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階級：二十一世紀階級論

名人推薦：林宗弘（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馬克思本人浩繁的著作中，並沒有清晰定義或測量過剝削與階級，這個任務直到美國社會學者Erik Olin Wright才有明確的進展，因此，本書作者Wright可說是新馬克思主義量化典範的奠基者。」──林宗弘

「他實踐並體現，社會學應肩負起『解放的社會科學』之艱鉅任務，求索叩問邁向更基進民主與平等的，『真實烏托邦』之另類可能。此外，他橫空而出創發的階級理論與實證研究，更是直接瞄...

第十二章　停滯與危機時代裡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
1. 試圖再創有利正向階級妥協的條件之策略
本文中我想探索的是沒那麼悲觀的劇情設定。在我的設定中，我們有可能為更強韌的正向階級妥協打造新的結構條件。創造這些條件必需落實政策，落實政策勢必需要進步意識形態的承諾。實際動員具備進步意識形態承諾的政治力，能有多大前景，這是困難的政治問題，非我能置喙。我處理的問題毋寧是，如果時勢允許，進步政治力可以落實哪些政策。倘若我在圖12.3的診斷不錯，階級妥協曲線的右峰是因為全球化和金融化釋放的力量而衰微，那麼我們需要的就是鼓勵在地生根的資本積累方式，以及對金融機構推行有效且民主的約制。
在地生根是什麼意思
談到「在地生根」問題的相關議題，Joel Rogers對他所謂「多產民主」（productive democracy，早先他稱作「王道資本主義」[high road capitalism]）的提案，是很有前景的思考方向。Rogers主張：比起拼全國經濟，集中心力處理駐泊在大都會區域的地區經濟更重要，尤其應專注地方政府（local state）建設地方公共財的職份，畢竟高生產力的經濟活動就靠這些地方公共財支撐。此處強調的是生產特別密集的、增進生產力的基礎建設，為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廠商創造深嵌地方的誘因：公共運輸、教育、研究園區、能源效率，不及備載。中小規模的廠商通常比較沒辦法四處移動，業主比較有可能在地方上有非關經濟的根系。潛在而言，充實的地方公共財對他們來說格外受用。
訓練和技能養成是這些地方公共財的一項關鍵元素，這是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廠商揮之不去、經典的集體行動問題（因為其他廠商提供的在職訓練會誘使廠商搭便車）。在此，強勢的工會可以設計訓練計畫、協調技能標準（這是技能可攜的精髓），擔綱特別有建設性的角色。專攻這類公共財的區域發展策略，以審議的方式解決跟上述公共財相關聯的問題，也將地方集體行動者（尤其工會）帶進來。這樣的區域發展策略，可望產生與扎根在地的資本作正向階級妥協的在地條件。
扎根在地方、高生產力的小型到中型企業或許會因為科技變遷，讓它們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生產變得更可行。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一項關鍵特徵是，生產與配銷的規模報酬強勁增長，讓大型企業因規模報酬陡升而享有競爭優勢。資訊時代的經濟活動所處的科技環境，經歷了深刻的轉型，顯著壓低了許多部門的規模報酬。試想出版：大型出版商仍舊重要，但出版[一本書]的單位成本，規模的影響遠小於十年前；隨著電子書進逼，這樣的情形格外明顯。製造業窮目可見的新科技，同樣指向規模報酬薄弱甚多的勢頭，原則上這會讓小型和中型的企業生產力更高，競爭力更強。由地方和區域公共財所擔保的多產民主，後勢可能會因為上述所有發展而看漲。
公共財當然需要稅收，但就有一種觀點是全球化大大侵蝕了國家的徵稅能力。按其論證，一加稅，資本就會遷走。據此質疑地方公共財不可行，似乎還比較有道理：假使提高地方稅賦作地方公共財的資金，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廠商會逕自撤離有課那些稅目的行政區。這類主張假定，課稅必然直接或間接提高資本家公司面臨的成本。特別是直接對利潤課徵的稅種，情況當然可能是如此，不過課稅原則上可以只是一種將工資勞動者的消費區分成私人消費和通過公共財集體消費的方式，幾乎不影響遵循資本主義規則廠商的利潤。工人接受工資被課高或低的稅賦，當然取決於工資勞動者之間團結的程度，以及他們對於稅收將確實挹注於上述公共財，有多大的信心。在地生根的多產資本主義需要創設地方公共財，因而創設公共財所受的稅賦限制不僅出於偏狹的經濟理由，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理由份量更重。
侷限金融
再談到金融化，這部份大抵有兩件事亟待完成。第一件是從滿頭滿腦的投機活動，將金融重新導向投資真實經濟。資本配置有[投機和投資真實經濟]這兩副面孔，往往很難一刀兩斷地劃開，但我敢說，投資[活動]跟真實經濟脫鉤，倒是會讓投資人的利益跟普通人的生活境況脫節，於是更不可能達成正向階級妥協。為了重新將金融導向真實經濟，國家要有能力對投資活動施加實質的限制，要做到這件事，至少需要阻礙資本的全球流動到一定程度。只要資本能輕鬆進出政治權威的轄區，這樣的管制勢必岌岌可危。這就關聯到第二項關鍵任務：重振國家的能力以有效管制金融，並確保能以民主的方式追究國家的責任。檯面上有許多提案是朝這個方向：拆散最大的幾個金融機構，既能削減它們操弄管制當局的權力，還能挫折它們的因為「大到不能倒」的地位而涉足超額風險的野心。[此外，]開誠布公地認可金融有其公共財的面向，以此為基礎，為公共與合作取向的金融機構（信用合作社、合作銀行、社區銀行），建立更活撥的部門。[還有]像托賓稅（Tobin tax）的新型態交易稅，以阻撓旨在投機的全球金融流動。
總而言之，有助於建立在地生根的多產民主、並以合乎民主的方式增加對金融的限制，這樣的公共政策有潛力把圖12.3的階級妥協曲線帶向圖12.4的黃金時代曲線。特別是其中妨礙金融力量的政策，肯定會遭到形形色色的菁英強力反對。不消說，問題就在於動員夠強、百折不撓的政治力量，來克服這樣的反對[勢力]。相同的政治－經濟結構發展當中，許多不利於階級妥協曲線者也削弱了人民民主力的威力。然而推動這些種類的公共政策，少不了人民的民主力量。
2. 鞏固非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的策略
推行政策以改變圖12.4所示之階級妥協曲線的各種條件，有其政治上的困難。因此，與其專注於對抗國家，不如探究有沒有可能[採行]某些策略，專注在市民社會和經濟本身當中建造替代方案，據以回應階級妥協的不利境況。在《真實烏托邦》裡，我分析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中心思想是：一切經濟體都是不同種類經濟關係所混成。我特別主張，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應視作資本家、國家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所混成。這樣的混成經濟有一個提綱挈領的描述叫「資本主義」，不啻意味著資本家這塊組件處於「支配」的地位。正向階級妥協這套想法，著眼於體系中資本家的動力所生成的力量關係和階級利益。增強經濟結構混成體中非資本家的面向，至少能實現一部分正向階級妥協的益處。那麼如何復興有機會妥協的境況？接下來四節將探索數個例子，茲為逼近問題的一種方式。
工人合作社
工人自有的合作社形式工廠因其性質，都扎根在一定的地理位置。這樣的工廠裡，業主也是員工，生活的地方對他們來說有一份利害關係在，因此創造對地方有利的經濟條件，支持促成這些條件的公共財，對他們來說是有深刻利益的。大多數既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工人合作社佔據的利基了不起只是區區一小塊（2015年，美國只有不到400個工人合作社），不過大型、成功的工人自有合作社也不乏事例，最有名的叫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這個群體有超過100位社員。
西班牙當前的經濟危機中，蒙德拉貢的表現比西班牙總體經濟狀況優秀，集團中只有一家合作社不得不解散。這項事實特別切合目前的題旨。解釋蒙德拉貢合作社面臨危機的韌性，會涉及許多議題，我特別注意到蒙德拉貢的結構裡一個交互貼補的體系，比較賺錢的合作社補貼比較不賺錢的，那麼景氣低迷的時期，交互貼補就起了緩衝的作用。合作社內的工人休戚與共，內部不平等的程度相對低，意謂工人間團結和執著的程度相當高。「我們全都在同一艘船上」的想法有現實根據，因此工人比較不會抗拒安穩撐過危機所需的共同犧牲。話說回來，合作社中有非會員的雇員，資遣這些雇員也有收效。
蒙德拉貢既為成功、多產、大規模的合作社複合體，讓我們了解到工人合作社未必會受限於小型、手作的工場，只能僻居經濟體一隅。別的不說，在經濟活動的許多領域裡資本密集度都在下降中（特別是因為數位科技的發展），生產形式模組化的可能性增加，許多部門裡，工人合作社的規模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小。鼓勵工人合作社的發展與擴張，會是促進資本積累的結構扎根在地的一種方式。
成立工人合作社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群人聚在一起，集體啟動一間本於合作社模式的公司；或者，一間已經成立、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公司的員工從業主手中買斷該公司的股份。後一種策略就特別切合的脈絡是，家族公司的所有人年事漸高，公司面臨繼承危機，偏偏家族年輕一代又無人想接管，這樣的情境下，員工買下公司就是選項之一。然而員工通常沒有足夠的存款買下公司，只好扛債，那麼公司的前景就被迫要背負沉重的包袱。在更廣泛的脈絡下，這個問題會因總體層次的經濟停滯而雪上加霜。
因此，有必要讓工人在集體的基礎上，不舉超額債務就能頂下公司。這樣一來，小型乃至中型的家族公司才能成功轉變成工人合作社，而不至於讓超額債務侵蝕公司未來的展望。這樣的支援也許有可能來自勞工運動。工會傳統上相對敵視工人合作社，將後者視為工人忠誠心的死對頭，不過這個立場近年來有些改變的徵兆。在美國，有一項創舉是建立由工會孵化並支持的合作社，人們日益稱之為「工會合作社」。朝這個方向跟進的一些初步實驗，可見於辛辛那提和其他幾座城市。在克里夫蘭，當地的工會支持市政府和其他大型公共機構所推行的、建立合作社群落的計畫。在巴西，工會對合作社的態度也普遍是支持的。工人合作社有潛力跟工人力量的集體組織相輔相成。在勞工運動仍舊相對強盛的地方，工會可以協助籌措員工買斷小型和中型公司所需的資本。
國家可以是轉變為合作社的過程中潛在的擔保來源，地方政府尤其合適。合作部門一經擴張，就能對就業和經濟的穩定產生強大的正外部性，所以地方甚或全國層級上，國家或許會發現到，專為[遵循資本主義規則的公司轉變為合作社]這個目的創建專門的獎掖制度，將大有裨益。新型財產權，包括國家合夥制度（partnership of state）以及合作社所有制（cooperative ownership）也可用來促進合作社生產方式活潑擴張。
倘若信貸市場失靈和合作社資本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經過一段時間後，合作社的數目就有可能增加，最終發展出緻密的合作社網絡、元合作社（合作社的合作社），以及其他可稱之為合作式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已經在區域的規模達成這樣的狀態。蒙德拉貢複合體內部有一系列制度裝置，增加了每個個別合作事業的生存能力，這些制度裝置包括專精研發和發展的組織、利潤較高對利潤較低的合作社交互貼補的程序，還有以合作式管理和網絡中各家公司的需求為取向的訓練與教育機構。緻密網絡中的合作社，聯結到這種由專門機構[組成]的分工精細的環境，得以在廣大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開闢一塊合作式市場經濟的飛地。
員工為大宗的員工持股計畫
員工持股計畫（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s）是一個混雜的格式，將資本家跟參與式民主的元素程度不一地結合起來。美國約有4000家公司的員工持股計畫是百分之百為員工所有。具備員工持股計畫的多數公司裡，員工僅擁有小額股份，其餘股份經常集中在管理階層手上，大公司尤其是如此。百分之百為員工所有的員工持股計畫，多半是相對小的公司。不同的員工持股計畫實際上的民主治理權也有出入，不過在百分之百員工持股的計畫中，員工確實能選舉公司的董事會（基於一股一票的原則）。無論如何，有高比例的員工是股東的員工持股計畫，會比傳統的資本家公司更加扎根在地。員工持股計畫可以是傳統資本家公司跟完全民主的工人合作社之間的過渡形式（雖然工人合作社有時也會轉變為員工持股計畫，這當然是有可能發生的），卻也能充當一種穩定的混種形式，連結實質的合作式市場經濟部門的發展。這塊經濟部門更能貢獻於修復民主的撐民國家。

第十二章　停滯與危機時代裡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
1. 試圖再創有利正向階級妥協的條件之策略
本文中我想探索的是沒那麼悲觀的劇情設定。在我的設定中，我們有可能為更強韌的正向階級妥協打造新的結構條件。創造這些條件必需落實政策，落實政策勢必需要進步意識形態的承諾。實際動員具備進步意識形態承諾的政治力，能有多大前景，這是困難的政治問題，非我能置喙。我處理的問題毋寧是，如果時勢允許，進步政治力可以落實哪些政策。倘若我在圖12.3的診斷不錯，階級妥協曲線的右峰是因為全球化和金融化釋放的力量而衰微，那麼我們需要的就是...

剝削與階級：Erik Olin Wright與新馬克思主義典範的核心概念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剝削與階級，作為馬克思與受其重大影響之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看似清晰實則模糊。受到時代的限制，馬克思本人浩繁的著作中，並沒有清晰定義或測量過剝削與階級，這個任務直到美國社會學者Erik Olin Wright才有明確的進展，因此，本書作者Wright可說是新馬克思主義量化典範的奠基者。

Wright是全球最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之一，2012年曾經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為所有會員上網投票普選出來的，筆者也每年參與投票。通常，學術成就備受肯定的公共知識份子，才能獲得多數會員青睞。Wright是近年來美國社會學界最活躍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學術貢獻有目共睹，獲選實至名歸。不幸的是，他在2018年驚傳罹患血癌，2019年1月23日在安寧照護與家人陪伴中過世，引起全球社會學界追悼。

在1994年編輯的《審問不平等》（Interrogating Inequality）一書中，Wright以「墜入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為題寫了一篇前言，在英文脈絡裡，「墜入」（fall-in）一詞通常用於感情或婚姻，Wright用這個詞形容他參與學生運動、走入學術界、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心路歷程，他與新馬克思主義質化研究的重要學者Michael Burawoy相知相惜的友誼，更是學界少見的一段佳話（Burawoy 2005[1979]；林宗弘2005）。

認識真實的學術巨人Wright

Wright曾經在1990年代主持三大跨國社會學研究計畫之一的階級比較計畫，將台灣納入分析比較的個案之一，與當時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許嘉猷（1994）、後來參與建立社會學研究所的蕭新煌（1994）、吳乃德（1994）等知名學者合作進行社會調查，並出版相關著作，這是他第一次訪台，據他後來說三天兩夜的旅程裡只到過中研院與台大等校，此間僅與幾位曾經教學過的台灣學生，如蔡淑玲、黃樹仁、黃敏雄與黃崇憲等保持聯繫，從這些優秀學者口中，我們知道Wright是一個愛家、照顧學生，積極參與左派運動，在學術立場上十分堅持、正直的學術人，更難得的是，2014年訪台經歷太陽花運動，讓他對台灣的公民社會建立深刻的情感認同。

我在2006年美國社會學會的年會當中，經由台大藍佩嘉教授、與當年度美國社會學會會長Michael Burawoy的介紹，在蒙特婁路邊一個咖啡桌認識了Wright，當時桌邊椅子不夠坐。Erik站起來跟我握手的時候，Michael故意去搶他的座椅，說我要你的階級位置，Erik說你才是會長，你這個支配階級幹嘛搶我位子，然後兩個人看起來很幼稚地拉扯椅子好一陣，等我們把椅子湊齊了，才坐下喝咖啡，感情之好令人印象深刻。後來，當我參與美國社會學會或國際社會學會時，總要去聽Wright真實烏托邦計劃的進展，我們也在北京清華大學沈原教授主持的演講中碰面，作為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發展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追隨者，或許讓他留下了一點印象。

2012年八月美國社會學會的理事長演講之後，我請Wright再次訪問台灣，他說願意，但時程必須排在一年半以後，結果決定在2014年3月26日訪台一週。然而當年3月17日午夜，學生與社運人士占領了立法院議場，開啟為期24天的太陽花學運。協助接待的台灣社會學會多位學者包括我皆參與部分活動，我們遂把其中一場占領威斯康辛州議會經驗的演講，改到學運決策小組的密會場所之一的台灣勞工陣線辦公室舉行，並且陪同Wright進入議場與學生對話。他意外地接受台灣近年來最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洗禮，群學版《真實烏托邦》序言詳細記錄了這段驚奇之旅，此後他便成為少數愛台灣的左派大師。

在2014年7月於日本橫濱舉辦的國際社會學會世界大會中，Wright受Burawoy之邀談真實烏托邦，卻花了相當多時間講他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令在場的台灣社會學者感動莫名。當時Burawoy私下笑稱他是「太陽花男孩」（Sunflower boy），相對於多年來，美國左派對中國共產黨或毛主義的幻想，或許Wright是旁觀者清，比我們更能體會太陽花運動的重要性。

2014年8月，我們在舊金山的美國社會學會相見，他仍然關注台灣學運與政治的後續發展，我與何明修教授則提到太陽花運動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激勵，以及可能的兩岸政治效應。當時，我們對社運局勢已經相當樂觀，沒想到一個月後便爆發了雨傘革命，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的重挫，以及2018年九合一選舉合併公投的保守反挫，更超乎預期。在選後情緒低迷的時刻，我聽聞Wright病情迅速惡化，透過網路給他留言打氣，不料一週後便聞噩耗。

捍衛剝削概念、重建階級分析
Wright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長期任職於全美頂尖的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他曾經是19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早年研究集中在階級分析，是結合博弈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除了在美國主要社會學期刊發表許多有關美國階級結構轉型的知名論文（例如Wright and Perrone 1977; 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and Cho 1992），其主要著作《階級》（Classes, 1985）與《階級很重要》（Class Counts, 1997）這兩本書，重構了階級剝削的理論分析，以及新中產階級的實證研究，在社會階層化領域樹立新馬克思主義的鮮明旗幟。

在社會階層文獻裡，Wright的最大成就是建立對中產階級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忽視或貶抑中產階級的存在，或是將其當成是一部分勞工階級錯誤意識之產物、或是沒落中的傳統技工行會與小業主的殘餘。Wright（1985）則認為中產階級是真正的階級（也可以是複數），其獨特之處在於該階級處於多重生產關係中之「矛盾的階級位置」：藉由資本之外的組織資產與技術資產所有權，中產階級既是被支配者也是支配者、既被剝削也剝削他人，並且獲得中等收入，因此其意識形態介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Wright（1997; 2000b）由此衍生出相關的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與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理論。

Wright的另一貢獻是確保「剝削」概念在社會階層研究中的關鍵地位（Wright 2005）。相對於未探討剝削與其在階級不平等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的新韋伯派社會學者（例如Erikson and Goldthrope 1992），Wright努力不懈地強調剝削的重要性（例如Wright 2000a; 2002），並且影響了Charles Tilly（1998）的分類不平等理論、後來的新涂爾幹派階級理論（例如Sørensen 1996; 2000; Grusky and Sørensen 1998; Grusky and Galescu 2005）、甚至是所謂的「創意階級」理論（Florida 2002），後續這些階級理論，都承認財產權所造成的剝削，是導致人類社會不平等的其中一種重要機制。本書集結了他的評論，包括對前述學者的同意與不同意之處，是對剝削概念非常完整的補充。

邁入新世紀的剝削之爭
相對於《階級很重要》（Class Counts, 1997）作為新中產階級經驗研究的總結，或是《真實烏托邦》作為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解放的方案，本書主要重申剝削作為社會不平等的關鍵機制。Wright所謂剝削，指的是利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造成的生產性資產之所有權，去獲取他人的生產剩餘。所有權指的是可用來建立互賴的生產之社會關係、並排除、佔有生產剩餘的一組權利與權力。

現實世界裡並非只有資本透過生產關係可以獲取他人的生產剩餘，權力不平等與隨之制度化的支配，或是組織資產所帶來的所有權，也就是政治經濟學所稱的壟斷，或是掌握技術能力、有些著作稱為人力資本或創意階級，也可以用來獲取他人的生產剩餘，Wright將剝削、支配、與知識視為多元的階級關係起源，並且將資本、組織與技術聯繫到資本主義、官僚化的國家社會主義與後工業的社會主義理念型，依此擴展出複雜的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分析。他所要吸納並對抗的理論典範，是以特權指數來進行連續評價的社會經濟地位派、以市場能力或關係來進行分析但不肯明白承認剝削的韋伯派、以社會排除（組織與技術壟斷）汲租來進行分析但不否認剝削的新涂爾幹派階級理論，最後，他也建設性地批評近來熱門的飄零族（precariat）（Standing 2011）、或《二十一世紀資本論》（Pikkety 2014）等相關著作，是否可以連結剝削與支配機制，總之，「剝削」構成了本書爭論的主軸。

本書更進一步，對其他社會學典範與大師，包括韋伯、歷史社會學界的巨人Charles Tilly與Michael Mann的著作進行批判，大師過招精彩萬分，對於釐清他們的核心觀點與理論背後的差異很有幫助。例如，Mann（1986）企圖建立跨時空的人類社會權力理論，將權力分為武裝、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四個向度，分析其集中、擴散與結盟的變化，其中階級是有意識的政治行動者。依據Wright對階級位置與結構的分析，他回應了Mann的意識形態與階級行動理論，認為客觀的階級位置與結構仍然是自為階級展開政治行動的基礎。Wright對Mann的批評，或許顯示他對歷史上階級鬥爭之重要性的堅持。

在Tilly（1998）的分類不平等理論中，認為剝削與機會獨享（opportunity hoarding）是導致分類不平等的重要機制，前者是指奪取他人的物質利益、後者是指保護自己人的生涯機會，這兩個機制的制度化與擴散，仰賴統治者競仿與被統治者的適應。表面上看，這個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差異不大，甚至把剝削機制從階級擴張到膚色、族群、性別、省籍、戶籍與殖民主義等各種分類不平等。最後，Tilly（2004）建立分類不平等機制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反饋到抗爭政治與民主化理論，分類不平等越是鞏固與惡化，抗爭越是暴力，而菁英與體制外抗爭者的社會網絡，越能穿透分類不平等的界線，越容易促成合作、引導政權走向開放與民主轉型。對Wright來說，膚色、族群或性別的不平等與生產關係的剝削是有可能剛好重合，但相關制度化的推論則有功能論的陰影。

未竟的志業：從國家理論到真實烏托邦

其實，Tilly的剝削定義，與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經濟決定論觀點，已經有相當大的差距，就歷史上來看，無論是透過武裝或資本，統治階級皆可獲取他人的剩餘，因此國家足以建構強制的剝削機制，例如南非種族主義政體或中國的戶籍制度。Wright本人很支持北歐的社會民主，後者依賴福利國家裡農民與工人結盟，在其階級理論中卻不包括國家與政體，對前資本主義農民的角色也相對忽視。例如，軍隊與國家公務員就沒有階級位置可以分類，這會導致毛澤東時代變成無階級的社會，中國的階級不平等卻是我最感興趣的議題。

這不代表他未深思此一議題。在Wright訪台期間，我針對他博士論文探討的國家理論私下探詢，他承認國家如另一他的友人Skocpol（1985）所言，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仍認為當時的後結構主義馬克思派結論、包括他與Fred Block認為國家是階級力量對比的集聚，是他能想到最好的理論觀點。他對階級與政治轉型沒有明確的觀點，雖然民主或獨裁的階級起源或後果，已經有大量文獻爭論（Moore 1966;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卻未能與客觀的階級分析連結。因此，本書當中Wright對Tilly的批判，最為後設與抽象，凸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在真實烏托邦裡，Wright跳脫先前的剝削與階級分析，大談公民社會與社會力如何制約國家與資本，在該書與本書最後又談到經濟轉型的淚之谷，同樣造成理論或認識論上的斷裂。或許，從幾位社會學大師的對立與自我矛盾之處，可以建構出一個更為普遍的剝削理論與階級分析。

Wright是個博學多聞而且有問必答的學術巨人，很不幸地，我們已經沒有機會繼續追問他有關國家、公民社會與資本的理論與實踐議題。幸運的是，群學出版社的劉鈐佑總編選擇將本書譯出紀念Wright，造福中文世界關注階級不平等與真實烏托邦的讀者，讓他的學術精神得以繼續傳承下去，願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對民主的信念，與我們同在。

剝削與階級：Erik Olin Wright與新馬克思主義典範的核心概念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剝削與階級，作為馬克思與受其重大影響之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看似清晰實則模糊。受到時代的限制，馬克思本人浩繁的著作中，並沒有清晰定義或測量過剝削與階級，這個任務直到美國社會學者Erik Olin Wright才有明確的進展，因此，本書作者Wright可說是新馬克思主義量化典範的奠基者。

Wright是全球最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之一，2012年曾經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為所有會員上網投票普選出來的，筆者也...

前言
本書彙編的文章是在一九九五年到二〇一五年間撰寫的，涵蓋三項宗旨。其一，針對在多種理論傳統下做研究的幾位作者，我詰問他們分析階級的取徑。其二，發展階級分析的一般框架，以利整合不同理論傳統的洞見。其三，分析當代資本主義下，階級衝突與階級妥協的問題。

第一項宗旨佔據本書大半章節。有一系列作者採不同方式釐清階級概念，我詳細探究他們作品中的理論議題：Max Weber、Charles Tilly、Aage Sørensen、Michael Mann、David Grusky和Kim Weeden、Thomas Piketty、Jan Pakulski，以及Malcolm Waters和Guy Standing。這些作者統統沒有採納馬克思主義的進路，其中有些人毫不掩飾對它的敵意，至於我自己研究階級的取向，則是牢牢抓穩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有些問題，採取馬克思主義的進路來考察，碰上非馬克思主義的作法，往往基本立場就戰得不可開交，兩邊都試圖駁倒對方的主張。在思想論爭的某些場合裡，把對手駁斥得體無完膚或許不算過分，不過我寫這批文章，目標是解明特定理論家的作品裡最有益、饒富興味的內容，而非大肆盤點其中的錯處。你可以說我這種批判強調長處，不專挑瑕疵。當然，一家之言哪裡交代不清，對什麼議題默不作聲，勢必要加以釐清，才能照見各家進路之間的重大差別，有時還能辨認出更嚴重的理論缺陷。只是這所有工夫總是為了琢磨珠玉、引以為用，而不是輕易把對立進路的想法棄如糟粕。

不問對立與否，從理論傳統篩出可貴的洞見納為己用，這是一種工夫；嘗試條分縷析，將那些洞見整合到更開闊的框架裡，那又另當別論。本書的第二大任務著落於此－－提出一般策略，整合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思潮的關鍵見解。跟我沉潛於同一批問題的人，提出的主張在理論層面與我有別，我建構概念的類型學來辨明箇中差異。這是我作研究的套路，完成這第二大任務的進路也脫胎於此。我舉個例子。早年我做過階級結構的經驗研究，用一套類型學，把幾種互斥的、界定階級的方式畫成樹枝圖，這是辨識承襲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有何特點的方式之一。

起先，我建構這種類型學，立意是在殊異的理論與概念間劃出清晰的分界線，繼而申明我偏好的選項有哪些好處。事過境遷，我愈來愈明白這樣的類型學有別種用途。不同理論關注的機制不一樣，理論的類型學既然能辨認不同機制，或許有可能用概括程度更高的分析框架，整合研究階級的不同進路，整合多少算多少，這個分析框架則會依據不同機制的相互關係來構築。殊異的進路除了相互競爭之外，說不定也有截長補短的餘地。

第一次將此法付諸實行，是在我主編的《階級研究的取徑》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書中。該書匯集六位社會學者的文章，出入不同的階級分析進路，我請供稿人撰寫一篇專文，細究其中一種階級分析作法的理論基礎。結論那章的標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階級是答案，那麼問題是什麼？」該文的基本思路是，不同路數的階級分析定錨在不同種類的問題中，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學者採取不同方式界定階級概念。該書最後一句話淡淡影射馬克思一處有名的段落，寫的是一個沒有階級區分的社會，在那裡，早上狩獵，下午釣魚，傍晚餵養牲畜，飯後從事批評，是有可能的：「你可以研究階級流動的時候師法韋伯，研究決定生活風格的階級因素時承襲布赫迪厄，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景從馬克思。」

順著這樣的邏輯，下一步就是嘗試把扣連這批不同問題的機制，整合成更周延的框架。本書中有三個章節採不同方式進行這項作業。第一章「從宏大典範之爭到實用主義的實在論」，原於二〇〇九年發表在《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建構了一個階級分析的整合模型。階級分析的傳統各有千秋，我主張它們都定泊於三組不同的因果機制叢集：階層化取徑從個體屬性和境況定義階級；韋伯學派的取徑從機會獨享（opportunity hoarding）的各種機制界定階級；馬克思主義取徑從剝削與支配的機制界定階級。該篇專文的任務是釐清這些主機制，接著嘗試將之整合進更廣闊的階級分析解釋模型中。整合的關鍵手法即是一系列圖表，我把扣連著個體屬性的微觀層次階級效應，跟在市場和生產中所處的階級位置產生的比較鉅觀的效應，通過圖表連結在一起。

本書起初的計畫中，一般分析框架只在第一章提出來。不料，我在撰寫為本書新作的專文，亦即第六章探討David Grusky和Kim Weeden的「微階級」（micro-classes） 作品時，第二種整合不同階級分析傳統的互補方式浮現了。對我來說，他們的分析帶給我很特別的挑戰。這兩位美國社會學者撰寫的一系列論文，經驗研究嚴謹，我十分欣賞，不過乍讀之下，我以為他們的研究跟階級分析幾乎不相干，因為他們的核心想法是，如果認定階級是生產系統中具有顯著因果效力的位置，那階級就該界定為精細的職業類別。兩位學者主張，對參與在經濟結構裡的人而言，這些類別對他們的生活意義重大，Grusky和Weeden稱之為「微階級」，以對比馬克思主義和韋伯式傳統的「大階級」（big classes）。言下之意，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會有成百甚至成千不同階級。

起先我未經推敲，就要回應Grusky和Weeden的主張誤用了「階級」一字。照此，我就該寫類似方法論的章節，探討字詞與概念的問題，可是本書的基本策略是要從多種進路中挖掘最實用的東西，這種論方法的章節顯得格格不入。於是，我試著把Grusky-Weeden的微階級概念架接到第一章闡發的框架，不料事與願違；我想方設法安置微階級概念，似乎事倍功半。再一次，我不禁考慮作這樣的主張：除了他們用的術語，Grusky和Weeden做的事情不屬於任何一種階級分析。要是把他們的作品請出階級分析的領域，我就毋需為事實所苦──事實是我千方百計提出一般綜論，Grusky和Weeden那套分析卻放不進來。我索性全盤打消該章節的念頭。

我在這個章節上耗了幾個星期，徒勞無功。然而，當我想起Robert Alford和Roger Friedland在他們寫的書《理論的力量：資本主義、國家與民主》（The Powers of Theory: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裡拆解國家與權力的分析框架，解法不期而至。Alford和Friedland在該書中使用了遊戲的隱喻，來區分權力與衝突的三個層級：在權力的系統（systemic）層級，人們為了要玩哪一種遊戲而衝突（資本主義相對於社會主義）；在權力的制度（institutional）層級，人們為了遊戲的規則而衝突（為了要哪一種資本主義而衝突）；在權力的情境（situational）層級，人們為了遊戲中如何出招而衝突（在固定的規則下，如何把利益實現得淋漓盡致）。我靈機一動，不妨將分析階級的不同進路，看成是把階級的定義定錨在權力與衝突的這幾個層級之一。那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就定義在系統層級；韋伯式的階級類別則定義在遊戲規則的制度層級；Grusky-Weeden的微階級模型則把階級專門定義在情境的層級，其中的招數不脫單一局遊戲的固定規則。第六章我會詳細檢驗這個遊戲隱喻，論證就先按下不表，要之，這番洞見總算讓我掌握開啟該章的鑰匙。於是，我得到第二套一般策略，能在一個更開闊的框架內連結階級分析的不同傳統，我將它寫進第六章的一段延伸討論裡。

還有一章談及連結不同階級分析進路的整合框架。Michael Mann用了一整群概念進行階級分析，我探討他的那一章就把這群概念分成三類：階級關係、階級區位和階級結構；階級結構化和階級形構；集體階級行動者。這三組中的第一組概念關注個體填充的結構位置；第二組談的是階級間社會關係的性質，此處的階級發軔於社群和社會網絡；第三組則聚焦於涉入鬥爭中、奠基於階級的組織。某些理論家堅持，階級猶如集體行動者那樣地存在，討論階級才有意義，Michael Mann就是其中一員；其他理論家幾乎只聚焦於階級的結構意義，還有一些人認為形塑階級的緻密互動，是令一個社會類別成為一個階級的必要條件。我的主張是，逐一考察這三組概念群之間的相互關係，才稱得上是成熟的階級分析。

談過階級概念的多樣意涵帶來的問題，探究過要怎麼把這些意義帶上同一陣線，我們要抬眼關注另一個問題。本書的第三個統括宗旨，是要如何理解當代資本主義下階級鬥爭的局勢和力量平衡這樣的鉅觀問題。探討這個問題的三個章節都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基本設定出發，繼而循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的模式，針對當代資本主義下制度境況的效應，以及力量的平衡，提出一套理解方式。在這幾章裡面，我的分析按照第六章提出的一般模型，以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方式，界定階級處於遊戲本身的系統層級。接著，我運用這個定義，探討階級鬥爭的不同局勢以及遊戲中的招數，前者是處於遊戲規則層級的問題。於是，本章讓讀者了解，我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擺在權力與衝突的系統層級，但要配置在解釋模型的其他層級，也是可行的。

Erik Olin Wright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
二〇一五年二月

前言
本書彙編的文章是在一九九五年到二〇一五年間撰寫的，涵蓋三項宗旨。其一，針對在多種理論傳統下做研究的幾位作者，我詰問他們分析階級的取徑。其二，發展階級分析的一般框架，以利整合不同理論傳統的洞見。其三，分析當代資本主義下，階級衝突與階級妥協的問題。

第一項宗旨佔據本書大半章節。有一系列作者採不同方式釐清階級概念，我詳細探究他們作品中的理論議題：Max Weber、Charles Tilly、Aage Sørensen、Michael Mann、David Grusky和Kim Weeden、Thomas Piketty、Jan Pakulski，以及Malcolm Waters和Guy Standing。這些作...

推薦序
剝削與階級：Erik Olin Wright與新馬克思主義典範的核心概念／林宗弘
階級理論之知識遠航：Erik Olin Wright／黃崇憲

前言

第一章　從宏大典範之爭到實用主義的實在論：邁向整合的階級分析

第一部分　階級分析的框架
第二章　韋伯的階級分析揮之不去的剝削概念
第三章　Charles Tilly《堅韌的不平等》的元理論基礎
第四章　階級、剝削與經濟租：反思Sørensen的〈為階級分析找更健全的基礎〉
第五章　Michael Mann的兩套階級分析框架

第二部分　21世紀的階級
第六章　職業即微階級：David Grusky和Kim Weeden如何重構階級分析
第七章　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講不清楚的階級
第八章　「階級之死」辯論
第九章　飄零族是階級嗎？

第三部分　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
第十章　牟利的約束：為誰牟利？
第十一章　工人階級的權力，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以及階級妥協
第十二章　停滯與危機時代裡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

鳴謝
註釋
索引

推薦序
剝削與階級：Erik Olin Wright與新馬克思主義典範的核心概念／林宗弘
階級理論之知識遠航：Erik Olin Wright／黃崇憲

前言

第一章　從宏大典範之爭到實用主義的實在論：邁向整合的階級分析

第一部分　階級分析的框架
第二章　韋伯的階級分析揮之不去的剝削概念
第三章　Charles Tilly《堅韌的不平等》的元理論基礎
第四章　階級、剝削與經濟租：反思Sørensen的〈為階級分析找更健全的基礎〉
第五章　Michael Mann的兩套階級分析框架

第二部分　21世紀的階級
第六章　職業即微階級：David Grusky和Kim Weeden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