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三和十九日星期一，奧匈君主國之帝制奧地利全境的村鎮市，有四百五十多萬選民出門要選出新國會。個別選區選戰打得火熱，政黨宣傳家直到最後一刻仍在努力拉票。投票日前的幾個星期裡，從佛拉爾貝格（Vorarlberg）到布科維納（Bukovina），從布拉格到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政黨造勢大會、誇大的黨綱、層出不窮的宣傳小冊、乃至高明的諷刺，主宰公共生活領域。
政黨機關報敦促還未帶正式身分證明文件去地方政府機關的讀者，趕快去投票。在那裡，他們能領到選民身分證明卡（德語稱之為Legitimation）。投票後，應把證明卡擺在手邊，以防所屬選區第二輪投票時找不到。各政黨機關報都要讀者提防對手在最後一刻使計耍詐。在格拉茨（Graz）和林茨（Linz）這兩個地方，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報紙懇請輔選黨工繼續在每區的每條街、每個居住區拉票，直到投票結束為止。在切爾諾維茨（Czernowitz），資產階級屬性的德意志、羅馬尼亞、烏克蘭、波蘭民族主義政黨，鼓吹各自族群合力拉下現任的社會黨議員。在佩陶（Pettau），斯洛維尼亞語報紙《斯泰耶爾奇人》（譯按：Stajerc，斯洛維尼亞語對施泰里亞人的稱呼），力促其身為「選民！農場主、工人、工匠」的讀者一致支持其在南施泰里亞認同的候選人。
不管是哪次選舉，預言者和候選人都喜歡誇大選錯人的政治後果。事後來看，一九一一年這場選舉的利害程度可能和其他場沒什麼兩樣，但地區性報紙裡抒發的激動情緒和投票日當天的高投票率，似乎反映了個別選民對這次投票的高度看重。有份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報紙清楚表達了這種心態的本質，宣稱：「投下手中的選票，就決定了自己的未來。」
奧地利人紛紛前往投票所決定自己未來時，非常清楚自己也在決定他們帝國的未來。其中有些人甚至為自己決定投下一票而付出最大代價，而六月二十日，即投票結束的隔天，君主國各地的報紙讀者得知此事時，無不震驚不已。話說就在那前一天，在加利西亞（Galicia）的產油城鎮德羅霍貝奇（Drohobych），發生了選舉日屠殺事件。一群說猶太語和魯塞尼亞語（Ruthenian，也就是烏克蘭語）的加利西亞人，聚集於該城廣場，決意在激烈的議員競選活動結束時，行使他們的投票權。許多人有充分理由擔心當地政府會作票，好讓現任議員納坦．勒文斯泰因（Nathan Löwenstein）連任，會竭力阻止他們把票投給他們的候選人，猶太復國主義者格爾雄．齊伯（Gershon Zipper）。勒文斯泰因代表該城的猶太裔權力掮客和「波蘭人俱樂部」的保守精英出馬競選，這些保守精英則是加利西亞這個領邦的實質統治者。
為了這次的選舉，把持城鎮者設了單單一個投票所，好容納將近八千名可能前來的投票者。但到了投票當天，當地警察卻只准支持勒文斯泰因的選民進場投票。騎警多次將騷動的民眾驅離投票所。當地店鋪老闆原以為大批懷著節慶心情的選民到來，會大發一筆選舉財，結果卻是店家窗戶遭砸破，日益氣憤的暴民讓他受了池魚之殃。接著在當天下午，把持城鎮者鼓動從普熱梅希爾（Przemyśl）要塞附近的熱舒夫（Rzeszów）衛戍部隊調來的士兵向群眾開火。二十六人當場斃命，包括女人、老人、小孩。後來調查人員斷定大部分死者都被從背後開槍擊斃，這意味著他們當時已在逃離部隊鎮壓。
這件讓人大為恐慌的事，不只說明了當地政府在集體動員選民的時代，會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而不擇手段，還可被解讀成一項指標，讓人了解在距離維也納、布達佩斯甚遠的一個工業城市裡，民眾在政治上、情感上與他們帝國關係密切的程度。這是自一九○七年讓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投票選國會議員以來舉行的第二次選舉，也是自一八九七年讓無財產男子可以投票以來舉行的第三次選舉。正因為上述原因，人民把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投票權看成攸關他們生活的大事。在當時的加利西亞，選舉給人的形象通常是腐敗的。德羅霍貝奇的居民很清楚，治理他們鎮的那些人會想出各種詐術來操控投票結果。但民族出身、宗教信仰、語言分殊多樣的工人階級群眾，決意選出自己中意的候選人。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魯塞尼亞人農民結為盟友或許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尤其是常聽到奧地利境內的衝突使不同民族或宗教團體如何水火不容之後，特別會感覺如此。但這兩個族群都非常關心這場位在離他們甚遠的維也納的國會議員選舉，儘管國會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遠不如位在倫貝格（Lemberg）的加利西亞政府、和代表該政權掌管城鎮的那些人的影響來得大。為何當時德羅霍貝奇的每個人，不管是從象徵角度，還是從實際角度，都把這次選舉的成敗看得這麼重呢？關於哈布斯堡帝國和其機構在人民生活裡所具有的地位，這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對許多奧地利人來說，帝國是象徵權力與真實權力的替代來源之一，該權力或許不如本地精英的權力大，但至少能壓低後者的氣燄。例如，猶太復國運動與魯塞尼亞人的政治領袖向維也納的內政大臣抱怨本地選舉舞弊之事時，維也納即使無法徹底根除當地的政治弊端，但至少依法糾正了選舉舞弊之事。六月十九日，德羅霍貝奇的群眾運用其身為帝國子民的投票權，以對抗他們眼中在當地壓迫他們的人，不管這反制工具的效用有多微不足道。
對帝國各地的人民來說，國會議員選舉具有無比重要的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在這些選舉裡，或許只有年滿二十三歲的男性居民才有投票權，但在德羅霍貝奇遇害者有女人、小孩一事，證明了那一天帝國攸關每個人（不只有選舉權者、不只有權有勢者）的程度。女人、青年，甚至小孩，未因選舉權限制，就不參加這場有政治性、文化性、公民性，且往往具歡慶性質的儀式性活動。這場儀式性活動使成千上萬的人聚在一塊，使他們所屬的族群和帝國裡的其他人聯繫在一起。
我們若審視一九一一年六月在奧地利各地村鎮發生的騷動，會看到在社會、宗教背景上差不多一樣多元、在語言上往往也一樣多元的群體，以自信的語氣申明他們如何打造帝國的未來的主張（且往往會為此結成令人意想不到的盟友）。而在此二元君主國的匈牙利部分境內，往往也是這樣的情形，儘管嚴格的選舉權資格規定讓匈牙利境內的選民不多。但到了一八九○年代，匈牙利境內未獲授予選舉權的民眾，也會常常在投票日當天動員起來支持特定立場或候選人，即使他們無權投票。在投票日，帝國對他們來說猶如供他們將自己的信念、價值觀、希望、沮喪，以及最重要的，將自己所構想的未來，投射其上的屏幕。投票日成為至關重要的帝國儀式，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會參與的儀式。人民對投票過程也抱著共同的期待，認為官員會確保其公正與合法，但德羅霍貝奇當局以如此駭人的手段、悲慘的結局戳破了這份期待。
本書探討從十八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各地無數地方社會與哈布斯堡王朝欲打造統一且能統合分歧之帝制國家的作為，有何等密切的關連。其次，本書也探究從十八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帝國機構、行政上的習慣做法、文化計畫是如何有助於形塑帝國每個地區的社會。最後，本書也考察帝國每個角落的公民與這數種習慣做法和機構，有何等密切的關連，他們往往利用這些機構來遂行自己的目的，或重新解讀它們以符合自己所需。整體來看，這些錯綜複雜的帝國建立過程，使帝國每個角落的公民有了不被語言、教派、地區藩籬所局限的集體經驗。
無數個例子可以說明從共有的機構、習慣做法、文化視角探討帝國史，會如何挑戰並改寫鑽研哈布斯堡帝國的學者所習慣的，以民族為基礎的敘述，而一九一一年發生在德羅霍貝奇的暴力事件，只是其中一例。把帝國擺在探究的中心，而非把語族或民族視為建造歷史的基本材料，凸顯了另一種中歐、東歐歷史敘述。社會裡地域性、語言性、宗教性或族群性（一九○○年左右的人往往稱族群為「民族」）的差異，未以可輕易預見的方式決定哈布斯堡中歐的政治情勢。例如，在德羅霍貝奇被士兵用槍瞄準的群眾，其實可歸類為數種教派、數種語族。他們堅稱自己有權投票時，並非主要從傳統的族群或民族角度（猶太人對抗魯塞尼亞人、對抗波蘭人），來解讀他們的政治立場差異，至少當天不是如此。六月十九日當天的抗爭是民粹主義的抗爭，抗爭者是人民，抗爭對象是欲以不當方式剝奪他們身為帝國公民之權利的當地巨頭。在其他情況下，則出現另外幾種結盟。
統治者、政治家、官僚、軍事顧問或科學專家，的確有助於使哈布斯堡帝國崛起並昌盛。但這也是個尚在進行且讓其出身自社會各階層的許多公民投入心力與情感的工程。本書從數個方向分析哈布斯堡帝國的雙向建構過程（從上而下的國家建造和由下而上的國家建造），從而把重點擺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在此，我所理解的這個國家，遠不只是一個自成一體的政治領域，或一套和社會不相干的正式機構。我所討論的這個國家，其實涉及非常多樣的文化性、宗教性、社會性習慣做法，社會則構成一個同樣重要且供政治在其上發揮作用的場所。
十八世紀，哈布斯堡的統治者致力於將一套一體適用且中央集權的機構，用在他們所統治的多樣領土上，其中許多領土的運作大體上按照各自的法律、機構和行政傳統。這個新帝國的中央集權化和一統，攸關她的強國形象的塑造和能否頂住諸多敵人的進犯。但這個哈布斯堡國（一如歐洲境內其他正在形成的國家），同時也必須鼓勵人民把個人利益或群體利益與帝國利益相連，藉此激發人民對她的忠誠之心。
本書的開頭，會描述並分析十八世紀君主瑪利亞．特蕾莎和其兒子約瑟夫二世、利奧波德二世開始試行的種種行政制度和機構―從減少廣大農民的徭役負擔到向貴族課稅。這些措施為帝國贏來數個地區農民的大力支持。接下來數章會探討他們之後的數個皇帝後續的國家建造作為，諸如一八五○年代自由主義專制統治、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六○年代的憲政實驗、一八六七年二元國家折衷協定、一九○○年後試行其他所謂的「民族折衷協定」（national settlements）、一九○七年君主國之奧地利境內的成年男子全部享有選舉權、一九一八年十月採行聯邦制，以及哈布斯堡帝國覆滅後繼起的國家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年採用某些哈布斯堡的法律和習慣做法。
哈布斯堡歷史上這些具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每一樁都為今人所熟悉，而且除了一個例外，本書會遵循頗傳統的分期法。本書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如何解釋那些具重大歷史意義的時刻、我在何處找到偶然因素，以及最重要的，這些因素如何招來社會的主動作為和支持―和甚至往往被這些主動作為和支持催生出來。在這些眾所熟悉的歷史時期的每一個時期裡，哈布斯堡繼續致力於打造有著一致目標的一統帝國。但他們為此採取的實際作為，展現了令人嘆服的創意和彈性，口頭上卻堅稱他們帝國的權力依舊不變且完整。帝制國家的建造，在正徹底改變的地方、全帝國、全歐洲的情勢下進行，而且必然回應正徹底改變的情勢。這些情勢需要巧妙的策略來因應，而且這些策略需要社會裡不同盟友的支持才能成功。
從帝國政權本身的未來構想、政策、戰術性退卻或戰略性妥協，只能稍稍看出帝國在地方社會裡所具有的意義。但哈布斯堡的國家建造政策，從一開始就尋求非常多個群體和社會行動者給予未明言和有時明言的支持。例如在十八世紀，廣大農民和受過教育的中產階層會出於大不相同的理由，自認是哈布斯堡改革的間接受益者。對於帝國政策（例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或創建帝國官僚體系）在公共生活裡創造出的空間，他們往往以積極且機會主義的心態予以回應，來實現自己所追求的目標。藉此，他們表達了對帝國和帝國機構有所保留的支持。
拜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前法律、經濟、教育方面的創新之賜，哈布斯堡政權發展出一個共享帝國公民身分的模式，藉此默默承諾其子民（不久就會成為公民的子民），將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待遇，將背負一樣的義務。這點全民皆為公民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哈布斯堡政權欲從受地方貴族統治的廣大農奴裡，打造出較具生產力的獨立納稅人階層時，無意間製造的產物。對一個想躋身大國但財政拮据的國家來說，自由的納稅農民所能貢獻的資源，會比農奴身分的農民多上許多。但讓廣大農民獲得自由，也意味著貴族在地方的權力降低，使許多貴族失去利用其土地所需的資源。卑下農民和高貴地主都清楚哈布斯堡政權的改革作為，將攸關他們自身利害。
十九世紀初期，哈布斯堡頒行數個法典，承諾社會各階層的男女都享有公民的法律平等待遇，而適用於帝國許多地方的一八一一年《民法》是其中最重要的法典。法律地位平等當然不表示社會地位平等或文化平等。以精細的教育、階級等級制度為基礎的身分地位，在公共生活領域仍到處可見，反映在日益向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成員開放的公務員職位複雜分級上，且隨著公務員所穿的制服而鮮明可見。十八世紀哈布斯堡也推出藉由提倡愛國心和提倡尊重社會秩序來強化公民平等意識的社會政策。全民接受以本地語授課的初等教育、創立主要從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取才的帝國官僚體系、建立獨立司法體系、提倡帝國內自由貿易，也會打破地區性貴族的勢力，促進奧地利的大國地位。此外，奧地利社會裡受益於這些政策的人，也因為政策的施行，而與帝國的命運有了更明顯的利害關係。拿破崙戰爭結束時，從西邊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到東邊的布羅迪（Brody），種種證據顯示許多社會群體，從無地農民到從事跨地區貿易的商人，從地方教士到區政府官員，都已非常認同他們的帝國。就在愛鄉土者從他們自身地區利益的角度來界定帝國時，在創立於一八○四年的奧地利帝國境內，愛帝國之心也日益壯大。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許多人從自身會從共有的帝國架構得到什麼好處的角度，界定他們的經濟構想或政治綱領，這其中當然包括許多民族主義者。憲政改革促使地方社會動員起來直接參與帝國機構，把帝國機構充滿幹勁的行動主義，輸入帝國全境極相似的政治機構、公民機構、文化機構裡。先別說地區議會和帝國議會的定期改選，在十九世紀中葉成立，由公民自己操持的民選基礎自治體議會，已經把愈來愈多人帶進由帝國機構決定其特定性質的公共生活裡。
一八五○、六○年代帝國全境初等、中等、大學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強化了一統的帝國所能給予數個族群的潛在益處。在十九世紀探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學界和業餘人士圈子裡，規則化且一體化的帝國空間這個根本概念，左右了研究的問題和方法的選定。誠如科學史學者晚近所闡明的，欲從自然角度將哈布斯堡帝國的空間大小和人口組成多元予以合理化之舉，影響了從氣象學、地震學到人類學的數種科學領域的發展。一八八三年，在皇太子魯道夫贊助下，奧匈政府啟動了一個欲彰顯帝國之多樣與廣闊的大工程，其目標在於把研究帝國高度多樣的地質、動植物、居民的論著，彙整為一套插圖書，供民眾訂閱，即所謂的《皇太子之作》（Kronprinzenwerk）。這份科學研究結晶不只反映帝國的多樣與廣闊，還塑造出一個明確的願景：具有哈布斯堡本色的帝國，推動其境內不同文化自主發展，同時將這些文化統合為一的帝國。
那民族呢？
到了十九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期間，哈布斯堡帝國已用日益篤定的語氣，申明她能從其人民的文化多樣性中，打造出有益之一體性的獨特本事。這件事為何這麼受到看重？哈布斯堡君主國的文化多樣或社會多樣程度，基本上高於當時其他歐洲國家？十九世紀下半葉，強大的民族主義政治團體在歐洲各地湧現。這些團體愈來愈常從文化角度來解釋他們民族的獨特性，而他們自成一格的語言和宗教禮儀，就是此獨特性的表徵，而會有這樣的想法，主要得歸因於約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ired Herder, 1744-1803）之著作的通俗版。到了一九○○年，已有許多民族主義者主張民族差異其實無法彌合，各民族共同體在自我教育和政治組織上應有自主權，其口吻讓人想起自由主義者的天賦人權說。
在哈布斯堡帝國，民族主義論點的發展，往往與帝國所創造的特定公共機構空間（例如法院或學校）有關。例如，十九世紀晚期許多民族主義者的政治論戰，聚焦於公共生活裡的語言使用和語言權利。在這過程中，他們最初以哈布斯堡帝國用地方語發布敕令，或提供初等教育的傳統做法為立論依據。但一八六○年代奧地利、匈牙利的立法機關通過憲法時，把關於語言使用的傳統看法白紙黑字寫在憲法裡，從而為「語言使用平等」之承諾履行為基礎的政治主張，創造出許多賴以滋長的沃土。
本書把哈布斯堡中歐境內的政治民族主義，看成是帝國結構與地區傳統的產物，而非十九世紀行動主義者所主張的那種超越歷史之族群的獨特體現。史學家的確老早就駁斥這類說法，但在發展出以正面角度敘述帝國觀、民族身分觀的說法上，他們沒那麼成功。民族身分觀和帝國觀的脈絡一致，有賴於彼此的加持。作為緊密交織在一塊的客體，而非相對立的二元客體，它們在彼此的對話中發展起來。到了一九○○年，已有許多擁護帝國的思想理論家抱持民族主義信念，民族主義者不時在帝國的法定架構裡尋找政治性解決辦法。以文化差異觀為核心組織起來的民族主義團體，在帝國的許多政治機構、社會機構裡扮演關鍵角色。但這些團體在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裡舉足輕重，卻不必然在日常生活裡成為最受關注的焦點。人的基本文化權利似乎受到威脅（通常受到另一民族威脅）時，民族最受到看重。但在民族受到看重之前，民族主義者得解釋這些權利為何，得使它們與本地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得在它們受威脅時示警。
民族主義或許會在群體情境下挑起激情，一如在與十年一次人口普查有關的儀式性活動裡，或在投票日的那天。但一旦某重大活動結束，較日常的事務就會取得上位，民族主義的主角光環往往就會消退。民族主義團體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重點和節奏的影響，並非總是持久不墜。勸人以民族主義原則決定其經濟行為或教育目標，往往未能得到多少人響應。帝國公民間存在著語言、宗教、地域差異一事，並未決定帝國史的進程。單單這些差異也未創造出世界該由有權公平分享政治權力的各族群瓜分世界的觀念。對於二十世紀之初所有人都屬於特定族群或民族這一主張，我們必須將其中一部分視為民族主義行動主義者所完成之政治成果的產物。但此主張也是帝國的代理人為更有效治理其多樣的族群而將這些族群分類時，其分類方式的產物。
思索帝國的經驗
過去三十年，鑽研中歐史、東歐史的學者已修正（且往往徹底修正）公眾關於哈布斯堡帝國史的許多最堅信不疑的推定。他們不再把帝國視為十九世紀國際舞台上與時代脫節的東西，也不從簡單且不變的角度看待民族主義衝突。他們的專題論著針對地方或地區的現象提出令人振奮的解讀，尤以在他們將重點擺在帝國裡熱鬧的政治文化上時為然。帝國本身的多語言特性，促使鑽研哈布斯堡君主國歷史的學者採取超越民族、跨學科的別出心裁新方法研究帝國，使鑽研帝國的歷史學家成為歐洲史領域創新的翹楚。他們的著作也已開始使那些鑽研自稱為民族國家的歷史的學者，以更別出心裁的角度思考或許就隱身在民族同質性主張的表層底下的文化差異。但與此同時，只有寥寥幾位作者利用這些翻案著作，調整我們對哈布斯堡帝國整體的概括性論述。
在歐洲學界，哈布斯堡歷史已博得歷史研究領域的創新實驗室之名，但這消息甚晚才為學院內外非專攻此段歷史的人士所知。歐洲史、近代史的通論性專題論作，把該地區視為歐洲的一個異類角落，往往既因為該地區的社會裡存在諸多族群和宗教群體，也因為該地區問題叢生、常被歸類為「落後」的經濟發展。例如，連東尼．賈德（Tony Judt）這麼有見識的歷史學家，都會在一九九六年寫道：
經濟、文化重心的確有令人大呼驚奇的移動……但很少移到極遠的東方，從未移到維也納的另一邊。不管布拉格或維爾納（Vilna）曾有過轉瞬即逝如何輝煌的文明，它們從未像佛羅倫斯、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或維也納在不同時期那樣，在歐洲獨領風騷。
誠如彼得．布格（Peter Bugge）所指出的，賈德不只在其腦中的歐洲地圖上，把布拉格擺在維也納東邊（這是史學界共通的地理錯誤），他還推定讀者會暗自了解為何不該認為布拉格（或甚至維爾納）的歷史具有明確的歐洲特性。
歐洲歷史學家或許以較客觀唬人的經濟發展語言，表達他們對該地區與西方之差異的看法，或把這份差異局部歸因於冷戰的影響。此外，誠如數個學者所已闡明的，中歐、東歐被想像出來與西方的差異，往往有助於確證歐洲其他地方教人安心的常態。這股趨勢在寫於二○○○年代期間諸多談一次大戰的書裡特別清楚可見，其中有些書為紀念一次大戰爆發百年而寫。這些書幾乎個個沿襲傳統說法，以病態心態把哈布斯堡帝國說成是因為民族主義衝突而瀕臨瓦解的國家。
但我們也不該因此走上另一個極端，說中歐、東歐方方面面類似於歐洲其他地方。我們理解這個地區的歷史，諸如其機構和其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方面的發展時，毋寧應把它放在比較性的歐洲大環境裡，而非把它與歐洲大環境割裂開來。本書既強調哈布斯堡帝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相似之處，也凸顯該帝國在民族身分方面發前人所未發、在治理方面有嶄新做法的時刻。但一如每個歐洲國家，哈布斯堡帝國也發展出獨特的機構和習慣做法，從而使其歷史獨一無二。
最重要的，本書針對中歐、東歐之帝國的特性、發展、久久不墜的遺風立論。本書無意詳盡介紹哈布斯堡君主國的歷史。有些讀者或許無法在本書中找到他們特別感興趣之重要地區或事件的相關重要資料；其他讀者或許會遺憾於本書對外交政策和大國政治的討論不夠（外交政策和大國政治的確是哈布斯堡歷史裡兩個極重要的主題）。我之所以寫這本書，是為了替帝國的歷史翻案，欲論證帝國和其機構為何對那麼多人那麼重要如此之久，而非為了如百科全書般詳盡介紹帝國廣闊、多樣的歷史，因此，這樣的書有上述的缺陷，自是在所難免。但身為作者，我很清楚本書正文裡有哪些重大缺漏，清楚哪些事件略而不提（有些事件至關緊要、有些則或許能改變本書的論點），清楚撰寫綜合性著作時喜歡簡化。這本《哈布斯堡帝國》的寫成，受益於歷史學界同僚的精闢之作，尤其得益於他們欲將此地區的歷史書寫重點帶離民族身分問題的那份用心。但本書亦有其局限，即只能以來自某些地區的例子，而非來自所有地區的例子，來闡明其適用於帝國全境的論點。
自哈布斯堡君主國於一九一八年一次大戰結束時垮掉，民族身分敘述一直主宰該國的歷史書寫，而較少見到學者把帝國本身當成解讀的重點。例如，歷史學家伊斯特萬．迪克（István Deák）為了促使學者以較非民族導向、較社會導向的方式探討該地區，因此在一九六七年主張：「在奧匈君主國裡沒有獨大的民族，有獨大的階級、機構、利益團體、職業。」一九八○年代數個鑽研該地區且甚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沿襲這條思路。一九八○年，蓋里．柯恩（Gary Cohen）和約翰．博耶（John Boyer）出版了以布拉格、維也納的政治和社會為主題且甚具影響力的專題論著，在書中揚棄了民族身分在此地區占首要地位這一傳統假設。在柯恩的剖析裡，民族身分是受社會情況左右的因素，非出生時賦予或非由血統決定。民族認同感往往取決於推動那些認同的社會機構的有無，尤以在十九世紀布拉格的工人階級裡為然。博耶從選區政治的角度分析基督教社會主義在維也納的崛起，探究了更大範圍的意識形態建構和政治文化如何從特定居住區關注的事物，以及隨情勢演變而形成的同盟產生出來。
與此同時，奧地利學者格拉爾德．斯圖爾茨（Gerald Stourzh）和其數名學生所寫的深具影響力的專題論著，最值得注意的學生有埃米爾．布里克斯（Emil Brix）、漢內洛雷．布爾格（Hannelore Burger）、瑪利亞．庫爾茨（Maria Kurz），他們考察了哈布斯堡的帝國機構（例如學校、司法體系或奧地利人口普查機關），在管理與語言多元密切相關的實際問題時採取的管理方式。這些學者能由下而上，遊走於地方例子和帝國政局之間，有助於我們理解，雖有民族主義衝突發生於政黨、帝國機構這個層級，但這類衝突並非肇因於村子層級的民族主義衝突，從而使語言分歧的存在已以某種方式決定地區之社會關係與公共機構發展一說，少了說服力，因為許多針對局部地方的研究，他們反倒首度讓世人認識到行政上的習慣做法和帝國機構，如何深刻影響了民族主義者的作為。有人說，經濟落後或無法彌合的文化差異，使中歐、東歐有別於歐洲其他地方，而在冷戰快結束時，經濟學、人類學、政治科學、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也開始以更批判性的精神審視與經濟落後或文化差異有關的殘存假說，並已得出成果。
自一九九○年代晚期起，鑽研哈布斯堡君主國歷史的學者，往往開歐洲史學界風氣之先，發展出文化性、超越國家性或比較性的研究路徑，來質疑歷來建構出大部分西歐vs.東歐論述的某些最頑強二元概念，諸如：「公民民族身分」vs.「族群民族身分」、「已開發」vs.「落後」、「民主」vs.「威權」、「族群同質」vs.「族群多元」。他們的著作讓世人認識到，這些二元對立說，一旦拿得自當地社會的證據來驗證，大多站不住腳。如今，哈布斯堡歷史領域呈現令人驚嘆的創意和創新，一派欣欣向榮。
鑽研哈布斯堡君主國歷史的學者，其實已讓研究歐洲其他地區歷史的同僚，在該如何審視民族身分、多語並用、對民族冷漠以對之類主題，以及或許最重要的，在該如何審視他們的帝國、民族分類體系方面，獲益良多。但仍然教人覺得奇怪的，目前為止只有少許歷史學家和編輯團隊推出涵蓋範圍更廣、把帝國而非民族視為該地區發展動力來專門著墨的敘事性歷史著作。例如，奧地利科學院出版了《哈布斯堡君主國，一八四八至一九一八年》（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叢書，其中數卷以民族別來組織、建構它們的主題。維持這樣的模式，當然有其充分理由。直到晚近，歐美境內的歷史研究和訓練，仍主要按民族分類來組織，也就難以為一大型集體工程想像出有效的替代模式。
本書籲請歷史學家把帝國的共同經驗擺在首要位置，藉此使哈布斯堡帝國本身成為歷史研究的主題。本書探究十八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共有的帝國機構、行政上的習慣做法、文化計畫，如何有助於形塑帝國每個地區的社會。本書考察這些集體元素如何讓帝國每個角落的帝國公民，擁有跨越語言、教派、地域藩籬和時代區隔的經驗。甚至在哈布斯堡君主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正式消失之後，共有的帝國習慣做法仍繼續左右許多人對事物的看法，不管是對福利救濟金的看法，對徵兵的看法，還是對政治生活該如何運作這問題的看法。在帝國覆滅後繼起的諸國裡，聲名顯赫的民族主義政治人物，從捷克的托馬斯．馬薩里克（Thomas Masaryk, 1850-1937）到義大利的阿爾奇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 1881-1954）或南斯拉夫的安東．科羅謝茨（Anton Korošec, 1872-1940），也都深受他們身為帝國政治舞台要角時，對他們日後信念影響甚大的那段經驗影響。他們往往為他們的新國家採用了熟悉的法律、習慣做法、機構。但與此同時，他們高聲拒斥帝國的任何遺風，斥之為與民主、民族自決格格不入的東西。
隨著我們把目光更進一步移離如今主宰中歐、東歐地圖的民族國家，轉而以帝國作為探討主題，我們迫切需要新的大敘事，藉此以該敘事為核心，組織我們的研究成果。我們不需要單一的敘事，但的確需要大格局的替代性故事，以統合過去幾十年的新研究成果，創造出關於哈布斯堡帝國的新大敘事。如果我們繼續借助與這些新研究成果相牴觸的那些基本敘事，就不可能繼續要求歷史學者閱讀該研究成果並從中獲益。我希望透過本書提供一套替代性敘事，供我們以那些敘事為核心，組織我們的多變領域。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