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身衣
KT88
早上九點，我準時來到了褐石小區的一幢公寓樓前。這個小區就在圓明園的東側，北邊緊挨著五環路的高架橋，因為轟動一時的「周良洛案」，它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裡，變得盡人皆知。不過，我還是第一次到這裡來。我給八號樓的一個客戶做了一臺KT88的電子管功放（真空管功率放大器，亦即膽機），用來推他剛買的阿卡佩拉書架箱（書架喇叭）。阿卡佩拉帶喇叭花的Campanile，在北京城並不罕見，開聲時高音單元閃著幽藍的弧光，有點神祕莫測；可新出廠的這款書架箱，我只是在發燒音響雜誌上見過照片。為了製作一臺足以與她相匹配的電子管功放，我沒日沒夜地幹了兩個星期。但說句實話，能不能推出好聲來，我心裡可是一點都沒把握。
秋已漸深，雨後的天空開始放晴。空氣的能見度很高，彷彿你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觸摸到圓明園探出院牆外的煙樹和百望山的寶塔。如果再下一、兩場霜，西山一帶的楓葉大概就要紅了吧。可我的心情，卻不像天氣那麼好。就在五分鐘之前，我接到了姊姊崔梨花打來的一個電話。姊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頭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今天早上，姊姊就開始尿血了。她的哭訴令人厭煩，我照例一聲不吭。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為我感覺到她的哭訴後面，藏有另外的隱情。果然，哭到後來，姊姊忽然就對我說出了下面這一段話：
「我實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吧。我也不想這樣。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憐可憐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電話中啞啞地向我喊叫，語調中既有哀求，也有憤怒。就好像用大頭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國，而是我似的。
我剛掛了電話，三單元的那扇防盜門就推開了。一個身穿灰色運動衫的女人，從門裡探出半個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門前的那輛泥跡斑斑的金盃車（商用休旅車）。最後，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還挺漂亮！」她隨口說道。
你可以把她的這句話理解為一種禮貌的讚歎，也可以當成一種淡淡的揶揄。
她說話的樣子有點像玉芬。臉型和身材也像。我忍不住多看了她兩眼，心裡就有些恍惚，也有點傷感。我費盡心思製作的這臺KT88，就擱在門前的水泥臺階上，它那銀灰色的機身，在早上清明的陽光下，熠熠發亮。
向我訂購這臺膽機的人，是她的丈夫。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國際音響展上認識他的，人很矜持，也有點膩歪。我只聽說他是一位教授，具體是研究什麼的，在哪所大學任教，我就說不上來了。他的主意一變再變。先是讓我給他做一臺EL34，機身差不多已經做出來了，他又打來電話，讓我將它改成功率更為強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線黯淡的餐廳裡，與一位朋友喝茶聊天。我抱著那臺沉重的KT88，經過他身邊的時候，他並未中止與朋友的談話，只是嚴肅地衝我微微頷首而已。據我跟教授們打交道的經歷，我發現凡是有學問的人，總能輕而易舉地讓你自慚形穢。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嘴唇上留著濃密的鬍子，看上去有點像恩格斯。
女主人還算熱情，她問我是願意喝茶還是咖啡。我說隨便，她就果然隨便了起來。稍後端來的，竟然是一杯橙汁。我在擺弄機器的時候，她就趴在長沙發的靠背上，一動不動地看著。她的樣子，怎麼看都有點像玉芬。
其實，我的工作很簡單：在機身上安上英國GEC的KT88電子管以及美國RCA的5u4整流管，然後測定一下它的工作電壓，再接上訊號線和喇叭線，就算完事了。我注意到，那對阿卡佩拉書架箱離牆近了一些，就問她能不能調整一下音箱的擺位。一般來說，揚聲器離牆太近，導向孔形成的反射和駐波，會讓低頻有些發悶，這是常識。還沒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廳裡忽然扭過頭來，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聲：
「別亂動！」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頭，笑著說：「就這樣吧。別管它。他從不讓人動他的東西。咱們，放首音樂來聽聽，怎麼樣？「不急，再等一會兒。電源剛接上，機器還沒有煲開。」
「呵，這麼複雜！」仍然是那種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釋，為了讓膽機發出好聽的聲音，預熱的時間一般不能少於二十分鐘，這是我的原則。她也是一位教師，在附近的體育大學教學生打排球。我簡單地打了個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熱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機器燒熱的這段時間中，我開始一張一張地翻看茶几上的那摞CD唱片。都是些過時的流行音樂。不是梅艷芳，就是張學友，當然還有蔡琴。其中大部分是盜版。我對客戶們的音樂趣味沒有什麼意見。你是喜歡文藝復興、巴洛克，還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藍調，甚至是錄音極其誇張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類的發燒碟，我一概都無所謂。可是，說實話，花上將近十五萬元，購置一對小小的阿卡佩拉書架箱，用來聽盜版的梅艷芳，多少有點不可思議。
同時，我也悲哀地意識到，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裡，耗費那麼多的心力來使這款功放盡善盡美，簡直有點自作多情。其實，若要聽這一類的玩意，你只需花上五百元，到海龍電子市場，配一對廉價的電腦音箱就足夠了。
當然，我什麼話都沒說，只是委婉地問她用什麼唱片來試音？女人說，她無所謂。反正他們家全部的「音樂」，都在這茶几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廳裡小聲地閒聊。一般來說，知識分子間的談話，你是很難聽得懂的。你聽不懂也沒啥奇怪的，但他們說話時那種鄭重其事的腔調和口吻，卻不由得你不著迷。那是一種能夠讓任何荒唐的觀點立刻變得入情入理的腔調。比如說，那個長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麼搞的，忽然就誇獎起慈禧太后來。他說：
「幸虧當年，慈禧太后貪污了海軍用來造軍艦的一筆款子，在西山腳下修建了頤和園。要不然，甲午硝煙一起，還不照樣他媽的灰飛煙滅？由此可見，貪污也不見得是一件壞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遠見。經她這一折騰，且不說為我們留下了一處世界文化遺產，單單是門票收入，一年下來是多少錢？我就住在頤和園的西南角，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騎自行車去園子裡轉轉，從南如意門進去，從北宮門出來。二十年下來，嗨，四季美景，怎麼都看不厭……」一聽他說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為之一振。我的曾祖父曾進宮給慈禧唱過戲，還得到過她老人家賞賜的兩匹綢緞。聽他這麼公開為慈禧翻案，我心裡著實挺受用——再說，我也很迷那個園子，尤其是玉帶橋附近的山水風光。只是近些年來，門票一漲再漲，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經有七、八年沒進去過了。關於慈禧，我祖父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聽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觀得多。他說，慈禧的精明過人，自然是不消說的，但這個人，卻沒有大的識見，也就是說，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聵，不過一庸常婦人罷了。她沒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際的歷史機遇，在選擇保大清，還是保國家這件事上，她悲劇性地選擇了前者，被人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一點都不冤枉。
聽罷「恩格斯」的一番高論，對面的那位教授頻頻點頭。可教授接下來的一番話，聽起來卻多少有點離譜。他表示很認同對方的看法。甚至，他認為連抗日戰爭也完全沒有必要打。如果在開戰之初就立刻繳械投降的話，少死幾千萬人不說，中國和日本聯起手來抗衡歐美，世界格局也許會發生重大變化。而且，他一直認為，和李鴻章、袁世凱一樣，汪精衛這個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應該重新評價，予以徹底平反。他還引用了一段珍珠港事變爆發時汪精衛所寫的日記。
他很喜歡用「不是嗎？」這樣一個反問句，來強化自己的觀點。好像一旦用了這個反問句，他那聳人聽聞的陳詞濫調，就會立刻變成真理似的。
雖說我不能算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雖說我一直不知道該如何去反駁教授的觀點，雖說我對知識分子一向尊敬，但聽了他剛才的那番論調，我心裡立刻就升起了一股無名火來，怎麼說呢？他的話讓我感到屈辱，就好像別人挖了你家祖墳似的，我很想過去與他爭辯一番。而且，更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他在大肆吹噓日本的「神道教」如何了得的時候，把「神祇」的「祇」竟然說成了「抵」。我雖然只念過一年電大，我的絕大部分文學知識，都來自於徐中玉先生主編的那本《大學語文》，也還知道那個字不讀「抵」，而應讀作「奇」的。
我拚命地克制住自己的衝動，從茶几上那堆垃圾中挑出了一盤《紅色娘子軍》，準備試音。可教授夫人忽然又問我，能不能換一張。她最喜歡劉德華。她告訴我，在二○○四年的工體演唱會上，她差一點就有機會跟劉德華握上手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便固執己見。但你可以想像，當「給我一杯忘情水」這樣輕佻的哼唱，從珍貴的阿卡佩拉揚聲器中發出來的時候，到底是怎樣的情形。
我渾身上下立刻起了一層雞皮疙瘩，心情也壞到了極點。
當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說劉德華就不能聽。可如今的情況是，人不分老幼男女，地不分南北東西，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聽劉德華。我就是把腦子想穿了，也搞不懂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世界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
《彼爾．金特》
你已經知道了，我是一個專門製作膽機的人。在北京，靠幹這個勾當為生的，加在一起不會超過二十個人。在目前的中國，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業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們，雖說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卻老死不相來往。既不互相挖牆腳，也不彼此吹捧，對於同行的技藝從不妄加評論，各自守著有限的一點兒客戶，聊以為生。這個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幾乎意識不到我們這夥人的存在。這倒也挺好。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來蔑視這個社會，躲在陰暗的角落裡，過著一種自得其樂的隱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歡「發燒友」這個稱謂。我不過是一個手藝人。說實在的，多年來，我心裡一直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現如今，論起手藝人的地位，已經與乞丐沒有多大區別。那些學問淵博的知識分子，對眼下這個社會的變化，也許能解釋得頭頭是道，可依我粗淺的觀點來看，這個社會的墮落，正是從蓄意踐踏手藝人開始的。
不過，說起我們這個行業，在上世紀九○年代中後期，也曾火爆過一陣子。
那時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國際音像展居然人潮湧動，門庭若市。你似乎很難理解，那麼多的巴哈迷、華格納迷、福特萬格勒迷，卡薩爾斯迷，到底是從哪兒鑽出來的。那時候，你與文人雅士們打交道，人人都以聽流行音樂為恥（坦率地說，這也有點過分）。即便大家都在談論古典音樂，你若是想要讓別人對你心懷敬意，甚至連貝多芬和莫札特都羞於出口。要談就談更為冷僻的泰勒曼、馬勒或者維奧蒂，哪像今天，居然連李宇春也聽得津津有味。
那時候，北京音樂臺的97.4調頻立體聲，還專門製作了一檔叫做「發燒門診部」的節目。每當節目播出時，我都會掩上房門，關掉電燈，讓自己完全浸沒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組裝的收音機收聽這個節目。那時，我還住在椿樹街的老房子裡。當那些奇妙的音樂從夜色中浮現出來的時候，整個世界突然安靜下來，變得異常神祕。就連養在搪瓷盆裡的那兩條小金魚，居然也會歡快地躍出水面，搖頭甩尾，發出「啵啵」的聲音。每當那個時候，你就會產生某種幻覺，誤以為自己就處於這個世界最隱祕的核心。
兩年後，我製作的膽機開始有了固定的客戶。我還被請到了北京音樂臺的錄音室，擔任過「硬件（硬體）醫生」一類的嘉賓。可是現在呢，不用說「發燒門診部」這檔節目早已無疾而終，假如你在開車時偶爾想從收音機裡聽一點古典音樂，簡直比中彩票還要難！不知為什麼，現在的節目主持人，似乎更熱衷於說話。他們一刻不停地說著廢話，還人為地弄出一些誇張的笑聲或掌聲來，就像在話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無聊透頂。
總而言之，九○年代的古典音樂氛圍，是今天的人難以想像的。我的妻子（當時還是女朋友）在河北職業技術學校讀中專，她曾經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過，在她們學校，每天廣播臺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葛利格《彼爾．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像，每天清晨從這樣一個旋律中醒來，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好吧，我現在不妨就來說說我的妻子。
和她相識的那會兒，我還不曾進入發燒器材這個行當。那時，我還在王府井的「同升和」賣鞋呢。玉芬第一次走進我鞋店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沒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張純潔而俏麗的臉，你每看它一眼，心裡都會被鋒利的刀片劃一下。怎麼說呢，有一種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衝動。她一連試了三、四雙皮鞋，都覺得不合適。既不買，也不走，一個人坐在試鞋的小皮凳上，哀聲歎氣。我暗暗地觀察了她好一陣子，眼看著門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來，遊人逐漸散去，成群的烏鴉在樹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時間，我心裡還惦記著去寬街給母親抓藥，只得朝她走過去，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對她說：
「能不能讓我看看你的腳？」
大凡人在遇到煩惱的時候，很容易受人暗示，聽人擺佈。她順從地仰起頭，看了我一眼，對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噘著嘴問我道：「你要看哪一隻？」
我說，隨便哪一隻都行啊。
她立即脫下了那雙飄馬運動鞋，甚至毫無必要地褪去了絲襪。我朝她的那只右腳瞥了一眼，轉身從貨架上取下兩雙鞋，供她挑選。她試了試，立刻就決定把兩雙都買了。那天臨走時，她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
她在西單和王府井的鞋店轉悠了一整天，千挑萬選，沒瞅見一雙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隨手為她挑了兩雙鞋，都那麼合腳，就像是專門為她訂做的一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也許是心情比較好的緣故，我一得意，接下來的回答，你還別說，聽上去怎麼都有點格言的味道：「一點都不奇怪。人總是在挑選不適合自己的東西。」
其實，從後來的事情來看，這句話根本不是什麼格言，反而有點像讖語。玉芬第二次來店裡買鞋，我就提出帶她去兒童劇院對面的全聚德吃晚飯。她居然同意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又約她一起看了場電影。她是一個特別隨和的人，隨和得有點讓人心裡發楚。關於這一點，我一直搞不懂是怎麼回事，就像是隔著一層霧在看她似的。在我們開始交往的頭兩年裡，我們從來沒有拌過嘴，她也從沒有為任何事情顯露出厲眼疾色。她這種人，彷彿就是為了一刻不停地贊同別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蔣頌平曾感慨說，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點「虎妞」的秉性。一不高興，隨時都會脫下鞋子來砸人。看來，這句話也不怎麼靠譜。我也曾帶玉芬去頌平那裡玩過一次。他對我的「好運氣」感到難以理解，甚至還有些憤怒。他當著我的面，站著跟玉芬說話時，身體都會不由自主地往前傾。
原來，還真有「為之傾倒」這回事啊。
九○年代末，我靠著給別人訂做膽機，慢慢積攢下來一筆錢。有了一點家底之後，我立即從「同升和」辭了職，在「超音波」租下一間門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響銷售公司，開始專門代理英國的「天朗」揚聲器。那時候，在北京的音響市場裡混，你想不賺錢都難。沒過多久，我就在上地東里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我覺得有足夠的底氣向玉芬求婚了，就帶她回家見我母親。實際上，是想讓母親為我感到驕傲。
母親當時已經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但說起話來，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帶到母親房裡晃了晃，就讓她去廚房幫姊姊做飯去了。我一個人待在母親床邊，有些得意地問她老人家，對我帶回家的這個兒媳婦是否滿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隻手捏了捏，笑道：
「這丫頭，賣相好。」
這句話我可不愛聽。什麼叫做「賣相好」？讓人聽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評價剛出欄的一窩小豬似的。過了半晌，母親喘了喘氣，又說了第二句話：「這丫頭，脾性好。要說人品呢，倒也還善良仁義。」
聽母親這麼說，我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滿心以為她是在誇玉芬呢，心裡的那個高興勁兒，嗨，就別提啦。可母親歪在床上，披著一件老棉襖，咳了半天之後，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兒，示意我坐下來，坐在她的手能搆得到的地方。誰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對我說：
「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見，就當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讓娘給你拿個主意呢，我勸你，最好不要跟她結婚。這丫頭，我替她細細地相了面，樣樣都好，可有一件，沒有定星盤。」
我問她，「定星盤」是什麼意思。她是江蘇鹽城人，說話時經常夾雜著一些方言，有點不太好懂。母親想了想，仍然笑著對我說：「這丫頭，就是有點水性風流。不好。說句難聽的話，你這個婆娘，有一多半是為別人娶的。咱們這樣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隨後還說了一句諺語：「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給逗樂了。
不過，那年國慶節我們成婚時，母親倒也沒說什麼。既不阻攔，也沒把不痛快掛在臉上。當姊姊領著新娘子走到她床邊，改口叫媽的時候，母親不僅高聲答應，還笑瞇瞇地強撐著要坐起來答禮。她把早就壓在枕頭底下的兩百元禮錢，鄭重其事地遞到玉芬的手中，還順勢摟了她一下。
母親的話被應驗，已經是四年以後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聲細氣地提出跟我離婚。她要離婚的理由，居然是和她們單位新來的一位主任「好上了」。我一個人在陽臺上抽了兩包菸，還是覺得有點接受不了，便去臥室將她推醒，低聲下氣地請她「再考慮考慮」。玉芬迷迷糊糊地睜開眼，沒頭沒腦地說了句：
「還考慮什麼呀？親愛的，我跟他已經那個了呀。」
我沒辦法，只好一個人走到廚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了個窟窿。
和玉芬鬧離婚的那些日子，母親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它的盡頭。左鄰右舍，包括她以前單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來勸她趕緊去醫院。母親死活不依，只是靜靜地望著她們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盤算。她知道，這一次住了院，說什麼也回不來了。另外，她也捨不得那點錢。最後，還是舅舅從老家鹽城趕了過來，好說歹說，這才把她送進了醫院。
在她從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爾也會到醫院去轉轉，象徵性地待個五、六分鐘。玉芬的紅杏出牆，搞得我心緒不佳。這一點，我姊姊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媽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著腳對我強調說。
我心平氣和地對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見我整天都虎著個臉，拿我也沒啥辦法。她每天晚上去醫院陪床，白天還要趕到石景山區的一家污水處理廠上班。那些日子，她眼睛總帶著黑邊兒，把自己弄得像隻烏眼雞似的。而我那姊夫，混蛋常保國，已經在親戚朋友中到處敗壞我的名聲了。
我也只好由他去。
我最後一次去醫院看母親，她正處於服藥後的昏睡之中。我不想驚擾她老人家休息，給姊姊遞了個眼色，在床邊站了一會兒，正要悄悄地拔腳離開，母親忽然睜開眼，把我叫住了。
她執意把姊姊打發回家，讓我一個人留下來陪她一晚。
「就一晚。好不好？」她嬉皮笑臉地對我說。
我自然也沒什麼話好講。
不過，我在她床邊熬了一宿，似乎沒有多大必要。她能夠保持清醒的時間，實在是少得可憐。在她醒來的時候，她總是讓我幫她側過身來，以便她的眼睛能一刻不離地看著我。說實話，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母親本來就個子矮小，生了病，身子又瘦了一圈，看上去怪可憐的。偶爾，她會抓過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摩娑一番，臉色十分沉靜，始終都帶著一絲笑意。她積攢了一個晚上的力氣，到了天快亮時，終於跟我說了一大堆話。
我記得母親死去的那家醫院，好像緊挨著部隊的一個兵營。因為天色將曉時，我能清楚地聽到附近營房裡傳來的起床號。當然不是《彼爾．金特》。母親說，她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也許是今天，也許是明天。現在她不想別的，能多看我一眼是一眼。經她這麼一說，我心裡也是挺難受的。她已經從姊姊的口中，得知了我和玉芬離婚的事。她沒有責怪我當初沒聽她的話，而是淡淡地對我道：「當初我就勸你不要跟她結婚，可是的？你不聽，我也沒多話。遇到那麼一個從畫上走下來的俏丫頭，你心心念念都在她身上，我不是看不出來。我要硬是從中阻攔，你這小身子骨，怕也受不了。我心裡說，也罷，先結了再說吧。不行咱就離，離了找個人再結就是了。俗話說，天無絕人之路。有時候，你眼看著自己熬不過去了，把心一橫，硬著頭皮一頂，也就過去了。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同你說，你也不要不愛聽，這世上，人人都該派有一個老婆，天造地設的，命中注定的。不是玉芬，而是另一個人。她在什麼地方呢？我也不曉得，你倒也不用打著燈籠，滿世界地去找她。緣分不到，找也沒用。緣分到了，她自己就會走到你的面前，跟你生兒育女。不是我迷信，你將來看著好了，一定會是這樣。放寬心，到時候你就知道了。你一見到她，心裡就馬上會想，哦，就是這個人… …」我打斷了母親的話，對她道：「您還別說，我當年見到玉芬時，心裡就是這麼想的呀。」
母親笑了笑，伸出舌頭，舔了舔乾裂的嘴唇：「你這是鬼迷心竅！」
「萬一我以後遇到命中注定的那個女人，沒把她認出來，怎麼辦呢？」我又問。
母親想了想，忽然就流下了兩行濁淚，半天才道：「你這孩子，真是傻呀！要不要到時候，我託個夢給你？」
在屋外沙沙的雨聲中，母親把一張銀行的定期存單，默默地塞到我手裡，讓我的手攥成一個拳頭。她雙手抱著我的拳頭，使勁地捏了捏。她這輩子積攢下來的錢，都在這兒了。她囑咐我，這事千萬不能叫梨花他們知道。
在母親的葬禮上，我一滴眼淚都沒流。我心裡也很苦，可就是哭不出來。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麼問題。常保國他們在告別廳裡大呼小叫，哭聲震天，可我哭不出來。我心裡懷著一個鬼胎，一直在琢磨這樣一個問題：要不要將存單的事告訴梨花。我其實並不十分看重母親留下的那兩萬七千塊錢，而是擔心一旦告訴梨花真相，梨花和保國他們會怎麼想，我有點吃不準。母親生病後，一直是由梨花負責照料的。她在臨終前夕，忽然把梨花支走，將這張存單交到我的手中，姊姊和姊夫會不會在葬禮上當場翻臉？我吃不準。
玉芬跟我離婚後，我就從上地東里搬了出來，暫時借居在姊姊石景山的一套閒置的公寓房中。房子很新，那是她不久前申請下來的經濟適用房。搬進去不久，我就發現，客廳的北牆裂開了一個大口子。夏天倒是挺涼快的，可到了冬天，我用完了三大卷膠帶，也沒能擋住從裂縫中灌進來的風沙。我和姊姊找到有關部門鬧了一次，人家哈哈一笑，說，地面沉降導致的牆面裂縫，是世界級難題，就把我們給打發走了。不過，也許正因為房子裂了口，漏風，姊姊和常保國才會把家搬到椿樹街的老房子裡。我心裡暗暗地想：你還別說，縱貫客廳牆面的這個大口子，裂得還正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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