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古拉格的歷史，一部勞改營的歷史。這個勞改營系統規模龐大，曾經遍布蘇聯各地，從白海的島嶼到黑海的沿岸、北極圈到中亞平原、莫曼斯克到沃爾庫塔再到哈薩克、莫斯科中心到列寧格勒郊區，都有它的蹤影。古拉格是GULAG的音譯，全名為Glavnoe Upravlenie Lagerei，即勞改營管理總局。但久而久之，「古拉格」不止用來指稱勞改營當局，亦代表蘇聯的勞役制度本身，舉凡勞動營、懲治營、罪犯及政治犯集中營、婦女集中營、兒童集中營、中繼營等各類集中營都包括在內，爾後甚至用來泛指蘇聯的壓制系統。犯人曾經把整套過程稱為進「絞肉機」，包括逮捕、審問、坐上冰冷的運畜車送移他地、強迫勞動、妻離子散、流亡生涯、客死異鄉等等。
古拉格的前身在帝俄時代即已出現，即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駐西伯利亞的強迫勞動隊。俄國革命後，它很快成為蘇聯體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轉型為現代較為熟悉的模樣。集體打壓實際或可疑的對手打從革命一開始就存在。革命領袖列寧早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就要求把「可疑分子」關進大城市郊外的集中營。許許多多貴族、商人及被打為潛在「敵人」者紛紛入獄。到一九二一年為止，蘇聯四十三個省已有八十四座集中營，多半用於「改造」人民公敵。
一九二九年起，這些集中營有了嶄新的意義。這一年，史達林決定利用強迫勞動力加速蘇聯工業化，並前往蘇聯北部的蠻荒之地開採天然資源。同年，蘇聯祕密警察也開始把手伸進國家的刑罰體制，一步步從司法部門手中奪走全國集中營和監獄的掌控權。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規模逮捕行動的推波助瀾下，集中營進入快速擴張期。截至一九三○年代末，蘇聯的十二個時區個個都可找到集中營。
一九三○年代間，古拉格未如一般預期的停止成長，反而一路擴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四○年代，並在五○年代達到顛峰。當時集中營已經成了蘇聯經濟的要角，全國三分之一的金礦、大量的煤礦和木材，還有各式各樣的天然資源很多都產自集中營。蘇聯時代起碼出現了四百七十六個性質各異的大規模勞改營區，其中包含幾千個集中營，每個營容納幾百到幾千名犯人。犯人從事各式各樣你想得到的工作，如伐木、採礦、建築、農耕、到工廠做工、設計飛機大砲等，生活在窮鄉僻壤中，幾乎與世隔絕。古拉格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習俗、自己的道德標準，甚至自己的俚語。它創造了自己的文學、自己的英雄和惡棍，並在所有身歷其境者身上留下印記，無論是犯人或守衛都一樣。待過古拉格的人多年後在街上遇到，光從「眼神」也能認出彼此。
而且要遇到也不是太難，因為勞改營的流動率很高，經常逮人，但也經常放人。犯人因為服刑期滿、加入紅軍、失去工作能力、身邊小孩嗷嗷待哺、從犯人晉升為守衛等原因而獲釋。因為如此，雖然古拉格總人數通常維持在兩百萬上下，但待過古拉格的政治犯和刑事犯的總人數卻比這個數字高出很多。從一九二九年古拉格開始大舉擴張到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為止，根據最可靠的估計約有一千八百萬人進出過這個龐大的勞改體制。另有約六百萬人被放逐到哈薩克沙漠或西伯利亞森林。這些人被迫留在放逐之地，一樣從事強迫勞動，即使周圍沒有帶刺鐵絲網。
這樣一個動輒幾百萬人的大規模勞役體系在史達林去世後便告瓦解。雖然史達林終其一生都認為古拉格對蘇聯的經濟成長厥功甚偉，但繼位者很清楚古拉格實際上是倒退落後、錯誤投資的根源。史達林死後不過幾天，繼任者就開始解散古拉格。三次大型反抗行動加上多次規模較小但殺傷力不小的事件，也加速了古拉格瓦解的過程。
然而，古拉格並沒有消失，只是變了樣貌。一九七○到八○年代早期，少數古拉格經重新設計之後，成為囚禁新一代民運人士、反蘇聯民族主義者及罪犯的監獄。多虧蘇聯的異議人士網絡以及國際人權運動，後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營的消息才頻繁見諸西方報章。古拉格開始逐漸在冷戰外交占據一席之地。即使在一九八○年代，美國總統雷根及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仍在討論蘇聯勞改營的問題。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其祖父也待過古拉格――才全面解散蘇聯的政治犯勞改營。
古拉格的歷史跟蘇聯的歷史一樣長，經歷過古拉格勞改生活的人多達千百萬。然而蘇聯集中營的真實歷史直到最近仍然鮮為人知，以某些標準來說甚至完全不為人知。連以上引用的赤裸裸事實都只為研究蘇聯歷史的西方學者熟知，西方大眾根本毫無概念。「人類的知識，」法國的共產主義歷史學家皮耶‧李古樂曾寫道，「不會像磚牆那樣，泥水匠砌到哪就累積到哪。知識的發展還有它的停滯或後退，都要視社會、文化和政治架構而定。」
或許可以說，了解古拉格所需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架構，到目前為止尚未到位。
近幾年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話說有天我走在查理大橋上，那是當時剛解放的布拉格的熱門景點。橋上好多街頭藝人和扒手乞丐，每走幾步就會看到各式小販，賣的商品正是你在這種明信片最愛取景的地方會期待看到的東西：一幅幅美麗街景圖、便宜的首飾，還有「布拉格」鑰匙圈。在一堆小玩意之中，你會找到蘇聯軍隊用品：軍帽、徽章、皮帶扣、小別針，還有蘇聯學童以前別在制服上的列寧像和勃列日涅夫像。
眼前的景象令我納悶。正在選購蘇聯紀念品的多半都是歐美人士。這些人想到要把納粹黨徽別在身上一定很反感，卻覺得把鐵鎚鐮刀徽章（蘇聯國徽）別在T恤或帽子上沒什麼大不了。這只是個小小的觀察，但有時從小地方最能看出一地的文化氛圍。這件事給我的啟示再清楚不過：一個大屠殺的象徵符號讓人心有餘悸，另一個大屠殺的象徵符號卻讓我們一笑置之。
若說布拉格的觀光客對史達林主義無感，從西方流行文化缺少這類題材的現象就可看出端倪。冷戰激發了○○七這類間諜片，還有藍波電影裡的刻板蘇聯人，但從來沒有類似《辛德勒的名單》或《蘇菲的抉擇》如此野心龐大的作品。好萊塢一線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拍過日本集中營（《太陽帝國》）和納粹集中營的故事，卻獨獨漏了史達林集中營。後者沒有像其他題材那樣引起好萊塢的興趣。
菁英文化也對蘇聯古拉格興趣不大。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在希特勒展開大屠殺之前短暫支持過納粹，從此留下惡名。相反的，法國哲學家沙特在戰後大力支持史達主義卻絲毫未受批評，即使證明史達林惡行的證據唾手可得。「我們不是共產黨員，」沙特曾經寫道，「因此描寫蘇聯勞改營不是我們的責任；只要沒有發生撼動社會的事件，我們就可以不理會有關勞改營本質的爭論。」另有一次他對卡繆說：「我跟你一樣難以忍受那些勞改營，但也一樣難以忍受資產階級報刊每天炒作這個話題。」
蘇聯解體後，有些事開始有了改變。例如，二○○二年英國小說家馬丁‧艾米斯深受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的相關題材撼動，因此用一整本書來處理這個主題。他的嘗試使其他作家開始納悶：為什麼探討該題材的左派作家或政治人物如此之少。然而，有些事還是沒變。到目前為止，美國學界仍有人出書主張一九三○年代的蘇聯大肅清對促進階級流動功不可沒，並為之後的「重建」（perestroika）打下根基。而英國文學編輯仍有可能因為一篇文章「太過反蘇」而予以退稿。不過，更常見的是對史達林恐怖統治的冷漠無感。筆者有另一部著作探討一九九○年代前蘇聯西部的共和國，有一篇犀利的評論文章提到：「一九三○年代這裡發生過大飢荒，期間史達林害死的烏克蘭人比希特勒屠殺的猶太人還多，但有多少西方人還記得？畢竟，這種死法是那麼的……那麼的無聊，缺乏戲劇效果。」
選購紀念品、哲學家的名聲、是否受好萊塢電影青睞，這些都是些小事，但全部湊在一起就有了脈絡可循。歐美知識圈都知道蘇聯發生的事。索忍尼辛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三年間譯成多國語言在西方出版，廣受好評，小說描寫的即為勞改營的生活。他的勞改營生活口述史《古拉格群島》一九七三年譯成多國語言出版時也引起極大轟動，甚至在某些國家的知識圈引起一場小革命，尤其是法國，法國左派因而全面倒向反蘇立場。一九八○年代「開放」期間更多古拉格的內幕被揭發，同樣也在海外引起廣大矚目。
然而對很多人來說，史達林的罪行不像希特勒的罪行令人打從心裡不齒。英國前國會議員、現任倫敦市長李文斯頓有次試圖向我解釋其中的差異。沒錯，納粹是很「邪惡」，他說，而蘇聯只能說是「偏差」。這個論點跟很多人不謀而合，這些人認為蘇聯只是走偏了，不像納粹德國那樣錯得離譜，而且抱持這種想法的人不只有老左派。
一直到最近，我們仍然可以把大眾對歐洲共產悲劇的普遍無感，解釋成某些因素造成的必然結果。時間的洗禮就是其中一個。時移事往之後，共產政權確實不再那麼令人髮指。沒人看到雅魯澤爾斯基將軍甚或勃列日涅夫會膽戰心驚，即使兩人都發動過血腥鎮壓。此外，缺少有史料研究撐腰的真憑實據顯然也是一個因素。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很少，長期以來都是因為缺乏研究資料。檔案未開放；集中營禁止進入；蘇聯勞改營也不像二次大戰後的納粹集中營留下影像紀錄。沒有影像也就意味著了解有限。
不過，意識型態也影響了我們理解蘇聯和東歐歷史的方式。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就有一小群西方左派人士努力為古拉格及其賴以成立的恐怖政權辯解甚至開脫。一九三六年已有數百萬蘇聯農民被送進勞改營或流放，英國社會主義者衛伯夫婦卻在這一年發表了一份蘇聯的大規模考察，文中說明「受壓迫的蘇聯農民如何逐漸有種政治解放之感。」莫斯科公審期間，史達林任意把數千名無辜黨員打入勞改營，當時劇作家布萊希特對哲學家希尼‧胡克說：「他們越無辜就越該死。」
直到一九八○年代仍有學者稱許東德的醫療保健或波蘭的和平倡議，也仍有社運人士為東歐戰俘營裡的反抗活動引發的混亂而感到難堪。或許這是因為西方左派的創始人馬克斯和恩格斯，同樣也是蘇聯左派的鼻祖。雙方連用語都有重疊之處，例如群眾、鬥爭、無產階級、剝削者、被剝削者、生產資料所有制。因此太過用力譴責蘇聯，就等於譴責了部分西方左派擁護的價值。
打死都不替希特勒說話卻會為史達林辯解的人，不僅限於極左派和西方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正義、人人平等）對多數西方人來說，就是比納粹鼓吹的種族主義和優越主義更具吸引力。即使共產主義一落實就變了個樣，但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傳人還是很難譴責一個起碼聽起來跟自己的制度很像的制度。或許這多少可以解釋，為什麼從沒想過要質疑普里莫‧萊維或埃利‧維瑟爾的納粹集中營回憶錄的人，卻往往一開始就否定或貶低了古拉格的見證紀錄。俄國革命之後，誰想拿到古拉格的官方資料都非難事，最廣為人知的早期勞改營紀錄――白海運河紀錄――甚至出過英文版。由此可見，光是無知並無法解釋西方知識分子為何避而不談這個議題。
另一方面，西方右派確實大力譴責蘇聯的罪行，但用的方法有時卻造成了反效果，最佳代表人物無疑就是美國參議員麥卡錫。近年來雖有文件證明他的指控屬實，卻仍舊改變不了他為了打共而對美國社會造成的衝擊。麥卡錫對親共者的「公審」帶有盲目愛國主義和排他主義，反而玷污了原本的反共目標。到頭來，他的所作所為跟敵對陣營一樣，都禁不起客觀的歷史檢驗。
不過，我們對蘇聯的過去抱持的態度也不一定跟政治意識型態有關。事實上，我們對蘇聯的觀感很多都是二次大戰的記憶留下的副產品，即使記憶已逐漸褪色。如今，我們堅信二次大戰是一場百分之百的正義之戰，大多數人都不希望這個信念動搖。我們記得諾曼第登陸、解放納粹集中營、兒童夾道歡迎美國大兵。沒人想知道同盟國的黑暗面，沒人想知道我們的盟友史達林的集中營在希特勒集中營解散時正日漸擴張。戰後，盟軍把成千上萬俄軍強制遣返，等於叫他們去送死，把數百萬雅爾達人交由蘇聯統治，不啻於助人為虐。一旦承認這些事實，就會破壞那個時代在我們心中留下的正義形象。誰都不希望我們是靠著一個劊子手打敗了另一個劊子手，更不想記得這個劊子手曾跟西方政治家相處融洽。「我真心喜歡史達林，」英國外相安東尼‧艾登曾經告訴友人，「他從不食言。」歷史上也留下許多史達林、邱吉爾和羅斯福開心合影的相片。
最後，蘇聯的宣傳策略也有一定的效果。例如，試圖為索忍尼辛的著作打上問號，把他塑造瘋子、酒鬼或反猶分子多少發揮了效用。而蘇聯對西方學者和記者施加的壓力也讓他們綁手綁腳。一九八○年代我在美國大學主修俄國歷史，有人叫我上研究所就換個研究主題，不然會遇到很多困難。當年你寫的東西要對蘇聯「有利」才能看到更多檔案，拿到更多官方資料，爭取到更長的蘇聯簽證。反其道而行的人就有被開除或刁難的危險。想也知道局外人接觸不到史達林勞改營或後史達林監獄系統的相關資料。這個題材根本不存在，挖得太深的人就會被驅逐出境。
曾經，以上理由綜合來看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在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瓦解之際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甚至自己想通了其中的邏輯關聯：我對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所知甚少實屬必然，而且正因這段歷史如此神祕才更加吸引人。但經過十多年，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轉變。二次大戰如今已經成了上一代的記憶；冷戰早已結束，期間造成的不同陣營和國際版圖也已完全改變。西方左派和右派如今在各種議題上互相較勁，在此同時，新的恐怖勢力崛起，威脅到西方文明，讓共產主義曾經威脅到西方文明的相關研究更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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