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兮，雨雪霏霏
娉香吾愛：
你記得前年在南京燕子磯我們遇到的那個算命測字的瞎子嗎？他對我說，不久我將會遭逢一場劫難，但是又說，你不用害怕，這會過去的。他說，有一天當楊柳枝子打在你的肩頭上的時後，你就知道這場劫難快要結束了。當時我聽得莫名其妙，現在終於恍然大悟……
今天我在野外工地挑水，北方天寒，雖然時序已屆初春，溝渠裡水面還留著一層未化的冰。雪花又回來了，飄了一天一地。回程中經過一片樹林，突然，背上劈劈啪啪響了起來，抬頭一看，原來是一根根柳條兒應風吹起，刷在我背上，我猛然憶起那個瞎子說的話，心中好不欣喜……回營後接到最新消息，得知我們可能不久後會從勞改營釋放，改為還鄉開墾。
媽媽讀完信，激動得哭了起來。我和哥哥也抱著急切期待之心，等候著與父親重聚的日子早日來臨。
果然，又過了一兩個月後，父親終于獲得釋放了。
聽說遼瀋戰役之後，共軍在東北俘虜的國民黨軍超過三萬多人，外加倒戈的國軍，那總數就更多了。大概共軍軍方一時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備的處理俘虜的制度方案，暫時決定先發放一部份人回鄉落戶，待日後再另作調遣處置。父親就是在那種情況下獲得釋放的。尤其因為父親是屬於技術性的高級軍官，將來可能還有用到他的地方，目前姑且從寬處理。
父親年輕時讀的大學是一所很特別的大學，是當年馮德麟將軍年僅二十六歲的公子馮庸所創立的，大學名字就叫馮庸大學。據說他投了三百多萬銀元下去辦這大學。他的教育理念是培養道德純正、體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會技術、懂軍事的青年。父親便是第一期學生。當時正值日俄在東北一帶屢次挑釁騷擾。1929年俄寇侵犯綏芬河、滿洲里一帶，戰報頻頻。父親帶頭，發起了一項愛國運動，和其他馮庸大學的一批愛國青年一起，成立了一支殲俄義勇軍，武裝開赴前線。校長本人親任總指揮，父親被同學選為大隊長，於同年誓師北上。
雖然義勇軍並未正式參戰，然而總結此舉成果，對東北民心士氣確曾發揮莫大鼓舞與喚醒作用，尤其散播下九一八後東北義軍蓬勃的種子。
九一八事變之後，馮庸大學不幸遭日軍佔據。屆時，父親早已在黃埔軍校肄業。父親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黃埔軍校八期。因為他的英文程度特別好，旋即獲得留美深造機會，是當時首批赴美留學的青年軍人之一。因為父親在大學時主修機械工程，在美國維珍尼亞州的軍校裡他繼續專修汽車運輸及後勤。三年後於1937年畢業回國，立即加入了抗日戰爭的行列。
抗戰時期國民黨共有六個汽車兵團，父親是輜汽兵團的團長，並兼任西南公路運輸指揮官等職。當時白雨生將軍是第六戰區兵站總監，西南補給區的司令，是父親的上司。據說他深悉父親為人正直忠貞，又有魄力，並且很器重父親具有專業背景，因此對父親特別賞識。許多年後初到台灣之時，正因為有當年這一段前緣的關係，白將軍不惜一切，揷手相助，在一場幾乎致命的劫難中，救了父親一命。
因為父親在汽車運輸工程方面的專業背景，一九四八年他被派去瀋陽接管的正是一個與汽車有關的軍工廠。一九四八年國軍在東北節節敗退緊急撤離東北之際，不少政界及軍界的貪官汙吏混水摸魚，發國難財的大有人在，在兵荒馬亂的當口，變賣國家財物以飽私囊的官員比比皆是。這些人往往利用私人關係與權勢，紛紛搭乘一票難求的班機脫離現場，飛赴台灣。當時有不少民間傳言，說箱子裡裝滿了金條，使得部份班機因為超重而不得起飛，不論這類消息是不是經過渲染的謠言，也足以反映出一個事實-----這群達官要人貪婪之態全都在老百姓眼前暴露無遺。
父親為人一向最重操守，清廉嚴謹，為人稱道。此刻他身邊一個個上司同僚幾乎都走空了。他後來告訴我們說，當時他不能走，因為全廠的下屬沒有人走得了，他不能放下他們不顧。父親之未能及時脫逃，為他日後的命運佈下了不可測的陷阱。正因為他留守東北的時間比一般人長久，目睹到某些官員貪汙的實情，自然難免招人猜忌，唯恐父親日後舉報他們。這就為父親的前途潛伏下危險的因子。
一馬離了西涼界，不由人一陣陣淚灑胸懷。
青是山，綠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貴好一似孤雁歸來。
柳林下，栓戰馬，武家坡外。
著名京劇“武家坡”這段折子戲裡頭的唱詞，是小時候常聽爸爸在家裡哼哼唱唱的京劇唱段之一。爸爸唱的戲我聽得最熟的就是這齣全本叫“紅鬃烈馬”的戲，全劇分成好幾折，前面的一折是“平貴別窯”，講的是薛平貴上戰場之前與新婚妻子王寶釧辭別的一段。後面一折戲叫“武家坡”，是薛平貴在外作戰過了十八年後回家的那一段。好像爸爸每回開口哼的，不是“平貴別窯”，便是後面的“武家坡”這一段。
薛平貴被派去西涼打仗，一走便是十八年。待返鄉之時，當年的青年人已成了中年人。他單槍匹馬獨自回到故鄉武家坡前，此時不禁思潮澎湃，感慨萬千。思今撫昔，自然而然地“淚灑胸懷”了，京劇的唱詞就是這麼富有人情味，這段由西皮開頭，繼而轉為原板的調門，悠長沉緩，予人一分深厚的滄桑之感。
也許是爸爸會唱的戲不多，哼來哼去的老是那幾段，也許是爸爸下意識裡與薛平貴的身世有幾分認同吧。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每回聽到這段戲，父親的身影即刻會浮現在腦海中。父親的形象往往與戲中的老生形象融合為一：薛平貴就是父親；父親就是薛平貴。
爸爸的老生戲，和媽媽的時代流行歌曲，包羅了我幼年的整個音樂天地。母親的調子是輕盈的，女性化的，充滿著柳媚花豔柔情蜜意的浪漫氣息；父親的調子卻是沉重的，蒼涼的，充滿著歎息與無奈。這一歌一戲，湊巧與他倆的性格基調很是脗合，這是我過了很多年後才體會出來的。
一九四九年夏天解放後不久，有天接近黃昏的時候，晚飯還沒做好。我和哥哥在大門口玩彈珠，彈珠可是哥哥的拿手遊戲之一，還有乒乓也是，在學校裡個人乒乓比賽他拿過冠軍。玩起彈珠來，他幾乎百發百中。這時，只剩下最後一局了，哥哥手裡捏著最後一粒彈珠，眯著眼，瞄準牆角邊的另一顆，正全神灌注，要將指間的珠子彈出去，忽然，身後有個男人沙啞的聲音叫了聲“若林”，哥哥猛然回頭，先是一楞，臉色突然變了，他一聲不響，回頭就往樓上奔去，剩下我不知所措地呆立一旁。
這一臉長鬍子的男人，肩上搭了個布口袋，一身鄉下農人的裝束，灰布褂，頭戴斗笠。他的面色烏黑，好像給煙燻過似的。鬍子好長好長。 我愣在那兒呆呆的看著這個陌生人，忽然不自覺地叫了聲“爸爸”，手中捏著的彈珠撒了一地。
“若嵐啊，爸爸簡直不認得妳了。妳長得這麼高啦！”幾年前在南京火車站，我向他行軍禮，他把我一把抱起來的鏡頭，此刻快速地在腦子裡閃過。眼前這個像從煤礦裡爬出來的大鬍子男人，和那個英姿勃勃的軍官可沒法比啊！但是，我還是認出他來了，哪怕他再變，我也永遠會認得他，因為他是我爸爸。
父親的旅程
我們心裡早有準備，知道父親釋放後會南下來看我們，但沒想到他真的來了，來得這麼快，算起來從釋放到現在，前後不過兩個月左右。我們估計他先會在山東老家待上一陣子。那時候到處兵荒馬亂的，南方戰事結束不久，新政府尚未站穩腳跟，為了能全面掌控情勢，隨時隨地都會頒佈戒嚴令，各地旅人必須出示通行證，軍警人員到處星羅密佈，嚴密把關，見有形跡可疑人士，隨時收押拘留。交通經常中斷，車票更是難求。
爸爸也在信中預先告知媽媽要耐心等候，不要心急，他很難預測何時到得了臨海。至於他具體的行程，信上不便講得明白，大概也很難預先掌握規劃吧，便含含糊糊大而化之地一筆帶過。那時期郵件隨時都可能被檢查，多寫的話，只會增加暴光的機會。
父親被指定回鄉報到的地點是他的老家山東博興。博興在淄博以北三、四十哩的地方，是古代一個叫“菇”的小國的舊址。父親回到博興後，連一夜都沒逗留，當天天黑之後就又走了。父親說，如果當時不當機立斷，說走就走的話，他怕就永遠走不了了。事後父親對我們說過好幾遍：
“我媽媽是天下最偉大的媽媽”，父親啜了幾口茶，又道：
“她何嘗不想我多留幾天呢。我最初也還有點猶豫，心想，總該留一兩天陪陪她吧，不然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了，但是你奶奶卻堅決反對。她說：你一天都別留，過兩個鐘頭天稍稍暗下來你就走。村口那邊我已經關照過了，你只要照我教你的口令回應就得了。”那時候村口有十來歲的小毛頭站崗盯梢，大概都是少年先鋒隊的人。
“你奶奶事先早就準備好一切，她遞給我一個布包，裡頭放了幾個饃饃，一瓶冷開水，一點點蘿蔔乾花生米。包裡還放了兩雙草鞋，她吩咐我儘量步行，少搭車，減少檢查的風險，叫我儘量稱夜黑趕路，白天休息。我後來就是照著她的話，一路步行南下，沿著京滬鐵路走，偶爾搭個便車-----多半是牛車、私人貨車一類的交通工具。從沒坐過火車汽車。到了鎮江楊叔叔家，他堅持用他運貨的大卡車送我一程。從蘇北一直送我到浙北嘉興。我堅持叫他回去，怕碰上檢查，風險太大，怕連累了他。推了半天，他才終於回去了。”
“這個部下也真夠意思，省了我好大一段路，不然我可能會在路上病倒，或著半途被抓起來。到了他家的時候，我已經疲憊不堪，簡直走不動了。”
我想，難怪爸爸曬得這麼黑，像煤礦裡爬出來的礦工。他的一臉長鬍子怕是因為沒時間去理吧，一半也可能為了用來作掩護幸好一路上沒露出破綻，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臨海。
“爸，奶奶給你的饃饃吃完了之後怎麼辦？她有沒有給你錢再去買吃的東西？”小孩子總是第一個想起最現實最直接的問題。
“你奶奶早就被掃地出門啦，哪來的錢！她自己都吃不飽……”爸爸的聲音瘖瘂起來，吞咽下喉頭湧上來的一口氣之後才又繼續說下去：
“咱們家可以算是中上層的地主階級。鄉下土改，要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共產黨在很早以前就在他們佔領的陜北區域實行了------山東土改時，我們家被鬥得很慘。好在那時候我爹和我大哥都已經過世了，沒碰上這一劫，可是我二哥卻沒這麼幸運，他死得好慘。”說到這裡，爸爸臉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頭低了下去。
“唉，不說他了。你奶奶人緣還算不錯的，也還是落到個掃地出門------也就是說，家裡所有家產全被沒收充公，或給瓜分了，自己拿不到分文。奶奶從此跟著我姊姊勉強過日子。我姊姊原來是當修女的，共產黨來後，她還了俗，嫁了個工人。我的弟弟十來歲就到外地去了，聽說後來當了八路軍，不久前還托人捎了封信到家裡去。我有好多好多年沒見過他了。我還有個妹妹，還在山東種田，這次回鄉沒見到她。”
爸爸說到這裡，起身走到他放那個大布袋的地方，從袋裡摸出個牛皮紙信封，裡頭翻出了一張發黃了的黑白相片。上頭有個瘦癯的老太太，坐在一張太師椅上。人像後頭是畫著假山假水的佈景。這張相片大概是在太平時期照的。老太太一身深色棉襖褲，褲衩下蕩著一雙小腳，小腳空空蕩蕩地懸在那兒，著不了地。她的表情怪嚴肅的，和爸爸一般不苟言笑的樣子。不用爸爸說，我們大家都知道她是誰。看來這張舊照片已經跟著爸爸很多年，跑過很多地方。
這時我又想起方才問過的問題：
“你說奶奶沒錢給你買吃的，你後來一路上吃什麼呢？你有錢買東西吃嗎？”我總是愛刨根問底，一定要問個水落石出方肯甘休。
“說起這個來，那又話長了。你們記得前兩年前在南京有個常到家裡來的劉叔叔嗎？”
“記得，記得，那個年青軍官,”哥哥立刻回應，“就是那個老是笑嘻嘻的上尉軍需吧？他還跟我比賽過乒乓，發球特別快。”
“ 對了，就是他。他在瀋陽時在我廠裡，共產黨進了瀋陽，我和他同時被俘了。不過他比我早先釋放了一個月，他先回老家山海關那邊去了。我釋放後先到他家，本來預備和他一同走的，到他家後還住了一晚。他家還有個老母親，一時走不開，他說他必須先安頓好老母親才能啟程。於是我們相約等到我們到台灣歸隊之後再見面。我也只能由他這麼做。我知道這個人很機靈，他說隨後會設法去台灣。他說得到，應該也能做得到的。”
爸爸說到這兒停了下來，好像在搜索他的記憶筪，怕漏掉什麼，又好像在擔心劉叔叔走不了。
這兩天我時時盯著爸爸的臉，邊聽他講故事，漸漸對他不像從前那麼陌生害怕了。在他臉頰邊上一條嚴肅的弧線下邊，竟然讓我發現了一絲隱藏的暖意。他的眼神雖然依舊嚴肅認真，卻因為長久累積的緊張在神經略略鬆弛之後，終於泛出了微暈的光彩。他原有的蕭颯之氣，似乎逐漸融化為一絲難以察覺的憂傷。我們靜候著他講下去：
“這人硬是精明機靈。時局這樣亂糟糟，不知他怎地這樣神通廣大，居然還臨時弄到一筆錢。他把錢換成金子，又把金子弄成碎片，給我把金片片縫綴在內衣的下擺邊上，我後來一路上就靠這些金片片換錢買吃的，才熬過路上這兩個多月……”
“劉叔叔真可說是對我忠心耿耿。沒想到我當初培植的年青人，個個都這麼有良心，不容易啊！還有那個姓楊的部下，他也幫了大忙。他還答應將來到臨海來接你們，送你們到杭州去搭火車呢，夠意思吧！”
“唉，真是所謂的患難見真情。總希望將來大家還有團聚相見的一天囉！我也勸他跟你們一起走，但是他家有妻小，上有父母，下不了這個決心。目前他改了行，生意做得還不錯。”
至於劉叔叔，事實證明爸爸的推測沒錯，劉叔叔日後很快就來到了台灣，很快就恢復了原來的軍職。後來和一位台灣小姐結了婚。多年後他退了役之後，移民美國，在美國經營旅館，成績很不錯。他們夫婦還來西雅圖看望過我們。劉叔叔還和哥哥成了好朋友。
有關父親一路走過來的整個旅程，他說的很少，他跟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有限，一共僅僅兩天，哪里來得及述說呢。再說，我想爸爸也不願多說吧。那時徐蚌會戰才結束不久，南京、上海、杭州都相繼失守，到處都是逃難的人，都是傷兵，流離失所的人群……一路上所見到的那些屍鴻遍野、悚目驚心的場景，可能連他自己都承受不起，又如何來給孩子們講述呢。多年後在台灣，我們都已經在唸中學了，爸爸會偶爾提起一九四九年夏季這段驚險的旅程。往往講不了幾句，就會以一聲歎息作結語，或者說一聲“一言難盡”就帶過去了。大概他所見到的，他說不出口來。現實實在太過殘酷了。只聽他說了好幾次下面這句話：
“中國人不知受了什麼天譴！為什麼會悲慘到這個地步！”
當我大學畢業，想進神學院唸宗教哲學時，有些朋友及家人都覺得奇怪難解，爸爸卻長歎一聲，說：
“唸神學也好，看看能不能從中找到個答案。中國這個民族為什麼要受這麼多苦，中國人是作了什麼孽！”
後來我真的出國唸了兩年神學。不消說，我當然沒找到答案，而且恐怕永遠也找不到吧。想到六十年代著名歌手鮑伯迪侖的歌“隨風飄散”：
“這答案嚒，早已隨風飄散。”
不，不然，細思之下，其實並不是沒有答案，答案早就存在了。而且，受苦受難的也並不止於中國人。二戰之時納粹對待猶太人之殘酷令人怵然不說，事後俄國兵虐殺了百萬德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犯下的滔天大罪，僅僅是其中之一而已。古代東西方皆然，殺人屠城的事從沒斷過。天災固然可怕，而人禍造成的殘酷，更令人髮指。歸根結柢，這一切禍患的根源，宗教早已有了答案：基督教所說的“原罪”問題，佛教提出的因果論說法。但是人類何曾悔悟過？ 不知道人類的自作孽將要持續到何年何月？我常常想，不知上天對人類惡劣的所作所為還能容忍到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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