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人類
農業的出現不過萬年，而廣義上的「文明人」在這個地球上已生活了200萬年。他們99%的時間是在狩獵和採集的階段中渡過的。在地球上總共曾生活過近800億的人中，其中90%的人是像布希人一樣，靠狩獵和採集渡過一生的，6%的人是在農業社會中渡過的，生活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的人只有4%。美國農業經濟學家哈倫（J. R. Harlan) 指出，農業並不是什麼發明和發現，也不是革命，而是經過很長時間後，人們極不情願地接受下來的；相比之下， 採集—狩獵生活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達到的最成功、最持久、最適應的方式。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將人類分為三種：原始人、野蠻人和文明人。原始人是一種分散的小民族，野蠻人是一種聯合的小民族，這兩種民族都建立在道德、習俗和傳統之上；而所謂的文明人，即生活于公民社會中的民族，他們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照此說，如果電影裡的「布希人」屬於原始人，那麼中國早在黃帝時代就已經進入「野蠻人」階段；毫無疑問，「文明人」完全是現代（文明）的產物。
美國學者布萊克（C.E. Black）認為人類歷史上有三次革命性的轉變：第一次是300萬年前人類出現；第二次是人類從原始進入文明；第三次是從農業文明或遊牧文明過渡到工業文明。一般而言，人們將這第三次大轉變理解為「現代化」。在現代人看來，傳統時代是「靜止的歷史」，歷史只是長時期結構上的延續。所謂現代化，並不是一個「靜態的文明結構」，而是一個過程，一個我們當下世界仍在繼續的歷史衍變。
正像「文明人」不同於「文明」，文明與文化也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所謂文化（Culture），是一個社會的整體知識、信仰、習慣和常規的總和。文化決定了人們的生活組織。不管是素食主義還是食人主義，包括各種各樣的社會習俗、科學技術、文字禮節和行為規範等等；從劈開一塊石頭到分裂一個原子，從毛筆到轎子，從騾子到太監，從貪汙到墮胎，這都屬於文化。甚至說，沒有文化也是一種文化。簡單的說，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認為，文化是指人類在歷史經歷中所產生的思想、事物的「複雜的複合體」。荷蘭學者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將文化定義為是一種「思維軟體」，即一個群體典型的感知、思維和行為方式。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更凝練地說：「文化就是國家形式的民族存在」。
文明（Civilization）可以被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簡單的說，它是一種以「馴化」植物、動物和人類為目的的大型的複雜體系。文明的構成方式千差萬別，但典型的文明形態一般包含有鄉村和城市、政府和社會、階層和職業等等文化樣式。用威爾‧杜蘭（William James Durant）的話說，文明是增進文化創造的社會秩序，它包含了四個方面：經濟生產、政治組織、倫理傳統和知識文化。在歷史維度中，文明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這使其難於被定義。胡適先生說：「文明是一個民族應付他們環境的總成績」、「文化是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中華文明幾經衰落，但最終被發揚光大；印加文明曾經輝煌，卻最終湮滅無存。文明之間的區別離不開宗教信仰、社會風俗、政治結構和藝術形式，這些要素都基於技術；換言之，技術構成文明的基礎。因此說，技術是文明的根本體現。
無論文化還是文明，都是人類的專利，人類以此作為自己區別於動物的標誌。相對而言，文明比文化要大得多。所有文明都是文化，或者是文化的集合體，但並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現代與古代之所以不同，就是因為這是兩種不同的文明。離開技術和知識，僅從人本身來說，古代人與現代人並沒有什麼兩樣。如果將歷史的命題專注於文明與文化，那麼技術就居於一個不可或缺的中心位置，技術進步與文明進步和文化衍變息息相關。
很多動物像人類一樣懂得生存和繁衍，甚至與人類有著相似的基因，卻造不出火箭，也沒有建立國家，為什麼是人類而不是大猩猩統治地球？進化學家凱文‧拉蘭德（Kevin N. Laland）指出，使人類與其他物種迥然不同的是人類的進化過程，而文化不僅僅是這個進化過程的偉大成果，它還是這一過程背後的關鍵驅動力。拉蘭德認為，人類的成功是文化過程和生物過程共同影響的結果；累積學習和累積文化之間的關聯，使人類能夠精確地模仿其他個體， 並能跨越時空轉移大量資訊。
事實上，即使從「前文明」的「野蠻人」算起，人類文明其實是一種很年輕的事物，幾乎沒有幾個歷史遺址會超過5000年；或者說，人類文明僅僅只占全部人類史的0.5%。與整個人類文明相比，現代文明則更加年輕。如果以1776年為現代元年，那麼現代的歷史也僅僅只占全部人類文明史的5%。對中國而言，如果以1976年為現代起點，那麼在整個中華文明史中，中國的現代歷程也只有0.5%左右。然而就是這0.5%或者5%，卻創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與世界。
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勻速的，也並不總是前進的。但如果說人類社會的發展有一個主線，那麼它就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由野蠻到文明的過程。就整個歷史大趨勢而言，它的進步不僅是不可逆轉的，而且是加速度的。所謂「現代」，就是歷史進步的結果；這種「進步」體現在多方面：在物質上，由貧窮匱乏發展到豐裕富足；在精神上，由愚昧無知發展到智慧文明；在能源上，由人力畜力發展到煤炭石油；在技術上，由手工的簡單石器木器發展到鋼鐵智慧的複雜機器；在經濟上，由封閉或掠奪的遊牧農業發展到公平法治的全球市場經濟；在政治制度上，由個人或家族的暴力專制發展到民主憲政；在社會關係上，從血緣等級的人身依附發展到獨立自由的公民個體。
榮格曾說：「世界歷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其實並不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個體的生活。它們創造著真正的歷史。只有這時，偉大的轉變才得以發軔。無數個體的涓涓細流匯成洪流滄海，從而造就歷史和未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明並不是文化的簡單相加，現代也不是歷史的直接延伸，但中國無疑正成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荀子在《王制》篇中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雖然人類的歷史並不長，但人類有比其他任何動物更為複雜的社會生活，更為豐富的物質器械，以及更為長期的歷史連續性。如果說人類是上帝的惡作劇，那麼歷史就是上帝擲出的骰子。面對歷史，人類不僅好奇，而且喜歡解釋。正像伏爾泰所說，我想知道人類由野蠻進到文明每一階段的情形……
鐵瘋子
如果說鋼鐵是工業革命的一個重要起點，那麼這個起點可以追溯到1709年。這一年，亞伯拉罕‧達比（Abraham Darby）已經用焦炭冶鐵。在此之前，他為自己的鑄鐵法申請了專利。達比用焦炭可以使液態鐵達到更高的溫度和更好的流動性，這樣鑄造出來的鐵鍋更薄更節省。達比的工廠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價廉物美的鐵鍋，在很短的時間就改變了英國普通家庭的生活狀態。對於那時的英國人來說，能夠煮一鍋熱氣騰騰的食物，不僅是家庭富裕的象徵，甚至還被視為投票權的前提。因此人們將達比這位鑄鐵大師稱為「新鐵器之父」。
在歐洲，對人們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或許是鐵製餐具。
從遠古時代開始，歐洲人除了有過迫不得已地對食物的切割，一般都是用手直接抓取食物吃。鐵器時代的到來，使廉價的刀叉餐具很快「飛入尋常百姓家」。鐵製刀叉在18世紀初期並不常見，到18世紀中期才逐漸變得普及起來，到19世紀，歐洲基本結束了「手抓飯」狀態。但在現代的麥當勞和肯德基等西式速食店中，除過吸管杯盤，基本仍是不存在什麼餐具的。
只是因為鼓風技術欠缺，早期焦炭冶鐵的品質仍然不夠理想，達比工廠的年產量也一直很低。直到1750年，英國僅有3座焦炭冶鐵爐。但在此之後，焦炭冶鐵技術突飛猛進，英國依靠大量廉價的煤炭生產出大量廉價的鐵。
鐵器時代的到來使人們欣喜若狂。
第一代鋼鐵大王約翰‧威爾金森（John Wilkinson）將自己得意的頭像鑄造在錢幣上。1776 年，他建造了世界第一座鐵橋，這座跨度達100英尺的拱橋共有3條鑄鐵拱肋，甚至連橋面都是鐵板鋪就的，但結構上完全仿造木製大橋。當他造出第一艘鐵船時，人們真的相信他是一個「鐵瘋子」（Iron-Mad）——因為沒有任何正常人會相信鐵可以浮在水上。在1787年7月的塞文河（River Severn）上，人們卻沒有看到這個瘋子製造的長21公尺的鐵船（取名「The Trial」）沉入水中。木材因其強度和自然長度，用它造船往往限制了船的大小，使用鋼鐵可以造出大得多的船，而船越大，則意味著運輸成本越低。
威爾金森的世界完全是一個鐵的世界：鐵船、鐵路、鐵車、鐵橋、鐵房子、鐵門、鐵窗戶、鐵床。他為自己打造了一把鐵椅子，還為自己製造了一口鐵棺材。他在1808年逝世時，人們按照他的遺囑想把他放進鐵棺材時，卻發現他太胖了。如今，我們已經生活在威爾金森的後鐵器時代，汽車、鋼橋和鋼構建築。
與木製的棉紡織機不同，蒸汽機從一開始就迫切要求冶金和機械製造等相關行業進行相應的技術革新。斯密頓曾斷言瓦特造不出他的蒸汽機，因為它超出了當時的加工精度水準。從某種意義上，威爾金森算得上是瓦特蒸汽機的催生婆。1775年，威爾金森發明了能精密加工炮筒的鏜床。瓦特蒸汽機對汽缸和活塞的加工要求甚高，而鏜床的出現恰逢其時。威爾金森的鏜床以水車驅動汽缸材料旋轉，讓刀具從材料的縱方向上前進，對汽缸內部進行切削。用這種鏜床加工直徑1.8米的汽缸，誤差只有一枚硬幣那麼厚，這在當時屬於極高的精度。鏜床加工技術使汽缸內壁與活塞配合更加嚴密，大大減少了漏氣，自然提高了蒸汽機的功率。
如果沒有威爾金森的鏜床，那麼瓦特就無法製造出他的高效率蒸汽機；相比之下，達文西就沒有這麼幸運。這說明了一個有趣的歷史細節，鋼鐵工業和機械工業這兩件發生在同一時代的技術革命必然要互相依賴。實際上，威爾金森也是瓦特蒸汽機的最早使用者，他用蒸汽機來驅動高爐鼓風裝置。
機床作為「製造機器的機器」，在工業革命歷史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刨床、銑床、車床、鏜床等機床，能根據事先設計，將金屬加工成非常精確的幾何形狀。正因為有了精加工的機床，鋼與鐵作為製造機器的理想材料變得前途無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英國的機床工業才是「大規模生產」的真正先驅。1797年，亨利‧莫茲里（Henry Maudslay）發明了一種螺紋車床，用來生產高精度螺絲釘，螺絲釘從此成為廉價的普通之物。1810年，樸茨茅斯的海軍工廠每年生產10萬個滑輪，這是第一個應用機床進行大規模生產的大工廠。10個非熟練滑輪工利用機床完成的工作量，超過110個熟練滑輪工。
在鋼鐵的所有用途中，機器的位置是不言而喻的。具有非凡硬度和延展性的鋼鐵天生就是製造機器的最佳材料，它是石材和木材根本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甚至可以說，沒有鋼鐵就沒有機器，機器時代到來的前提就是鋼鐵的普及化。鐵和鋼既具有無與倫比的拉力和抗壓力的特點，又具有形成各種形態並且無限期地保持該形態的性能，因而成為現代工業的基礎原料。「鐵瘋子」威爾金森作為傳統木器時代結束的標誌性人物，將人們引向一個真正的機器時代。
浮士德文明
美國經濟學家德隆（J. Bradford DeLong）有一個有趣的計算，如果將整個人類發展史作為一個參照物，那麼從舊石器時期到現在的250萬年間，人類花了99.4%的時間，也就是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才達到了90國際元；然後花了0.59%的時間，到西元1750年，又達到180國際元；從1750年到2000年，即在0.01%的時間裡，一下子達到6600國際元，增加了37倍。也就是說，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裡創造的。
湯恩比指出，西方文明是一種爆炸性、消耗性的生活方式，它使人類充滿活力，但也使人類走火入魔。機器時代的生產力水準無論多麼高，都難以掩飾奴隸時代的專制和奴役形式。在大批量生產技術中，工人只不過是一台設計馬虎的低劣的機器。標準化的互換的原子化的工人沒有身份、沒有個性，他們只是精密機器的一部分。孔子說：君子不器。哲學家康德說，每個人都應當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從工業時代開始，人就淪為機器統治下的一個簡易工具，一種與機器有關的商品。勞動者作為一種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被當成森林、河流、礦山一樣肆意採掘、濫用和廢棄。對開採者來說，一個人的生命的意義僅在於所支付的當日工資。
窮人像蒼蠅一樣繁殖，他們的孩子們只能成為流水線上一個低廉的齒輪。流水線和機器奴役了人類，人格被所謂的管理貶低到恐怖的境地。對財富來說，為了象牙，可以殺一頭大象；為了魚翅，可以殺一隻鯊魚。一個沒有土地或逃離土地的孩子，如果他不能把自己融入機器，那麼他就一無是處。饑餓、恐懼和缺乏教育使他們不得不接受機器的綁架。
作為一種理性動物，人類在很多方面有別於其他動物。人類能從事那些本身並不令人愉快的事情，特別是當這些事情有助於他要實現的目的時。現代社會割裂了工作的目的與過程，這與奴隸時代割裂奴隸的目的和奴隸主的目的類似。金字塔是為了法老的榮耀，修建金字塔的奴隸們沒有任何榮耀可言，他們甚至也沒有工資，他們只是出於對皮鞭和死亡的恐懼才去工作。自尊的喪失和不得不忍受的心理懲罰，或許是工業化200年來人類面臨的最大悲哀。
在過去幾千年的工具時代，老人、孩子、寡婦、殘疾人都得到社區或家族的照顧，機器時代的到來瓦解了這一切。工作成為每個現代人的宿命和使命，失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能力，就成為一件極其悲慘的事情。這種悲慘成為機器時代不絕於耳的嘆息。印第安人的悲劇作為現代化的典型困境告訴人們，不變革會死，死的是身體；變革也會死，死的是靈魂。在人類現代史上，大多數印第安人失去了生命，倖存下來的極少數印第安人失去了靈魂，他們在自己的故土淪為異鄉人。這讓人想起電影《賽德克‧巴萊》中，賽德克族酋長莫那魯道的質問：什麼叫做「文明」？男人被迫彎腰搬木頭，女人被迫跪著幫傭陪酒，還有郵局、商店、學校？讓他們知道自己有多麼貧窮？
早在19世紀末，社會學家涂爾幹就發現，隨著技術工業的快速發展，家庭連結被削弱，離散家庭和「一個人的家庭」越來越多，個人與他生活的地方和這個地方的人不再有任何聯繫；社會嚴重分化和瓦解，「機械的團結」取代了「有機的團結」。所謂「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徵，就是每個領域都彼此割裂和分立，因而家庭的宗教功能消失了，家庭生產方式也沒有了，社會走向原子化，每個人成為獨立和孤獨的一分子。佛洛姆說，孤獨是自由的代價；克里希納穆提（Jiddu Krishnamurti）說，孤獨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死亡。對現代人來說，孤獨是必不可少的自我防禦系統，孤獨也成為現代社會的最高道德美學。包曼認為，「個體化社會」將成為將來的必然趨勢，人獲得更多的自由，同時也失去更多的安全感，不確定性增加了現代人的焦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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