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玲玉女士：我現在是個律師，我們律師業常常講的一句話叫做「權力是爭取來的」，實際上我要講的是：民主也是爭取來的，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但是當我們做一個學生知道我要去爭取民主的時候，其前提是我知道民主，我知道我欠缺民主，我才知道我要爭取它，我如何爭取它？
記得在高中以前，唯一的目標就是考第一名，考上台大法律系第一志願。進了台大杜鵑花城，我的心裡是開放的，因為我覺得我以後不用再考試了。才開始發現原來有雷震、胡適先生的《自由中國》，還有《文星雜誌》。我第一次在台大，劉福增老師跟我講的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說：「你看台大，建築物一棟一棟的蓋，台大的精神在哪裡？」這句話從那個時候打擊了我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原來除了物質之外，人是有精神面的。
看了雷震他們的《自由中國》、《文星雜誌》，甚至到牯嶺街，很冒險、很好奇地去看了很多禁書之後，我們從雜誌裡面，看到真正的很多知識分子。從書中，從雜誌中，我才知道甚麼叫做民主？甚麼叫做自由？我們才知道戒嚴中，我們是欠缺這些東西的。很幸運的是一九七一年發生了保釣運動，那時洪三雄他是大三，他是法代會主席，我是他的秘書長。當時我們第一次舉辦示威遊行，是為了這群保釣學生。從台大校園走到美國大使館，洪三雄是三位代表台大學生去遞美國抗議國書之一。
那個暑假之後，我們想，我們就這樣子了嗎？我們還能做甚麼？所以洪三雄鼓動我當法代會主席，就可以繼續鼓動民主自由的工作。那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同學—錢永祥，他是台大哲學系的，還有王杏慶、王曉波。因為錢永祥，我們認識了陳鼓應老師，因為他是哲學系的。我跟陳鼓應老師真是一拍即合，因為話都是我們在講，洪三雄文章寫得很好，話都是我們兩個人在講，而且我們兩個是非常激動的。於是我決定要當法代會主席之後，就跟洪三雄事先規劃好，十月要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十一月要辦「民主生活在台大」；十二月是要辦「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今天想起來很輕鬆，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那是很恐怖的事情。我們其實要談言論自由，可是為了護身符我們加了在台大。然後我們說我們要談台大的審稿制度，為什麼是教官來審稿，我們希望教授來審稿，其實是不應該審稿的。從這裡開始，接著請陳鼓應老師主要談人是有自由的，然後再找了七位老師座談。之後談民主生活，一樣要加一個在台大。記得在預演時，陳鼓應老師說大陸有甚麼大字報，我們就在「民主自由在台大」座談會的時候，陳老師一上台就說我們要台大的民主牆，要做大字報，那真的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
每次座談會結束後，我們還有一個革新的做法，我是法代會主席，洪三雄是法言社社長。《台大法言》是月刊，洪三雄就說我們要革新，把月刊改成雙週刊，然後把《台大法言》從輿論性、校園性的雜誌改成是政治性的，將每一次的座談會，全部刊登在《台大法言》。不只這樣，我們還去串聯，我們兩個加入台大新聞社擔任主筆，串聯了台大全部的社團。後來辦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時候，台大其他的雜誌，共同幫我們以正反方的意見講應該要全面改選。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就是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座談會，由周道濟先生贊成不應該改選，因為要維持法統。現在講起來是很奇怪的，民意代表為什麼可以不要改選？為什麼是終身職呢？可是他們認為當時的中央民意代表是大陸選的，他們說不能改選，因為他們是代表大陸的法統，國民黨只是退居台灣，如果改選的話，這法統就斷掉了。後來我們就想，如果法統是要這些老國代來代表，那這些人死了法統怎麼辦？到哪裡去了？我們今天想得很簡單，但那時候這些都是禁忌。
很幸運，那時候有一個張德溥訓導長，他最後是核准我們辦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但有一個要求，必須要把「應否」全面改選用一個很大的字，所以我就做一個海報在台大校門口，從街的那一頭就可以看到整個海報。我不是用一個看板，我是用十幾個看板，一個看板只寫一個大字，所以是很大、很大的字，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兩個字全面改選，借了台大校總區體育館，容納了三千多人。張俊宏先生、康寧祥先生等幾個長輩，都在下面聽。因為在台灣是不可能有這個機會去談論這個題目的。這題目談完之後，其實在整個台大學生的思維，受了很大的震撼及打擊。因為我們知道民主，我們知道自由，我們知道要去爭取這個權力的東西，可是這也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衝擊。不只是洪三雄跟我個人被記過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國民黨利用《中央日報》刊載了一篇文章，叫做〈小市民的心聲〉，這個作者叫做孤影。
內容是說台灣非常安定，生活多幸福啊！我們可以去吃一條龍，那時候還沒有鼎泰豐；唱歌到麗聲歌廳，那時候沒有卡拉OK。在這樣安定的生活，你們這些學生簡直是太不知足了，大陸就是因為民主學生運動搞砸了。當時陳鼓應老師講要民主，學生要民主大字報、民主牆，所以我和三雄對於這樣的全面改選，我們就想爭取，但學校已經不准我們去辦座談會了。剛好〈小市民的心聲〉這書，政府機關印出來約有一萬本，散發到全國大專院校、高中，大家都要去念這本書。於是我們就辦演講，叫「〈小市民的心聲〉演講會」，不過被要求陳鼓應不能參加，我就說好。因此，就請了王文興老師、黃默老師、還有王曉波三個老師。並跟陳鼓應老師說，你就坐在下面，結論講完後沒有誰要發言，就請陳鼓應老師起來講，其實通通是演練好了。
我做小市民心聲的時候，第一個，學校禁止借用台大體育館來辦活動，校方說除了畢業典禮跟開學典禮外；第二個借台大法學院的圖書館(可以容納四百多人)，校方說圖書館也不能借，最後找到了台大法學院最大的教室，大概只有160人。辦「小市民的心聲」座談會那時候，不只大家佔位子，後面、外面的草原通通站滿了人，大家不讓我開始，說擠不進來，最後將麥克風拉到給教室外的同學聽。
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那個時代，不管是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要辦「小市民心聲座談會」的時候，林紀東老師給我們一篇文章，他本來要親自來講，可是後來生病，要我當場唸。他說因為〈小市民的心聲〉作者叫孤影，就是不具名，孤隱其名。他說請你唸這篇文章時一開始就說：「我是林紀東，我是台大的憲法老師，我的學生的任何言論，大家都可以批評他，但是當你批評我的學生的時候，請你站出來用你真實的名字。」然後他就講為什麼要言論自由？最後說請你用我的真名林紀東發表。你知道那樣的一個教育，到今天我都還牢記，他教育我形成我今天這樣子的人格。所以我們在台大的那幾個運動下來，我想除了是那些人之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不一樣的。
我記得在小市民心聲座談會的時候，王文興老師說，為什麼小市民心聲這個孤影，他會認為把學生運動導致亡國。以大家都懂的例子說明，一個人感冒他可能會發燒，發燒可能會引起肺炎，肺炎如果弄得不好會感染到其他的器官，所以你就會死。可是在邏輯上，你不能說：所以感冒你會死。今天的政府如果要用戒嚴時期來教導民眾，那就是這樣，發生A的時候結論就是死，就是B，因此就說有學生運動就會亡國，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思維，老師就是這樣教我們的，改正我們的思維。同時我們那時候開始在做學生運動，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我們當時，任何的運動，你可以感覺它是沒有個人的，我們真的只有國家民主、自由民主，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思維。
我真的很希望有機會與同學分享，我們師生之間，老師用知識分子的心態，來教導我們，如何影響我。三雄和我因為那個活動下來，我們深切地知道，我們永遠為追求台灣的自由民主而努力，但是我永遠不會成為政治人物，雖然那時候的老師都認為我們會是檯上的最佳的政治人物的人選，可是我們不會，因為我們覺得我們願意做一個永遠的批判者。因為我們可以講真話，我們不用去逢迎政黨，我們可以做一個非常自我，當你無所求的時候，基本上社會國家才會進步的。我想我們今天不是在緬懷過去，緬懷過去的目的是為了開創未來。
我今天來看《大學雜誌》，跟現在的雜誌有甚麼不同，會發現今天那麼多月刊，那麼多雜誌，有太多的新聞太少的論述，我們這個社會有太多的名嘴，有太少的知識份子。我想《大學雜誌》教導給我們的是：我們真的是很申論的，我們做的每一次的座談都看了很多的書，站起來的時候，我們知道在甚麼樣的主題講甚麼樣的話。
我們不反對丟鞋，我們希望做到的不只是丟鞋。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講「言論自由在台大」，因為我是主持人要開場，我還記得那時候第一次講話，我想了很久，我要講甚麼才不會被抓去，在這個場合能很完整的讓我講完。而每一個座談會確實都很順利地講完，因為我是很有技巧的。譬如我說：「台大不是沒有言論自由，否則今天的座談會不可能召開；台大言論自由是不健全的，否則今天的座談會沒有召開的必要。」你想我這樣講，是不是很安全，我達到我想要講的話—就是說台大言論不自由，可是我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所以我覺得學生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因為沒有包袱，也會受到比較大的容忍。但是我們真的不要搏鬥，要智取，當時若不是智取，我不可能留下言論自由、民主生活、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一個小市民心聲這樣的非常珍貴的史料。不是我精采，是有那麼多精彩的老師，但學生有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怎麼樣找到那個精彩的老師去爭取他、聳動他，讓他站出來，像陳鼓應一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我真的很高興大家都可以來。最後講一句跟政大很有關的，台大這些事情發生之後，我們不只可以進步，那時候也開始逮捕人了，包括陳鼓應老師、王曉波、錢永祥，洪三雄當時在當兵也被叫去了喔！他們被逮捕大約十五天後被放出來，放出來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否則會被關更久。有一個政大的同學郭譽孚，他是錢永祥的朋友，跟大家也都是很好的朋友，這些朋友進去了之後，因他不是台大的，他跑到台大的校門口，用刀自殺，他說：「請放了我台大的朋友」，這是政大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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