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帝國殉教者查理・戈登
「太遲了！太遲了！空虛，救出是空虛的挫敗。而現在他的生命是英國的光榮，他的死是英國的驕傲！」──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令人崇拜的高貴民族英雄
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非洲內陸的沙漠。天還沒亮的凌晨，大批穿著粗布軍服的當地民兵，朝向他們已經包圍好幾個月的喀土木英國總督（名義上是代表埃及的總督）官邸，展開全面攻擊，攻入城內。被圍城的市民之中只有一位英國白人總督，以「萬事休矣」的表情穿上白色的正式軍服，一手拿劍，一手握著軍用左輪手槍（revolver），一夫當關地面對著殺聲震天，不斷湧向官邸內的民兵。
現存描繪此一場景的繪畫，看來是總督悠然面對民兵衝上階梯的情景。侵入者看到總督威嚴的態度一瞬間軟化了。下一秒，一個纏著頭布的民兵將長矛擲向總督，長矛貫穿了總督的胸口，因而當場斃命，享年五十一歲。
維多利亞女王在日記中寫下這位總督的死是「我國令人敬佩的高貴英雄」。而桂冠詩人丁尼生以格調更高的輓歌讚美這位總督的犧牲。
「這位神之戰士，人類之友，獨裁者之敵，死於遙遠的蘇丹荒野。但您將永遠活在世人心中。因為您的高貴世上無人能及。」
八十年後的一九六○年代，倫敦近郊薩里州（Surrey county）某所學校的校園內，聳立著一座一個男子騎在駱駝背上的銅像。通學路上每天經過這座銅像的少年，某天和父親一起經過時，突然問父親：「騎在戈登背上的人是誰？」那所學校就叫「戈登男子中學」。當然不是駱駝，而是騎在駱駝上的人叫「戈登」，也就是那位悠然死去的英國總督。
到了二十世紀的六○年代，英雄崇拜的傳統已褪色，「大英帝國」的記憶也已遙遠而模糊。但這座銅像直到一九五六年蘇丹獨立（也就是蘇伊士戰爭當年）前為止，原本是矗立在首都喀土木市中心顯眼的通衢大道上。而坐在駱駝上的人物，當然就是「喀土木的戈登」。
儘管如此，在日本毋需贅言，即使在今日的英國，知道「喀土木的戈登」這個名號的人也越來越少。但一百多年前，在蘇丹沙漠死於非命的查爾斯．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卻是談「大英帝國」戲碼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提起伊莉莎白一世、納爾遜提督、邱吉爾三人，總覺得缺了一角。當然這三人作為英國史上的「偉人」當之無愧，都是為「大英帝國的光榮」貢獻良多的偉大人物。但英國的光榮故事，除了這三位外，還缺少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在國家興盛達到頂點時的某種「狂熱」，與預感到在此之後的「衰退」時，那種帶著「寂寥」的心情，這個故事缺乏了一點哀愁的部份。
在帝國草創期，迎擊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是伊莉莎白一世。在邁向巔峰時，遇到與拿破崙統治的法國一戰，祖國面臨存亡危機，以孤注一擲的勇氣「勇往直前」救了英國的，是納爾遜。而在帝國已經日薄西山之際，費盡心思讓「帝國」餘暉能夠「完美落幕」的，則是邱吉爾。
而這裡總覺得缺少了處於壯年期的「爛熟」，反映出過了頂點準備開始下坡，也就是表現出更年期之前所出現的「焦慮」、「驕傲」這種更多采多姿的時代氣氛，和能代表這個時期的人物。一般而言，或許會以維多利亞女王來填補這個位子。
但維多利亞女王即使其他條件都具備，卻是一個與多采多姿的「戲劇性」無緣的人物。不過幸好在那個時代，有一些人代替她演出了豐富多彩的故事。而其中表現最為戲劇化的，就是這位「喀土木的戈登」。
「中國人」戈登
維多利亞的治世開始於一八三七年，結束於一九○一年。在這治世後半的一八八○年，誕生了一位鬼才歷史作家立頓．史特拉齊（Lytton Strachey）。他終其一生都非常講究「維多利亞時代」的意義。
史特拉齊一方面寫下著名的傳記《維多利亞女王》，同時另一本代表作《卓越的維多利亞時代人》（Eminent Victorians）書中，將「喀土木的戈登」的地位與南丁格爾並列，甚至認為他比南丁格爾偉大得多。實際上，戈登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不列顛治世」中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配角，其地位是南丁格爾所難以比擬的。
查爾斯．喬治．戈登於一八三三年誕生在一個軍人家庭。從他的姓氏可得知，他原屬蘇格蘭的高地家族（Highlander），在重視勇猛善戰和心理活力的環境下成長。自幼進入伍利奇（Woolwich）陸軍官校，畢業後配屬皇家工兵連隊（Royal Engineers）擔任軍官。二十一歲參加克里米亞戰爭，也參加了與俄軍的激戰地塞凡斯托波爾圍城戰(The Siege of Sevastopol)，儘管受傷卻仍鼓起勇氣勇往直前。丁尼生有名的詩〈巴拉克拉瓦突擊戰〉（Battle of Balaclava）中歌頌了戈登的功勳。此役後戈登獲破格拔擢，參加了俄羅斯與土耳其間從高加索到比薩拉比亞(Basarabia)之間的新國境重劃作業。
自此之後，戈登受英軍當局派遣到歐洲以外區域從事情報收集與協助外國政府的勤務，比他在正規部隊的工作還重要。據說在軍事交涉的第一線為英國的國家利益服務，提昇了他的國際知名度。他的生涯在同時代的英國軍人中是很特別的。可說是適合稱為「大英帝國先鋒」的一個「種族」──也就是後世所稱的「殖民地形式」──。
但戈登本人卻沒有一絲令人聯想到「殖民地形式」，或者「帝國官僚」的「氣息」存在。或許他屬與某種深沈的狂熱主義者，同時也篤信基督教的福音，終生維持著獨特的生活方式，保持清貧，貫徹著一位「求道者」的虔誠基督徒生涯。不僅如此，他從表面上看來與當時英國社會與輿論近乎輕薄的狂熱性，以及終究走向幻滅與寂寥的時代氣氛完全相反，戈登身上展現著從靈魂深處湧出的超然氣質，他完全符合英式英語所說的「Eccentric」那種特殊的生活方式，正好與維多利亞時代的「俗氣取向」（Snob）完全相反。
克里米亞戰爭的戰後處理告一段落後，戈登從高加索返國。很快到了一八六五年，與中國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亞羅號戰爭）」。戈登上尉奉命出征遠東地區而前往中國。到達後，也親眼目睹由第八代額爾金伯爵（8th Earl of Elgin）率領已駐紮北京的英法聯軍掠奪、破壞乾隆皇帝所建造的圓明園。對一生並不瞭解「帝國主義」這個概念的戈登而言，這是「文明」（英軍）對「野蠻」（中國或亞洲）的懲罰，或者說是「救濟」的行為。
之後，戈登派駐中國四年，這期間他的生涯走向還是被命運所吞沒。
一八五〇年起，以中國南方為中心的反抗農民所組織的「太平天國之亂」進攻甚猛。清朝正規軍無力抵抗，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中英媾和條約成立後，歐美勢力為獲得在中國新的利益，決定協助清廷鎮壓這次動亂。
一八六二年，美國將軍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率領由歐美將領所指揮的非正規軍「常勝軍」鎮壓太平天國。但在華爾死後，偶然的機緣下讓戈登率領了這支軍隊。
這位英國陸軍遠東派遣軍的工兵上尉被清朝授與「提督」的頭銜，而躍上世界舞台的戈登，當時年僅二十九歲。
因當地民族的在地能量與狂熱的宗教情懷所煽動，要鎮壓以長江下游為中心，統治範圍達一萬四千平方英里，人口數千萬的「太平天國」絕非易事。但率領常勝軍獲勝的戈登，卻是出乎眾人意料之外。「中國人戈登」成為一個神話，今日關於太平天國的世界史中，總會提到戈登的名字。
但在戰爭中，這個率領「文明與帝國先鋒」的戈登，表現出三個明顯的特徵。
第一，他是個極為膽大心細的「軍事天才」。第二，獨自投身於一大群「異教徒」（非基督徒）之中，卻能以本身的「威嚴」與精神力量，讓非歐洲世界的民眾能夠心悅誠服地服從他的指揮，可見他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非凡的領導魅力」(Chrisma，卡里斯瑪)。
當然，他所指揮的中國人部隊也有動盪不安，險些叛變的時候，但根據記錄，他卻能夠獨自面對群情激憤的數萬民兵，而順利安撫他們，有如奇蹟一般。許多見過他的人，都覺得他的「卡里斯瑪」，來自他銳利而深不可測的「藍眼睛」深處。直到他在蘇丹沙漠死於非命為止，見過他本人者，幾乎都覺得他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威嚴，和充滿權威感的「天生領導者」印象。
而戈登的軍旅生涯，幾乎未曾處於「指揮官」以外的地位。似乎沒有什麼比「聽從他人命令」更不適合戈登。
而第三點就是他一生所貫徹的態度，也就是一種帶有反世俗、反權力色彩的「清貧的求道者」生活方式。實際上，在一八六四年，當常勝軍攻陷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並徹底殲滅洪秀全的領導階層時，戈登霎時在全世界聲名大噪。當時清朝打算賞封他最高的官位與豐厚的獎賞，但他完全婉拒。最後，他只帶了一塊刻有他此次功績的大清朝皇帝御賜純金獎牌一面，在這一年年底獨自回到倫敦。
返國後，他的生活型態仍一如往常，甚至更加嚴格。僅管他在自己國家已經廣受歡迎，卻仍不太與政界或社交界打交道，而接受了在泰晤士河口葛文森（Gravesend）要塞工程總監的閒職，將工作之餘的時間全部投入慈善活動與宗教冥想。他保持單身，收入都用於「慈善」用途。官拜工兵中校的薪俸絕不算少，但他卻經常兩袖清風。
因此在某一年，蘭開夏(Lancashire)發生飢荒，在相關捐款活動中，手邊已經阮囊羞澀的戈登，竟然從抽屜中拿出清朝皇帝賜給他的金牌，並且將上面稱頌他的功績磨掉，投入募款箱中。這樣的作風直到他葬身蘇丹為止未曾改變。
一八八二年，為保有蘇伊士運河所有權，已經武力佔領原由鄂圖曼土耳其控制下埃及的大英帝國，又將觸角伸向尼羅河上游的蘇丹。當時蘇丹以伊斯蘭原理主義的「馬赫迪宗教戰爭」已威脅到埃及南部的安全，英國政府便趁此機會派遣戈登前去「調查」。
一八八四年一月，從倫敦查令十字（Charing Cross station）車站搭上P&O汽船聯絡列車前往蘇丹的戈登，有外交大臣格倫維爾（Grenville）、陸軍總司令劍橋公爵(Geogr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2nd Duke of Cambridge) 、以及戈登的同學與多年好友嘉內德．沃爾斯利（Garnet Wolseley）參謀總長三人前往送行。看到身無分文，連懷錶都沒有的戈登，沃爾斯利偷偷將自己的一些現金和帶有銀鎖的懷錶塞入戈登的口袋。看到這位即使沒錢卻律己甚嚴，威風凜凜的戈登少將，身為王族元帥的劍橋公爵竟不由自主地肅立，親自為戈登打開車門。
然後，目送戈登搭乘的列車離去，揮著手中的絨帽久久不停的三人，不知是否有所自覺，這是大英帝國「從頂點出發的旅程」。
一八五一年「倫敦萬國博覽會」
若要問不列顛治世，或說維多利亞時代的「頂點」是哪一年，可能通常會認為是舉辦「倫敦萬國博覽會」的一八五一年。
三十五年前的一八一六年，在滑鐵盧的郊外，英國殲滅拿破崙法國大陸軍隊（Grande Armee）的聲威遠揚，加上經濟力量的優越，英國一路壯大起來，頌讚著英國鼎盛時期的就是一八五一年召開於倫敦的「萬國博覽會」。整個用玻璃作成的嶄新設計展示品，讓觀賞民眾如癡如醉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是為了向世界傳達英國的技術、國力與人類永續進步的信念。博覽會主辦人亨利．科爾(Sir Henry Cole)在開場演說留下了這段話：
「要稱頌人類作為的進步，在世界的歷史紀錄上沒有什麼比這場「工業製品大博覽會」更有意義。…現在，我們偉大的英國國民，將邀請全世界所有人民，前來這場向世界展現人類文明與技術進步成果的一大盛事，共襄盛舉，同時也在此保證這場盛會的成功。」
這不只是一段堆疊了華麗詞句的演講，而是自信滿滿地明白展現了人類的進步與英國國力的永續發展。當時英國的字典裡可說沒有「衰退」這個字眼。不過此後沒有多久，英國便慢慢走向「衰退」，到了十九世紀末，「衰退」的陰影開始出現在英國一般人民的腦海中。
倫敦萬國博覽會的二十七年後（一八七八年），身為外交官，卻一直以「動物般的直覺」感受歷史脈動的外交官摩里爾（第三章曾提及）曾表示：
「當今英國的國力已走向衰微與退潮。雖然仍有巨大鐵甲戰艦的外表，但引擎的火已開始熄滅，如失去舵的船隻般開始在海上漂流。」
同一年，印度總督李頓伯爵（1st Earl of Lytton）也表示：「英國已開始急速失去帝國的本能與氣力」。如此的觀察或許可說是一種例外的敏銳，或是過於悲觀。但是我們仍應注意這些站在大英帝國體制頂端的人們在當時的看法。
再過十年後，一八八八年倫敦《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上的外交專欄作家，同時也是另一雜誌《觀察者》（Spectator）總編的梅瑞迪斯．湯森（Meredith Townsend）也如此評論摩里爾與李頓的直覺。
「姑且不論好壞，但現在英國人的心理起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已不再那麼相信自己，說起那陳舊的想法或意見時會有所遲疑，心中對於自己給自己的命令也開始懷疑。我們已經開始無法相信我們統治他人時，在道義上的正當性，這也包括對自己的統治。」
如果衰退是一種精神問題，我們觀察後世，會發現就如這些較為敏感的人所先嗅到的，英國的衰退大約是從此一時期開始。
再過三年，時任加拿大總督的第十六代德比伯爵（16th Earl of Derby）更清楚地說明如下：
「今日的英國無論在何種論文或討論之中，都已經看不到像一八四○到一八五○年代那樣自信滿滿的樂觀精神。當時大家都堅信，那樣的變化若持續下去，世界很快就會跟著改變。他們高談『然後戰爭就會消失。因為民主主義的勝利可以消滅戰爭』的想法，以及『教育可以使所有人變得明智…』等信條。但現在我們已經無法再如此樂觀。這數十年的經驗改變了我們。我們學到了，並不是只要讓選舉權和教育普及，就能夠把全世界變成人間天堂。」
萬國博覽會主辦人科爾的自信，和四十年後德比伯爵的看法形成強烈對比。這四十年之間的英國，並沒有輸掉戰爭，且無論在經濟實力，或是政治、文化方面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也沒有太大變化，那麼為何會產生這種時代意識的變化呢？
在思考「衰退」問題時，有一個很大的線索逐漸浮現出來。
大英帝國的「折返點」
從滑鐵盧到「倫敦萬國博覽會」之間的三十五年，以及博覽會後到戈登去世的三十五年，現在來看，的確前半是「樂觀」的走向，終於達到頂點，然後逐漸轉向「悲觀」的時代氣氛，成為強烈對比。例如在後半三十五年即將結束時，與「無限進步」的教義深切相關的「自由貿易」論的衰退，與「反抗佃農」威脅帝國核心的愛爾蘭問題浮現，使得時代思潮以開始出現悲觀與渾沌的跡象。而促使時代產生戲劇性轉捩點，如「漩渦」般凝聚在一點的現象，大概就是「戈登之死」。
在學習英國史的過程中，會覺得沒有一個時代像一八五○到一八八○年代一樣難以定義。
表面上的變化當然可以充分地敘述出來，但其中的深層意義，卻可能產生了以一世紀為單位的視野所無法盡收眼底的重大變化。也就是說要重新思考這一段在長達數世紀的大英帝國漫長歷史河流中的地位。如此看來，這個時期可說是近代英國的「一大折返點」。
一八五○到一八七○年為止的二十年間，英國對外貿易無論進出口都成長了三倍。但其中也可發現英國的「國家根本」已經從根基開始變化。
一八六八年，英國國內所消費的穀物、肉類、乳製品等農產品，仍有五分之四為國產。但僅僅過了十年，國產的比率驟降到五分之二。這是由於交通方式（尤其是鐵路的發展與大西洋航線船隻的加大）的大幅進步，東歐和北美的廉價農產大舉傾銷所帶來的。再加上其他一些重要原因，使得不僅是社會深層構造，更包括人們對時代的觀感確實產生變化。
一八七○年代之後，關於經濟安全保障的討論急速展開。這是由於糧食仰賴進口比例迅速提高，導致對外投資的快速成長，同時造成產業對本身競爭力的不安感浮現等各種原因綜合起來所導致的結果。一八五○年，英國對外投資總額僅三億英鎊，一八七○年代則已達到九億英鎊。
同時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一八五○年代的投資對象是歐洲、北美、加拿大及澳洲等，像是以促進市場經濟構造的方式進行。過了一八七○年代則轉變為對埃及、土耳其、波斯等以政府國債等帶有政治性的投資。
一八五○年代，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與俄羅斯戰鬥時，俄羅斯政府為籌措經費，打算向倫敦市場舉債時，英國政府則避免介入，一切委由「市場理論」決定，而默許俄國政府向倫敦市場籌措軍事費用。實踐了二十世紀所難以想像的徹底「市場至上主義」。
但對於曾經體驗過此種「自由經濟」的國家而言，當農產品仰賴海外比例提昇，對外投資也需要保護時，對產業競爭力的不安也將提高，當這些現象接踵而來時，對原先自由主義世界觀的不安與矛盾，對於對外政策所帶來的壓力將會增加數倍，自然會為社會氛圍帶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
當然，過去對於說明十九世紀末英國「帝國主義」現象的論述早已存在，但問題在於即使具有以上的重要背景，單憑這些也無法改變歷史的走向。因此那個「點火者」，也就是決定時代精神轉換的關鍵，在「歷史發生之前」啟動的關鍵是不可或缺的。而英國則是總有具強烈個性的人物成為這個關鍵。如「喀土木的戈登」就成為了這樣的關鍵性人物。
未被「救出」的總督
走向世紀末的一八八〇年代，英國面臨了「更年期焦慮」。使這個年代「焦慮不安」的決定性影響，一個是關於愛爾蘭自治的大爭論，另一個是英軍佔領埃及。
愛爾蘭是英國自十二世紀以來的最古老殖民地。結果這「最後的殖民地」就如北愛爾蘭問題一直未見解決一般，可說有如「英國史的詛咒」一般，是個歷史上不光彩的一頁。
愛爾蘭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充滿了讓英國人「狂亂」的因素。一觸碰到這個問題，就會讓英國社會從最根本的國家觀與認同一分為二，或許至今仍是如此。
一八八〇年四月上任的自由黨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內閣所提出的「愛爾蘭自治法案」（Ireland Home Rule）。如文字所述，從根底動搖了英國人的國家觀。造成了「世紀大爭論」。如果要放棄約與牛津大學創校同時（十二世紀末）獲得的殖民地──愛爾蘭，那麼印度、蘇伊士、甚至馬爾他或直布羅陀等都該脫離英國，如此一來，英國還剩下什麼呢？
想到這樣的英國，應該會令人憂心不已。恐怕連想像這種事情都是第一次。這個事件似乎就象徵大英帝國面臨了「更年期焦慮」的循環。
因此，在想要逃離「愛爾蘭陰影」的英國人之中，有一部份就轉為對埃及、蘇丹的「狂熱」。而對此理解最透徹的，就是戈登。
在查令十字送別戈登的三位高官，並未發現戈登是賭上性命，也要將埃及、蘇泰納入大英帝國──也就是戈登心中的文明世界──之中。在月台上將自己的銀懷錶塞入戈登口袋的沃爾斯利，兩年前才親自率領遠征軍佔領埃及，殊不知現在要如何處理原為埃及保護國的蘇丹這次的叛亂，正是處於「更年期」的猶疑，且可能是左右站在世紀末這個分歧點的大英帝國往後命運的關鍵所在。
當時他們只知道，戈登一個人孤軍奮鬥，如果撤出蘇丹，就必須同時撤出非正當佔領的埃及，那麼就難以保住蘇伊士運河。因此保有印度，可能直接關乎帝國的命運。
格萊斯頓內閣面對當時蘇丹的「馬赫迪主義」，即當地民眾的伊斯蘭原理主義抗爭行動，原先是為了「撤出」蘇丹才派戈登前去。戈登到了喀土木之後，卻沒有帶領英軍「撤出」，卻單槍匹馬闖入已被反抗民兵包圍的英軍陣中。當日益強大的民兵包圍喀土木的消息傳回英國，立刻使得英國的輿論沸騰。許多英國國民高喊著「拯救戈登」。然後就如戈登所預測的，那口號轉成了「不要放棄埃及！獲取蘇伊士！」，又與「愛爾蘭永遠屬於英國」的主張合而為一，使大英帝國就此投入一去不復返的歷史激流中。
貫徹「小英國主義」的格萊斯頓首相頑抗著這股聲浪，並且如戈登所預測，終於抵擋不住國內輿論壓力，而同意派遣由沃爾斯利率領的大軍前去「拯救戈登」。而派兵拯救戈登，也就是加強了給英國政府施加壓力的「保住蘇丹」，同時也連結了「保住愛爾蘭」這個對於國內政治的暗喻。而在歷史趨勢的潛在意識上，愈來愈多人難以接受自己處於守勢，也意味著「我們絕不放手」的情緒高張到壓過了正當性。
以格萊斯頓這位古典自由主義派為代表的「進步」、「樂觀」世代，終於彈盡援絕，而捲入了世紀末的狂亂之中。
但由於格萊斯頓的猶豫不決，嚴重拖延了派兵時機，因此當沃爾斯利率領的軍隊到達喀土木時，已經是戈登遇害的三天後了。
儘管結果他沒能「獲救」，但戈登還是獲勝了。對戈登而言，「帝國殉教者」永恆的生命不僅在天上，也永遠活在世間。因此對他而言是對神的奉獻，也是對文明與人類的使命。
戈登的死訊讓整個英國籠罩在悲傷之中，因此丁尼生留下了這樣的詩篇：「太遲了！太遲了！空虛，救出是空虛的挫敗。而現在他的生命是英國的光榮，他的死是英國的驕傲！」
對英國而言，已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放棄埃及。格萊斯頓政權也被逼到絕境，十九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與理想主義時代，已永遠終結。
戈登死後十三年的一八九八年，年輕時曾經參加沃爾斯利遠征蘇丹拯救戈登部隊的霍雷肖．基奇納（Horatio Kitchener）所指揮的大部隊「蘇丹攻略軍」從埃及出發，沿著尼羅河進攻，到了喀土木郊外的恩圖曼（Omdurman）將伊斯蘭（馬赫迪）反抗軍完全殲滅。對英國而言總算是「雪恥」了。但這次「為戈登復仇」的行動，不僅攻擊馬赫迪民兵，更與計畫從西非方向東揮軍攻向蘇丹法紹達的法軍短兵相接。基奇納趁勝追擊，在兩個月後以其「威力」驅逐了法紹達的法軍，在英法間的帝國國力競賽（法紹達危機）中，大獲全勝。
但數個月後，南非傳來「波爾戰爭爆發」的消息，而這場戰爭使得對「帝國」的狂熱急速幻滅，轉趨黯淡。
「喀土木的戈登」將帝國與文明的使命混為一談的問題，以及意識到「衰退」的狀況而陷入「急躁」狀態的輿論，給予英國很大的教訓。這是一個「統治力量」開始衰退的帝國，國民的「感傷戰線」開始擴大的一個古老的例子，而後來大英帝國也的確走上衰退的道路。
第十章
勞倫斯的反抗
「我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有讓國家最高領導人認識到，遵守對阿拉伯人的約定，關乎英國在歷史上的名譽」──湯瑪士．愛德華．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復甦之鑰──「石油」與「中東」
當統治世界大半地區的大國開始衰退時，即使衰退的態勢明顯，但通常難以立刻察覺。因為對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而言，實在難以想像這個不知強盛了多久的世界大國會急速地走下坡。
如果把世界大國比喻成一艘船，由於船隻是以巨大的動力航行在海上，如果產生了明顯的轉向，也就是開始朝向衰退的方向前進時，至少首先映入眼簾的仍是這艘船的巨大。甚至在發生根本的改變時，也常可以發現像這樣的大國出現短暫「迴光返照」，看似暫時恢復往日榮景的狀態。有時候外表看來甚至像是加速前進，因此人們常誤以為這就是大國的生命力。第一次大戰後的英國就是如此。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優秀歷史學家艾力克．馬可斯（Erich Marcks），認為大戰勝利的大英帝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統治版圖最大與人口最多的國家」，因此做出了「英國衰退論是個虛妄的謬論」這個結論（E. Marcks, Englands Machtpolitik; Vortage und Studien, neuhrsg., eingel, von W. Andreas, Stuttgart/Brelin, 1940, s.181f）。
的確，透過第一次大戰，英國不但接收了原德國殖民地，也首次將廣大的中東地區納入版圖。大英帝國將巴格達、耶路撒冷、大馬士革等等中世紀十字軍東征也未能完全征服的伊斯蘭世界的中樞地區置於支配之下，達成了世界史等級的功業。由於這是連基督徒都覺得目眩神迷的光榮時刻，因此即使是對英國始終抱持對抗意識的德國愛國史家馬克斯‧韋伯，被這副光景所眩惑也是理所當然。
但早在四百年前，就以透徹眼光洞悉大國命運的馬基維利，就曾強調國力基礎不夠穩固的大國擴張新領土是極為危險的事（《羅馬史論》）。另外二十世紀美國的優秀歷史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則以世界史的視野指出國家越大，反而越容易做出愚蠢行為（《愚蠢行為的世界史》第一章，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
第一次大戰對大英帝國衰退的影響大致有以下三點：
第一點（如前章所述）是大戰對英國人在精神上的影響，這樣的「幻滅」與打擊幾乎可說是一種「大英帝國的心神喪失」，英國年輕世代間「統治帝國的意願」大為減退。
第二點是第一次大戰後所產生的世界新秩序，是個對古老霸權大國的英國而言始料未及，且難以適應的環境。戰後的世界就如莎士比亞的諷刺劇《美麗新世界》一般，受到因大戰而崛起的俄羅斯革命影響，英國勞工運動開始激進化，一九二五年終於發生了總罷工的重大危機。此後則成了可稱為「英國病」，經常發生「勞資糾紛（Strike）的時代」。
而更糟的是，戰後流行於世界的「民族自決」風潮，從根本動搖了大英帝國「以文明統治異族的正當性」這個標誌。
再加上「國際聯盟」這個耳目一新的新組織，對於英國這個傳統霸權國家想必不會太友善。雖然英國試圖「利用」此一組織，試圖重建帝國的支配地位，但反而讓英國外交手法逐漸受到桎梏。尤其像「聯盟」這種集體安保體制，曾是英國外交的看家本領，並且使必須依靠國力支撐的軟性權力平衡外交難以施展。
且如第八章「改革論的季節」所見，過去英國如此重視且堅持的世界金融控制力，竟在大戰後毫不猶豫地交給美國。而英美雙方對這個變化的適應失敗導致了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大英帝國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大量陣亡而艱苦獲勝的大戰之後，所面臨的竟是這痛苦而充滿諷刺的「美麗新世界」。
第三點，也就是考量帝國衰退的因素時，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因戰爭而使帝國範圍擴展到中東時所顯示的，當需要國力復甦之時，展現於外的實力膨脹總是使得「帝國關注焦點」分散，也使得力量大為散亂。
過去除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外，同時控制耶路撒冷和巴格達的帝國通常都無法持久。世界史上紛爭不斷的美索不達米亞與約旦河峽谷之間，自古以來就被稱為「帝國的墳場」，像是有個飄著妖魅氣息的「歷史流沙」橫亙於此。有史以來，曾統治過這歐亞非三大陸交界地帶的帝國，除土耳其之外，都是已過了「鼎盛」期，國內弊病叢生的帝國。
即使英國都知曉這些狀況，卻有不得不陷入這個「流沙」的原因。
其中之一就是「石油」。
在大戰前的一九一一年出任海軍大臣的邱吉爾，將帝國海軍的燃料正式由煤炭轉為石油。再透過促進世界機械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石油成為控制二十世紀世界的關鍵資源。
而大英帝國再度擴大成史無前例的大帝國後，控制中東的目的除了石油以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動機，那就是「對印度的執著」。
對於已經掌控印度與直布羅陀到蘇伊士的地中海兩端的英國而言，若能掌握尼羅河到印度河之間的廣大區域，以更穩固的形式正式獲得領土，就可以同時完全確保「石油」與「通往印度道路」的獲得。而且同時意味著英國作為史上最大帝國，同時完全統治了到香港、上海為止的歐亞大陸南端，將麥金德「地緣政治學」中所謂的歐亞大陸邊緣(Rim land)確實納入控制，便能確保帝國永恆的生命。
這意味著達成了大英帝國顛峰時期的維多利亞時代所並未實現的大幅擴張。對邱吉爾與貝爾福這種傳統的「帝國派」而言，可以證明他們光輝燦爛的功績。因為他們讓衰退的帝國找到復甦之道，而能夠在二十世紀繼續生存下去，關鍵就在於「石油」與「通往印度的道路」。
但英國與中東和印度的關係，卻使帝國走向毀滅之路。而在這個「帝國落日」照耀的舞台上，也上演了許多歷史與人物的故事。
聖誕節大禮
第一次大戰末期，在加里波利與索姆河戰役等飽受挫折的英國，卻從東方傳來振奮人心的輝煌戰果。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由愛德蒙．艾倫比（Edmund Allenby）將軍所指揮的中東派遣軍從埃及橫越西奈半島，朝著巴勒斯坦追擊土耳其軍。繼十字軍撤退後，相隔七百年基督徒再度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可說是送給英國國民一個「耶誕大禮」。這也是開戰三年數個月來，英國國民期待已久的「捷報」。
在「索姆河戰役」中，發生大量陣亡的事件，西部戰線總司令官道格拉斯．黑格等將領團隊遭受「無能」、「死板」的批評時，艾倫比也是一次大戰中接受他們命令的一位指揮官，但他是軍事才華備受矚目者之一，更同時兼具深諳人性的特質，是一位值得我們好好閱讀其傳記的人物。
身為十七世紀清教徒革命中心人物奧立佛．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後代的艾倫比素有「猛牛」之稱，看似精力充沛，卻又深思熟慮的性格深受許多人喜愛。而在艾倫比之下擔任參謀長參加戰爭的阿奇博爾德．韋維爾（Archibald Wavell），後來在二次大戰中擔任埃及派遣軍司令官，遠離蘇伊士攻向利比亞，與隆美爾所率領的德國裝甲師（非洲軍團）交戰時，在利比亞沙漠中與隆美爾部隊對峙陣中想起了艾倫比，寫下了關於艾倫比的出色傳記。
粗脖子和紅臉，而且（假裝？）脾氣暴躁的艾倫比，看似故事中典型頑固而執著的軍人，初次見到他的人恐怕會被他嚇跑。但其實他儘管反應略顯遲鈍，卻深具知性而深思熟慮，也深藏著柔軟而極富感性的一面（Lawrence James, Imperial Warrior: the Life & Times of Field-Marshal Viscount Allenby 1861-1936, 1993, chap.18）
具有深厚希臘古典文學造詣的艾倫比，讀遍了斯特拉波以希臘文原文（古希臘歷史、地理學者，觀察眼光較希羅多德敏銳許多，他的許多論述至今對於學習中東情勢者仍極富價值）所撰寫的龐大論著，應用在自己的巴勒斯坦作戰，詳細研究古代關於橫越西奈沙漠路線的記載。
另外，根據韋維爾的記述，艾倫比更從歷史研究中得知七百年前，十字軍的理查獅子心王無法佔領耶路撒冷，是因為在瘧疾好發的季節進攻，而拿破崙的埃及遠征軍遇到的最大阻礙不是敵軍，而是中東特有的眼炎，因此立刻向下屬指示對策。雖然這對近代目光如豆的人們而言是古老的故事，儘管他不是專業歷史學家，但仍然充分顯示出英國成功的領導者對「歷史」獨有的態度。也可理解對大英帝國而言，「歷史」造詣是國力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尤其對英國的精英而言，強烈意識到對於中東，需要追溯「伊斯蘭」和阿拉伯人到來前的歷史視野與古典的區域概念，艾倫比也是一個例子。
艾倫比與韋維爾在二十世紀的英國軍人之中，不僅具有優越的軍事能力，更具有高深學識與對人的深刻理解，還有卓越的政治手腕，同時性格中具有黑暗面，因此不僅是支撐帝國的人，也是大國衰退期之中的悲劇英雄。兩人分別在一次大戰與二次大戰後當了埃及與印度總督，儘管深刻感受著「帝國落日」，但在即將獨立的殖民地擔任「末代總督」的絕妙角色，仍是二十世紀大英帝國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為了封鎖「帝國的本能」
但提到英國與中東，還有一個不可不提的人物。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一個在艾倫比和韋維爾陣中，穿著又皺又破的軍服，纖瘦有如女子的青年，追著敗逃的土耳其軍隊從耶路撒冷的雅法入城，加入英軍的行列。
他的名字是湯瑪斯．愛德華，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也就是煽動阿拉伯人對土耳其人進行「沙漠反叛」而成功的「阿拉伯的勞倫斯」。
一八八八年，勞倫斯出生在北威爾斯的特雷馬多格(Tremadog)。由於父親湯瑪斯．查普曼的前妻是天主教徒而無法與勞倫斯的生母再婚，因此他是所謂的私生子。而他由於成績出類拔萃獲得特殊待遇，一九一○年自牛津大學耶穌學院畢業後，決定從事考古學研究。從一九一一年到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參加大英博物館的發掘調查團，到古西臺王國遺跡卡爾凱美什(Carchemish)遺址從事調查，並學習阿拉伯語，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下，具有近距離觀察阿拉伯人社會文化的經驗。
當時的英國，正在著手讓土耳其統治之下的阿拉伯人集結於麥加酋長哈希米家的海珊旗下，向土耳其揭竿起義。因此勞倫斯擔任穿針引線工作，被派到阿拉伯半島西部的漢志，在那裡遇見海珊的兒子費薩爾。
這對勞倫斯而言是「影響一生的際遇」。
此後，勞倫斯協助海珊指揮阿拉伯、貝都因（Bedouin）軍隊在沙漠對土耳其進行游擊戰，完全顛覆他原為考古學家的人生。
一九一七年七月，勞倫斯率領僅有五十騎的貝都因駱駝部隊，橫越了「若無奇蹟，絕不可能通過」的灼熱沙漠──內夫德沙漠，由陸路長征到阿拉伯半島西方的亞喀巴港(Al Aqabah)後方，在易守難攻的亞喀巴灣要塞奇襲成功。
（圖：攻向亞喀巴的勞倫斯阿拉伯軍）
領導這場充滿浪漫情懷的「沙漠叛亂」英雄──「阿拉伯的勞倫斯」之名響徹整個中東，不，應該是全世界。
對當時的英國男性而言，相對於他們對自卑的一般阿拉伯人的輕視，對勇敢的貝都因人昂然挺立於沙漠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的「戰士文化」，認為與英國的「紳士理想」有共通之處。因此勞倫斯站在貝都因人部隊前面，騎在駱駝上指揮阿拉伯騎兵的英姿，在因西部戰線大量陣亡消息而充滿悲傷氣氛的英國媒體上，立刻成為極富英雄色彩的傳說。
其後，勞倫斯的阿拉伯軍團經由蘇伊士運河進入加薩走廊，與攻向耶路撒冷的艾倫比正規部隊右翼會合，為大英帝國「奪回聖地」之戰貢獻卓著。在開羅英軍總司令部的走廊上，穿著貝都因人服裝走向艾倫比將軍司令室的勞倫斯，更富有傳說的英雄氣魄。
但此後我們將逐漸得知，英雄勞倫斯的內心，不再是一個只為了效忠大英帝國而生的軍人。
後來，勞倫斯自述他所帶動的「沙漠叛亂」，其目的並非僅為了帶領阿拉伯人對抗敵國土耳其，而如他以下的說明：
「那場行動是為了防止捲入大英帝國主義者的愚蠢行動中，如果坐視不管，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就會發生像克萊武（Robert Clive）（一七五七年的普拉西戰爭後，確立英國在印度的霸權）和塞西爾・羅德斯（以力量與策略在十九世紀末將南非與羅德西亞納入英國統治範圍）那樣的狀況，而我要封鎖英國這些人有如中邪般的行為。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了。」
在開羅陸軍情報部接獲極機密文書的勞倫斯，得知埃及總督亨利．麥克馬洪（Sir Henry McMahon）與麥加海珊之間的約定，即《麥克馬洪─海珊通訊》，是代表英國政府承諾阿拉伯人，若阿拉伯人在英軍協助下起義反抗土耳其，在戰後便承認原在土耳其統治下的阿拉伯人獨立建國的約定。
當然，對於英國政府與法國之間，在戰後讓土耳其控制下的阿拉伯人地區分割為兩國的密約，即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勞倫斯也必然知情。
對英國外交上可恥的兩面手法加以「反抗」，才是「阿拉伯的勞倫斯」充滿浪漫情懷的英雄故事本質所在。
因此他在耶路撒冷被攻陷後，帶領阿拉伯騎兵軍團奮力衝向「大馬士革之道」。大馬士革是由穆罕默德直系繼承者薩拉森帝國（伍麥亞王朝）所定的首都，也是象徵阿拉伯．伊斯蘭正統權威之地。對於真心希望阿拉伯獨立的勞倫斯而言，即使是為了守護大英帝國的道義性，必須不是英軍而是由阿拉伯起義軍在四百年之後從土耳其手中奪回大馬士革。為了比已經自動車化，以卡車和吉普車開向大馬士革的艾倫比英軍先鋒部隊搶先一步抵達，交通工具是駱駝和馬的勞倫斯阿拉伯軍團進行大迂迴，通過土耳其軍隊抵抗較小的敘利亞沙漠一路奔向大馬士革。這就是勞倫斯向難以抵禦的巨大「二十世紀」，可說太早，也可謂太遲的「反抗」英姿。
在一九一八年十月，比艾倫比部隊早了一天半，率領阿拉伯軍隊抵達大馬士革的勞倫斯，戰後深感建設「阿拉伯統一國家」這個自己「年輕時的夢想」逐漸實現。
在戰爭中深切認識勞倫斯行動重要性的艾倫比，毫不吝嗇地供給勞倫斯所要求的資金與兵器。不僅於此，身著阿拉伯服的勞倫斯可在英軍司令部出入自如，而艾倫比對這位年輕的「阿拉伯守護者」能夠如此寬容，表示英方並不僅將勞倫斯視為達成戰爭目的的一顆「棋子」。
對於前些年，在法國的索姆河戰役中痛失獨生子的艾倫比而言，在這錐心之痛的同時遇見勞倫斯，也發現自己的餘生就有如「帝國的落日」，而開始深思未來。
不斷主張著「戰後的事情應該全權交由政治人物處理」的艾倫比，對於勞倫斯作為「阿拉伯之友」的生存方式，或許對他的那種純粹有所共鳴。但艾倫比的共鳴僅在於內心領域，同時與老人看開一切的想法密不可分。
勞倫斯「大為幻滅」的日子
但無論如何，「大英帝國的本能」超乎勞倫斯和艾倫比的想像，極為執拗，也具有衰退期的大國所特有的巧妙與盲目衝動所驅使的特質。當勞倫斯率領阿拉伯軍團搶先越過敘利亞沙漠前往大馬士革途中，倫敦的勞合．喬治內閣外交大臣貝爾福寄出信函給羅斯柴爾德男爵，承諾戰後在巴勒斯坦建設猶太人的國家（Homeland）。這個後世稱為「貝爾福宣言」的承諾，是為了順利向英美的猶太人金融家調度不可或缺的戰爭費用所需。
但在此同時，認為不能任由想追求實質獨立的阿拉伯在戰後中東建立統一國家的貝爾福，同時主張建設猶太人的國家，是符合英國對於戰後更穩固「維持帝國」這個構想的選擇。將廣大的中東全境納入帝國新版圖，這個迷人的目的更包含「石油」和「印度」兩大吸引力。但若使阿拉伯獨立，將失去蘇伊士運河以及波斯灣，和伊拉克北部摩蘇爾地區的油田。而最重要的是，如果出現阿拉伯人的穆斯林獨立國家，帝國將難以控制「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爭執不下的印度」。
與法國之間關於分割中東的「賽克斯─皮科協定」，以及承諾阿拉伯統一國家的「麥克馬洪通訊」，和鼓勵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貝爾福宣言」，英國在這三個互相矛盾的「承諾」中迎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這個「三頭馬車」涵蓋了十字軍以來「中東統治的確立」與「石油」以及「印度」，也就是帝國的「答案」。
而英國的作法，都發自於貝爾福與邱吉爾以及逐漸成為「權力祭司」的勞合．喬治等領導人維持帝國的執著。同時在本身缺乏力量的狀況下試圖維持優勢時，自然充滿許多矛盾，使得這些承諾互相抵銷，意義全失。此時經常可見這種以此掌握主導權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特有的行動模式。
但其中仍傾向濃厚的衰退期帝國特有精神色彩，成為所謂「日薄西山的不道德」。或許可說是勞合・喬治這個「平民」政治家會出現的，空虛而幾乎不具紳士理想的作法。至少與以雄厚實力與道德感處事的維多利亞時代既相似又不同的「帝國精神」已經明顯衰退。而大量陣亡所造成「帝國的心神喪失」與俄羅斯革命及國際聯盟所欲營造的「美麗新世界」等，或許可說就是反映帝國衰退重心的事件。
一九一九年，巴黎凡爾賽和會上，與費薩爾一同出席，穿著阿拉伯服裝在各個會議室間奔走的勞倫斯，終於迎接了「重大幻滅」。同時，從印度出征的十萬英屬印度軍隊，從波斯灣的科威特登陸，沿著伊拉克平原北上，佔領巴格達，繼續北上佔領了原與法國約定不侵犯的吉爾庫克、摩蘇爾等豐富油田地帶，雖然人員犧牲甚多，但仍花了數年佔領波斯灣與伊拉克全域。
至此，「阿拉伯獨立」已成泡影。
「勞倫斯叛亂」被阻絕在在帝國厚重的岩層前。離開「幻滅的巴黎」的勞倫斯，只能回到牛津大學萬靈學院擔任研究員（Fellow），繼續考古學研究。但曾經在染血的沙漠戰場征戰過，又受過虛偽而不道德的國際會議場洗禮的勞倫斯，當然再也無法回到戰前那個單純的學者氣質。
儘管勞倫斯總是一副憂鬱而空虛的表情，但他當然不可能就此從政壇消失。此時國王喬治五世因他戰時的功勳而表示要特別接見他，並破格頒發「巴斯勳章」(Most Honourable Order of the Bath)給他時，勞倫斯當下堅辭不受。對於邱吉爾指責他的「不敬」，勞倫斯如此回應：
「我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有讓國家最高領導人認識到，遵守對阿拉伯人的約定，關乎英國在歷史上的名譽。國王有義務得知以他之名而行的所有事，而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方法令其得知。」
曾指責勞倫斯「不敬」的邱吉爾，也深愛這個充滿傳奇的「沙漠英雄」勞倫斯的廉潔。在這一點上，邱吉爾不同於缺乏高潔情感的勞合・喬治，或許可說仍屬於一個「紳士」。
兩人在數年後再相見，邱吉爾為了「英國的榮譽」；勞倫斯為了與「阿拉伯的約定」，有了再度攜手合作的機會。而得知兩人想法各有不同的艾倫比，也用盡畢生精力再度躍上歷史舞台，為了恢復帝國的國力與道德而與兩人合作。
覺醒的印度
因為德國敗戰而失去強敵的大英帝國，表面上看來似乎更強了，卻顯現出「強大而無力」的狀態。
一九一九年三月埃及所發生的反英暴動，其實在戰前就已經出現明顯不尋常的蠢動。而現在則發生了明確反對帝國統治權力與權威的行動。似乎與同一時期發生於朝鮮的「三一運動」異曲同工。至少在統治者方看來，這兩場叛變事件都有一種「為何是現在」的出其不意。
但更大的共同點是，若對歷史趨勢的變化稍加注意，便不覺得這是「出其不意」的叛變。看到次年四月，印度旁遮普（Punjab）地區所發生的叛變急速擴大，遠超過印度統治單位預料的情勢，令人想起六十年前的「印度土兵」（Sepoy）叛變以來，「大動亂的季節」又將來臨。
在此動亂之中，一九一九年四月在北印度的阿姆利則（Amritsar）發生英軍對數千名手無寸鐵的印度人展開大屠殺的事件──「阿姆利則大屠殺」（英國官方數字為三百七十九人死亡，一千五百人受傷）──為帝國留下了史無前例的，冷血而殘暴的一大污點。更重要的是，此一事件造成印度民眾群情激憤，於是釀成了追求從英國「完全獨立」的近代印度獨立運動──也就是甘地與尼赫魯的時代──揭開序幕。二十八年後開花結果的印度獨立運動可說始於「阿姆利則」，而英國失去印度的過程，也就是帝國真正沒落的過程。
大英帝國的生命，分別由以下代表帝國「光明面」與「黑暗面」的三點來支撐。
第一，七百年來，只仰賴露骨的蠻力統治異族的最古老殖民地愛爾蘭，可代表大英帝國典型的「黑暗面」，或是最不光彩的一面。
第二是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代表性的白人殖民地（或自治區），這明顯地屬於帝國的「光明面」。
第三則是武力與文明、權威與溫情交錯進行統治，同時是英國的財富，以及帝國國力最大全員之處，交會著帝國的「光明」與「黑暗」，之處，就是印度。
而印度不僅是「帝國皇冠上的寶石」，更如其名是「帝國的生命線」。
年僅三十九歲便擔任印度總督的勞合・喬治內閣外交大臣喬治・寇松（George Curzon）曾說：「帝國與印度，印度與帝國，兩者是一體的」，並敘述印度對帝國的絕對重要性如下：
「只要我們繼續統治印度，我們就可以繼續是世界最大的強國。但若失去印度，英國恐將淪為三流的小國。且若失去印度，其他的殖民地也將失去價值。」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出征軍人達三百九十萬人，其中從印度動員了一百五十萬人，並將一百一十萬印度籍官兵派往海外戰線。且經費完全由印度負擔（即英國殖民政府對印度人所課徵的稅收）。若無印度的犧牲，無法為英國帶來勝利。
而印度至今終於從數百年的沈睡中醒來而開始啟動。帝國「開始走向終結」，可說就烙印於「阿姆利則」這個地方。
英國跨越了「勞倫斯的幻滅」與「艾倫比的迷惘」，而突然積極想要控制中東，就是為了「通往印度之道」。
在十九世紀的「非正式帝國」（雖未正式加入大英帝國版圖，但由於英國的強大經濟力量與優勢軍力，許多獨立國家實質上加入大英帝國勢力範圍的狀態）時代，原本以英國的財力與權威，無須特別勞師動眾即可確保的「通往印度之道」，對於大戰後失去經濟與軍事優越地位的英國而言，只能靠併吞或直接統治的方式來確保。
但當英國毫不猶豫地佔領中東時，卻又面臨重要的印度在歷史上脫離英國。當一個衰退的帝國，不從國內奠定復甦的基礎，卻以霸權手法向外追求復甦之道時，帝國的所作所為將不但無助於復甦，甚至將更為加速衰退與沒落。
區域紛爭的波瀾
在阿姆利則槍聲不歇的一九一九年四月，猶太人因「貝爾福宣言」而陸續進駐巴勒斯坦時，發生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第一次武力衝突。也就是延續至今的「巴勒斯坦紛爭」的開端。在二次大戰後將處理紛爭的責任「交棒」給聯合國與美國為止，都以國際聯盟「委任統治」的名義隸屬大英帝國版圖的巴勒斯坦，矗立著許多無端捲入衝突而客死異鄉的英軍墳墓。而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因阿富汗衝突緊急派遣英軍前往平亂時，伊拉克又發生了嚴重的動亂。
「無法治理的土地伊拉克」（Ungovernable Iraq）是此後許多英國人的感嘆。對於此地第一場大規模反英動亂事件，使得英國的財政負擔甚至遠超過一次大戰時全中東的作戰費用。
同時在一九一九年結束前，喪失愛爾蘭的態勢逐漸明朗。過去在帝國之內享有自治權的愛爾蘭，卻從這一年起明確轉為「否定英國王權」與「完全獨立」，關鍵就在於「屠殺」事件。
大戰中，發生於都柏林的「復活節起義」（一九一六年四月）時，為了鎮壓叛亂，由勞合・喬治派遣「黑與褐暗殺隊」（Black and Tangs）這支特殊部隊屠殺愛爾蘭獨立運動支持者，使許多愛爾蘭人自此認為非切斷與英國所有牽連不可。
大戰獲得光榮勝利的英國，一下子面臨遍地開花的「區域紛爭」所阻礙。現在的問題已不是「帝國能否維持」，而是「還能維持多久」。
這樣的事態乍看之下，為了延續帝國命脈，只能選擇「放手」。但霸權國家的宿命就是一旦放手，就等於全面崩盤。因此在考慮「何時放手到什麼程度」與「該如何放手」後，就成為帝國的世界戰略中心課題。而在此出現了「綏靖」的新概念。
一九二二年，擔任埃及總督的艾倫比看到叛亂的氣焰難息，只好不甘願地向倫敦方面「辭職」，讓埃及「自治獨立」。同樣在邱吉爾請託下在殖民省中東局任職的勞倫斯，為了鎮壓反英動亂正盛的伊拉克與約旦，只好由舊友費薩爾及其兄弟在形式上繼承王位，以進行延續帝國生命所需的「綏靖」政策。
對勞倫斯而言，雖然比當初較晚才補救了凡爾賽條約中「英國的背信」，而與費薩爾一起履行「阿拉伯獨立」的約定。但此後勞倫思逐漸明白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這個像「無花果葉」般，沒有實權，虛有其表的王位，目的是讓阿拉伯人較易接受大英帝國對中東的統治。
當時，雖然帝國已認識到本身對應其他勢力的缺乏效率與自己的無力，但無法斷然放手的衰退帝國仍展現「對統治的執著」，這種精神構造才是大英帝國新的「媾和」政策的來源。第一次大戰後，英國的媾和政策變為維持帝國殖民地統治的手段，也逐漸滲透到對本國週邊歐洲各國的政策之中（過去的「媾和」傳統，參照前述甘迺迪論文）。
再次對「帝國的狡猾」大失所望的勞倫斯，此後銷聲匿跡。
十三年後（一九三五年），傳來「阿拉伯的勞倫斯」因摩托車事故身亡的消息時，英國正因對中東狡猾的「媾和」政策，使貪戀著帝國復甦大夢的英國面臨存亡危機。為了延續帝國這個頹廢的目的而生的「媾和政策」成為一種「時代精神」，控制了英國人的心，也為本國週邊招致存亡威脅。
對於希特勒的要求不斷妥協，只能討論「妥協到什麼程度」。「勞倫斯的幻滅」所引起的「不道德的帝國」，也導致了「慕尼黑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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