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字年代》
「孤獨國」詩人──周夢蝶的雪與火（摘錄）
●
清明返鄉，從溪頭向陽書房中找出三箱書信帶回暖暖。某晚得空整理了其中一箱，發現一張獨特的明信片，背面空白，正面是詩人周夢蝶先生寄給我的明信片。上書：
南投縣鹿谷鄉
溪頭
林淇瀁 先生
諸書已絕版。廣告誤登。乞諒之。
臺北市武昌街一段五號
周夢蝶謹答
明信片上的郵戳「臺灣 64.2.1 15臺北」，顯示了寄發的年度和地點，算來距今三十七年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放寒假了，我返回溪頭家中，買書只能根據詩刊、書目郵購，印象中是在某本詩刊上看到夢蝶先生的詩集有售，於是寫信求購於他。這張明信片就是他的回函了。
對於一個二十歲的愛詩青年來說，夢蝶先生當時已是詩壇名家，對於一個我尚未毫無詩名的後生小子，大可不理不睬，想不到他會如此慎重其事，端正濡墨，以他清瞿、有名的瘦金體字回覆我的請求。
這張明信片，因此這樣被我保存了下來，在溪頭的書房之中，一待就是三十七年。這張明信片並不完整，右側的缺角，彷彿歲月，在飛逝之餘，留下了無法避免的殘缺。
三十七年過去，如今的我五十七歲，與夢蝶先生當年年紀不相上下。回想從年輕時至今，與夢蝶先生的往來卻也其淡如水。對他，我至今依然懷有著最早收到這張明信片時的恭敬與感念。那恭整、清瘦的字跡，一如他的人與詩，帶有某種孤獨、枯乾，而又傲然、冷峻的格調。那是「赤裸裸地趺坐在負雪的山峰上」（〈孤獨國〉詩句）的主人。
●
要等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我自費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之後，我才與夢蝶先生有了稍微多一點點的對話。在他的詩攤前，從陽明山搭公車下山的我，帶著一疊詩集，其中一本贈書，其餘（約十本吧）則託售於他。夢蝶先生說：「好，你放著，賣完了再來結。」，我說：「好，謝謝周先生。」就是這樣。
然後，我當兵去了，也沒問詩集賣得如何。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在高雄小港當兵，在書店中買到了周夢蝶詩集《還魂草》（臺北：領導出版社），這是一九六五年文星版的重刊本，也收了《孤獨國》的部分詩作。封面是夢蝶先生的畫像，照換了我對他的想念。當時我因為好友陳銘磻之邀，在他主編的《愛書人》雜誌開了「向陽專欄」，於是就以〈還魂讀夢蝶〉為題，發表了我的讀後感。其中有幾句是這樣說的：
「於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讀《還魂草》，我們看到了一棵心靈常處在對立的兩極：雪與火，紅與黑，生與死……的不斷替代、糾葛、衝突中……。那是生命在不斷投入、脫出中歷練的大悲，是情智在輾轉分化、交融裡煎熬的至苦，只有行到水窮處，才能坐看雲起時的。
文章發表後，我找了一個休假日到臺北，將之面教夢蝶先生，彷彿是對當年收到明信片之情的一種答報，表示一個年輕詩人對他的敬意。夢蝶先生只說：「謝謝你。」接著忽然想到甚麼似的：「你的詩集賣完了，要不要結？」我聽到詩集賣完，這就夠了，答以：「可不可以換詩集？」夢蝶先生點頭，我挑了幾本詩集，便算結了帳。這是我與夢蝶先生奇特的往返經驗，我們以詩集易詩集，做了一次「生意」。
●
一九九七年，夢蝶先生以其詩藝成就獲第一屆國家文藝獎，評審委員會擬定的「得獎理由」由詩人瘂弦主草，末段指夢蝶先生：
人格風格高度統一，文學哲學渾然一體，建構出一個完整的心靈世界。在當今文壇，以苦行堅持個人情志、完成文學事業、淡泊自持、無怨無悔如周先生者，洵屬少見。
說的也正是他鎔鑄文學之火、哲學之雪而建構出的澄明境界。我當時忝任評審委員之一，由於委員會擔心夢蝶先生婉拒領獎（ 而依他的狷介個性，這是極有可能之事 ），乃指派我與他聯繫，請他接受此一榮譽。我受此高難度任務，便與夢蝶先生聯繫，約了一個週日上午到他在新店的住處看他。還記得當天風和日麗，我準時到達，見了夢蝶先生，向他說明來意，也希望他了解國家文藝是經由嚴謹的評審過程所產生，是全體委員不帶感情地對他作品成就的肯定，請他萬勿謙辭。
十多年過去，我如今已經忘了我當時如何組織那些我所講的話，只記得夢蝶先生只是傾聽，有時回應一聲，如我年輕時在武昌街見他一樣。也許是我說的，讓他難以拒絕吧，最後他接受了。頒獎典禮之後，我讀到記者史玉琪訪問夢蝶先生的稿子，這才知道當時他才剛自中國大陸探親回來，承受了「得知母親、二子故去，妻子改嫁也故去，長子得見最後一面，只剩一個女兒在」的生命中最嚴酷的打擊。原來我去拜訪夢蝶先生，遊說他請勿婉拒國家文藝獎時，他是在這樣的苦境之中，在這樣的煎熬之下；原來他之接受國家文藝獎，是因為「不忍澆人冷水」，是因為「接受比拒絕容易」。而當時的他，有的是「人在病中，慘澹經營」的感覺。
十多年過去，我開始漸漸明白夢蝶先生當日自苦而不苦人的謙遜。他的內在世界深藏於詩作最底層，不輕易示；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多情之人，用葉嘉瑩教授的話說，他有著屬於「火」的沉摯的凄哀，也有著屬於「雪」的澄淨的凄寒。他的孤獨，源自於此；他的受人敬重，也源自於此──這在他寫給二十歲的我的明信片上，如此；在他寫給年輕躁進的「陽光小集諸仁者」的題墨中，也是如此。
《寫意年代》
沉默的巒峰
──巫永福以詩長青
一、
秋夜讀詩，讀到詩人巫永福寫於一九五○年代的一首詩〈沉默〉，不禁油然想起這位與我同屬南投縣出身的前輩的身影。巫永福先生，一九一三年生於山明水秀的南投埔里，從日治時期出發，跨越兩個時代，先後使用日文和中文寫作，逝世於二○○八年九月十日，享壽九十六歲，出道既早，寫作生命也存續甚久，可說是臺灣「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中的長青樹。
〈沉默〉這首詩詠讚中央山脈的巒峰，通過埔里的開發過程，寫出在臺灣被殖民的歷史之下人與土地的關係：
中央山脈的巒峰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故鄉城鎮的歷史
有如守護者 悠悠然地
把城鎮造成之前 之後
長久歲月的愛憎悲歡
城鎮角落的生死離別
激烈無比的爭鬥變遷
詳細地告訴我們 那巒峰
時而欣喜似地燃紅
時而瞭解似地點頭
時而哀傷似地消沉
也會打顫身心而憤怒
然而巒峰知曉得太多
致過分勞累了
終於很美麗地沉默下來
以安逸的姿態橫臥下來
這詩中「終於很美麗地沉默下來／以安逸的姿態橫臥下來」的巒峰，也是我童年時代每天面對的峰巒。巫永福先生筆下的中央山脈有如觀音橫臥，美麗而沉默，既是一首動人的地誌詩，同時也透過「長久歲月的愛憎悲歡／城鎮角落的生死離別／激烈無比的爭鬥變遷」表達出強烈的歷史感，指點出漢人來臺拓植、日本殖民和戰後初期歷經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土地創傷。秋夜讀這首詩，追想前賢行誼，以及他堅毅而有威嚴感的臉容，這詩彷彿也是他生命的自述。
二、
我與巫永福先生初識於一九八○年代。我於一九七六年開始在《笠》詩刊發表臺語詩，與詩人趙天儀熟識，接著是陳千武，一九八一年我進入《自立晚報》編輯副刊，與日治年代出發的臺籍作家有了密切的來往，印象中與巫永福先生認識是在小說家王昶雄先生主催的「益壯會」聚會中；同年我應陳千武先生之邀，與笠詩社同仁到東京參加日本地球詩社三十周年祭，與當時年近七十的他在旅行中有了更多的交談；一九八二年一月，由陳千武先生主催的「中日韓現代詩人會議」在臺北召開，巫永福先生被舉為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由於他和千武先生與我有同鄉（出身南投縣）之緣，因而更覺親切，而有了更進一步的往來。
這個階段我認識的巫永福先生是詩人。他的詩部分由千武先生自他日治時期的日文詩作譯為中文，部分則是他以自習的中文寫出。日文譯作有一首〈祖國〉，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笠》第五十二期發表，這首詩控訴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呼喊「祖國喲 站起來」，在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成為名作；中文作品有〈泥土〉一詩，起於「泥土有埋葬父親的香味／泥土有埋葬母親的香味」，結於「嫩葉有父親血汗的香味／嫩葉有母親血汗的香味」，表現鄉土的美感，也成為名作。我讀他的詩，可以深刻體會到他對土地的熱愛，也可以感覺到他在跨越日文和中文鴻溝之間的難以暢言。但這無損於作為詩人的他，在詩作當中潛藏的奮進、堅定和開朗的精神。
然而，巫永福先生對於成為一個小說家似乎更耿耿於懷。有一次聊天時，他對我說：「我其實更想成為一個小說家，日本時代我寫過一些小說，用日文書寫，順暢多了，用中文來寫，總是有未順的感覺。」沒錯，他二十歲時就考進東京明治大學文藝科（一九三二），受教於菊池寬、橫光利一等大師，受到日本新感覺派作家的深厚影響；同時也和張文環、王白淵、曾石火、吳坤煌等人共組「臺灣藝術研究會」，創刊了《フォルモサ》（福爾摩莎）雜誌（共三期），陸續發表了小說〈首與體〉、〈黑龍〉等小說，受到矚目。如果不是因為戰後的語言轉換，他一定可以成為一位大小說家，而不只是詩人。但這樣的悲哀，不止於他，龍瑛宗、張文環也都有著同樣的苦痛。巫永福先生最後以詩人定位，雖非所願，但能持續書寫，他從日文新詩到短歌、俳句，從中文現代詩寫到臺語詩，作品豐富繁多，也是一種幸福了。
巫永福生前有《巫永福全集》二十四卷傳世，其中詩集就有七卷、評論集三卷、文集兩卷、小說兩卷，此外另收日文創作小說一卷、日文詩一卷、俳句兩卷、短歌兩卷、短句俳句一卷、臺語俳句兩卷，也以詩作為多。詩人李魁賢曾加以統計，說巫永福的創作量「詩大約九百首、小說十五篇、散文大約一百五十篇」，就可看出他的主要創作領域還是在詩。詩，讓巫永福先生長青。
三、
巫永福先生之所以在臺灣文壇長青，另一個因素，則在他對推動臺灣文學運動與發展的關注。除了年輕時組織「臺灣藝術研究會」，創刊《フォルモサ》雜誌之外，他在日治時期還參與了「臺灣文藝聯盟」（一九三五）的行列，為《臺灣文藝》供稿；參加張文環等創刊的《臺灣文學》雜誌，並與鹽分地帶作家吳新榮、郭水潭等時相往來。戰後他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遠離文學，加入實業界，到一九六五年出任東京短歌雜誌《からたす》臺北市部長，也加入臺北歌會、臺北俳句會；一九六七年加入《笠》詩社；一九六八年創立《臺北歌壇》；一九七七年接任《臺灣文藝》發行人；一九七九年創立巫永福評論獎；一九八四年，加入臺灣筆會；一九九三月成立「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將巫永福評論獎分為「巫永福文學評論獎」、「巫永福文化評論獎」及「巫永福文學獎」……。這些具體時績，都說明了他對臺灣文學的關注和參與之深，他的書寫和他的參與，讓他受到文壇與社會的肯定。
我手邊有一篇他寫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手稿〈臺灣的長青樹──讀謝里法著「臺灣出土人物誌」有感〉，以六百字稿紙寫了十四張半，字數長達八千七百字。在這篇屬於讀後感的文論中，他追憶謝里法書中所寫黃土水、劉錦堂、張秋海、王白淵、陳澄波、郭雪湖、范文龍、江文也等八位藝術家與他的人生因緣，文字相當動人。他除了追記這八位臺灣傑出藝術家的生平之外，同時也以自身的創作經歷回顧從日治時期到戰後的臺灣文藝界發展，顯現了他對於臺灣文學與藝術界的瞭若指掌，在這篇長文中，除了這八位之外，他隨手提到的藝術家就有田王孫（王王孫？）、溥儒、張李德和、黃清呈、陳夏雨、蒲添生、顏水龍、廖繼春、李石樵、李梅樹、楊三郎、洪瑞麟、張萬傳、林玉山、林之助、陳進、張大千、黃君璧、郭芝苑……等，足見他不僅關心文學，對於藝術界的大家也相當重視並且互有往來。細讀他的這篇舊作手稿，讓我深刻感覺到巫永福先生的博學多識，以及他內心深處對於同屬日治時期出發的臺籍菁英惺惺相惜之情。
這篇長文末段說：「臺灣人自己的獎勵才是真正的獎勵」，更是動人，這或許也是他生前創設「巫永福評論獎」的初心和決志之所起吧。他以「臺灣的長青樹」為題來形容黃土水、劉錦堂、張秋海、王白淵、陳澄波、郭雪湖、范文龍、江文也等八位藝術家，指的應是他們的藝術成就，而非人生遭遇。這八位都是在大動亂年代中被埋沒的藝術家，人生際遇實際上並不「長青」，真正長青者，如今看來，似乎也非巫永福先生莫屬了。
四、
我在主編《自立晚報．副刊》階段，與巫永福先生往來頻仍，他喜歡自立晚報這份臺灣人的報紙，也常投稿給副刊，多半是像〈臺灣長青樹〉這樣的長稿，而副刊有字數的限制，有時很難來稿就登，巫永福先生頗能體諒我這個小輩的難處，並不苛責。
有一次他寄來一篇〈小談臺灣現代詩〉，字數甚多，我斟酌甚久，最後還是附信退了稿，懇請他另賜短作，幾天之後接到到他的回覆：
回稿與信均悉。「小談臺灣現代詩」要在報上刊登略長，其中所寫人名太多，但這我是有用意的。
遵示以報導色寫了「紀弦的天真」，雖比你指定的一千五百長略長，二千多字即請原諒。
「再談彩繪」內有中國歷代畫院制度等，可作臺灣彩繪界的參考，屆時請寄副刊三分給我便轉送國外……
這封信讓我愧疚許久，信末「86.10.20」是我標記的來稿日，此時的巫永福先生年七十四，對我的退稿並無怨言，相對凸顯了我的無知。他以七十四高齡仍潛心寫作，所寫之文也非沒有參考價值，只因文字稍長，就被我退了，成為我編輯生涯倍感遺憾之事；巫永福先生不以為忤的態度，則讓我從中學習到了長輩寬闊的胸懷，我保留此信，加註日期，當時大概也有自惕自勉的想法吧。
一九八七年前後，正處戒嚴／解嚴交替時期，臺灣筆會自一九八四年成立之後也常參與社會運動行列，走上街頭，抗議執政的國民黨，反對政治迫害，當時的老作家中，巫永福先生也常與我們年輕作家一起走上街頭。他滿頭白髮，與我們同行，不僅有鼓舞年輕人的力量，同時也彰顯了不同世代臺灣作家對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共同主張。我至今仍保存當時在街頭為他拍攝的照片，他在抗議隊伍中領頭，手舉草帽，上纏「反對政治迫害」布條，白髮蒼蒼，面帶微笑，為他走過的人生、時代做了最鮮明的見證，也為臺灣的政治民主做了最堅定的宣示，這樣的精神，讓我想起他寫的一首詩〈含羞草〉中的兩句「氣憤地站在山坡上／為討回公道向風呼喚」。他以耄耋之年走上街頭，應該也有著這樣坦蕩、磊落的心境吧。
我從副刊主編轉任總編輯之後，由於工作關係，處理的都屬新聞和政治事務，與文壇的接觸日稀，但每次碰到巫永福先生，他總還是精神抖擻，不忘鼓勵我這同鄉晚輩。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參與文學界聚會，他總是坐在最前排聆聽，有時會站起來說話，他的中氣十足，一點也不顯老態；話語有時慷慨，但總不忘期許後輩為臺灣文學打拚。他的確是臺灣文壇的長青樹，從日治年代走來，走過白色恐怖年代到臺灣，走到可以隨心所欲的自由年代，一貫充滿鬥志，也充滿生氣！
我在秋夜懷念他，懷念「終於很美麗地沉默下來／以安逸的姿態橫臥下來」的他，這才知道他不只是文壇長青樹，還是護持臺灣的巒峰。
二○一五年八月
2025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