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暑假，楊振聲邀請北京大學文學院的幾位朋友，到頤和園霽清軒消夏。馮至和夫人姚可崑帶著兩個女兒，沈從文、張兆和夫婦和兩個兒子，張兆和四妹張充和與傅漢思（Hans H. Frankel）—一個年輕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學—都來了。中間來住過幾天的，還有朱光潛等。不巧的是，張兆和弟媳生病，張兆和又匆匆返回城裡去照料。也因此，喜歡寫信的沈從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談的機會。現在我們能夠看到五封信，前四封是一連四天寫的。「我想試試看在這種分別中來年輕年輕，每天為你寫個信。」（18; 500）
這一年沈從文四十六歲。自抗戰以來的十餘年，與之前的各個時期明顯不同，沈從文更加敏感於個人與時代之間密切而又緊張的關係，也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精神上的極大困惑和糾結不去的苦惱，長時間身心焦慮疲憊，少有舒心安定的時刻。可是，在頤和園東北偏僻之處的這個園中之園，他似乎放鬆了下來，心情也顯見的明朗。他好像有一種重新恢復「年輕」的強烈衝動。給妻子的信，又出現了十多年前「情書時期」的抒情，還多了一點幽默，更增添了一種歷經生活磨礪之後的韌實。
七月二十九日晚，他先「抱怨」了幾句霽清軒生活的「風雅」，感到有點兒「倦」，轉筆卻道：「寫這個信時，完全是像情書那麼高興中充滿了慈愛而瑣瑣碎碎的來寫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單獨時，才會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為一種信仰，一種人格，一種力量！至於在一處，你的命令可把我頭腦弄昏了，近來命令稍多，真的聖母可是沉默的！」「離你一遠，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邊來了。因為慢慢的靠近來的，是一種混同在印象記憶裡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別的。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歡悅！簡直是神性。卻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動與記憶上。我想什麼人傳說的『聖母』一點都不差。 ……讓我們把『聖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護下去，在困難來時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時用笑臉，在被他人所『倦』時用我們自己所習慣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個一點信心，對於工作前途的信心，來好好過一陣日子吧。我從鏡中看去，頭髮愈來愈白得多了，可是從心情上看，只要想著你十五年來的一切好處，我的心可就愈來愈年輕了。且不止一顆心如此。即精神體力也都如此。他回憶起兩個人走過的日子，讚歎「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奇蹟，而你卻是奇蹟中的奇蹟。我滿意生命中擁有那麼多溫柔動人的畫像！」他特別說到最近，「我近來更幸福的是從你臉上看到了真正開心的笑，對我完全理解的一致。這是一種新的開始，讓我們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來重新安排，一定要把這愛和人格擴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寫一個《主婦》來紀念這種更新的起始！」（18; 497, 499, 500）
三十日夜間，「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紅燭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記》，一面喝檸檬水，間或哈哈一笑，為的是『水獺皮帽子』好笑！那想到家裡也還有那麼一個小讀者！」
我一面和虎虎討論《湘行散記》，一面在燭光搖搖下寫這個信……下面是我們對話，相當精彩：
小虎虎說：「爸爸，人家說什麼你是中國托爾斯泰。世界上讀書人十個中就有一個知道托爾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說：「是的。我不如這個人。我因為結了婚，有個好太太，接著你們又來了，接著戰爭也來了，這十多年我都為生活不曾寫什麼東西。成績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趕趕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媽，要好好的來寫些。寫個一二十本。」
「怎麼，一寫就那麼多？」（或者是因為禮貌關係，不像在你面前時說我吹牛。）
「肯寫就那麼多也不難。不過要寫得好，難。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還是他好。《愛的教育》也好。」
孩子起夜睡醒，父子倆又說起話來，「聽我說到『為媽媽寫的信就成《湘行散記》底本 』時，就插口說：『想不到我畫的也成書的封面！』我說：『這書裡有些文章很年輕，到你成大人時，它還像很年輕！』他就說：『那當然的，當然的。』」（18; 503, 504, 505）
「年輕」，這個詞又重複出現了，這次說的是作品。對自己的文學，他充滿了溫熱的感情和平靜的自信。還有什麼詞比「年輕」，更能表達作品自身的生命活力呢？十幾年前的作品，現在「很年輕」，將來還「很年輕」—而他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將來，好像也同樣清晰可見：只要自己努力，好好來寫。
到八月七日，他寫好一篇《霽清軒雜記》，漫談這裡的建築，景致，流水中的魚，頤和園的兩個老住戶，幾種鳥蟲的叫聲……一九四七年他曾經在此消夏，一年後重臨舊地，熟悉感油然而生，心情好像也從容起來，散漫地說起園子的種種，雖然不過是一個短暫歇身之處，卻自成丘壑，自有分量，彷彿與外面的世界遠遠地隔開了。
這裡的生活顯得寧靜而富有詩意—事實上，身在其中的那個年輕的美國人正是這麼感覺的。傅漢思在給父母的信中的這樣描述：「北平，一九四八、七、十四……我在北平近郊著名的頤和園度一個絕妙的假期！沈家同充和，作為北大教授楊振聲的客人，住進諧趣園後面幽靜美麗的霽清軒。那園子不大，卻有丘有壑，一脈清溪從丘壑間潺潺流過。幾處精緻的樓閣亭舍，高高低低，散置在小丘和地面上，錯落有致。幾家人分住那些房舍，各得其所。我就把我的睡囊安放在半山坡一座十八世紀的小小亭子裡。生活過得非常寧靜而富有詩意。充和、我同沈家一起吃飯，我也跟著充和叫沈太太三姐。我們幾乎每天能吃到從附近湖裡打來的鮮魚……」
二、「癡人」之「夢」，「收拾殘破」
而外面更大的世界，內戰正酣。要說時局，從抗戰結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後，讓沈從文最憂心如焚、忍不住屢屢為文抒憤的，就是「民族自殺的悲劇」。隨著戰爭的不斷綿延和擴展，他對導致民族命運大悲劇的政治是愈來愈絕望了。絕望的表現，是不再外求，轉向自身，好像可以不理不管不顧身處其中的時政大勢，專心一意於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文化願景。
他化名巴魯爵士，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開始發表《北平通信》，繼之以《懷塔塔木林》、《故都新樣》及《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試談藝術與文化》、《迎接秋天》、《巴魯爵士北平通訊（第七號）》，到一九四八年十月而止。這一組「北平通信」以半文半白的語體，宣稱要以藝術和文化來洗刷靈魂、重造社會，甚至還給出了一些具體的設計和措施，荒唐滑稽，猶如癡人說夢。「余宜承認，余之所夢，與邇來朝野保守進步人士流他人血而得安全之夢，意識形態，均不相侔，無可諱言。」（14; 359）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夢」呢？「凡涉及二十世紀前一半悲劇時代精神時，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處，只從一群統治者和反統治集團寄託希望，也就把一切責任推卸得乾乾淨淨，從無人敢承認此實一文化失調教育失敗之顯明象徵。一面係哲學貧困，一面是政治萬能，悲劇因之延長擴大至於不可收拾。」（14; 379-380）「余實深信中國問題得在內戰以外求進步，求解決。」他因此而重提蔡元培三十年前「美育代宗教」之說，又「欲進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補充此偉大荒謬學說」，「用『美育』與『詩教』重造政治頭腦之真正進步理想政治。」「余則對於中國文史，古典文物藝術，特別傾心，亦若具有高度興趣，及文藝復興夢想。」（14; 384, 383）
似乎是不切現實的胡言譫語，正由對現實的極端沉痛而起，「癡人」之「夢」，也正有現實的針對性；而「癡人」之「癡」，則在藝術與文化。那麼也就可以明白，沈從文在此種情形中跟妻子說「這是一種新的開始，讓我們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來重新安排，一定要把這愛和人格擴大到工作上去」，跟孩子說「寫個一、二十本」，並非只是一時高興隨便說說的。不過隱去了現實的背景，在消夏的放鬆心情中說來，彷彿不知今世何世。
既然為將來做打算，沈從文心裡知道將來會是什麼樣子嗎？還是在霽清軒，他寫了篇短文「中國往何處去」，結論明確而悲愴：「這種對峙內戰難結束，中國往何處去？往毀滅而已。」「即結束，我們為下一代準備的，卻恐將是一份不折不扣的『集權』！」（14; 323, 324）
所以這為將來的打算，是棄絕了外求於大局、政治、他人的希望，是自己對自己的「重新安排」，是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北平通信」的其中一篇題為《迎接秋天》，這「迎接」的心境，凜然、坦然，不是對空幻的希望的「迎接」，而是對自己將要在困難中展開的嚴肅工作的「迎接」。
二月起，北京大學開始籌備博物館。沈從文不是籌委，卻起勁得要命，參與工作、提出建議之外，更陸續把自己收藏的許多瓷器、貝葉經等古文物、民間工藝品，還有從雲南搜集來的全部漆器，捐了出去，並且幫忙布展。新建博物館專修科缺乏資料，他又捐出了《世界美術全集》、《書道全集》等一批藏書。
九月，中國博物館協會北方委員集會，沈從文撰文《收拾殘破—文物保衛一種看法》，指出「與其向他方面作無效呼籲，不如從本身加以注意，看看是不是還可作點事。」他倡議「在能力範圍內，當前可做的」幾件事是：一、故宮博物院的改造設計；二、專科以上文物館的設立；三、文化史或美術史圖錄的編印；四、擴大省縣市博物館，注重地方性文物與民俗工藝品收集。文章最後說：「題目是『收拾殘破』，私意從此作起會為國家帶來一回真正的『文藝復興』！這個文藝復興不是為裝點任何強權政治而有，卻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勞三者結合為富饒人類生命得到合式發展時一點保證，一種象徵！」（31; 293-298）
緊接著，十月又寫《關於北平特種手工藝展覽會一點意見》，重申「作點事」的意義：「聯想起目前的悲劇現實，承認或拒絕，都似乎無補於事。然而下一代命運，我們如果還敢希望比這一代發展得能稍稍合理，就應當相信，目下究竟還可以為他們作點事。這種新的努力，很明顯是將逐漸豐饒民族歷史情感，使『現代文化』與『古典文明』重新溶接，舊有的光輝復燃於更新創造中。直接影響到藝術，決不下於文學革命。間接影響到社會，由於愛，廣泛浸潤於政治哲學或實際生活，民族命運亦必轉入一種新機……」（31; 303-304）
沈從文工作的一個重心，到這個時候已經顯示出來了：由藝術與文化的理想出發，落實到了歷史文物方面的具體事情。這種「轉向」，帶著強烈的緊迫感：再不做，就來不及了。十月，致遠在法國的淩叔華的信中說：「為中博在雲南麗江收集的東西，也豐富驚人。……具地方性特種美術品，將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與現代接觸。我想如果在三年後還有機會來為美術現代化運動作點事，十年後一定還可把許多有地方性工藝品，使之與現代工藝重新接觸。惟照目下情形說來，我們是否還能活三年，可看不準！」「北平也許會毀到近一二年內戰炮火中，即不毀，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麼都留不住。……最作孽的無過於故宮，什麼事都不作，只養下一些職員辦公！木器傢俱除登記後擱著下來，竟若毫無用處，陳列室卻用一專室放西洋鐘！絲織物有上千種不注意，許多都在你們住平那個時候隨意賣了，現在卻還有一個房子陳列郎士甯艾蒙的大馬。真是作孽子！」（18; 512）
如此出語，可見文物方面的種種現狀令沈從文憂心到什麼程度。但責人無用，就自己力所能及來「作點事」。
秋、冬期間，沈從文為北大博物館專修科講授「陶瓷史」，編寫了課程計畫《中國陶瓷三十課》。講課過程中，深感迫切需要陶瓷工藝史方面的教學參考書，於是自己動手撰寫《中國陶瓷史》。同一時期，他開始撰寫《漆工藝問題》，留下三種不完整手稿。
文物方面的狀況雖然「殘破」，猶可「收拾」，還能夠「作點事」；而另一種工作—文學，要面對的現實，則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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