是他們的老師，認為農民天生保守，從而對他們指手畫腳。
接下來，在一九三〇和一九四〇年代，身為反對黨的中共也進行了許多嘗試。例如，創造性地採用了遊擊戰術——這是一種明顯不同於傳統戰術的戰略。在毛主義的巔峰時期（一九五〇年代末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中共再次背離正統。例如當時許多人堅持認為，「壞」的階級地位可以透過血統傳給下一代，這一說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階級是由人與生產資料的關係所決定的。
事實上，不管最後的結果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壞，中共的整個歷史都表現出，它隨時準備進行試驗，無論是在它攫取全國政權之前，還是之後。因此對於它今天繼續試驗的傾向，我們無需感到過多的驚訝，這不過是它為了保住權力的操演罷了。中共是一個天生具有調適性的組織，這一點要牢記在心。然而儘管如此，這個政權近期的許多特定試驗——如尊崇孔子，視之為英雄，又如它宣稱，只要擴大而不是限制私人產權的重要性，「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可以實現——必將遭到中共的首位革新大師，即毛澤東的極力反對。這些做法與毛當年的主張可謂背道而馳，我頭腦中不禁浮現出了這樣的畫面：這些革新可能會讓毛在他的水晶棺中輾轉反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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