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台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重歸中國版圖 。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期間，日本殖民當局強力推行同化政策，利用國家機器將日本文化移殖到台灣，透過各級學校教育將日本國家意識與日本國民意識強加灌輸予台灣青少年。此同化政策自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更是變本加厲，日人在台進一步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中文報紙與台灣民間宗教信仰，在全台各地設置皇民鍊成所，企圖以法西斯式的軍國主義思想將台灣人塑造成「皇民」。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部分台灣人認同了日本，亦是極其自然之事。殖民統治末期，大多數台灣人幾乎都已完全日本化了 。關於台灣人的日本化，作家葉石濤（1925-2008）回憶戰爭結束時，他甚至連台灣話也不會說，因而斷言當時，台灣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經日本化了 。儘管這個數字只是他個人的主觀感受，卻在相當程度上提示了日本戰敗前後當時台灣的社會情況。
西歐社會在近代國民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國民」（Nation）和「國家」（State）大體上是同時產生的。然而，這種模式未必切合亞洲國家，尤其殖民地的情形。昔日接受帝國統治的殖民地，在獲得獨立之後首當其衝的問題便是：如何在既成的「國家」裡，將住民「國民」化，而且這兩階段都必須在短時間內施行。換言之，這些國家尚不能稱為Nation-state，乃是在State-nation的情狀裡倍加窘迫。因此，由上而下的「國民建設」（Nation-building）成為殖民地獨立國家最重要的課題 。
戰後初期的台灣正是處於這樣的態勢。此所謂的「戰後初期」，乃指1945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正式接收台灣以後，至1949年12月國府因國共內戰敗退到台灣為止的期間。此期間又可以行政組織重整為界，區隔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1945-1947）和台灣省政府時期（1947-1949）兩個階段。
對於當時的國府而言，如何將接收來的「非我國民」──即日本化了的台灣人──「國民」化，是治理台灣的首要課題。此即意味著台灣進入「中國」化的同時，台灣人亦需隨之「中國人」化。在這段時期內，國府採取的一切文化政策悉以「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為目的，積極進行台灣的文化重建，建立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新的「文化體制」（cultural institution），將台灣整合融入中國文化圈。在此所謂的「文化重建」（cultural reconstruction），意指為了強固國家體制而以人為的力量建構文化。如此情況下建構出的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乃是自上層或外部強制產生 。取代日本成為新領導者的國府之所以從文化問題著手，無非為了破解台灣的日本文化迷咒，同時催化台灣人的「中華民國的國民」認同。
筆者擬藉由拙著考察國府，以及當時台灣的實際最高統治機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戰後初期推動台灣文化重建政策的初衷及具體的實行過程、中心思想，爾後更進一步探究國府在這些文化政策底下的真實目的，以及台灣人 對此諸文化政策的反應如何。
1987年「戒嚴令」廢除以來，至拙著初稿執筆中的1995年時，台灣的文化政策採取的是可以容納本土文化等多元概括的文化統合（cultural integration）政策。從戰後初期的「文化重建」到九○年代的「文化統合」，歷史進程不但迂迴曲折，組成元素也複雜不一。如欲了解文化統合政策的意義，實不可不明瞭其原點──戰後初期，特別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1945-1947）裡，國府所施行的台灣文化政策。拙著的另一目的，便是藉由對文化重建政策的檢討，以理解爾後文化統合政策的演變。
筆者長期關心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重建問題，當時為台灣文化重建政策掌舵的機關以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台灣省編譯館、台灣文化協進會四個機構為中心。筆者在研究台灣省編譯館與台灣文化協進會的過程中，並發現當時擔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曾傳播魯迅思想一事具有重大的意義。
本書依次分為以下八章：
第一章探討台灣文化重建政策的內容，以及此文化政策的實際執行機關──戰後初期台灣最高統治機關，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採取的具體措施。
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別探討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台灣省編譯館、台灣文化協進會四個機構，在當時的台灣文化重建政策裡各自擔任的角色及具體的執行過程。
第六章分別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知識分子及國府三個層次，討論從來沒有被注意到的魯迅思想傳播與戰後台灣文化重建的關聯。
第七章探討戰後初期魯迅思想另一面向在台灣傳播的情況。
第八章檢討台灣知識分子對國府文化重建政策的反應。
戰後初期的台灣受到種種歷史條件的制約。首先是國共內戰、通貨膨脹、語言轉換等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層面的苦境，接著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以後，「白色恐怖」橫行，台灣社會陷入極度的不安。所謂「白色恐怖」指的是國府非法逮捕思想左傾的知識分子和勞工，任意槍殺的事件，受難者涵蓋台灣本地人士和大陸來台人士。知識分子們為求自保而主動「焚書」，政府方面也一概沒收、燒毀所謂思想不正確的書籍或報刊雜誌。職是之故，當時的出版品大多佚失或零散不全，搜集和調查的工作十分困難。
1993年，筆者因耳聞美國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收藏有大量戰後初期在台灣發行的報刊雜誌，特地赴美搜集，得到了許多貴重的資料。另外，必須特別一提的是翌年的1994年，筆者得到曾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遺族所提供的若干未公開書信及未公開的文件 ，其中記載著台灣省編譯館設立始末。拙著承蒙這些資料的幫助甚多，特此記之，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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