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迷宮 鄭慧君 (政治大學與輔仁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閱讀卡夫卡作品前，必先讀入境需知：請精神意志薄弱者慎入！進入這個世界的讀者，在他充滿譬喻的文字迷宮中，必須具備強韌的求生能力，堅持自己的思辨，才有能力向前邁進。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卡夫卡在他的日記寫下：「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我的命運其實很簡單。為了描述那夢般的內心生活，讓其他的事都變得不重要，而以一種可怕的方式枯萎，而且不斷地枯萎下去。」 這段話提到不斷出現在他作品內的兩個關鍵字：「夢般的內心生活」及「枯萎」。卡夫卡雖身處二十世紀初的布拉格，在一次世界大戰的緊張氣氛下，他的作品以簡明易懂的德文句法，不帶多餘訊息，不添色彩，跨越時空限制，創造出一個個如噩夢般的內心世界。在這些世界裡，人的「存在」成為唯一目的，這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氛圍，亦突顯作者內心對軍國主義及父權威權主義的反抗思想。卡夫卡此時的作品風格已趨成熟，篇篇耐人尋味，獨樹一格。文學史無法為其作品歸類，於是傲然獨立，自成一派。甚至今日的英文也有了「卡夫卡式」（Kafkaesque）一詞的出現。
「時間」在卡夫卡的文學世界裡不具意義，但「空間」彷彿巨大的迷宮，讀者就像被隔離、囚禁的試驗小白鼠，無可奈何地在他的故事中到處走竄，試圖找到出口。而讀者僅能在這世界的上空，聽到卡夫卡的內心不斷地自問自答，到底做錯了什麼事，犯了什麼罪，得接受這種懲罰？但提問再怎麼理性，辯駁再怎麼有力，在他的文學迷宮中，合理的答案與應得的待遇根本不存在。
卡夫卡的思考模式，與他長期承受父親權威的管教方式，以及大學主修法律，慣用法律邏輯有直接關係。現實生活中，卡夫卡曾試圖以婚姻來擺脫他原生家庭的掌控，卻又擔心婚後的另一半會改變他獨立自主的生活形態，扼殺他的文學創作靈感，於是一再訂婚，又一再改變心意而解除婚約，甚至在他的短篇小說〈一名小女子〉中，將女人刻畫為情緒起伏的角色，會無故控訴主角，迫害他的心靈上。這種自相矛盾、三心二意的個性，讓卡夫卡短暫的一生中不時陷入憂鬱。這樣的生活形態自始自終沒有改變，直到他得了肺結核。死亡的那一刻，帶給四十一歲的他最終的平靜。
卡夫卡的作品裡，那封閉壓迫、如迷宮般尋不著出口的敘述空間，以各種不同形式呈現，例如《在流刑地》中的「荒蠻外島」，〈律法的門前〉那個永遠不得其門而入的「律法世界門口」，〈給某科學院的報告〉裡那囚禁猿猴的「獸籠」，以及《飢餓藝術家》中的「鐵籠」。這幾個空間有個共同點——他們全被剝奪了「自由」。卡夫卡的世界中，有股迫使人們屈服的「法（律）」，在至高無上、毋庸置疑的權威下，所有人都是被告，隨時都有接受審判的可能，而且再微不足道的「罪行」都有可能被判「唯一死刑」。
《在流刑地》中，一個勤務兵於執勤時打瞌睡，被他的長官發現，以鞭子抽打他的臉。勤務兵抗拒並威脅長官丟掉鞭子，於是被判以佈滿釘靶的機器，將其罪名刻在皮膚上，直至他因過程中失血過多而死。但被判刑的人對他到底犯了什麼罪行一無所知，更無任何機會為自己辯護。故事主角是一名旅行者，受邀參觀行刑處決過程，聽取了流放地不合理的司法判決，並目睹不人道、殘酷至極的行刑方式。在旅行者身邊解說及執刑的軍官，最後因未能說服旅行者，使其認同、支持這種古老的判決及行刑方式，決定在旅行者面前，以行動說明一切：親自上陣，讓機器在他身上刻字，然而執行時出了狀況，使他在極為痛苦的狀態下被這台機器「謀殺」。這座不知名的蠻荒外島，有着自成一格的法律判決方式，旅行者僅是個外人，對此無法干涉，即便有諸多不合理處，他只能當個旁觀者，眼睜睜看著事情自行發展。這種無力感、被支配感，以及無法改變律法的罪惡感，瀰漫整部作品。
而〈律法的門前〉是個極短篇，短短兩頁的篇幅中，道盡卡夫卡式的矛盾。主角只有兩人，一名鄉下來的男子和一名看守在所謂「法律」門口的守衛。法律大門一直敞開，男子想進去，但被守衛警告不得進入，即使強行進去，裡面還有比他更強大的守衛駐守。男子最初的理解是「法律之門隨時為每個人敞開」，但他寧願相信守衛的隻字片語，在門外苦等，希望他被允許進入，只是這一天一直都沒到來。於是他經年累月與守衛口語攻防，甚至金錢賄賂，但都無效，直到他生命到了終點，問道：「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除了我再無別人要求進入法律之門呢？」（彤雅立 譯）守衛忍不住對他說：「這裡沒有任何他人能被允許進入，因為這道門僅僅為你而開。現在我要關上門離開了。」（彤雅立 譯）
鄉下來的男人泛指一般平民百姓，他原本想追求律法，但最終他將自己侷限在「進入律法之門」這件事上，不但過於天真，失去縱觀全局的能力，將人生耗擲在這荒謬沒意義的事情上。最後守衛說「這道門僅僅為你而開」，似乎也說明了在法律面前一般人習慣不思考而被動地接受，儘管也曾心存僥倖，但最終卻也無力反抗。但更重要的問題難道不是該思考，何謂「律法」？它的作用為何？這種威權是否有其合理性，足以決定人的命運？而人是否有能力自行決定，將一生交付給他人所制定的律法，或是任何形式的權威之下？
卡夫卡的敘事故事中，由非人類的角度描述人類的社會，是冀望讀者以較為客觀的角度來觀察作者本人所看到的社會面相。例如《蛻變》就是一條大蟲作為主要敘事者，由它的眼中看盡荒謬無情的世界。而〈給某科學院的報告〉則較為詼諧：文中敘事者是隻在黃金海岸被人類捕獲、關進鐵籠的猿猴－紅彼得，他應科學院要求，提出一份他學習成為人類的過程報告。文中他再三強調，他之所以觀察、學習人類的行為，只是為了求生：「若我想活下去，就非得找到一條出路，而這條出路卻不是透過逃跑來抵達。」（彤雅立 譯）為了生存，他選擇留在籠子裡，學習人類習性，尋求同化。但吐口水、抽菸喝酒等等，這些對他沒有任何意義的動作，卻是他最先從人類身上學到的行為。這裡不難看出卡夫卡對於人類某些行為的揶揄。猿猴紅彼得在報告中強調：「模仿人類對我而言沒有吸引力；我模仿，是因為我在尋找出路，而非其他原因。」（彤雅立 譯）這段話無非影射作者本人與他身處的社會格格不入，若他想繼續生存於其中，從中找到出路，非得模仿他人那些無意義的行為舉止？但是否這樣的選擇能讓他獲得自由？答案在紅彼得的報告中：「在永遠無法選擇自由的情況下，我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彤雅立 譯）所以，既使做了跟人類同化的決定，還是無法獲得他所渴望的自由。
卡夫卡無法選擇自由，因為他出生就是個猶太人，一生都被反猶太主義的時代氛圍所束縛。人無法自由選擇自己的身世，一到世上就被社會賦予身份階級，甚至被強迫背負了許多莫名包袱，包括原罪。無論在與他人同化的努力付出再多，也永遠也無法擺脫猶太人這個身份帶來的偏見與不平等待遇：即使身為布拉格的猶太人，但就讀德國學校，以德語寫作；即使他選擇就讀法律，一個看似代表公平正義的權威；即使他選擇在保險業工作，這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唯有透過寫作，他的心靈才能得到自由，但這也僅是夜晚的業餘消遣而已。在現實生活中，他感受不到群體的歸屬感，也沒有安全感，活在自己的生存權可能隨時被剝奪的恐懼中。於是在卡夫卡的作品裡，個體與群體的對立概念：個體為了生存，屈從於群體。類似的模式，也出現在他的作品〈飢餓藝術家〉中。
〈飢餓藝術家〉當中描述的斷食藝術，是一種挑戰人體極限的方式，是二十世紀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大眾娛樂方式之一。開始屬於高級社交場合中的藝術表演，戰後則轉移到流動於各大城市間的馬戲團。表演者坐在鐵籠或玻璃籠子中，由一群喝着啤酒，吃著豐盛餐點的群眾包圍，進行數十天的斷食，日夜有人看守，避免表演者偷偷進食。戰後百業蕭條，民不聊生，斷食屬於生活的一部份，這種表演方式在當時反而富有諷刺社會的意味。吃，只為了生存；刻意斷食，對這篇文章的主角－飢餓藝術家而言，純粹是找不到喜愛的食物，也暗喻找不到「生存」的理由。這樣的表演將人放置在「鐵籠」內，與外在世界做隔離，其藝術價值在於展示表演者堅定的個人意志，彰顯他與大多數人——也就是與群體——在精神與肉體的差異性。故事最後，飢餓藝術家被放置在大受歡迎的獸籠旁，人們爭先恐後地擠到獸籠旁觀看動物，而他突破過往的演出，將飢餓的藝術發揮到極致，卻無人關注，最終默默死亡。卡夫卡藉由描寫這個藝術行業的沒落與表演者之死，意指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藝術和現實的衝突，其實就是影射自己：身為文學家，他的所做所為都不及一般譁眾取寵、沒有內涵的事物受重視。
卡夫卡曾請求好友布羅德，在他過世後銷毀他所有作品，但布羅德並未依遺囑執行。同是文學創作者的好友，他深知這些作品的價值與影響力，毫不猶豫的全數保留，並公開出版。時至今日，這些近一世紀前的作品，仍吸引讀者前仆後繼地進入卡夫卡的迷宮世界，與他一同感受「存在」的沉重，認真思考個體與群體的關係。進入這個世界後，孤立、不安、無助、衝撞與痛苦全是必經之路，正如卡夫卡當年拚命追尋「出路」的過程。但只要努力尋找，最終一定能突破卡夫卡所設下的關卡，找到屬於個人的答案與出口，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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