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燕

名人推薦：【真心推薦】
簡靜惠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陳芳明 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黃淑嫻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專文導讀】
須文蔚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過去」有多少的故事發生？「過去」又有著多少心靈的阻隔與高牆？一個遍體鱗傷的人是否可以平靜地繼續生活下去？又將以什麼樣的方式得到救贖？張翎的新書《勞燕》以戰爭為背景，獻給所有經歷苦難，卻能不折不撓勇敢活下去的女人。
─...

臺灣版代序
飛往玉壺的《勞燕》

二○一七年元旦，我在三亞跨年。陽台外邊的那個夜空廣囊、沉藍，煙花在上面劃出一道道絢麗的圖案。在喧天的爆竹聲中，我見證了舊年和新年的最後交接。那一刻我感覺前所未有的孤單，不僅僅因為我在獨自度過這個一年中極為重要的日子，而且還因為我的心很空。那一刻即使置我於萬人之中，我依舊是孑然一身。我知道這是病。就是這種無法從病理學上找到原因、因而也沒有良方可治的病，把一個好好的人折磨成一個作家。
那天，我劃下了《勞燕》的最後一個標點，然後把稿子發給了《收穫》雜誌社。隨著電郵發送時那「嗖」的一聲，一股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充盈著我的精神氣血和五臟六腑的強烈情緒，突兀地離開了我的身體。其實到今天我也無法準確地描述那股情緒到底是什麼，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從《勞燕》的開篇到末尾，那股情緒一直都遊走在每一個字中間。
那個夜晚我在房間裡踱來踱去，不停地開合著冰箱，消耗著一些入口卻不知滋味的食品。電視裡的歡慶節目在我的耳中是一團沒有意義的噪音，我完全無所事事。我被一種類似於失衡，或者失重的感覺狙擊。我這才意識到，《勞燕》已經將我掏空。
時值元旦假期，和所有人一樣，《收穫》的責編王彪也在休假，我不指望他會在短時間之內回信。雖然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一直感受得到《勞燕》的氣勢，但當我決定把它交給《收穫》的時候，我依舊忐忑不安。在前面的兩年中，我遭遇了幾次對我來說很是意外的退稿。一部中篇在二審通過、已收到刊發通知的情況下，被一家知名的文學期刊槍斃。另一部長篇小說乾脆沒有通過一審。對一個已經過了掙扎階段的作家來說，這兩次相隔很近的退稿經歷，帶給我的心理創傷遠比我想像得要深。不過，回顧我的一生，似乎總是在過著一種帶著傷疤行走的日子，我很少有時間顧影自憐，所以我依舊決定把《勞燕》送給《收穫》，並且做好了接受再一輪退稿的心理準備。
四天以後，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了王彪的回信。他說他一口氣看完了書稿，覺得無論在視野還是在氣勢上，《勞燕》都是我「近年最好的作品之一」。緊接著，《收穫》總編程永新先生給我來信，說他被這部小說「一瀉千里」的敘事風格震撼。他們決定撤下已經排好的下一期內容，立刻換上《勞燕》。
在之後的幾天裡，我一直處於略感暈眩的狀態。從這兩位閱稿無數眼界極為苛刻的文學大老嘴裡掏出幾句好話，真的很難。儘管寫了無數的小說，平生卻是第一次，我的長篇小說首發在《收穫》的正刊上。後來王彪告訴我：《勞燕》破了《收穫》有史以來的發稿速度紀錄。
二○一七年七月底，在《收穫》首發四個月之後，《勞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單行本。幾個月裡，《勞燕》進入了包括新浪年度十大好書、第二屆中國長篇小說年度金榜、中國小說學會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當代》年度最佳長篇小說、《收穫》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書香羊城年度文學類十大好書等十幾個榜單。儘管我在書寫《勞燕》的過程中完全沒有期待過這個結果，但對於一個多年孤獨寫作的作家來說，榜單像是貧窮年代裡的糖果，帶給我一種意外的欣喜。我充滿感恩。
《勞燕》緣起於一個叫玉壺的地名。玉壺地處浙江南部，曾歸溫州市瑞安縣（即現在的瑞安市）管轄，後又歸屬文成。玉壺很小，即使在繪製得最為精細的中國地圖上，你也不會找到關於它的任何標注。對絕大部分人來說，它是一個陌生的地名。即使像我這樣一個幾乎可以用「地地道道」來形容的溫州人，我也從未意識到它的存在──直到近年。在我極其有限的地理和行政建制知識結構裡，我至今也沒明白它到底該稱為鄉，還是鎮，抑或是村。
最終把我帶入玉壺的，是兩股力量，一股來自腦子，一股來自腿腳，而我的腦子是先於我的腿腳抵達玉壺的。在幾本由參與過祕密援華使命的美國退役海軍軍官書寫的回憶錄中，我偶然發現了玉壺這個名字。我的心在那一瞬間停跳了幾秒鐘，我的震驚幾乎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我完全沒想到那個離溫州市區只有一百三十公里、當年閉塞到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曾經和那場慘烈的抗戰有過如此密切的聯繫──它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第八訓練營的所在地。我說的那個「當年」，是指七十多年前。「七十年是個什麼概念？對一隻採蜜季節的工蜂來說，是五百六十多輩子；對一頭犁田的水牛來說，可能是三生──假若牠沒有被過早屠宰的話；對一個人來說，幾乎是整整一世；而在歷史書籍裡，大概只是幾個段落。」
七十年後的今天，中美合作所在抗戰中所起的作用，終於在撲朔迷離的史料的覆蓋之下以理性和客觀的姿勢漸漸凸顯──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七十多年前，那個恪守著千年傳統秩序、按著比時間慢半拍的節奏勞作著的村落，竟然遭受過美國生活方式的突兀震盪。這樣的震盪到底會留下什麼樣的痕跡？我，不，我是說我的腦子，就是在那時邁出了前往玉壺的第一步。我開始在類似的史料中摸索著通往玉壺的路，慢慢地勾勒著玉壺山水田地民居民情的輪廓。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輪廓漸漸清晰起來，等候著我的腿腳來印證，抑或說，顛覆。
就在我發現玉壺這個名字的第二年，在一個陽光很好的初春早晨，我的腿腳終於尾隨著我的腦子踏上了玉壺的土地。引領我的是一群關愛抗戰老兵志願隊的隊員，他們為我詳盡地安排了一天的行程。那一帶零散地居住著一些國軍抗戰老兵，都已年逾九十，大多生活貧寒，對自身的經歷噤若寒蟬，有些子女甚至絲毫不知曉自己的父親曾經浴血沙場。志願隊的義工們長年跋山涉水，在被歷史遺忘了的角落裡千辛萬苦地尋找著這些人，傾倒著自己的時間精力腰包和情感，做著一些本該是另外一些人做的事，同時也在清減著本不該由他們擔負的沉重良心。
我的朋友們事先安排了三位當年中美合作所訓練營的老學員和我見面。我們在老兵的家中做客，坐在硬木板凳上喝茶聊天。在頭頂垂掛下來的舊衣服、半空拉著的舊電線、屋角堆放的雜亂物件的重重包圍之中，我盡可能地將自己的體積縮小，為同行的人留出空間。過道很窄，光線灰暗，圍觀的人把空氣擠得很緊。我們的對話在斷斷續續地艱難地進行著，負疚和羞恥使得我有些口吃和呼吸不暢──捅開結了痂的創口攝取我所需的小說靈感，我覺得我的行徑無異於市井盜賊。
談話在越來越多的圍觀者的注視之下失去了私密性，我發現我的專注度在漸漸流失。幸好，午餐的時間到了。簡單的午餐之後，我們一行朝訓練營舊址出發。就在我們準備離開餐館時，一位老兵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折疊得很平整的百元紙幣──顯然是一早就準備好了的，塞給作東的當地政府官員，算是午餐的費用。這位老兵家境極為貧寒，沒有兒女，和久病的老妻相依為命，靠一小片甌柑樹林所結出的果實為生。他掏出錢來的時候，姿勢挺直得幾乎像在敬禮，目光中有一絲理所當然的執拗，讓我無法不聯想起七十年前他所在的部隊的軍紀──一個人年輕時所經歷的嚴苛模塑，是可以被漫長的時間拉扯成行為慣性的。當然，沒有人會接受那張被他捏出汗來的紙幣。
通往舊址的山路和大多數江南農村的山路相似，彎彎曲曲的泥土小徑，混雜著幾級上下坡時派上用場的長條石板。我的腳步不由自主地放得很輕，因為我害怕碾碎七十年前遺留的腳印。那會是些什麼樣的腳印？美國教官的軍靴？中國士兵的布鞋？鄉村農人的草鞋？放牛娃子的赤腳？抑或是從駝峰航線運送過來的軍犬的爪印？據說這裡的孩子至今還能在路邊撿拾到七十年前打靶訓練時飛落的子彈殼。記憶有生命，能活過一代又一代人。記憶也有神經，記憶能感受到疼。所以那天我的腳不敢放肆。
這一帶的建築物和所有中國城鄉的建築物一樣，在近幾十年裡都遭受了無數輪的拆、改、建，早已面目全非。舊式平房和院落在漸漸消失，取代它們的是一些鋪著馬賽克和灰泥面的矮樓。訓練營的部分舊址還在，包括傳聞中的美國教官宿舍，和由一塊省文物保護石碑所確定的中國學員宿舍。傳說中的美國教官宿舍（如今已無法確證）是一座兩層的磚樓──在當年它肯定只是平房，正面和側面、底層和二層之間的不同磚質昭彰地顯示著年代的斷層。沿著後來的水泥板樓梯走入加蓋的二層樓房，狹窄的走廊兩邊是相挨得很近的小房間。那排房間肯定沒有見識過戰爭，只有底層老房牆面上已經開始風化的舊磚和磚縫之間順著水跡蔓延生出的青苔，說不定在當年見過那幾個也許叫約翰也許叫比爾也許叫史蒂夫的美國年輕人。樓很空，我沒遇見任何人，只有欄杆上搭著的一條髒兮兮的被子，暗示著這裡可能還住著人。
中國學員宿舍的舊址也經過了拆改，但大體原貌還在。歲月像風，看不見，看得見的只是風走過之後留下的痕跡。這座嘉慶年間建造的、當年在這一方當屬首屈一指的深宅大院，如今很是老舊頹敗了。三位老人都是第一次重回故地。其實，這三位老人中有一位也是第一次與他的戰友們重聚，儘管他們的居住地相隔不遠。當年的訓練營都是就近招生，以避免方言造成的溝通阻隔。咫尺竟然演繹為天涯，現在是因為年事已高不愛走動的原因，而在先前卻是因為驚魂未定的心境。我注意到了他們並沒有詢問這些年裡彼此的境遇。也許是傷痛的記憶具有強悍的慣性，也許是當年鐵一般的軍紀在三分之二個世紀之後依舊頑強地把守著他們情緒之門，在跨過那道記錄著他們鐵血青春的院門時，他們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那一刻，失態的是我。風撫過我的臉頰時我隱隱感覺到刺癢，拿手一抹，才醒悟那是淚水。
他們終於跨過那道門檻，站到了院中。「那個常來這裡的小姑娘阿紅，不知現在怎麼樣了？」片刻的沉默之後，一位老人說。有樣東西在我的心中攪動了一下──那是作家的好奇心。這個「阿紅」是誰？是他們的洗衣女？幹雜活的小幫手？買菜送貨的鄰家女？她的到來曾經給這群由於承擔祕密使命而幾乎與世隔絕的年輕男人們帶來過什麼樣的光亮和色彩？她如今還健在嗎？她後來的命運如何？
那天我並沒有找到答案。後來也沒有。我只是驚詫七十年堆積的厚實塵土，刨下去的第一個缺口竟然不是關於硝煙戰場和死亡，而是關於一個年輕女子的。我想起了多年前一部電影的名字：《戰爭讓女人走開》。其實，世上沒有什麼東西能讓女人走開。災難不能，病痛不能，戰爭也不能，因為女人是住在男人心裡的。只要男人活著，男人還有心，女人是永遠無法真正離開的。
在那個攤晒著鹹菜蘿蔔條、堆滿了柴捆雜物的院落裡，三位老人的感官觸角慢慢地打開了，開始穿透陌生物件的重重遮掩，絲絲縷縷地探尋著熟悉的舊跡。這是那個池塘嗎，怎麼這麼小了？那是全體集合開飯的道坦（溫州方言：院子裡的空地）嗎？那條樓梯還是老的吧，踩上去怎麼有這麼大的響聲？那是我們打通鋪的大房間吧？開隊務會的那間屋子在哪裡？……我聽見他們在彼此詢問探討著，試圖證實或推翻他人的猜測。此時的記憶裡已經有了質地和紋理。
聽見響動，院子裡的居民紛紛從屋裡走出來。一個上了年紀卻依舊面色紅潤聲如洪鐘的男人衝出來，激動地拉住了一位老兵的手：「我記得，你們。我阿爸是給你們燒火煮飯的伙伕。那年我七歲。」他語無倫次地說。時光的輪子咔嚓一聲停住了步子，一個七歲孩童的面容，在三位老人的目光中浮現出朦朧的輪廓。他們紋絲不動的臉上裂開了一條縫，有東西從裡邊絲絲地滲出──那是情緒的蛛絲馬跡，我看見他們的皺紋鬆了。
從那個大院走出來，我們一行又探訪了一位當年美國教官的幫廚、一名接受過美國軍醫的乳腺腫瘤切除手術的婦人、幾個美國教官住處附近的舊鄰舍──他們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每個人都有獨屬於自己的記憶，有的重合，有的相近，有的相互矛盾，卻無一例外地生動。那天我的筆錄既豐富多彩又雜亂無章，像漫天的飛塵。但我並不擔憂。我知道假以時日，假以幾段完整而放鬆的睡眠，這些飛塵將會逐漸落地，堆積成一些當時我尚無法預見的形狀。
和三位老人們告別，已經是傍晚時分。太陽跟隨了我們一天，已經漸漸顯出倦意。老人們的腳步緩慢而堅實，穿著軍綠色棉背心的背影有些佝僂，卻依稀能看出支撐著身體的那根骨頭。背心是志願隊的義工們贈送給他們的禮物，上面印著的「抗戰老兵，民族脊梁」的字眼，隨著他們身體的動作，在山野的餘暉中忽高忽低地晃動。
就這樣，我的腦子和腿腳兵分兩路，經過許多迂迴輾轉，終於在那個風和日麗的春日會合於玉壺。那兩路各自為政的兵馬，在玉壺的鄉野中發生了驚天動地的碰撞。那場碰撞到底留下了什麼樣的內傷，我身陷其間無從鑑別，讀者大概只能在《勞燕》中尋找端倪。
《勞燕》在大陸出版之後，我曾在多所大學校園、公共圖書館以及書城裡與讀者們分享我的創作歷程。每一次，當我為讀者們朗讀那段阿燕為終於在戰場上洗清了自己劣跡的小兵鼻涕蟲縫合屍身的文字時，聽眾中總會有人流淚。於是我知道，心靈和心靈之間也許存在著萬丈高牆，但文字卻是具有瞬間穿透一切阻隔的潛能的。對一個小說家來說，有什麼能比這樣的場景更能讓人感覺欣慰呢？
《勞燕》是我所有長篇小說中唯一一本在八個月內四次加印的書，儘管每一次印刷都不過寥寥數千本，但對我來說已是破紀錄。在距簡體字版推出一年之後，繁體字版的《勞燕》終於將在臺灣面世。和臺灣的讀者們分享這一段我們的先輩們曾經共同經歷過的歷史，回首戰爭帶給人長久的創傷和疼痛，是一種特殊的感受。隔著七十年的時間，或許記憶會變得更加清晰，更加立體，在塵埃落定之後。
是為序。

二○一八年四月六日 於溫州南站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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