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 掌握實質性權力
所謂「權力」，說得直白點，就是你可以讓別人去做他不喜歡做的事，比如主管有權要求我們加班，國家有權向個人徵收財物做為稅款。這就是權力的實質，也是權力的可怕之處。
掌握權力，光靠一紙委任、一個圖章是遠遠不夠的。這個話題，咱們需要從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治水開始說起。
我們都知道「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典故，也知道舜把權力禪讓給大禹，然後禹傳子開始了家天下的模式。事實上，從古至今，權力永遠也不會這麼輕鬆就可以獲得。大禹治水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逐步掌握實質性權力的過程，沒有這個過程，永遠不要奢望別人會把權力主動交到你手裡。
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國北方的地理環境，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完全是兩回事。那個時候全球平均氣溫比現在要高二到三攝氏度，西北地區到處是原始森林，河南省遍地跑著犀牛和大象，北京二環能看見野生鴕鳥，黃河裡游著兩三米長的大鱷魚……氣候溫暖濕潤不缺水，不但不缺，而且還經常發大水。現在考古發現的遺跡，基本都和古代的文獻對應得上，由此我們可以斷定，當時確實發生過大洪水。
所謂「大禹治水」，其實就是對黃河的全流域治理。因為局部河段整治根本防不住大洪水，現在也是如此，所以政府才設立「國家防汛抗旱指揮中心」。黃河全流域治理即便是放在現在，也絕對是國家級的大工程，而在四千多年以前，這個工程更是需要集中華夏族的全部力量才能搞起來。
當時還沒有國家的概念，人們都是以部族為單位湊在一起過日子。大禹既是黃河全流域治理的總指揮，也是他自己部族的首領。在治水過程中，大禹肯定要協調沿河的各個部族，於是就建立了最早的上下級服從體制，所有部族都必須聽大禹的命令；參與治水的這些人肯定要脫產，他們的吃喝就只能靠其他人來保障，於是產生了最早的稅收；治水過程中肯定會遇到不服管的部族，管不服就得開打，於是大禹就建立了最早的常備軍；要治水肯定得勘察地形，這一趟下來，等於是做了最早的國土普查；勘察完了，為了便於管理，大禹把這些土地分為九州，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區畫；治水過程中肯定會有不少人偷奸耍滑，既要懲治這些人也要為其他人立規矩，於是就又有了最早的司法體制；大水退了之後，需要重新畫分土地搞災後重建，於是有了最早的土地所有制度── 井田制。
大禹治水一共治了十三年，十三年下來，大禹不光治理了黃河，建立了威信，也在自己手裡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政權體系。這套體系包括職業官僚、手工匠人、職業軍人等，這些人都不再下地種田，他們的生存完全依賴大禹手中的這套體制。當大夥都依靠你才有飯吃的時候，你就已經掌握了一部分實質權力。這就好比現在的一個團隊，其中總會有幾個技術方面的靈魂級人物，一旦離開他們，很大一部分項目將進行不下去。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他們名義上是什麼職務，實質上的發言權往往都會多過其他人。反過來，從團隊負責人的角度來看，應該儘量避免團隊的生存完全依賴一個靈魂人物，最好是能保持兩到三個技術核心人物，否則負責人就會面臨名不副實的問題，管理必然會出現混亂，於人於己這都不是好事。當然，這種「強者」太多，也同樣不利於團隊運作，這一點我們日後會說到。
除此以外，在治水的過程中，大禹也擁有了自己堅定的政治盟友── 伯益部族，這個部族的後代我們應該非常熟悉，就是他們建立了大秦帝國。
大禹和他父親鯀能指揮治水，除了個人才智之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禹部族是當時最強大的部族之一。伯益部族在實力上與禹部族則不相上下，而牢固的基本盤和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實質性權力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今西方國家的總統大選經常搞得充滿懸念，可是資助這些政治家的大財團，翻來覆去其實就是那麼幾個。萬變不離其宗，這些大財團之間往往有比較穩定的同盟關係，這其中的道理其實是一樣的。大財團的掌控者們未必會在政府中擔任什麼職務，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國家事務施加影響力，做官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個手段問題，做不做完全看具體的需要。
在職場，必要的人脈和盟友對權力而言也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眾多空降下來的管理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基本盤和盟友，那麼必然會導致權力難以名實相副。
一直以來，說到禪讓，我們都會覺得這是一個近乎理想的權力交接過程，其實真實情況遠沒有這麼美好。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政治，有政治就必然有鬥爭，從古至今，這一點從未改變過。舜帝並不是在治水完成以後就主動讓賢的。那個時候帝王是靠各部族公推出來的，有點類似於現在的選舉，只不過那時是以部族為單位來進行投票的。大多數部族都選擇了支持大禹，這才有了後面的禪讓。而這個支持，正是由於在此之前大禹已經掌握了實質性的權力，可以影響到各部族的利益得失。
治水成功以後，大禹隨即在會稽山召集諸侯，由他來主持祭祀天帝。在古代，組織祭祀是權威性的體現，其實現在也一樣，農村祭祖，主祭的肯定是家族裡最有威望的長輩。當時舜帝還在位，從法理上說，大禹的這個行為是不合規矩的，甚至可以視為僭越，可是諸侯們誰也沒說什麼，都乖乖地去了。唯獨防風氏這一族，也就是現在汪姓的先祖，他們不服氣。但他們也不敢不來，只能用故意遲到，不痛不癢地「懟」了大禹一次。
大禹的處理方式卻異常激烈，他直接下令把防風氏的首領處死，然後將屍體大卸八塊。這個處置手段同樣是不合規矩的。理論上說，大禹和防風氏首領是平級的，他們是兩個不同部族的首領。可是大禹就這麼幹了，而且各路諸侯對此都予以默認，這就是實質性權力的威力，在極端的情況下，它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上的支持。一旦領導者的地位在事實上被架空，千萬不要指望紙上的程序可以幫到你什麼。
大禹之所以這麼做，其實意在立威。權力的實質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讓別人做他不想做的事。這一點，從古至今同樣從未改變過。要真正掌握權力，你總要有那麼幾次做「惡人」的時候，這一點是無法回避的。一些處於中層的管理者，出於個性或是不想得罪人的考慮，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想做「善人」、「好人」。可是在不知不覺中，自己的權威性卻在一點點被削弱，因為你背離了權力的本質，權力自然也就會背離你。
會稽山祭祀之後，大禹很快就有了新的舉動。他把華夏各部族組成聯軍，向南方的三苗部族開戰。三苗是華夏族之外的南方蠻族。隨著戰爭的爆發，在治水期間形成的國家機器再一次發揮出了效能。眾多的官員和軍人通過戰爭獲得了戰功，進而獲得了獎賞，而這些獎勵，最終又是從禹王手裡獲得的，這就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大禹的忠誠度。
都說生命在於運動，其實權力也一樣是喜動不喜靜，或者說，權力在於折騰。對於被管理者而言，權力的表象其實就是「賞罰」兩個字，無論是賞還是罰，都只有動起來，只有開始做事才有從談起。過分地強調「蕭規曹隨」、「無為而治」，最終必然會侵蝕你手中的實質性權力。因為在眾人看來，大家無非是按規矩做事，按規矩吃飯，沒賞沒罰，管理者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現實意義。因此，無論是從保持權威性，還是保持團隊活力來考慮，每隔一段時間，管理者適當地給大家找點事做，無論這些事是否有實際的意義，對團隊來說都不會是一件壞事。
當大禹接替舜帝成為新的華夏族首領已經毫無懸念，之後舜帝的所謂禪讓，實質上不過是走了一個法律層面的程序而已。
我們總結一下會發現，名義上的權力來自上層，而實質性的權力則來自下層：你需要能讓跟著你的人有飯吃有錢拿；你需要擁有必要的人脈網路；你需要在關鍵時刻敢於做「惡人」。而即便獲得了實質權力，也需要時時動一動，做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而在四千年前，大禹恰恰完美地踐行了這幾點，最終他取代了舜帝，成為華夏族最後一個公推的首領。之後他又利用自己的絕對權威，打破慣例，直接將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啟，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血統傳承的朝代── 夏朝，由此誕生。
紂王自焚 背鍋俠能力太強
有一部火紅的國產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裡面人氣最高的角色不是配角就是反派，比如著名的背鍋俠李達康書記。我們這裡也要說一個背鍋俠的故事，主角就是背鍋俠的祖宗商紂王。我們印象裡的商紂王，既是暴君又是昏君，從周武王滅商算下來，紂王的這個鍋一背就背了三千多年。
多數人對商朝和紂王的印象都是從電視劇《封神榜》裡獲得的，用現在的時髦說法，《封神榜》應該叫「大型玄幻仙俠古裝劇」。它的原型《封神演義》（也稱《封神榜》）只是一部小說，作者許仲琳是明朝人，距離紂王的年代差了三千年。《封神演義》是根據民間傳說來寫的，拿它看商朝和拿《西遊記》看唐朝一樣不靠譜。
按照周秦時代的文獻記載，歷史上真正的商紂王，其實是一個少有的「強者」。史書對紂王是這麼描述的：博聞廣識、反應機敏、能言善辯；孔武有力，能赤手空拳制伏猛獸。簡單概括就是文武雙全，而且很可能還是個偏硬漢形象的大帥哥。這樣一個能力不凡的君王，為什麼最後卻落個國破身死的下場呢？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要瞭解事實真相，我們要先把幾個概念明確一下：品行、能力、實力和大環境。
事實上，品行好、能力強的人從來不是理所應當就該成功的。對於一個君王而言，私德這個東西，討論的意義並不大，他好不好色，生活奢不奢侈，其實跟國家治理得好不好沒太大關係。所謂家天下，整個國家都是他們家的，從動機上說，無論如何，他都沒有理由禍害自己家的產業。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如果拋開能力而言，君王的私德再好也惠及不了幾個人，不好也禍害不了幾個人，真正能影響一國的，是看他能不能協調好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平衡。對普通人而言，我們當然絕不能忽視道德的價值，在人與人的交往中，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但我們也必須清楚，對一個人道德的評判絕不能代替對他個人能力和利益取向的判斷。而對一個管理者來說，用一個「好人」和用對了人，往往並不存在必然聯繫。
關於能力，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商紂王的個人能力其實是非常強悍的── 能文能武。
至於實力，從現今出土的文物和當時的文獻記載來看，商朝的文明程度和綜合國力遠遠強過周，問題是，國家的實力強不等於國君的實力就一定強。夏商周時期的國家其實就像是現在的股份有限公司，國君就是董事長，貴族是董事會的大股東，但是董事長手裡的股權比重其實並不大，遠遠達不到對什麼事情都能一票否決。我們前面一直強調說，兩三千年前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其實更接近現在人的生活狀態，因為無論那時還是現在，領導者都很少能做到說一不二。
而最大的問題是出在大環境上。商紂王從他父親子羨手裡接手這個全中國最大的股份公司的時候，其實公司的情況並不怎麼好，甚至可以說是內憂外患。東面有東夷族不斷叛亂，西面的西岐，也就是周方國，也開始蠢蠢欲動。最早的時候，周和商的關係有點像安祿山和李唐的關係，所不同的是那個時候周的自主權更大，算是一家小公司對另一家大公司參股，商連控股權都算不上。
初期兩家基本算是相安無事，隨著周的實力越來越強，商開始坐不住了，最終兩邊的關係徹底破裂。周文王姬昌的父親季曆就是死在商紂王的爺爺文丁手裡的，兩家至此成了世仇。
而商朝內部，用現在的話說，當時正面臨著既得利益集團尾大不掉的問題。貴族把持著國家大部分的財富和政治權力，百姓的不滿情緒在不斷積累，而最終要為這個局面埋單的只能是紂王他們一家。
紂王登基以後，很快就在內政外交上有了一系列的新舉措。對外，開始集中力量征討東夷族叛亂。我們知道，任何時候，對國家和企業而言，兩線作戰、腹背受敵是最麻煩的。這種時候，把握好時間差，集中力量先解決掉相對弱勢的問題可能是最好的方案，雖然這樣明顯帶有賭的性質，但是至少贏的概率還是比較大的，如果不賭，那就只能等死。而且這個時候商的實力不弱，早賭好過晚賭，再晚幾年，國家在眾多貴族既得利益集團的拖累下，可能連賭的資格都沒有了。
這就牽涉到了另一個問題── 內政。紂王登基以後，隨即開始對壟斷政治資源的貴族下手。當時商朝的官位事實上已經都成世襲的了，丞相的兒子還是丞相，將軍的兒子還是將軍。紂王登基以後，一方面打壓貴族出身的官員，一方面開始大量從平民甚至奴隸階層選拔人才，同時還宣佈，貴族的奴隸只要進入朝廷，就可以算自由民。這從人性、從文明角度來說顯然是歷史的進步。而當時紂王的考慮，應該說更具體，從草根階層選拔人才，可以給早已腐朽的官場注入新鮮血液，打破既得利益階層對權力的壟斷。而奴隸在當時，本質上是貴族重要的私有財產，給奴隸自由也是在削減貴族手裡的資源。《封神榜》裡說紂王濫殺大臣，原因追根溯源其實就是從這來的。
除此以外，紂王還開始逐漸減少祭祀活動。那時候，人們一度非常迷信神鬼，當時大到打仗，小到蓋房子都要占卜，這導致祭司們手裡掌握了大量的權力。就算國君心知肚明占卜是怎麼回事，可是為了穩定人心，占卜是不能廢除的。導致的結果就是，一件事最後能不能辦成，很大程度上全憑祭司的一張嘴，他要是說占卜結果是「大凶」，這事還怎麼做？之前的歷代商王都是以妥協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可是到了紂王這一代，已經沒有時間也沒資源來和稀泥，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硬「懟」，直接宣佈所有人都不許再信這一套，這件事按現在的說法應該叫「移風易俗」和「反對封建迷信」。可以說商紂王的眼光非常準，他的幾項改革措施都直擊要害，可是正因為他看得實在太準了，才導致了後面一系列悲劇。
紂王登基以後，隨即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弊政。弊政本質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早已駕輕就熟的獲利工具，你把它革掉實質上就是斷人財路，對上層而言，這可比殺人父母都要嚴重。在和貴族的權力鬥爭中，紂王已經對不少元老大臣開了殺戒，可照樣還是壓制不住對方的反撲。前面我們提過，商朝本質上就是一個股份公司，而商紂王做為董事長根本做不到絕對控股。
就在這個時候，周武王開始率軍東進，這就是後世所說的武王伐紂。在出兵之前，周武王姬發給紂王列出六條罪狀：
1.好喝酒。
2.聽信婦人言。
3.自信有天命。
4.不祭祀神明祖先。
5.不重用貴族。
6.任用「小人」。
前面幾條顯然都是拿來湊數的，關鍵在於後兩條。在古漢語裡，「君子」和「小人」的意思最早不是說道德水準的好壞，而是指社會地位，所謂小人其實就是指草根階層。周武王的這幾句話顯然不是說給自己人聽的，而是說給商朝的貴族們聽的。他是在提醒這些貴族，紂王才是那個斷了他們財路的敵人。周武王的話還有一層意思，既然我說紂王的改革舉措是錯的，那麼今後如果我得了天下，就會把紂王的改革廢除掉。果不其然，大量的商朝貴族背叛了紂王，這裡面級別最高的是商紂王同父異母的哥哥微子。
眾多貴族官員的叛變，導致了商王朝的國家機器徹底癱瘓。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周的好幾萬軍隊從現在的陝西省寶雞市出發，一路連打帶殺，不遠萬里推進到河南新鄉。這麼遠的距離，這麼大的動靜，紂王卻一直被蒙在鼓裡，始終把主力軍隊放在東部和東夷族打仗，唯一的解釋是，朝廷內部已經沒幾個真正的自己人了。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紂王臨時拼湊軍隊和周的軍隊進行了一場極為慘烈的決戰，也就是牧野之戰，「流血漂杵」這個成語說的就是這件事。戰敗後，紂王為了維護自己做為君王的最後尊嚴，選擇和自己最心愛的兩個妃子一起自焚而死。人要是想自殺，其實辦法很多，自焚是最痛苦的一種。紂王之所以選擇這麼慘烈的死法，就是為了徹底毀掉自己的屍體，讓周武王連拿著自己首級炫耀的機會都沒有。
分析到這裡，我們發現商紂王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實都是正確的，可歷史有的時候就是這麼無奈，正確的未必就一定能夠成功。商朝的種種政策弊端已經累積了數百年，各既得利益階層早已是樹大根深，彼此的關係盤根錯節，甚至連商王室都是這個利益關係網中的一員。這就好比一個常年臥病在床的人，如果保持現狀，就會被疾病慢慢吞噬掉生命，可如果上了手術臺，結果很可能就是直接斃命。
年輕人剛剛步入社會，往往會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所處的企業裡面到處都是毛病，而且這些問題都是顯而易見的，要糾正似乎很容易。那麼，為什麼沒人去做呢？通常情況下，很多人開始在有關責任人的道德、能力上找原因。如果對照發生在三千年前的故事，我們發現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
單靠幾個人，無論是明君還是能臣，其實都改變不了大局。個人能力自然是不能缺少的，但歸根到底，要想改變點什麼，首先要有合適的大環境和足夠的實力。最先需要改變的是眾多人的利益關係，這裡面所涉及的人越多、利益關係越複雜，改革的難度也就越大。從古至今，莫不如此。成功的變革就是逆天改命，而這樣的案例，歷史上也的確是存在的。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