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摘錄）
本書緣起與旨趣
2007年，本人所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一書得以出版，上文已提及。此書乃是本人在香港科大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初稿完成於2001年元月，2003年春將修改稿交給出版社，歷經波折，一直等到2007年十一月才最終正式出版。在等待出版過程中，本人於2004年七月，申請到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題為「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繼續進行研究。博士論文論題中心，是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實際上關注朝鮮王朝在臣服清朝最初百餘年內，政治與軍事上，朝鮮雖不得不臣服清朝，但文化心態上以「尊明」旗號，抗拒清朝的影響，故而核心是朝鮮王朝的「尊明反清」問題。事實上，在近三百年清代中朝關係史上，清朝向朝鮮不斷施恩，採用德化政策，朝鮮一點點放鬆思想，慢慢被「感化」。在這個過程中，朝鮮思想界出現了許多爭論與抗拒，但最終隨著洪大容的燕行，以及他與浙江三士交往的傳奇，在朝鮮士人中間廣泛傳頌，成為朝鮮燕行使不斷效仿的榜樣，終於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中朝學人的大交往時代。探討這種關係的變化以及彼此交往的情形，正是本人所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核心問題所在。2008年又申請到復旦大學「985」二期研究項目「清乾嘉學派對朝鮮北學派的影響與交流研究」，也是社科基金項目相關的部分。2012年，社科基金項目已經結項，本書即是在結項報告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完善而成的，乃是著重探討朝鮮從「尊明反清」如何過渡到「尊明奉清」，以及乾嘉以後兩國學人彼此交往情形的演變。或許某種意義上，本書可以視作《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的姊妹篇吧。
本書乃是在專題研究基礎上而形成的，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共八章，多重層面討論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演變。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是近年來中韓學術界研究中朝關係史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也是闡釋清代中朝關係演變的關鍵問題。但是對於這個詞何時出現、思想的內涵與演變如何，在中外學術界並未有十分明確的論定。依筆者考證，「小中華」一詞，最初是統一新羅時期，由佛教創立。宋代時期，就已經被中朝雙方廣泛接納，宋朝將接待高麗使臣的館舍命名為「小中華館」，高麗也以「小中華」自居，但是其思想上的內涵還很模糊。朝鮮王朝時期，隨著性理學的發展，與對明朝政治上的臣服和文化上的皈依，「慕華」成為朝鮮「小中華」思想的根本。而朝鮮王朝後期被迫成為清朝的藩國，政治上與軍事上的被迫臣服，性理學對政治的影響以及現實利益的考慮，「尊攘」思想、即「尊周思明」、「尊明攘清」成為朝鮮後期「小中華」思想的核心，因此左右著朝鮮後期對清意識的發展。故而本書以〈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核心理念〉作為第一章，為全書論述奠定基礎。
接著兩章〈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的塑造〉、〈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選取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箕子崇拜與關王崇拜，亦是與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密切相關的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初期，朝鮮認同明朝是中華，並把朱元璋賜李成桂國號朝鮮，比附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因而有明一代，朝鮮王朝一直信奉箕子朝鮮。不僅祭祀箕子，編修有關箕子朝鮮的史書，還有人自認為箕子的後人。與此同時，對於始祖檀君傳說，則多斥之為荒謬不經。隨著歷史變遷，清朝取代明朝之後，朝鮮自認為保存「中華」一脈，視清朝為夷狄，自主意識增強，檀君信仰漸漸有所恢復。而近代以後，隨著大韓帝國日漸衰落，並最終被日本吞併，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檀君最終取代箕子，成為韓國爭取民族獨立的重要象徵。在分析這一過程之中，我們看到對於歷史與傳說的選擇，真正歷史面目並不重要，而是後人認同的需要，決定著大韓民族對於根基歷史的認識。朝鮮的關王崇拜，乃壬辰倭亂時期（1592-1598），明朝將士傳入朝鮮半島的，當時明朝將領建立了數處關王廟。戰爭結束後，明朝將領撤歸，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一度荒廢，後來隨著朝鮮崇明反清思想的瀰漫，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崇拜，被朝鮮君臣接納為尊周思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朝鮮國王從顯宗開始，不斷去參拜關王廟，並漸漸將明朝遺留下來的關王崇拜，納入朝鮮王朝自身文化的重要部分。在關王廟崇拜之中，不斷「刻上」韓國的標誌，最終成為韓國文化的重要部分。這兩章從思想史層面，探究朝鮮王朝「中華思想」內涵，實際上關注的核心論題是，朝鮮王朝對清的認同問題。
第四、五兩章〈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和〈清朝對朝鮮王朝宗藩政策的演變〉，回到清韓關係史具體問題上，從清朝角度來討論彼此關係的演變。儘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研究已經相當成熟，但學術界大多注重軍事和政治層面的研究，很少從思想史層面進行討論。本專題關注政治層面問題的同時，更注意從思想與認同層面，去探討雙邊關係的特質。無論是探討薩爾滸之戰和清入關前後與朝鮮關係的變化歷程，還是在隨後二百多年雙邊關係的演變，都將彼此認同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進行討論。而且既考慮清朝對朝鮮宗藩政策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又從朝鮮思想史的角度，探討其文化心態上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問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研究，使我們能更加把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獨特之處。這兩章乃是將政治史、軍事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進行論述的一種嘗試，從多重視角，試圖揭示更為豐富的歷史圖景。
第六、七兩章〈清初朝鮮之「復讎雪恥」理念〉、〈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朝鮮王朝成為清朝藩國以後，長期以來有「尊明反清」的思想情緒，暗中進行崇明反清的活動，國王在昌德宮中建大報壇崇祀明朝皇帝，朝鮮儒林在萬東廟、明遺民後裔在大統廟分別崇祀明朝皇帝。在朝鮮暗中崇祀明朝活動之同時，對於清朝，儒林之中更有著一種強烈的「復讎雪恥」理念，瀰漫著相當長的時期，第六章討論這種「復讎雪恥」理念及其演變的歷程，這既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映在雙邊認同層面上。第七章，透過闡釋1667年朝鮮對待臺灣鄭氏95位漂流人態度的變化，細緻分析這一個案，考察朝鮮士人崇明貶清的文化心態。這兩章表面上看，重在討論朝鮮王朝之「尊明」問題，但只限於口頭上的討論，遇到現實問題，不得不行「奉清」之實。「尊明」是朝鮮後半期思想意識的主流，似乎成為官方與士人意識中的底色。「貶清」則是與之相輔相成的另一面，但是當面對現實問題時，則有很多變化。1667年，時為康熙八年，林寅觀等95人被送往遼東的事件，正是一個典型事例。這是朝鮮首次真切地感受到南明的存在，看到95位穿著明朝的服裝來自臺灣的商人，帶著南明永曆的曆書，對於朝鮮人來說是一種難得的慰藉。從義理上考慮，從「尊明」的思想上著想，朝鮮理應將95人送還臺灣或者送到日本，給他們一條生路。但是經不住現實的考慮，採取「奉清」的行動，最終將他們送到遼東。但傳來全被處死的消息時，朝鮮君臣又陷入痛苦之中，最終採取各種辦法，試圖彌補內心的創傷。
第八章〈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則梳理朝鮮王朝從臣服清朝以後，一直到最終被日本吞併，近三百年的時間中，朝鮮王朝對清朝稱謂用詞的變化，考察其對清文化心態的演變，進而呈現清代中朝關係親疏的變化及其背後的根源。從最初稱「清國」，用「胡」、「虜」等帶有貶抑性的詞彙，指代清人，到「北學派」人士肯定清朝掌握「周官舊制」，應該向清朝學習「利用厚生」之學，逐漸發生了改變。近代則一改原來的用詞，同明朝一樣，也稱清朝為「中國」，抑或稱「大清」，表達一種尊崇之意。這種對清用詞的變化，恰恰體現了朝鮮對清意識，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
可見，上編關注的重心，乃從思想史與文化認同層面，抓住一些關鍵問題，共時性地考察朝鮮王朝中華觀與對清觀問題。其間有激烈的交鋒與碰撞，以多重視角，試圖說明朝鮮中華觀對其「尊明反清」與「尊明奉清」思想的影響，並以箕子朝鮮與檀君朝鮮尊崇的消長，對關王崇拜由漠視到熱衷的變化，朝鮮王朝對清稱謂用詞的變化等方面，揭示朝鮮王朝對清認同的演變。
下編「燕行使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共六章，選取洪大容以後六個頗具代表性的個案，梳理清乾嘉以後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演變及其特徵。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使行往來，其實，在1765年洪大容來中國之前，儘管每年朝鮮都有數批使臣前來北京，但因為他們一直奉行「尊明反清」的思想，不願與清朝人交往，加上清初對朝鮮的控制也比較嚴，最初他們到北京後也沒有活動的自由，故而真正的學術交往並沒有展開。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隨叔父到了北京，他生平一直很想與清朝學人交往，終於在琉璃廠邂逅了來京參加會試的浙江舉人嚴誠（1732-1767）、潘庭筠（1742-?）和陸飛（1719-?）三人，一見如故。在北京隨後一個多月中，相聚七次，傾情相交，結下了生死情誼，從此開創了朝鮮學人與清朝學人交往的先聲，也打開了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的大門。〈「北學」先驅洪大容與浙江三士〉，正是詳細分析了洪大容與清朝三士交往的經過、相互討論的學術問題、離別的情感及其深遠的影響。洪大容個人的意願恰好契合了時代的需要，也從此打開了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士人交往的大門，開啟了一個新的交往時代。這種交往的不斷發展，顯示著雙邊關係的日益緊密，歷時性地顯示著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轉變。
〈從《韓客巾衍集》之西傳看「北學派」與清人之交往〉，則是在洪大容回國以後，朝鮮青年士人李德懋、朴齊家（1750-1805）、柳得恭（1748-1807）、李書九沿著洪大容的足跡，積極主動與清朝士人交往。他們的詩詞合編《韓客巾衍集》，讓柳琴帶到北京，從此以詩會友，結識李調元（1734-1802）、潘庭筠等清朝學人。本章就集中討論《韓客巾衍集》傳入清朝的經過及其影響，並論及隨後朝鮮「北學派」人士與清朝學人的交往，從此開創了一個大交往的時代。因為有關朝鮮王朝「北學派」的研究，在中韓學術界都有非常豐富的成果，本文以《韓客巾衍集》的西傳為研究對象，既避開直接研究「北學派」的相關人士，同時又關注到其影響，乃一種有意識的考慮。洪大容是一個人，「北學派」則是一群人；一個人的行動，帶動著一群人的跟隨，並從此成為一股潮流。
隨後四章，則分別討論洪良浩（1724-1802）與紀昀（1724-1805）、李尚迪與張曜孫（1807-1862）、朴珪壽（1807-1877）與清咸同士人的交往，以及領選使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對朝鮮近代洋務的影響，儘管時代有所不同，但是中朝士人交往的熱潮則越來越烈，這六個個案，各具代表性。洪大容是個隨行子弟，「北學派」也是一群下層的使行人員，他們交往的清人也多是中下層官吏與士人。洪良浩則是正使，紀昀是大學士，他們兩人的交往，顯示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官員全方位交往的展開，他們情感交融，彼此認同，相互珍惜，進入同一個「情」的世界。李尚迪作為朝鮮譯官，十二次來華，他既與以張曜孫為代表的清朝士人團體有親密的交往；同時，他也被張曜孫家族接納，他也接納張曜孫家族，成為家族共同的朋友，友情又似乎加上了親情的成分。朴珪壽與金允植師徒，是朝鮮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面對著西方列強與日本的侵擾，他們受命西來，尋求解決之道。朴珪壽出發之前，國王竟然叮囑他應該盡可能利用與清人的交往，多方打聽西洋的情況。朴珪壽在北京期間，多方與清朝士人交往，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但當他看到以明神宗母親為對象而畫的九蓮菩薩像破敗不堪時，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尊明」情感。經過多年努力，他寄回五十兩銀子，讓清朝友人代為重新裝裱，以便尋求內心的慰藉。可見，即便在近代，「奉清」已被廣為接受，但「尊明」從未走遠，只是深埋在朝顯士人內心深處。金允植在天津一年，在李鴻章等清朝洋務派人士的耳提面命之下，學習洋務，回國後，在朝鮮推行洋務，成為朝鮮近代轉型的重要人物。而在此期間，朝鮮發生「壬午兵變」，金允植當即向清朝請兵，在清朝的干預下，最終將政變平息。因此，當面對西方與日本的侵擾時，清朝又是朝鮮仰仗的「上國」，成為朝鮮的庇蔭。
因此，上編是從思想史的層面，將政治史、外交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以專題問題為切入對象，試圖從幾個方面，宏觀呈現朝鮮王朝對清觀的演變情況。下編選取六個燕行使為研究對象，歷時性地解剖朝鮮王朝對清觀的嬗變。二者彼此關照，自成體系。因為本書並非通論性的著作，而是圍繞朝鮮王朝對清意識演變這個主題，從不同的專題上進行論述。故而有些問題，例如宗系辯誣問題與陽明學的傳入問題，皆未涉及，因為本書意不在全面探討清代中朝關係史，而這兩個主題與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關係也並不緊密，故存而不論。至於壬辰戰爭問題，本書雖未有專論，但是多章關注到了，壬辰戰爭主要是明代中朝關係史的主要問題之一，對於清代中朝關係，雖有影響，亦可存而不論。本書乃是接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進一步深化的研究，有關朝鮮「尊明」問題，前者已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些論題，例如大報壇的問題，在前書中已有系統的探討，本書不再贅述。儘管在思想史的層面上，因為性理學的支配，即便到了朝鮮王朝末期，朝鮮士人都沒有完全放棄「貶清」的意識，但在實際層面上，尤其是朝鮮王朝官方意識中，確實實現了由「尊明貶清」過渡到「尊明奉清」的轉變。這樣的認識，可以深化我們對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理解。這正是本書撰著的旨趣。
第八章 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摘錄）
一、「清國」之稱與反清意識
天聰十年（1636）初，後金諸貝勒勸皇太極稱帝，趁弔祭朝鮮王妃喪之際，派出以英俄爾岱、馬福塔為首的一個龐大代表團，前往朝鮮，希望朝鮮共同勸進，遭到朝鮮群臣激烈反對，竟有斬使傳聞。三月下旬英俄爾岱等狼狽逃回盛京。四月，皇太極在盛京稱帝，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宣示大清王朝建立。當時朝鮮春信使羅德憲、回答使李廓被劫持參賀班，但他們始終不拜。回還之時，被要求帶回清朝國書，途中二人擅自開拆國書，「其書稱大清皇帝，稱我國曰爾國云云」，引起他們恐慌。這是朝鮮首次在外交文書中被要求稱「大清皇帝」，朝鮮君臣極其不滿，以為：「稱清一節，所關非細。以義理、利害，反復思惟，則金是稱汗時號，清是僭號後號。」因為自天聰元年（1626），建立兄弟之國關係後，兩國一直是平等的關係。現皇太極改國號「大清」稱帝，乃是僭越，朝鮮自然不允。諸多不順應清朝要求，終於招致清大兵臨境。1637年元月，國王仁祖被迫在南漢山城，與皇太極簽訂城下之盟，無條件臣服清朝，從而朝鮮王朝變成了清朝藩國。
在隨後近三百年的交往中，外交文書中，朝鮮自然得稱「大清」，但在私下以及他們內部公文與史書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甚少用「大清」一詞，往往稱「胡」、「夷」、「虜」，最多稱「清國」、「清」，幾乎從不用「中國」稱清朝，以示他們對清朝心態上的不臣。如仁祖十六年（1638）二月壬申，「以張維、李景奭所撰三田渡碑文，入送清國，使之自擇。」仁祖二十三年（1645）二月辛未，「世子還，清使偕入京。」孝宗八年（1657）稱「清國移諮，要得鳥銃一百杆，即運送至鳳凰城」，「冬至使鄭致和、副使李尚逸、書狀官禹昌續、歸自清國」。「清國以冊封皇后，遣使頒詔」，「清國皇太后殂，清遣使阿克敦、張廷枚來告訃」。英祖中期依然如此，如英祖三十三年（1755）十一月，英祖說：「清國所賜之諡，我國雖不用奏文，彼國或有稱先王之事，則不可不以其諡稱之。而其諡字，予既不知，是甚不可。宜並書一通，藏之史閣。」這種局面持續了百餘來年，在正祖年間（1776-1800年在位）開始，出現緩解，對清朝之稱謂上，方有所變化。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乃因為相當長時期內，朝鮮王朝君臣心目中的「中國」乃指代明朝。朝鮮立國之時，就稱明朝為中國。如太祖二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鮮被迫「升稷山縣為郡。以縣人火者崔淵選入中國，奉使而來請之也」。當年文學李恬出使明朝被杖責，受到朝鮮憲司彈劾，其言：「惟我殿下即位以來，奉使天朝者，皆蒙至恩。今恬奉使入朝，進見應對之際，有所違失，至被歐杖，取笑中國。自是中國，不許朝聘，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於是將其罷職。這裡的「中國」皆指明朝。而當明朝被推翻以後，朝鮮君臣依然用「中國」指代明朝。仁祖二十二年（1644），權斗昌試圖政變被逮捕，權斗昌受刑後供稱：「國事艱危，為清國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國，欲趁此時，內清朝廷，外攘夷虜，大志如斯而已。」以「中國」稱明朝，而稱清為「清國」，朝鮮王朝君臣之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遵循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為何稱明朝「中國」，而不用「中國」稱清朝呢？而在朝鮮人看來，「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誠如葛兆光在《宅茲中國》一書中，指出探討「中國」，應該從「歷史」、「文化」與「政治」三個層面去進行，而三者最終歸結到認同上面。筆者以為探討朝鮮之中國觀，也至少應從這三個層面入手：歷史淵源、思想文化與現實政治。下面借用申維翰（1681-1752）的解釋，或許可以窺見其中的端倪。申維翰寫道：
吾生也去中國萬有餘里，北望醫巫閭，西南限大海，磔磔然狼爪鯨牙之集而如林者，吾又不可津而蹊也。坐是東方之士，夾髧髦而稱中國、中國者，白紛如也，莫或有馬牛之風。然今自搢紳簪組外以及閭豎田更，其言中國山川、人民謠俗、物華方貢，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有，秦、漢、唐諸家仁人任士所驅驟之跡，歷歷在唇牙間，何也？以其所讀之書，皆中國也。中國之書以萬數，我必取《六經》、《四書》。周公我師，孔孟我儀，洛、閩我先導，是我亦中國人也。巾吾章甫，服吾逢掖；絃用二南，舞用九韶。夫子步與步，顏之趨與趨，是不唯中國，而殆洙泗人也。中國之人以億計，其不讀《六經》、《四書》，纓曼胡服，短衣瞋目而事刃，彼乃非中國人也。嗚呼！使吾而詩書中國，衣帶中國，泱泱乎大風也者。自箕聖之東封肇焉，與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寵未衰，中國有聖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然者，天下以春秋之柄不與中國，而與東方也章章哉⋯⋯吾夫子有九夷之思，今之天下，其亦有舍中國而彷徨者乎！
申維翰是朝鮮肅宗與英祖期間的著名文士。肅宗四十五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以制述官兼典翰，出使日本。後拜承文院副正字，官至奉常寺僉正。這段史料也是申維翰試圖回答如何理解「中國」的問題，一開始指出朝鮮人所謂的中國，乃不著邊際的。他也是從三層關係上進行解釋：
首先，在於朝鮮所奉行之儒家禮義、儒家文化與儒家學說，文化上與中國相通，向中國學習。《六經》、《四書》乃儒家經典，「周公我師，孔孟我儀，洛、閩我先導⋯⋯夫子步與步，顏之趨與趨」，朝鮮認真學習儒家學說，他認為朝鮮乃得儒家學術之真諦，行儒家之禮義。當時朝鮮有人論道：「夫所謂中國者，何也？禮義而已矣。禮義明，則戎狄可以為中國；禮義不明，則中國可以為戎狄。一人之身，有時乎中國，有時乎戎狄，固在於禮義之明與不明也。」儒家禮義，成為判定「中國」、「夷狄」之標準，成為當時朝鮮人普遍認同的看法。而朝鮮歷來奉行儒家禮義，這也是朝鮮儒林所津津樂道的。如言：「我國素以禮義聞天下，稱之以小中華。」「朝鮮實是知禮之國，其稱小中華，非虛語也。」正因為朝鮮奉行儒家禮義，故而被稱為「小中華」。而朝鮮所行之儒家禮義，可與中國相提並論、平起平坐。「我朝禮樂，侔擬中華。」「吾東方以海外小邦，比擬中國者，特以禮義所存耳。」「我國在外服，號為小中華。蓋有古仁賢之遺風焉，有禮法焉，有《詩》、《書》焉，有列聖之澤焉，有先生長者賢士大夫焉。」這正是朝鮮儒士們反覆宣講者。因為朝鮮奉行儒家禮義，衣冠制度、禮樂文明，皆係中華之風，「巾吾章甫，服吾逢掖；絃用二南，舞用九韶。」在朝鮮半島三千里江山上，儒風醇厚，中華之風盛行。這正是朝鮮所認同中國之依據。
明朝以程朱理學立國，而在他們看來，明朝正是儒家之大宗、禮義文明之淵藪，是他們效仿之榜樣，故而對明朝始終服膺，多方效仿。「吾東于中華，詩書禮樂，典章文物，無不慕效。」「我國號稱小中華，凡禮樂文物，民風士習，悉仿皇朝。」因此，歷經與明朝交往二百多年之後，朝鮮乃「誦中國書，行中國行，志中國志，乃稱中國之服」，成了大明中國的繼承者。
或許有人會問，清朝也是以程朱理學治國，遵循儒家禮義，為何清朝不能被稱為「中國」呢？但朝鮮人並不這樣看。因為朝鮮人堅信，清人因起於建州女真，生來就是夷狄，即便入主了中原，依然還是「夷狄」，「華夷之分，若乾坤定而貴賤位」。所以，「雖以元、清之入主中國，混一區宇者，不可與正統。律以邪正則邪而已，律以偏正則偏而已，下正字不得。蓋其處於人與禽獸之間，不可擬倫于秦晉隋唐也。雖強如苻堅、盛如德光，不可與之以中國之禮⋯⋯至若元、清兩虜，盜竊神州，據所非據，薙天下之髮，左天下之袵，驅堯舜三代之民於腥膻之中，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誅也，豈容以進於中國而中國之乎！」故而清朝不能以「中國」稱之。
其次，從歷史上看，「箕聖之東封肇焉」，乃是箕子所開創的歷史傳統；「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寵未衰」，則是指明太祖對朝鮮之恩寵，主要乃是指明太祖之賜國號「朝鮮」。把遠古的箕子朝鮮和前朝的明太祖之恩，結合一起，顯示朝鮮正統之來源。箕子乃是朝鮮「小中華」的開創者，也是歷代朝鮮儒士所反覆強調的。「箕封自是小中華，天下均稱一體家。」「詩書小中華，功德後朝鮮。」朝鮮王朝一開國，就把箕子作為朝鮮太祖李成桂比附的對象，賦予其極高地位。因而箕子受到廣泛尊崇。朝鮮初期的重臣鄭道傳，稱頌朱元璋賜國號之事道：
蓋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既正矣，言既順矣。箕子陳武王以〈洪範〉，推衍其義，作八條之教，施之國中，教化盛行，風俗至美。朝鮮之名，聞於天下後世者如此。今既襲朝鮮之美號，則箕子之善政亦在所當講焉。嗚呼！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將見〈洪範〉之學、八條之教，復行於今日也！
朱元璋賜李成桂國號為朝鮮，所謂「其來遠矣」，即與箕子有關，朝鮮諸臣馬上與箕子聯繫起來。鄭道傳是李成桂的開國功臣，朝鮮王朝的一切政制皆其親手制訂，對於朱元璋賜號朝鮮，他立即將李氏朝鮮與箕子朝鮮相提並論，並以箕子朝鮮作為李氏朝鮮效仿的目標，深以為榮。「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把明太祖朱元璋比作周武王，將李朝太祖李成桂比作箕子，以為〈洪範〉之學、八條之教，皆將行於今日。因此，從最開始朝鮮君臣就以箕子朝鮮作為比附的對象，隨後為歷代國王所遵循。世宗國王即言：「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國，迨今二千餘祀，惟箕子之教是賴。」並推崇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乃「天厚東方，畀之仁賢以惠斯民」。英祖亦以為「東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賴箕子之教」。箕子在朝鮮王朝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稱頌。箕子被塑造成小中華的始祖，成為朝鮮宣稱其為小中華最有力的證據。
最後，政治層面上，也就是其所處的現實層面，其所言「天下以春秋之柄不與中國，而與東方也章章哉」，意指在申維翰所處的時代，清朝並非中國，「中國為夷狄，天下不復知有皇朝者久矣。」原來的中國明朝已經不存，只剩下號稱「小中華」的朝鮮王朝了。「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彼人之尊敬我，以有華制也。」所以朝鮮建大報壇，獨存中華正統支脈，獨掌「春秋之柄」。「天命靡常，皇社既屋，帝統墜地，獨大報一壇，乃皇春一脈之所寄也。」孔子曾「有九夷之思」，朝鮮雖號東夷，但孔子有「欲居」之意，「今之天下，其亦有舍中國而彷徨者乎」，意在當今之天下，唯有東國之朝鮮乃中華之所繫，即便孔子再世，他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小中華」之地。
申維翰所論的三個方面，乃是從這三方面來解釋朝鮮與「中國」的關係，言下之意，作為「中國」的明朝已不存，清朝是夷狄，既然朝鮮與「中國」文化上相通，歷史上相融，現實中存有「中國」之脈，那朝鮮豈不是當下之「中國」了！儘管言辭間包含了這樣的深意，但是朝鮮人很少直接說朝鮮就是中國，而是從文化認同層面上講，朝鮮乃「小中華」，因為相當長的時間內，朝鮮人認為「中國」是指代明朝的，而「中華」作為一個更為寬泛的文化與思想概念，並非特指某個實體王朝，因而可以借用。明末清初之際，朝鮮儒林紛紛討論華夷觀，大力宣講朝鮮乃「小中華」，宋時烈的論斷最為有力，他與孝宗之「幄對說話」，甚至提出「北伐」之論，所以韓國學者認為宋時烈完善了朝鮮「小中華」思想的論述。這種「小中華」思想的論斷，乃是從文化認同層面去考慮的。這樣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葛兆光所提出的，對於「中國」的論述，歷史、文化與政治三個層面上，最終
將歸結為認同。
朝鮮王朝對清朝缺乏文化認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憂慮，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朝鮮君臣堅信清朝的江山不久，明朝遲早會「中興恢復」，因為「胡無百年之運」，在他們看來似乎是一條歷史通則。康熙初年，燕行使鄭太和就以為清朝已露衰敗之相，因為他看到清人從瀋陽去的，溺於富貴，奢侈日甚，而甲申以後出生的，又皆脆弱無力，「異於真靼，此衰弱之漸也」。並認為「真靼」侵虐漢人，罔有紀極，以致「人多愁怨，故清人無久遠之計」。並說清人將工匠、婦女、財寶、軍器移送瀋陽、寧古塔等處，「項背相望」，乃擔心事變，以為歸途之計。這種討論在肅宗（1674-1720在位）、英祖（1724-1776在位）時期尤甚，從時間上來說，恰恰是清朝建立百年前後。肅宗十二年（康熙二十五年），肅宗對諸臣說：「自古匈奴之入處中華者，皆不能久長，而今此清虜，據中國已過五十年，天理實難推知也。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且神宗皇帝于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拘於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於今，痛恨可勝言哉？」肅宗三十二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辛未，右參贊李頤命進《遼薊關防圖》，上箚曰：「臣往來燕路，伏見清人，不修內外城砦，惟於瀋陽、寧塔，增埤峙財，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運，而常有首丘營窟之計也。且伏聞徼外諸酋，種落日盛，清人歲輸金繒幾億萬計，又安知阿骨打、鐵木真之屬，不生於今日，而彼終以寧、瀋為歸，則勝國之兩困於女真、蒙古者，事勢亦猶是爾，豈可謂無此慮也？」肅宗三十六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一月庚申，持平呂光周上疏曰：「康熙享國五十年，理極數盈，而近來奢淫已極，舉措顛倒，國內乖亂之狀，亦可想矣。雖無外患，康熙死後，兵亂可翹足而待。胡之巢穴，非瀋陽，即建州，皆與我國相接，一朝喪國，歸屯瀋、建之後，則我西北道，恐將先受其弊矣。彼代康熙而入中國者，亦豈置我於度外乎？內困此胡，外受他敵，則弱滕之勢，豈能枝梧乎？」英祖年間，有人認為將來清朝將被蒙古滅亡，希望加強蒙古語通譯的培養，「蓋今胡運之窮，不十數年可決，而蒙古強盛，異時呑並，必至之理也。邇來譯院蒙語，承訛襲謬，轉失本真，使他日危機交迫，而專對之臣，文字不通，譯舌之輩，言語乖異，則國家之患，必當在此。宜及時變通，虜既向衰，則將為無厭之求，國家所以彌縫應接，徒在於一介行李。而自設置通官以後，使臣便作無用之人。請移諮禮部，使使臣得以至部議事。」朝鮮藉口清朝無百年之運，將來北歸之時，會騷擾朝鮮北邊之境，故而加強對北邊控制。英祖十一年（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乙丑，有朝臣向英祖進言：「臣奉使時，略探邊情。蓋女真巢窟，在於白頭山北肅慎故地，距我界隔一衣帶而已。東人每憂，彼若有事，將借路於我，歸寧古塔。臣意不然，寧塔乃金人之舊窟，建州即清國之開基，故彼以建州稱興京，瀋陽稱盛京。又聞移寧塔鎮于烏喇鎮船廠云，其地處於盛京、寧塔之間，相距各七百里。假令清人困而歸巢，何必舍烏喇易知之道，而涉他境素昧之地乎？豆、鴨沿江，徑路絕險，若穿我內地，踰薛罕則尤為迂迴。向年穆克登之來定兩界，意者將為輿圖，而不在他日借路耳。」對朝鮮人以為清人退歸遼東之路徑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對當時朝鮮人對穆克登之勘界的看法，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可見，如何應對清朝崩潰之日所帶來的危機，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朝鮮人普遍關注的問題。
因而，在肅宗與英祖近百年間，朝鮮君臣始終有一種危機感，清朝立國已近百年，朝鮮人堅信「胡無百年之運」，覺得清朝遲早會崩塌，返回其遼東故地，會給朝鮮帶來不可預料的破壞，因而朝鮮君臣時刻提醒自己，應該警惕，避免將來不可挽回的損失。這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總是懸在朝鮮頭頂上，擔心其隨時都有可能落下來。故而，他們只有將反清旗幟時時高舉，不可能認同清朝為「中國」，既有歷史之根源，更重要的是現實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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