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
叉燒飯是倪匡在香港的第一頓飯。他第一份工是鑽地工，後又去染廠做雜工。工友不信他會寫小說，倪匡憋了股氣，花一個下午寫萬言小說，竟然真的在《工商日報》上發表了，而後寫起專欄。倪匡又給《真報》寫雜文投稿，屢投屢用。《真報》錄用他，從校對、助編、記者到政論專欄作家。寫作是他唯一本事。
秋去了，冬走來。冬天又去，便是春光。
倪匡獨自走在告士打道上，當年這條路，傍著維多利亞海港。他坐上渡輪，去九龍，荃灣。
輪船緩緩移動著，天也跟隨著一起移動。倪匡在渡輪上，風迎面吹來，沁入心底，涼涼的。港灣的海水捲起層層浪花，那朵朵浪花，就像歡快孩童相互追逐，盡情在浩瀚的海面上撒歡。風從遠處帶來塵土和污垢，肆意撒向海面，海浪把它們捲起，神奇的變幻出新的面容，又保持自己蔚藍顏色。倪匡看到波浪推來一堆浪渣，港灣的海水悄悄把它吞沒了，毫無聲息，仍然蕩著微微的波，笑迎著飛來的一切。
港灣的水面接納過無數的風風雨雨，卻沒留下任何歷史的痕跡。寬容就是這海水的胸襟，就是這海水的氣魄，就是這海水的靈魂。它始終用一面平鏡對著每天都有千變萬化的天空。
人生常會有很多不如意，其實那一切的不如意，就像是海上的漂流物，接受它，容納它，吞沒它。能寬容一切，一切就改變了，平靜了，過去了。人生何必太苛求。人常常對著生活笑笑，生活也就常常笑對你。
倪匡望著海水，想著前不久成功偷渡的那一刻。
踏上香港土地，倪匡身上還留了幾個錢，先買一碗飯吃：叉燒飯。這是他在香港的第一頓飯。一大碗的飯，飯上面鋪著幾塊實實在在紅彤彤的叉燒，肥得漏油，油流到碗邊，黏在手上，那種感覺，尚未吃，香噴噴的情愫，已經令倪匡陶醉。他看著這碗叉燒飯，笑了：「天下哪有這麼美味的飯。」上海當然也有叉燒飯，但絕對沒有如此的色香，也不是普通人有錢吃得起。
叉燒飯是廣東、台灣、香港、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區的茶餐廳、酒樓及港式快餐店常見的食品，是叉燒加叉燒汁或醬油蓋住一碗或一碟白飯而成。當年，何鴻燊旗下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對光顧葡京和回力娛樂場的境外遊客，免費派送一客葡京潮州酒樓或喜萬年酒樓的「懷舊叉燒飯」，作為吸引賭客的漂亮一招，傳為佳話。
直到幾十年後，倪匡看到大碗飯，還會自樂。其實倪匡原本就沒有什麼宏偉的人生既定目標，或許是和少年生活困頓，逃亡香港艱辛的背景有關。倪匡在那時候唯一願望，就是「若能在香港過十年自由生活，就已好開心了」，而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每當他看到一碗白飯放在面前，都會感到滿足而哈哈大笑，想起「泰國香米」，新鮮出爐的香米白飯，心裡那份喜悅，難以筆墨描述。他相信這就是困苦日子令自己比較容易滿足生活，以致對人生的起伏，都可以看得清淡平和。倪匡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他說，早上醒來打開水龍頭馬上有水出來，就會很感動了。
倪匡初到香港，只是在北角一間小屋，臨時安了一張小帆布床，後來認識了幾個朋友，便四處睡，居無定所。他沒有依靠父母和親友，直到有了固定收入，他才長住父母的家。在香港最初的日子，他相當落魄，語言不通，又沒一技之長，只能做重體力勞動的雜活。荃灣工廠區是香港找勞工需求量最大的地區之一。上世紀五○年代末，大陸移民湧入，令大角嘴、荃灣、觀塘的加工業發展紅火，相較做紡織製衣的長沙灣、做塑膠製品的新蒲崗，規模完善多了。
荃灣，青山道一帶，中國染廠集團公司，當時還沒有中國染廠大廈，那是後來一九八○年才建的，不過當年這一帶有很多小型廠房。每天一大群人散落在那兒，等待工頭來招人。
倪匡第一份工作是鑽地，就是雙手拿個鑽地機，咚咚咚咚打穿地面，鑽地機分一百二十磅、一百八十磅的兩種。倪匡當時年輕，手臂肌肉看起來還不錯，工頭給他試了一百八十磅的，它每打一下地，就反彈一百八十磅的力給他。不過工資也高，一小時有四塊錢港元，那時候普通工人一天也只不過六塊錢而已。倪匡幹了兩個小時的鑽地後，臉龐及四肢被太陽曬得黑黝黝的，全身骨架也都震得快散了，真有點受不了。後來倪匡又去染廠做雜工，手浸在染缸裡，雙手的皮都脫得很厲害。
時間久了，他與二三十個年輕人混熟了，每天一大早就聚集在荃灣廠區的空地上，等工頭來招工，日薪三元七角，給工頭抽去八角，剩下二元九角。二三十人，不是人人有幸被工頭挑中去開工，總有幾個人留下，沒有活幹。他們團結互助，沒活幹的，傍晚就等幹完活的工友回來，眾人一起分錢、吃晚飯。一次，不夠錢吃飯，只能去茶餐廳喝杯飲料。
倪匡點了咖啡。看到桌上一缸糖，他問工友：「這糖怎麼買，多少錢？」
「不收錢的。」
「免費？」倪匡一臉疑惑。
「免費。」
「隨便用？」
「隨你加多少糖。」
天下有這等好事？倪匡回過神來。糖不收錢，有了糖，肚子就不餓了。他往咖啡裡狠狠放了五勺白砂糖。直到今天，倪匡喝茶喝咖啡，還是要放很多塊方糖。
倪匡到了香港，從來不覺得艱苦，反而覺得自己富裕了。初到香港，他讀夜校，此後一切學問都是自修獲得的。在大陸時，農場工作收入極少，來港後每天幹活平均可淨收二元九角。每天吃七角一碗的叉燒飯，高興得不得了。那時在大陸大饑荒逃亡來香港，哪有吃過這麼好的東西。到了香港，真是海闊天空。上海和香港距離並不遠，但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他追崇個人自由，人應該生活在一個有個體自由的社會中，身體和思想不受傷害。倪匡躺在維多利亞公園草坪上，望著藍天白雲，伸手伸腳，深深呼吸，倍感自由，完全沒有人干涉，自出自入，為所欲為，自由完全不受干擾。一個「無災無難」的自由人，是倪匡最嚮往的。
一九五七年，一天早上，眾工友在一起等開工。幾個人在看《工商日報》。
「這篇東西寫得好玩。」一工友在讀副刊上一篇萬言小說，每逢星期天刊登一次。
倪匡接過報紙，一面看一面說：「這種東西，我也會寫。」
「你少來啦。」兩個工友朝著他訕笑。
「寫小說不就是在讀自己腦中的故事嘛，不難。」
沒有人相信他能寫東西發表在報紙上。倪匡憋了股氣，花了一個下午寫了篇近萬字的《活埋》，講的是中國大陸「土地改革」地主子女的遭遇，文章文藝腔重，也看不出什麼主題。他去投了稿，不過自己也不抱大希望，試一試而已。一周後，編輯給他回信，讓他去編輯部見面談談。
倪匡的稿子刊登了，這是他的處女作，那是一九五七年夏天。他第一次拿到稿費，竟然多達九十港元。他驚異得傻了眼，偷笑了三天。那個年代，二塊九角都可以吃四碗叉燒飯了。當時他在工廠、工地上從早做到晚，每日只賺得二元九角，而用一個下午輕輕鬆鬆寫篇文章，竟然就有九十元。倪匡後來才知道，一萬字小說，一百港元稿酬，扣除標題和段落空白，因此只有九十港元。那位編輯說：「你儘管寫來吧，我們認為可用的就用。」於是，倪匡連續投了十多篇，都發表了，倪匡都以筆名「衣其」署名。若干年後，倪匡一直想找到這位報館編輯，香港新聞界不大，倪匡就是沒找到他。
倪匡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呼倫池的微波》，就是上世紀五○年代末寫的，背景為蒙古草原。那時他初涉文壇，寫完一稿還重抄一遍，邊抄邊改。那以後他無論寫什麼，殺青後絕不再看第二遍。
倪匡當時寫的小說，常常會在故事中穿插一些自己的議論，儘管有時寫得很隱晦。以後，他的好友、小說家古龍經常笑他：「你不是在寫小說，你在寫評論。」倪匡喜歡抨擊人性的醜惡，即使寫得隱晦，細心的讀者還是會感覺到。其實，倪匡反對文以載道，但有時候他就是忍不住要議論幾句。
倪匡一邊在染廠做雜工，一邊繼續寫作。他一出手就成功發表，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從小愛讀書，小學語文課寫作文，常常是班裡同學的範文。中文常用字三千個，初中畢業時他已熟練掌握。愛讀書，用他的話說，這是天生的。小時候，一般孩子總愛玩遊戲。所有遊戲，不論下棋、打球、摔角等，都是要爭勝負的，不是你贏，就是我輸，一定要用比賽競賽來比較。倪匡最不喜歡跟人比較，因此唯有多讀書。他從小就不喜歡參加集體活動，沒事做就捧書讀，不知不覺愛書成癡。
倪匡讀書，已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天不看書就渾身不對勁。小時候他看連環畫，長大一點了，就看經典小說。無論什麼稀奇古怪的書他都愛看，但最喜歡的還是小說。倪匡父母管教孩子的方式是任其自由發展。不過在倪匡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教他讀《孟子》，因此，他一直喜歡這本書。
讀小說，最初他看通俗小說，如《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說唐前傳》等；後來讀各種民間故事，之後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聊齋誌異》，甚至《史記》。中學時代是人一生之中最能吸收書本的時候，什麼書都生吞活剝，只有在這年代，才有耐性把長篇《約翰‧克里斯多夫》、《戰爭與和平》、《基度山恩仇記》等看完。像一個發育中的小孩，怎麼吃都吃不飽。幾十年後，這些書，他都反覆閱讀，溫故知新，每次都有新收穫。
這些書好看。他從小喜歡想像，這些故事引人入勝，也不知道從何時開始，這些文字都在他腦中化為畫面。他一邊看書，就一邊在腦中製作電影畫面，畫面清晰。他十一、二歲時，讀到《水滸傳》，魯智深脫光衣服匿在床上扮新娘，當小霸王周通撲過來時，他就赤條條從被窩中跳出來。忽然間腦中浮現一個又大又胖的和尚，從此看小說就有這個功能。任何名著改編的電視或電影，他都不看。因為在他腦中已有很多部改編的版本，絕對好看，他腦裡的小龍女是真正的小龍女，楊過是真正的楊過。
倪匡最不喜歡讀那些所謂勵志的書，用當代的說法，就是「心靈雞湯」那類，教人怎樣思想、怎樣做人，他認為這些全部是廢話。教人立志做人，他最討厭「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不知浪費了多少生命。那些道貌岸然的書，他都不讀。懂得思想的人又怎會看這些書呢？每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些「專家」是要教人怎樣去思想。人的思想會自然地產生，用不著去教。他又不是機械人，機械人就要輸入一些指令給他，但他是一個活人，活人的腦部活動會自己產生思想，不用那些「專家」去提醒，人總會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接觸的事物做判斷。
嚮往四處出遊玩耍的倪匡，在中學時曾想過，能像徐霞客那樣多好。他愛讀《徐霞客遊記》。不過，他總想不通徐霞客如此遊山玩水，花費從哪兒來，當時又沒有旅遊雜誌給他發表文章換稿費。
在香港十多年後，倪匡成了寫作大師。一次，他與一群年輕讀者交流時說：「寫作是我唯一的本事。從小學到中學，我曾想過，能做個旅遊作家就爽了。做學生時，你我都寫過作文。我認為會走路的人就會跳舞，會舉筆的人就會寫文章。你想當作家？當然可能，不過跳舞的話，舞步總得學，寫作也要練習。光講，沒用；你想當作家，就先要拚命寫、寫、寫。發表不發表，是寫後的事。為了發表而寫，層次總是低一點。不寫也得看，每天喊著很忙，看來看去只是報紙或雜誌，視線狹小。眼高手低不要緊，至少好過連眼都不高。半桶水也不要緊，好過沒有水。當今讀者對寫作人的要求不高，半桶水也能生存，我就是一個例子。」
他接著說：「我從小就喜歡看書，我覺得人腦的運作，跟電腦的運作差不多，一定要很多數據輸入進去，才會有東西出來，一個人不可能憑空會有知識。書籍、報紙、雜誌、電視、電影都是我的靈感來源。通常不必蒐集，有趣的資料自己會跑出來。我常常是看到某篇報導很有趣，才根據其中的內容構思故事。」
在倪匡的書房，看不到雜亂的寫作資料，只有一套參考書籍，即《少年兒童百科全書》，另有一本《辭海》。看那部百科全書，雖然是少兒讀物，不明白的事，看了就一清二楚，有物理、化學、文學、音樂、常識等，應有盡有，圖文並茂，對他而言，已經夠用了。
在《工商日報》撰文，倪匡寫一篇就發表一篇，從來不會被退稿，他這一生寫作，說來奇怪，從沒被退稿。他自己都不明白，是運氣好，還是真寫得好。他在《工商日報》上開始寫專欄，每天一篇，一千字，有八塊錢稿費。
那時八塊錢是相當輝煌的，與女友約會，三塊看電影，五塊吃餐飯，四個合菜。倪匡有個專欄叫「生飯集」，什麼意思？他覺得寫寫字，飯就生出來了。再說，這個專欄的文章，每天在罵人，上海人罵人，「你吃了生米飯」，倪匡為自己起了這樣的專欄名，頗為得意。
接著，倪匡又給《真報》寫雜文投稿，屢投屢用。不過，倪匡始終沒有收到過稿費。有一次，他貪玩，投稿到共產黨的報紙《文匯報》去。副刊正在討論一篇小說的政治是否正確，倪匡寫了一篇《要批評，不要棒打》，結果也刊登了，在共產黨報紙上發表，嚇得他連稿費都不敢去拿。
他在《真報》主要寫政治性雜文，主張香港擺脫中國的負面影響。編輯說他的政治觀點很特別，竟然知道共產黨那麼多內幕，很了解共產黨似的。那時候報館一有缺稿，就叫他來寫。
一天中午，《真報》社長陸海安約他去茶樓喝茶。一見面，陸海安就對倪匡有好印象：年輕，英俊，大氣。當年，陸海安也只是三十多歲。
陸海安說：「你始終沒有收到稿費吧？」
聽聲聽音。倪匡一臉疑惑：「沒有啊。」
陸海安的臉誠懇而無奈，給倪匡夾了兩塊廣東點心：「我們報館小，付不出稿費。」
倪匡倒也爽快：「稿費有沒有，無所謂，反正閒著，寫得也快，還給其他報社寫。」
陸海安聽了，一愣，這年輕人有理解心，雜文文筆老辣，現實生活中卻能包容：「你現在在哪兒做事？」
倪匡說：「沒事做，閒著。」
陸海安沉默了一陣，給倪匡倒茶：「你就來報館幫手吧。」
「來做事？」倪匡有點意外，抬眼看著社長，旋即又問：「給人工（工資）的吧？」
陸海安笑了：「那當然。」
「多少？」倪匡直截了當問。
「一個月一百三十塊，分兩期付，每期六十五塊。」
倪匡說：「好。」他舉起茶杯與社長碰杯。倪匡此時喝下肚的不是茶，而是滿肚子得意，這份收入，讓他笑了三天。
《真報》錄用他進入報社打工，從工友、校對、助理編輯、記者到政論專欄作家，用筆名「衣其」寫專欄。倪匡寫專欄，總和別人有點不同。當時的專欄，作者多數講些身邊瑣碎雜事，他就專門講故事，或者描寫人物。每天一篇，都有完整的結構，有扎實的內容。不少老作者都誇這個專欄的短文寫得好，問題在於作者能不能持久，他們沒想到倪匡一開始就有備而來，他讀過很多書，雖然年輕，卻遭遇過很多難得的際遇，去了很多地方，結識了很多人。
那是一九五八年。《真報》上有一個叫司馬翎的人寫武俠小說，一天兩千多字，寫了一半斷了稿。陸海安正發愁，見倪匡在辦公桌寫著什麼，便說了此事。他問倪匡：「怎麼辦？不能開天窗啊，能找誰另寫些什麼？」
倪匡想都沒想：「很簡單，由我接著寫。」
陸海安問：「武俠小說？你也行？」
倪匡信心滿滿：「我從小就喜歡看武俠小說，堪稱大鑑賞家。看得多了就能寫，絕對沒問題。」
陸海安笑了：「你還真行。」
倪匡替司馬翎續了一個星期的武俠小說稿，讀者沒看出破綻，讀倪匡代筆的「司馬翎」的武俠，依舊津津有味。司馬翎自己又寫回了。寫了一陣，他乾脆不願寫了，要停筆。陸海安叫倪匡續寫，倪匡就寫完那篇小說。一千字三塊錢，一個月一百八十塊稿酬。一想到這不薄的稿酬，倪匡便一陣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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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年代末，正是香港武俠小說創作高峰期。倪匡喜寫武俠小說，衛斯理系列、女黑俠木蘭花系列、原振俠系列……自稱是「自有人類以來，漢字寫得最多的人」。他寫作速度最高記錄是一小時四千五百字，有幾年，他一天寫兩萬字，同時要為十二家報紙寫長篇連載，但從不脫稿，一夜花天酒地，翌日醒來，頭痛也支撐著寫。他自稱這是「專業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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