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台灣的未來：濁水溪社與艱難的左獨
口述：吳叡人
整理：李怡坤、蔡喻安、温帶鋆
下一階段的來襲
我很肯定濁水溪社還在繼續編刊物、出專書，我覺得這滿重要的，尤其是現在。從野草莓到去年的318，這些運動算是一個階段，而這個階段差不多告一段落了。一方面是運動本身的議題告一段落，它所累積的能量告一段落，一方面是那些人物也該從學運畢業了，像是林飛帆、陳為廷，或是你們濁社的學長姐，他們要面對他們人生新的階段。在這種狀況下，顯然是年輕一輩要站出來，現在是你們的戰場才對，那你們如何理解你們的世代、後318的世代？到底該怎麼找出一個路線？
前一個階段的反中很容易處理，所以跟香港學生也很容易對話。不管是用民族或民主的概念，台、港在抵抗中國侵略的方面可以合作。可是現在各種複雜的問題開始浮現，像是日本學運總算出現了，日本學運是反安保法制，因為安倍政權修改安保的手段非常粗糙，所以才引發那麼多衝突。但是如果日本增強軍隊或是加強跟美國的軍事同盟，其實對台灣有利，我們台灣的青年要怎麼面對這種事情？
明年蔡英文如果當選總統，從學運、學生的立場，作為一個自主的社會力，若要兼顧本土跟進步兩種的價值，不能只是單純地支持蔡英文或成為她的附屬，一定要有一個自主的批判立場。某些角度可以支持她，但某些東西要批判，那批判要站在什麼立足點上等等，很多問題就會浮現。TPP要怎麼辦？反對服貿是為了什麼？現在TPP也是一種類似服貿的協定，那我們要怎麼面對它？中國有AIB，現在中美兩大強權在重新的合縱連橫，在重組他們的勢力範圍，台灣的出路在哪裡？
前一個階段比較單純，親中政策造成國內的反彈，反中很明確，因為「中」剛好跟「資」合在一塊，就很容易處理，但接下來會愈來愈複雜。這個階段顯然就不一樣了嘛，陳為廷他們也沒有答案，他們也不是理論家，這其實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做到的，這是要整個社會、不同世代一起思考。
我對你們發行濁水溪社的刊物抱持正面的態度，最重要的原因是，對於學運、政治或社會改革抱有很強烈關懷的學生，如果沒有論述能力，只是去衝一下是沒有用的，或者只是口條清楚也是不夠的。要有整套論述、想法，對事情要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我認為持續發行刊物，其實是訓練自己論述能力的很重要的訓練，另一方面也是在校園維持某一種基地，我認為學運是要以校園為本體的。刊物既能培養論述能力，也是組織訓練的一個方式。你要是一堆人每天在喝酒，這樣怎麼訓練？
刊物是思想訓練同時也是組織訓練。這些東西未來一定不可或缺，不能只是在臉書或推特上面大家吵一吵而已，還是要在上游有一個論述。像高中生的反課綱運動，我後來之所以沒有深入介入，是因為周婉窈老師已經確立基本的、某一方向的論述。周老師很細膩地整理對方的開會過程，確立了對方開會不正當、缺乏專業，她都還沒有談到史觀，憑著這兩點就駁倒對方了。這些東西整理得非常清楚之後，其他人就跟進、討論，高中生自己去行動。你可以看到上游的論述很重要。此外，你獲得這個論述，後來運動做大、媒體要找你去講，你能不能講得很清楚，這都不是很簡單的事情。這些都是文鬥，所以我才肯定刊物。拉到更大的脈絡，第一個刊物本身有很大的意義，從學運的意義來講，他是基礎，也能鞏固一個團體。
所有的左派，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社會分析，分析社會的矛盾－－比如造成社會不公的結構性力量來自哪裡、導致哪些人受害、如何受害，以及最終如何找出一個反抗的主體等等。反抗的主體是傳統上講的無產階級、勞動者，還是說後來毛澤東、列寧他們講的工農合作，或是像當代後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的階級分化已非常複雜，所以勞動者已經缺乏先驗的優先性？現在已經沒辦法用一百多年前的社會分析來搞革命，要有新的社會分析，才能找出社會改革的方向。
其實不只是左，所有的政治、社會運動的第一個先決條件，要透過一個嚴謹、深入的社會分析，去確立當代的敵我矛盾、社會或政治問題的癥結，以及行動的主體是誰。以前馬克思的時代講得很簡單，行動的主體就是工人，可是現在未必是工人。比如因為組織型態的關係，使工人已經喪失了主觀的能動性，甚至有些工人有點像是貴族階級。左翼或社會改革的傳統，一、兩百年來都是很重視知識的，你如果沒有對現實有分析能力，根本沒辦法進行社會改革，從事學生運動不是只有衝而已。
像連戰這種人就很好批判，買辦比較容易批判、容易被辨認。吳介民老師正在研究中國如何在台灣創造樁腳，這種研究做起來是比較累的，因為這些人會隱藏起來，但背後的邏輯其實比較單純。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些複雜的東西，比如民進黨裡面的一些人，執政之後會不會開始跟中國做生意？
上一階段的運動告一段落，這體現在太陽花運動中，對累積多年的傾中路線的抗拒。中國這一回合暫時敗退，但它不會停，且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其他力量交會。我們活在一個亂世當中，台灣作為一個浩海中的孤舟，又是被大國強權、又是被資本主義惡搞，到底要如何找到生存之道？這問題很難，要不斷思考。
政治經濟論述的缺乏
在全球的政治經濟跟產業的體系裡面，台灣的位置在哪裡？現在整個結構在快速地變動，台灣會再度被排除而成為孤兒嗎？還是說我們會被不同的強權吸收為邊陲？諸如此類的問題，照理說要有專業的政治經濟學家，包含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者，去做很多研究、提出很具體的分析。可是很令人驚訝的是，台灣的學界幾乎沒有人研究這類主題，除了中山大學的蔡宏政教授之外幾乎沒有人研究。
我們的產業到底要怎麼辦，是繼續做代工還是要升級？如果不升級，台灣的所得就沒辦法成長，所得沒有成長台灣就沒辦法分配，我們期待的比較平等的社會就無法實現。平等不是只是空想而已，要從全局的觀點去思考台灣如何擴大output，把餅做大才有辦法提升我們對於社會民主的期待。這個問題應該要有很多人研究，但真的很少很少。經濟學完全在搞數學，政治學在搞國共關係，最近也開始在搞數學了，社會學家受到當前學術體制的影響，每個人都研究小題目而不敢研究大題目。
所以有時候我們被迫去做一些超過我們能力的東西，我對於寫〈黑潮論〉非常心虛，我不敢說這是我的專長。我在芝加哥接受的政治學訓練裡面，比較政治還蠻強的，所以我對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是熟悉的，但是很久沒有update，同時我也沒有對當代進行實證研究。比方說中國帝國主義應該是個明顯的現象，我指的中帝不只是領土的問題，而是包括資本的擴張等等，但是很少人去做這方面的研究啊。我們台左的人每次要跟統派對話或辯論時，都會面對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就會拿美帝來壓我們，他們就說台灣要獨立就是要靠美帝嘛，所以要達成左的理想一定要先支持中國，像汪暉他們都這樣講。
當代傳統的左翼很不願意面對中國逐漸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事實。除了一些派別以外，大部分都不願意面對，或者說還沒有來得及去面對。因為他們如此地厭惡美帝，以至於他們覺得誰都好，只要先打倒美帝就好，像Chomsky這些人很厭惡美帝，但中國怎麼樣都沒關係，他們對中國很寬容。
對我們來講，我們不想只是像過去老台獨聯盟那樣，是政治上右翼的民族主義者，我們覺得這樣不夠，我們希望民族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能夠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這樣的話我們需要一套社會正義的論述，能夠跟獨立牽掛在一起。但當代的左翼受到過去的制約，很多都是親中的，對我們而言就構成一個困難。
對於一個有相關訓練的理論家來講，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分析中國擴張的性質，然後提出一個有效的批判。照理說台灣應該是有能力做這樣的研究才對，比方說可以做個別產業的具體分析，台灣在這方面站在一個很有力的位置上，因為我們直接被侵略了，可是偏偏很少人研究這個很重要的主題。所以接下來大家的想法一定是抱美國大腿，地緣政治上最終也許我們一定要這麼做，但總得要有一套自主論述吧？不能只是抱大腿，要有效的運用它，要維持自己的自主性，思考如何在過程中強化自己國家的自主性。
在亂世中尋找出路
這個時代既沒有馬克思，也沒有列寧，什麼都沒有，它是一個混亂的、新的、群雄並起的亂世。偏偏更慘的是，我們又少了兩百年前的那些先知。19世紀以來出現一堆先知，比如說馬克思是一個先知，他對資本主義提出一套講法，然後也有自由主義或不同派別的人對未來提出一套願景，而且大家還有信念去追求願景。現在是一個喪失信念的年代，因為沒有人能夠提出明確的答案，所以很多人去買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說他是當代馬克思，可是他唯一的主張不是革命而是對富人加稅，他也不是馬克思啊！
愈是這樣，你就愈需要冷靜的思考。我另外有一個感覺，這是一個新的時代的出現。批判新自由主義差不多已經成為共識了，但具體而言該如何行動？全世界都去佔領、表達不滿，但佔領之後又如何呢？不只是新自由主義，地緣政治也開始不穩定，所以目前是資本主義的暴走、美國強權的衰落、多極體系興起的新帝國時代。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所以希望各位不要沒事穿個格瓦拉的T恤，這個年代已經沒有像他那時候那麼單純了。美國和古巴和解了，古巴革命事實上也不能說創立一個新的典範，整個世界還是陷入重新尋找出路的狀況。
我是處在這個心境之下回過頭來看台灣。整個世界都這麼亂，不同的派別都在找出路。右派就比較單純，像美國的右派想重新確認美國的世界強權位置，而有不少左翼是冀望中國崛起，看中國能不能走出和美國不同的路，至少制衡美國。他們從結構的觀點，將所有的一切都從屬於「中國崛起」這個主要命題之上，台灣在這個命題中是沒有位置的：台灣為了全球革命必需要犧牲，中國要台灣就必須給它。這個命題顯然是不成立的，因為中國整個發展根本不是走向進步的，而是走向一個更劣質的帝國主義，它在全世界所擴散的模式可能導致民主的倒退。
不論如何，我們顯然要找出一條我們的道路，這必須要思考。全世界都這樣，更何況我們國內。日本他們也在思考，安倍的想法很單純，簡單講就是要加強美日同盟、讓美國回到亞洲再平衡，韓國基本上也是要加強跟美國軍隊的合作，但是因為他們害怕北韓，所以韓國又不敢得罪中國。韓國跟美國很親密的時候，又要維持跟中國的關聯。
台灣的處境更複雜、艱難，台灣到底該怎麼辦呢？如果今天不徹底掃除馬英九這種在台灣的中國派的殘餘，難道台灣以後每隔幾年就要往中國靠攏一遍嗎？假設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路線終於得到全民的共識而確立，台灣主體在當代的情境下要如何不要犧牲社會正義、犧牲多元？我們過去三十年透過民主化所累積的很多價值，在面臨新的國際局勢時可能沒辦法維持下去。老美可能要你改啊，中國也可能要你改啊，你不管靠哪一邊它可能都要靠你改啊！我們可能缺少足夠的、強大的主權力量來操控我們自己的命運，比如說我們希望走一條北歐式社會民主的道路，問題是你有沒有這個國際條件？如果沒有，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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