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綠時代的綠沉西瓜
站在街邊，看著開西瓜車的老闆，從宜蘭或是花蓮或是台東載來的大西瓜，一把長刀，喀啦一聲，將西瓜汁水淋漓的剖開，接著，屬於西瓜特有的清甜氣息，便散逸開來，啊，這就是夏日的限定滋味了。我總會想起怪傑金聖歎所說的：「夏日於朱紅盤中，自拔快刀，切綠沉西瓜，不亦快哉！」如果可以穿梭時空，我很願意待在金聖歎的桌角，分一片不亦快哉的西瓜來吃。
「可是，西瓜是沒有氣味的水果呀。」常有人這樣對我說，我所宣稱的那種清甜，也許只是想像。但我確實嗅聞得到，來自西瓜的訊息，就像一個似有若無的微笑，瞬間綻放，而後淡然消失。
童年的夏日，吃過晚餐之後，全家人圍著餐桌，觀賞父親切西瓜，也是一件開心的事。家裡自備一把西瓜刀，磨得鋒利，我們幫忙扶住西瓜，看父親準確的一剖兩半，而後切成一片一片的，給我們啃食。將臉埋在碩大的西瓜片中，一邊啃著，一邊用西瓜汁洗臉的樂趣，是現在用叉子吃西瓜的孩子所不能體會的了。
黃澄澄的小玉西瓜上市之後，很快就成為我們的新歡。一剖為二的小玉，最適合用湯匙舀起來吃，父親和母親吃半個，我和弟弟吃半個，瓜肉吃盡了，瓜皮裡餘下的湯汁也要飲盡，才有心滿意足之感。當市場裡開始販賣去皮的西瓜，四分之一或是六分之一，去瓜皮之後帶回家，切在盤裡享用，西瓜刀再也用不著了。丟掉西瓜刀的那一天，切綠沉西瓜的歲月，也就一去不回了。
然而看見整顆西瓜，依然會勾起難忘的回憶。那是我的慘綠年代，母親的好友潔心阿姨從國外回來，借住在我家。潔心阿姨的丈夫是自己追求來的，為了供家庭環境不好的丈夫念完學位，她到美國之後，日夜打工兼差，太過操勞使她的頭髮花白了。過了幾年，丈夫果然成為美國的大學教授，還當上科學院院長，她也就成了人人稱羨的院長夫人，再也不用工作，只要享福就好。然而，院長桃花不斷，感情的入侵者三天兩頭來找麻煩，光是應付這些事就夠焦頭爛額的了。有一天，我聽見潔心阿姨對母親說：「我把自己當成沒有感情的動物，只要捍衛家庭就好，犯不著傷心。」我聽著卻很為她感傷。
炎炎夏日裡，母親吩咐我陪阿姨上市場逛逛，阿姨停在西瓜攤上，敲敲這顆，摸摸那顆，最後，她選了一顆十八公斤的西瓜，付了錢，對我說：「帶回家吧。」我毫不猶豫的彎下腰搬，卻發覺根本搬不動。當時年輕的我只有四十公斤，這顆西瓜幾乎是我一半的體重了。賣瓜人好心的幫我搬起西瓜，於是，我便抱著西瓜跟上阿姨的步伐。原本十幾分鐘的路程就能回家，那天，在炙熱的烈日下，走了將近半小時，衣裳全部濕透，細瘦的手臂失去知覺，雙腿顫抖，清楚意識到臉上迸出的是冷汗。
我的手腕韌帶受傷，接受了幾個月的治療。潔心阿姨回到美國之後，因為精神崩潰住進了醫院。慘綠時代的我似乎明白，太沉重的負荷，有時候真的不是我們努力就能承擔的，不管是甜蜜的西瓜；或是苦澀的人生。
記得要烘底
一路衝鋒陷陣，鑽過人群的縫隙，突圍而出，我的目標十分明確，每一次從這個城市甦醒的第一份早餐，正在召喚著我。按照常理，隔著一段距離，應該就可以看見排隊的蜿蜒人龍，然而，伸長頸子眺望，竟然沒有看見。同行的朋友緊張兮兮的問：「沒人排隊？難道今天沒開門？」應該不會啊，我知道他們固定星期四店休的，心裡是這樣想，腳步卻加快了。還沒越過街，便看見了比平常短一些的人龍。「太好了！」朋友開心的歡呼：「排隊排隊！」有隊可排勝過無隊可排，這就是香港對我們的馴化。
進入人龍之後，就像是等待領救濟品似的，拖著遲緩的步伐，一點一點向前進。然而心中是踏實的，偶爾會有單身一人的本地客，看見長長人龍，不耐的皺了皺眉，而後擠到門口，向服務員詢問：「只有一個人，可以先進去吧？」服務員眼皮子都沒動，鐵面無私指著隊伍：「排隊。」這就對了，管你是誰，管你從哪裡來，都得排隊，真正體驗到眾生平等的意義。
這樣的隊伍，縱使緩慢卻也安心了。眼見前方的客人一組一組被召喚，心中十分雀躍。密切注意白衣服務員面無表情用粵語喊著：「兩位，兩位，入來啊。」他們可不管你們有幾位，而是通知店裡有幾人座位，如果你剛好幸運的符合需求，就可以入店用餐了。聽不懂粵語的人稍有遲疑便遭白眼，遭了白眼還是心甘情願，如蒙特赦的擠進狹仄的卡座中。
我點了每次都一樣的腿蛋治烘底與凍奶茶，交代了要炒蛋不要煎蛋，便有領到天堂入場券的感覺。天堂就是個凡事不用等待的地方，只是天堂的服務員應該更和顏悅色些。砰的幾聲，我們點的餐都上了桌，以一種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添加了牛奶的炒蛋色澤金黃，口感柔滑細膩，吃過之後總令人渴想不已，配上薄薄一片火腿，鹹度剛剛好，烤過的吐司散發著焦脆的氣味，一口咬下瞬間抵達天堂。
同桌的兩個台灣女孩商量了半天，點了炒蛋三明治又點了火腿三明治，以及其他的東西，卻很羨慕我烤過的吐司，真的很想跟她們說：「下次就點腿蛋治，記得要烘底，就行啦。還有，這一家的奶茶真的是數一數二的好喝呀，錯過太可惜了。」但是我忍住沒有說，盡量努力保持著一個觀光客的平淡與禮貌。
其實，在香港這個地方，我早就不是一個觀光客了──當我知道哪個市場可以買到手磨豆漿；穿越哪條小巷可以更快去到碼頭；哪座公園隱藏著美麗的古蹟；哪家酒店的酒吧可以欣賞一覽無遺的海景。
兩次在香港工作的經歷，加上每年兩次以上的香港旅行，這已經是我今生的第二個故鄉了，有時站在街頭也會有滄海桑田的感慨。而我講得最道地、最流利的粵語，竟然都與飲食相關。「妳難道不覺得香港的服務生都好兇嗎？」曾經有朋友問我。「他們如果不兇，這裡就不像香港了。」我說。
鄰桌兩個日本觀光客指著我的食物點菜，卻被服務生的問題「炒蛋還是煎蛋」的粵語困住了，鬼打牆一般，我實在忍不住抬頭，用粵語嚷著：「炒蛋啦，烘底啦。」假扮觀光客瞬間破功，突然有種回到家的安適與愜意。
賣掉自己的家
據說我很小的時候，我們不停的搬家，有時候箱子裡的衣物還沒全部取出來，又要搬家了。但這些無根的遷徙我完全沒有印象，四歲那年，終於有一個安定的居所，父親抽到了公家宿舍，那是我記憶中的第一個家──二層小樓，還有個小小的院落，種植著梔子花、桂花、石榴、桑樹和葡萄。我和鄰居的同伴們穿過一家又一家的餐廳和院子；在自己家和別人家的樓梯上上下下奔跑著；在村子廣場的草地為男孩們的壘球競賽吆喝加油，就這樣剪去了長長的辮子，進入了國中。
公家宿舍後來變成了我們自己買下的不動產，母親的育嬰事業蒸蒸日上，需要更大的空間，有一天父親宣布：「我們要搬家了。」那時我剛考完高中聯考，「不負眾望」的落榜了，成為家人的羞恥印記，可以搬離這裡真是太好了，一點惆悵也沒有。為了支付新家的房價，必須立刻將舊家出售。還沒有房屋仲介的年代，只能委託「掮客」，掮客的樣貌各有不同，有時候是鄰居大嬸；有時候是市場阿桑；有時候是小學老師，帶著形形色色的人來看房子，但都沒有什麼成效。於是又登了報紙的分類廣告，打開報紙總覺得廣告實在太小了，怎麼會有人看得到呢？
新屋繳款的期限愈來愈逼近，父母的眉毛壓得愈來愈低，半夜裡能聽到父親起身踱步，在客廳裡一圈一圈的走著，困獸的聲息。
終於有一天，父親不再歡迎掮客，決定自己的房子自己賣。找到一張全開紅紙，研了濃濃的墨，寫了一個大大的「售」字，底下是電話號碼，貼在臨廣場的窗上，人來人往都能看到。
「欸，聽說我們村子有人貼了好大的『售』字，超誇張的。」同伴笑著說，已經是少女的我面無表情：「是我家啊，哪裡誇張？」
鄰居老奶奶遠遠指著我家窗戶，問身旁的人：「那是個什麼字呀？老眼昏花看不清楚。」旁邊的人回答：「是個『售』字呀。」「什麼？」老奶奶非常驚訝：「誰過壽呀？這麼鋪張。」冷面少女我本人正好經過，幽幽回答：「沒人過壽呀，奶奶，我家賣房子。」
有時候我自己在廣場上看著那扇窗，也感到懷疑，這樣真能賣房子嗎？
然而，詢問電話還是來了，滴鈴鈴的響著，父母親都在忙碌，弟弟年紀還小，我刷地一下子接起來，結結巴巴的報了坪數、格局、屋齡、屋況，恨不得趕快說再見。怎麼這麼遜呢？幾次之後，決定力圖振作，好好介紹這幢守護我童年的小樓。
「這是兩房兩廳，一廚一衛的兩層樓，還有一個充滿陽光的小院子，冬天一到，鄰居都來我家借太陽曬被子呢。樓上的兩間房是臥室，和樓下的客廳、餐廳分離，就算有客人來，也不會互相打擾，而且每個房間都有大窗戶，視野很好，可以看見山上的竹子和相思樹喔。後門雖然小小的，可是一出去就是廣場，廣場上的草地可以打球，也可以騎腳踏車……」聽的人有了嚮往，說的人也添了離情愁緒，這就是我生活了十年的地方，是個如此美好的居所，也是我即將失去的家。
還沒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很會說故事，說著好故事，賣掉了自己的家。
住在工地的日子
說著精采的故事，十四歲的我賣掉了自己的第一個家，解決了沉重的經濟壓力，於是，我們準備搬家了。確定了再也無法擁有這個家，真正的離情別緒才洶洶而至。站在陽台上和鄰居同伴們打手語的午後；鑽進鄰居家堆滿課外書的廁所閱讀；樓梯下方小儲藏室是我陰涼的庇護所；後門直接通往廣場，那一排防風林是我們玩家家酒時，想像的城堡。
聯考前的一個多月，媽媽把我安置在他們的眠床旁，那裡鋪了一個床墊，放滿了我得努力讀完的參考書與試題，每一天，除了吃飯，我就駐守在那裡。讀到眼睛痠痛，累得再也不能支持，便倒身入睡，睡醒了，洗把臉又繼續讀。臥室的窗簾恆常是降下的，隔絕了炎暑與陽光，也隔絕了我的時間感，就這樣沒日沒夜的，一盞小燈陪著我的最後衝刺。雖然，這樣的衝刺對我的聯考成績並沒有什麼幫助，卻已經考出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分。因為搬家，我得收拾起這一方聯考戰場的遺跡，不免有些傷感。父母親卻沒有傷感的餘裕，因為有個更結實的難題撲面而來了──在我們與買主訂好交屋時間之後，發覺新房子工程延宕，無法準時交屋了。
於是，我看著大人們展開一連串的協商與談判，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因為買主必須準時遷入，我們只好如期遷出，住進毛胚屋的工地裡。
我們住進的工地沒有水電，工人幫我們拉了一條電線，夜晚來臨時，便點亮一盞巨型燈泡。而且，那並不是我們的新家，而是新家的隔壁，我們暫時棲身，工人會趕工將新家的工程做完。也許因為父母親都當過難民，他們隨遇而安的韌性夠強，牙一咬，就搬家了。我記得曾有鄰居提議，可以先把家具搬到工地裡去，我們則分住親戚或朋友家。然而愈是在艱難的時刻，家人的情感愈凝聚，我們還是堅持要住在一起。說真的，住在工地這樣有趣又刺激的經歷，誰想放棄啊？
住進工地之後，所有的家具都隨意堆放著，沒有客廳也沒有臥房，廚房沒瓦斯，浴室沒有馬桶，我們全家人挑了最大的一塊空間，放上幾張床墊，睡在一起。每天都在施工的噪音與飛揚的灰塵裡過日子；用一個大同電鍋料理所有的食物；要養成按時大小便的習慣，因為一天只有幾次能去另一幢尚未賣出的公寓裡借用洗手間。然而，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挑戰卻是沒有門。我們暫住的四樓公寓沒有門，連樓下進出的大門也沒有，完全是門戶大開的狀況。父親將我和弟弟的鐵床床架擋在門口，想像著能給闖入者一些障礙，然而這並不能安慰我和母親的恐懼，於是父親從街邊撿回一顆人頭，應該是美容院丟棄不要的，我們為她畫上林投姐的妝，放在鐵床架上，再用手電筒照著她，做為我們的守護者。每夜興奮的等待著闖入者發出魂飛魄散的恐怖叫聲。
常有人來探望我們，他們送來豬油，我們便吃豬油、醬油拌飯；他們送來大西瓜，我們翻找出西瓜刀將瓜就地正法；他們帶來一顆球，我們就在人車稀少的巷子裡玩躲避球。
住在工地的那個暑假，我的人生也掛著「施工中」的牌子，卻是一段逸出正軌的歡樂時光，讓我覺得困難啊什麼的，都只是過渡時期，一切終將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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