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小說中的男性氣概〉
海明威一直是美國的男性氣概的典範。他的文字風格也深具威武男性的氣味：簡潔有力，剔除裝飾的修辭——因為正港的男子漢就是這樣，寡言而不矯作；在海明威筆下，只有女人和同性戀才會吱吱喳喳。在他的半自傳小說《旭日又升》中，男主角眼見一群娘娘腔男子湧入舞廳，即氣得心想「這種人本來就很可笑，可是我還是想抓出一個來扁。」這本小說對女主角也沒有好話：小說稱她是Circe的化身，即是尤里西斯神話中把男人變成豬哥的惡女（還另有批評者說，這種損陽的女人，是「長牙齒的陰道」——即把女人化約成性，再加以譴責）。《旭日又升》的男主角，為了確立男性氣概，就必須一方面用力區分自己和異己（也就是女人和同性戀者），另方一面又確立做為男人的特質。有趣的是，男主角因戰受傷而性無能，所以上述兩種行為他做得加倍賣力，以便鞏固男子氣。
然而，許多（男）批評者卻紛紛認為性無能的男主角就等於男同性戀，因為這兩方都沒有能力和女性做愛（相信嗎？有些八、九○年代的英文論述還有這種論調）；當年海明威即氣得出面澄清，說書中的男主角只是生理受傷，但心理還是「健康的」。相對於上述一批男人說的蠢話，著名的女作家歐慈就有見地得多：她認為這本書和海明威的其他小說一樣，充滿了男性之間的同性情慾，卻不是很同性戀。「類似」同性戀之處，不是陽萎男性面對女性的挫敗，而是男性之間的曖昧關係。
書中最具男同性慾之處，是鬥牛迷組成的鬥牛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使命，是要擁護一名鬥牛士；參加俱樂的資格，則是正常的男性；女性不行，同性戀更不行；而猶太人也不可以，就算花再多的錢也沒用。這種俱樂部只歡迎正常男性，可是俱樂部成員的慾望卻引人疑猜；男主角的目光總是纏著鬥牛士，不斷誇贊鬥牛士是最俊美的男孩——他甚至主動撮合女主角和俊美鬥牛士上床。他究竟想從這種配對得到何種快感？
不過，男同性慾在書中始終沒能超渡為男同性戀；鬥牛士只是一個抽象化的神祇，表徵正常男人愛死的男性氣概。鬥牛士俱樂部的實用意義，是凝聚力量投注在崇拜的鬥牛士身上，鬥牛士就可以吸收更多的男性氣概；而膨脹的鬥牛士形象也會將男性氣概反饋到俱樂部成員身上。如此就可以強化做為男人的特質。也就是說，這是一場象徵層次的手淫；男人努力摩擦陽具，而陽具也不忘回饋，讓男人看見它的壯大，男人因此就更具男性的信心。鬥牛士也就是男人想要好好侍候的陽具——不過，這一切都只能停留在象徵層次；徜若果真實現，正常的男子漢可會被嚇死。海明威的男人在書中沉默寡言，心裡可是焦慮的要死：小心，不能像個女人，也不能像同志啊。
〈韓波：同志的愛人或敵人？〉
李奧那多主演的電影《全蝕狂愛》再一次呈現法國詩人韓波和魏崙神話。試想，這兩名忘年之交的男子同居私奔，而且他們竟然還是當年法國詩壇重要的兩名男詩人，詩作對英美現代詩影響深遠。韓波這整個人就是個叛逆的符號：他反對詩壇迂腐作風，拒斥家庭主義，厭惡愛情與真理，而且，他酷愛「Sondomy」——狹義的Sondomy是指同性之間的肛門性交，廣義的則是指不符合「異性戀一夫一妻體制之內」的性（所以未婚媽媽的性也算Sodomy）。韓波的「反叛」和「男同性情慾」是相互定義的，缺了任一邊他都不算是個拜倫式英雄，兩邊齊備的他才能夠向俗世宣戰。
如此張揚男同性戀情慾的韓波，在百年之後的男同志眼中看來，「幾乎」就是令人景仰的前輩了——也難怪三不五時就有向韓波致敬的男同志藝文作品出現：如一九九四年夏天「台北破爛節」、誠品「男男女女藝術節」之中的《地獄時節》（但唐謨導演）；國外也時有描述韓波的影片，像Terence Stamp就演過韓波。不過仔細想來，雖然韓波和當代男同志同樣享有同性愛慾（homoeroticism），但十九世紀的他並不因此就有將自己定義為二十世紀概念中的男同志。如果把韓波置入今日的文化脈絡中來思考，他不是同性戀者，而是狂人。
男同志會愛上韓波的性，可以韓波的暴力卻也是男同志要迴避的污名——韓波對女性的仇視（misogyny），結合魏崙對女性的利用與排拒（看他如何向妻子涎臉卻又毆打她），正是女性主義者對男同性戀的懷疑；homosexual，是不是就是hommosexual（只有男人可以玩的性：homme是法文中的man）？男同性戀正要避免自私的男性同盟（homosociality）汙名，但韓波的範例卻又暗示兩者的同謀。韓波青壯年時期在非洲度過，雖說是為了他心中的「vision」，其實是肆行販賣人口、軍火、象牙的殖民行為，他和其他荼毒非洲的歐洲殖民者沒兩樣，只不過有著一個文學的藉口——同性愛慾將如何逃脫帝國主義汙名的陰魂不散？俊美可人的韓波，是今日男同志的愛人，還是帶來惡名的敵人？
韓波，和許多男同志偶像一樣棘手：同志要捍衛這些重要的同志文化資產，不要被保守勢力撲滅；但同志也不能將這些保護起來的偶像供在神桌上，而應加以解構。如何逃脫「贊成」或「反對」的「either/or」邏輯，在疼惜韓波的情況下進行批評的閱讀，是個可嘗試的第三條路。套句廖咸浩的性感名言：「解構，是為了愛」，或許這才是同志愛前輩的方法，否則當代同志還真承受不起前輩的負荷呀。
〈台灣小說中男同性戀的性與流放〉
追尋、失蹤、放逐：《蟬》、《孽子》
義大利男同性戀詩人兼導演巴索里尼在〈找尋一個家〉這首詩中如此寫著：
「我在城市中遊蕩，像一個憑通行證外出的救濟所或療養院的住客，找尋來日可以收容我屍體的屋子，我的臉被熱病烤炙，白色皮肉和鬍鬢乾澀，噢天哪，是的，別人（someone else）是該為我的這一個選擇負責。而禁忌生活的遲鈍沮喪時光，比日出要來得黑暗的日暮，將我擲入敵意城市的街道，要我尋找一個我再也不想要的屋子。」
在這節詩句中，可以讀見一個（可能是男同性戀的）主體陳述無家可歸的經驗。巧妙的是，詩中孤寂的基調，以及「遊蕩」、「救濟所」、「療養院」、「病」、「敵意」等等關鍵詞，正可以切入（不只有台灣的）小說中對於同性戀的思考。台灣小說中男同性戀的流離失所，以及愛滋介入之後的雪上加霜，正是此文所要詳加討論的。同性愛慾與流放的鏈結，也將在文中分析。又，詩中「別人」該為「我」負責的這個陳述，也點出一個主體與其他人的糾葛。流浪究竟是否只是單純個人問題，還是整個社會結構對待個人的問題？如此的追尋，似乎是為了彌補流離經驗的傷痛，但其標的卻又遭解構：「尋找一個我再也不想要的屋子」。如此的追尋不是一往無前的，而暗藏複雜的矛盾思緒；關於男同性戀的出路的思考，也正需要折衝思量。
巴索里尼的詩句呈現出一個落寞但積極追尋的主體。而在台灣小說中，男同性戀主體的追尋母題近年來才明顯浮現；實際上，男同性戀的主體甚至在本地小說中長時間缺席。台灣小說中的男同性戀一直到了白先勇的短、長篇作品才有了正式發言機會，而白先勇《孽子》的出版也只不過是一九八三年的事。
進入《孽子》之前，不妨先閱讀較早的一份文本：林懷民的《蟬》（1974）；這是目前市面上描繪男同性戀的小說中，最早的一部。男同性戀人物在《蟬》這本描述當年大學生生活的小說中，只是稍微著墨的小配角；但他的「出現」卻也正標識出他的「失蹤」：敘事者是個學男生，他不滿男室友奇異的性愛傾向，擔心室友會帶男朋友回家：「說不定人家早把那傢伙帶回家了！……整棟公寓只有他們那個房子是黑的──居然不在！果然不在！一陣失望，旋鬆了他的緊張」 。男同性戀在身邊存在已是難以忍受之事，如果他們的性還在家中發生，豈不更令敘事者害怕？敘事者發現事與願（怨）違之後，心緒起伏更形複雜。其實，室友不但不曾把男同性戀的性帶回家來，甚至男同性戀的主體是不存在的：「被子方方正正地疊著，床單一絲不縐，海濱的平沙似。……那麼，他是一直不在了！證實了這點，莊世桓忽然不知還要做些什麼」 。男同性戀於此只能存在於敘事者的話語之中。敘事者對於男同性戀者的床褥耿耿於懷，也迂迴指出他對異類的性的不安。
至此，男同性戀被看見了，可是他也消失了；正如同志研究學者琺斯指出，「站出來（be out）其實就是站進去（be in）：站入可以被看見、可以被談論、在文化脈絡中可以被理解的領域」，但也有危險：「出來（out）可能是被看見（visibility），如牽出櫃（bring out），但也可能是被抹然（invisibility），如撲滅（put out）」 。男同性戀進入了議論之中，可是他的身體、他性是要被持續排除的；「隔了兩天，一個陌生的男孩上門找吳哲。莊世桓連人也未看清，直覺地認為就是『那類人』。想告訴他吳哲不在，話到舌尖，卻變成『這兒沒這個人！』砰地關上門」 。複雜的是，敘事者無法因此就把同性戀趕在屋外。「並不是說同性戀沒有向異性戀施壓，也不是說在外者對在內者而言就只是單純地在外頭」 ；對於同性戀的執念，已經常駐敘事者心頭，揮之不去，更可怖。
在《蟬》之中，已可讀見男同性戀的失蹤和性的關係，也可發現男同性戀並不可以被真正趕走。然而，男同性戀的主體仍然只能存在（異性戀的）敘事者言說之中，而且殘留在敘事者屋內的只是對於同性戀的恐懼。
《孽子》以男同性戀為第一人稱的聲音發言，使得男同性戀終於在本地小說中有做主的可能。然而，男同性戀阿青雖然是主人翁，但其身分卻是透過「（被）放逐」而形成。「放逐」也正是第一頁的小標題。同性戀的性和同性戀的流放之間的關係，又再一次被強調：阿青因為在學校與同性發生性關係，因而被學校退學、被父親趕出門外。驅逐的形式也值得注意：校方以布告形式，而家庭則訴諸聲淚俱下的通俗劇模式。族逐的意念迴繞不去，致使書前的提辭也是「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 。就連《孽子》之所以名為「孽子」，也和放逐概念緊密扣合。
至此，關於放逐有幾個方向可以探討：是被誰放逐？放逐的形式為何？放逐至何處去？
乍看之下，放逐李青的人是因為不滿他的性；但，在此不滿之後的驅力為何，也值得分析。葉德宣在針對評論《孽子》諸文的論述分析中，直指與陽物價值扣合的家庭主義對同性戀形成的排斥力：「（壓迫同性戀的）這個家庭主義……緊緊扣著漢人最堅信不移的陽物價值──孝。…… 他的悲哀不在於同性戀，而在於陰魂不散的家庭主義魑魅對其身分認同、感情、與慾望帶來的傷害。」
（本篇摘文為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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