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河小說之名
生於1925年的客籍作家鍾肇政，首部鴻篇巨帙是以三部曲命名、始於1961年、終於1965年完成的創作─《濁流三部曲》。而葉石濤於1966年7月發表在《臺灣文藝》的〈鍾肇政論─流雲，流雲，你流向何處？〉文中率先提到：「凡是夠得上稱為『大河小說』（Roman-fleuve）的長篇小說必須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其小說的觀點。」
兩年後，刊載過程幾經波折的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首部小說《沉淪》出版，葉老即時作出評論。他在〈鍾肇政和他的《沉淪》〉中強調：「這種不以特定的個人境遇來剖析時代、社會的遞嬗，而藉一個家族發展的歷史和群體生活來透視，印證時代、社會動向的小說手法，在許多結構雄偉的大河小說（Roman-fleuve）是必然的手法。」此後，鍾肇政的三部曲作品就等同於大河小說。而大河小說，也成為臺灣文學至關重要的文類，許多臺灣作家更是相繼以創作大河小說為首要目標。
大河小說之名由翻譯而來，原意來自於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羅曼‧羅蘭在1908年的序中問自己該如何看待這個故事，是以一首長詩，還是寫實小說？他的回答是：他看待克利斯朵夫的人生像流動的河。筆者認為這個流動之河的隱喻，是前途開展、理想延續的，亦即詩意的表現。所以回歸這部小說的形式，可以說「大河小說」原意就是系列小說，遠超過約二十萬字的長篇。然而直至1930年代，《約翰‧克利斯朵夫》才真正為法國評論者引申為「大河小說」：每部內容各自獨立，各部皆反映社會或時代的樣貌，而透過一個主要角色或者一個家族作為核心來展演。
基本上，按照法語Roman-fleuve原意，翻譯成「長河小說」似乎比較恰當，而更能與一般的長篇小說有所區隔；但或許葉石濤受到1963年日本NHK開播大河劇所影響，才翻譯成「大河小說」。最後，臺灣的評論者又以葉石濤的翻譯與文中提及的小說內涵作探討，「大河小說」遂成了接近葉石濤所發明的新名詞，而為眾評論者所認同。
二、臺灣大河小說的靈魂
世界上似乎不很重視Roman-fleuve這個文類，然而臺灣卻是相當盛行，理由何在？部分原因，可能就在於陳建忠所言的臺灣人的敘史情結。亦即臺灣人歷史形象的建構，通常由外來者主導，或者備受打壓，是故臺灣人的自我認同，繫於歷史所賦予的正確形象。這也是繼鍾肇政之後，陸續有其他作家挑戰大河小說，也就是Roman-fleuve之因。本書除了要探討鍾肇政所建立的臺灣人認同面向，更要探究作者個人產生強烈動機的來源。
大河小說除了自傳體與歷史小說的分法，我認為還能以時間長短作區分。時間長，自然就有大空間與大家族的角色，如《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與《浪淘沙》。但也有橫跨近一百年的自傳性寫法，如黃娟的《楊梅三部曲》，而短時間的自傳性題材，只有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作品著重於挖掘個人內心的大河，雖然主要以知識分子為核心要角，但仍有觸及農民與百姓的生活，其在愛情的描述中揭示了背後的文化意義。在筆者使用精神分析方法探索了作品後，發覺其含有豐富的家庭與社會史，以及表現出國家認同的細膩變化，因此，這類自傳式的大河小說絕不容輕忽。
有評論者陳芳明認為吳濁流的自傳體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再加上《無花果》、《臺灣連翹》就有大河小說的樣子。由這三部小說綜合起來的字數、所跨越的時間來看，特別就《亞細亞的孤兒》一家三代的情節，而與大河小說的形式作連結，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說法。如果，《無花果》專門講述二二八事件，《臺灣連翹》則是談論臺灣1950年代。那麼，吳濁流將是臺灣大河小說書寫的第一人，同時超越了鍾肇政對於「臺灣人的思考」這個主題的創作規模。可是《無花果》、《臺灣連翹》重複性太高，於結構與藝術性上不免有損。然而陳芳明所指出的吳濁流始自《亞細亞的孤兒》所開拓的歷史規模，是相當可觀的。如果吳濁流能夠多著墨以胡太明的父親或者祖父為成長背景的歷史小說，那確實可列為臺灣大河小說之林的開創性成果。
因此，探討臺灣大河小說，由鍾肇政所開創的主題，其內涵為何？也就是「臺灣人是什麼」這個命題，而前文已提及，這牽涉的是身分的認同。這種身分，就是臺灣人被特殊地看待，而非一視同仁。因為無法被視為群體的一分子，那麼作為臺灣人的他應該如何認知自己？於是，鍾肇政認為臺灣人有臺灣人的歷史、故事以及英雄，臺灣人有臺灣人的命運與精神。其基本上是凝視著現實與鄉土，但卻充滿了理想性格與反抗精神。現實與鄉土，簡言之，就是臺灣的過去與未來、鄉村與城市。而之所以產生如此內涵，在於鍾肇政的思考核心就是臺灣。事實上，鍾肇政是帶有浪漫精神的，也就是著重於理想面與精神性；這接近於民族意識與精神，是要追求自由、平等與尊嚴，而且已經具有現代國家的觀念─民主與法治。
然而臺灣史在鍾肇政眼中是什麼呢？是被壓迫的歷史，是後來的強者統治原居的弱者的歷史，更是充滿反抗意識、不屈不撓，以及追求現代人意識與自由的偉大歷史。客觀來說，戰後的時代氛圍充斥著否認與漠視臺灣人的存在、抹消臺灣人有自由意志選擇未來的想法，若臺灣人有任何違背反共與抗日的念頭，一概被指為受外國勢力影響，這等同於間接否認臺灣人擁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政治與權力核心主宰了臺灣人的思想，而排除了尊嚴與文化的對等。甚至一切自主文化的思考，也被貶為狹隘的、存心不良的，這也等同於否認了臺灣人的智慧。
鍾肇政個人的祖國意識崩潰後，在遭受上述的打壓之下，其臺灣人身分與臺灣意識的原型、臺灣文學的創作歷程與學習，逐漸發展為站在中國意識、中國文學與中國人的對立面。這也就是鍾肇政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了書寫大河小說的想法，並不斷與這種高壓統治的中國鬥爭，更進一步感受到了當他以臺灣人的身分來發聲時，隨之而來的政治、文化環境的壓迫。就國族意識與文學的政治、民族文化面向而言，鍾肇政可謂相當前衛。
鍾肇政就是在這個弱者的歷史經驗中塑造出臺灣人的身分認同，並積極尋求突破。同時他也反思更早來到臺灣的少數民族與弱者如原住民，將早來後到的臺灣人，融合為一個整體的歷史，希冀能超脫這個罪孽，一起開創新的希望、再生的信心。這也是繼鍾肇政之後，李喬、東方白、黃娟等一起構建出來的臺灣大河小說的思考方式。
三、鍾肇政大河小說的獨特性
鍾肇政所以能夠集過去創作者之大成，除了個人毅力、歷史條件之外，就其書寫方式來說，也是相當獨特的。也正是獨樹一格的敘述筆法，讓鍾肇政在結構的經營上，呈現出有機而明晰、簡潔而俐落的風格。
鍾肇政的大河小說分為兩個書寫系列，一是自傳體小說，一是歷史小說。針對前者，筆者以精神分析為工具，聯繫個人情慾的成長過程與國家民族的認同接納，討論《濁流三部曲》；後者則以歷史觀建立民族精神為理論根據，討論《臺灣人三部曲》。實際上，前者雖然以自傳為題材，但是所涉乃是國家認同、民族心靈的歷史；後者則是民族精神上的成長，也同樣可算作成長小說的文體。
鍾肇政獨特的書寫方式，可說是結合了成長小說與歷史小說，也可以說就是因為浪漫主義的歷史觀，才將兩者融合一體。而且，成長小說的起源，在世界文學思潮的脈絡中，基本上就奠基於浪漫主義時期。
若將《濁流三部曲》歸類為成長小說，或者德國人所謂「教養小說」、英國人有言「藝術家小說」，這都是可以成立的；不過除此之外，這部作品也能被視為具有強烈歷史背景色彩的小說，特別是在性心理分析之下，其身分認同與國家、文化認同有關。換言之，《濁流三部曲》其實是以個人內在的世界，作為召喚臺灣大時代的變動與見證。雖然主角並非以英雄姿態回應整個歷史，個人也被歷史無情地輾壓而過，然而人性的尊嚴仍舊在歷史洪流下激起美麗浪花。至於鍾肇政作品當中所呈現的歷史觀乃是理想與光明的追尋，永不放棄、不為時代抹煞的人性堅毅形象，此般信心正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
《臺灣人三部曲》也可稱為成長小說的書寫，尤其是指臺灣人精神方面。例如《滄溟行》就是以維樑的成長經歷，象徵整個臺灣現代化的進展；《插天山之歌》本來就接近個人傳記小說，影射鍾肇政創作當下的精神成長歷程。小說中的主角接受了嚴酷的鍛鍊，獲得世界觀的成長，那是一種紮根於臺灣泥土的精神意識。
茲轉引盛鎧的博士論文中引述巴赫金對成長小說的看法：
人的自我改造的過程，已經「融進了整個社會瓦解和改造的過程，亦即融進歷史過程」，因而也具有內在之社會性與歷史性的意義。
簡言之，就是個人隨著時代的變動而產生精神推移，進而超越時代限制，雖然不一定能改變時代，但卻留下歷史的見證，寫下個人尊嚴的歷史，也因此得到個人的成長，蘊含了內在的社會與歷史意義。這也正合於鍾肇政所定義的大河小說之一。不僅是《濁流三部曲》，在《臺灣人三部曲》中，通過個人的成長，也象徵了臺灣人精神的全面提升。
但是，這裡並非是巴赫金所言的「現實主義的成長小說」，或資本主義下的地方理想與浪漫主義的崩潰，而是臺灣人遭受異民族統治之下的反抗與成長。簡言之，是人與世界的同步成長，並且歌頌人的精神超越、守護人類尊嚴而不屈服。
然而不只《臺灣人三部曲》屬歷史小說中的「事件史小說」，《濁流三部曲》更有濃厚的歷史背景，儘管主角並非如《亞細亞的孤兒》在空間上的轉移，即離開臺灣、前往日本與中國，並以五十年的漫長歲月表現一家三代在新舊思潮中的歷史演變，但是《濁流三部曲》藉由歷史的轉捩點，在主角所接觸的狹隘時空內，歷經了戀愛、人事上不同文化背景的情感交錯，呈現出國家認同的象徵。而主角的精神轉變，更是深受歷史變動的巨大影響。
鍾肇政透過主角表現的臺灣人故事，如實描摹出當時臺灣人所經歷的歷史，尤其是最為動盪變化的一段。當然，這個歷史所呈現的意義，即是臺灣的時代精神。同樣的，再根據盛鎧援引歌德對於歷史小說的看法，「過去與現在融為一體的感覺」，使得《臺灣人三部曲》與《濁流三部曲》除了再現過去的歷史外，更有了與創作當下的歷史對話的深刻意義。
基本上，歷史影響、塑造個人，而個人反抗、建構歷史，至少在歷史的洪流下，個人所展現的不屈不撓精神，遺留了高貴的時代見證。雖然家族也會塑造個人，個人也能反抗家族，但是在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中，家族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流傳家族裡的英雄事蹟，作為家族的精神代表，影響著主角。家族僅僅是一部大河小說所需要的演員，作用在於推動情節，並非小說核心，巨大的歷史與個人，以及英雄帶領的群眾才是核心所在。
其實，就鍾肇政而言，他的出發點就是臺灣人的史詩要由臺灣人自己來寫。一如荷馬作品的概念，但是荷馬作品被後人作為塑造民族精神的文本。而《濁流三部曲》原僅為自傳小說的架構，但鍾肇政見證歷史的主題卻已在心中醞釀多時，在個人身心最為敏感的時期，又適逢臺灣歷史最為動盪的時刻，故而演變為另外一種自傳形式，即帶有濃厚歷史背景的大河小說。
無論是自傳體或家族史的大河小說，在臺灣的大河小說中，最為重要的意涵，則是申惠豐在碩士論文中所提的「介入社會的能動性」。亦即不僅作者設法介入創作時的社會，干涉與反抗統治者對臺灣的歷史詮釋，而其藝術性也將視其是否提出理想性與作品開闊了詮釋空間，進而影響未來的讀者而定。
鍾肇政的巨著除了在文字、結構的優美表現外，於題材與問題的處理上，其獨特性在於彰顯臺灣人充滿希望的歷史命運進而構建出臺灣魂。另外除了以客家人的文化作為臺灣民族文化的開展外，其並不以表現客家文化為已足，而是深入展現整體臺灣人在歷史上反抗精神的進展。
吳濁流雖然是首位描繪出臺灣人歷史形象的作家，然而鍾肇政特別以《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的《沉淪》為例，指涉了一個歷史書寫中的事件史，而不僅是鮮明的歷史背景刻劃。也就是說，鍾肇政的歷史書寫是接近國家史的層次，撰寫出國家的重大歷史事件，隱含著民族的獨立靈魂。這是相當危險的書寫層次，挑戰了統治者的認知底線。事實上，鍾肇政也因此部小說而受到警總注意。確實，警總注意也是應該的，因為鍾肇政明明白白打出「臺灣人」，這是一個國家與民族層次的符號。因此，與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臺灣人」形象相比，兩者在層次上是大相逕庭的。
此外，鍾肇政文學的另外一個獨特性更在於表現族群融合的主題，尤其是對克服閩客情結的關注。而《插天山之歌》也特別加入了主角與原住民的友誼，作為《臺灣人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在臺灣島內的族群議題上，頗具畫龍點睛之效，也點出思考臺灣人內部族群融合問題之必要。
四、三部曲的論述脈絡
本書的撰寫方式，採取《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各部的順序，依次書寫。基本上，這也是鍾肇政的撰寫歷程─除了第二部的大河小說之第二、第三的寫作順序顛倒以外。至於何種原因造成如此情況，筆者將在各章詳細說明。
筆者的研究起手，先從《插天山之歌》、《流雲》開始，接著《沉淪》、《滄溟行》，最後是《江山萬里》。至於《濁流》，筆者則沒有單獨針對這一本小說進行論述。原因在於筆者將之合併於對《濁流三部曲》的結構與精神分析，或是將之與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互相作比較。儘管如此，在此拙著中，筆者仍特別以鍾肇政的第一本大河小說為始，探討他的寫作動機作為開頭，介紹與導讀《濁流》這本小說。
而在拙著中，筆者也試圖藉由不斷思考鍾肇政大河小說的創作原點，其又是如何經過時代變遷、創作實踐，進而完成兩部三部曲，希冀能有助讀者理解鍾肇政的生命主題：「臺灣是什麼？臺灣人又是什麼？」的發想動機，以及所呈現出的面貌。
因此，這一切除了有賴於作品的內部分析與詮釋外，還需要外部的作者成長背景，與創作當下、作品本身的歷史條件來作輔助。方法上大致是採取歷史與作者、文本交叉分析。
而關於鍾肇政的成長背景，可以透過《八角塔下》來瞭解鍾肇政的生命史。這本小說可謂是作者精神故鄉的展現，其中呈現鍾肇政在淡水中學五年間的成長歷程，除了皇民化教育所灌輸的日本精神之外，還有對基督教的洗禮與疑惑。主人翁充滿反抗精神的展現，以及作者對於少年在性心理與身體上的成長的描繪，都可觀察到鍾肇政小說的豐富性與本質。
除了日本教育、基督教的洗禮，鍾肇政受到客家文化、弱小民族的影響並不比作為一個臺灣人的時代感觸少。尤其鍾肇政的母親是福佬人，從小所感受到的閩客衝突自不在話下，這又再一次豐富了鍾肇政的思考與感受。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鍾肇政也隨之搬離故鄉龍潭的歷程，以及與原住民接觸的經驗，亦影響鍾肇政對於臺灣人族群複雜性的思考。
另外，在西洋文學的閱讀、社會關懷與國家認同方面，鍾肇政最受他在彰化青年師範學校所認識的同學沈英凱的影響。經由上述形塑的鍾肇政性格，以及其家族背景，將有助於讀者進一步瞭解鍾肇政的文學。這些內容也將在本書中陸續引介，以助讀者欣賞鍾肇政的大河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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