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禁書的故事

名人推薦：

推薦序一
火種 ◎胡慧玲

寫《百年追求》卷三，歷時四十個月。定稿前，我陷入嚴重焦慮，對這些漫漫時日寫下來的字字句句，起了疑心。我天天到台大圖書館，查資料，逐筆比對年代日期人名數字；打電話給久未聯絡的廖為民，向他說原由，想借三本禁書，再次核對。他說，當然沒問題。當天，他從三峽扛兩箱黨外禁書進門，說：「我想妳或許用得到。」

得寸進尺，我拜託他看稿。廖為民說，義不容辭。接下來，他白天上班，晚上看稿。二校稿回來，他向公司請假，到我家，和世煜、我，三人各據角落，校稿，討論。沒日沒夜。

不是第一次向他討救兵。以前我在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工作，編《人權之路》，也是請他審校，才安心。

他是黨外運動史的活字典，讀書家兼藏書家。

但真要說，我和廖為民並不算熟稔。

黨外圈，我所經歷過的，三十年前的黨外圈。大家都忙得風風火火，只約略有印象：誰誰誰在做哪些事。偶一見面，嗅嗅聞聞，心下明白是否同一國。往後，倘若事情搞大了，或想把事情搞大，聯絡簿拿出來，打電話揪人，簡單俐落，但憑一心。

如今想想，如果有所謂的，時代的氣味，時代的色澤，大概就是這樣吧。你確知可以和誰一起做些，非做不可的。

《百年追求》出版後，世煜和我，請廖為民小酌，致謝。那餐飯，我第一次把他的人生，有眉有目弄清楚。

廖為民是雲林西螺人。父母親在鎮上開書店，他在書堆中長大，從小愛讀閒雜書，高中就讀遍志文出版社尼采、叔本華等文史哲著作。大學聯考落榜兩次，幸好抽到補充兵，而後考上台中商專夜間部。他白天在台中稅捐處當工讀生，暇時，到公園路、中華路的舊書攤，一家家閒逛，一攤攤流連。因緣際會，看到黨外雜誌《台灣政論》創刊號，一讀，天雷勾動地火。他繼續往上索求，如《大學雜誌》、《文星雜誌》、《自由中國》……又往下蒐集，如黨外雜誌和禁書，一發不可收拾。大學半工半讀，他省下飯錢，買《吳濁流作品集》全套六冊；花掉將近一個月薪水，分期付款買禁書《選舉萬歲》。和台灣有關的，都是他蒐與讀的範圍。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畢業後，他到「台中書報社」工作。從讀者變成發行商，找書買書更直接了當。他站上第一線，和警總鬥智鬥勇鬥狠。他見證了黨外雜誌最輝煌的時期，《美麗島雜誌》在台中市公園路的書報攤一個晚上賣五百本。他也見證了警總目無法紀和貪財—警總人員每查扣一本禁書，可得獎金五元，一星期若查扣兩萬本，獎金就十萬元。警總查禁黨外書刊，一來可箝制言論，二來搶書如搶錢，財源滾滾。從裝訂廠到奔馳高速公路的送貨車，從書報社倉庫到書報攤門市…… 警總佈下網羅，搶到眼紅時，甚至亮槍查扣。廖為民屢屢被約去「喝咖啡」，威脅要給他吃牢飯。

一九八四年，廖為民結婚後北遷。歷任《人間雜誌》發行部副理、書報社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始終與書為伍，如魚得水。在台灣買書之外，他還在中國蒐書，以台灣為主題的書刊，他半本也不願錯漏。平均一年入手五百本書，隨他從台中北上，遷徙於板橋、東湖、古亭、景美、新店、三峽。廖為民說，「家人似的，陪伴我四十年。」幾百箱書，上萬冊藏書，尤其禁書，耗費的精神和金錢，難以計數。

那夜小酌，談往事種種。廖為民的一句話，我忘不了。他說，國民黨鋪天蓋地查扣查禁，斷台灣人思想文化的根，「我要為台灣人留下火種。」搶救禁書，就是留下火種。四十年來，生活和事業，起起落落，但他說到做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曾經，暴政如此之久，黑夜無邊無際。一次又一次的血案和悲劇，我以為，黎明不可能來臨。那時，友伴說，黨外運動是「良心事業」。良心事業是沒在算投資報酬率的。沒有贏面之意。

走到現在，我漸漸明白。時代的風景，像一幅亂針繡。遠看，線條分明，輪廓清晰。那是英雄豪傑。近看，那亂針，恣意滋長竄生，其實就是像廖為民，像成千上萬，你我這樣的小人物，在強權底下，在看不見希望的日與夜，自己暗暗畫定守備範圍，堅持某種姿勢，撐下去。

廖為民兩年寫兩本書，《我的黨外青春》和《台灣禁書的故事》，記錄某種姿勢的青春和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台灣原生種，特有種。


推薦序二
膽以筆墨爭自由 ◎藍士博

作為一位台灣學研究的逃兵，我也曾經認真而嚴肅地思考：面對台灣連續殖民與內部殖民的複雜情境，島民或者揭竿而起，或者以筆墨、言論相爭，究竟要如何詮釋、定位，才能精準刻畫百年來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印刷機的爭奪—是我為二十世紀台灣人的文化抵抗下的註腳。自從古騰堡發明現代印刷以降，言論不再只是個人的牢騷絮語，倡議與群眾結合，筆墨也慢慢具備了改變世界的能量。回顧上個世紀台灣印刷媒體的發展，當印刷資本主義伴隨著日本殖民統治來到台灣，漢字文化圈的遺緒模糊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線，從《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開始，日台漢文人透過報刊彼此唱和的情況絡繹不絕，台灣的傳統文人也開始擁有嶄新的、現代身份。

日刊報紙固然是殖民統治的產物，卻也改變台灣人的「時間」與「空間」認知。傳統文人逐漸地透過結社（「台灣文社」）、出版刊物（《台灣文藝叢誌》）等方式，積極介入、嘗試主導印刷媒體刊物的實際出版過程，在與日本官僚以漢詩文彼此交流唱和當中，尋找重塑文化場域的空間與可能。

在電視機與廣播尚未普及以前，報刊毫無疑問地是有效傳遞訊息、方便凝聚共識的工具，也是官方與民間（特別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彼此爭奪的輿論戰場。一九二○年代開始，島內與內地的台灣青年開始有意識的串連（例如台灣文化協會等組織），並且利用台灣、日本分屬不同法領域的特徵，擺脫總督府的枷鎖，陸續創辦《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等報刊批評時政、倡導現代文明，串連出一條「文化抗日運動」的系譜。

文化抗日運動以筆代戈，「同人結社」的基礎，配合台灣人資本的報刊，他們以來自西洋、日本與中國的「現代思潮」充實日已成形台灣共同體的內涵，爭取與統治者「平坐立（peN che-khia）」的權力。而過去清帝國時期透過私塾、漢字、科舉、捐納而產生的仕紳階級、傳統文人，也就在文化抗日運動的浪潮中逐漸被受殖民地教育、日文與現代文明影響的「台灣青年」取代—現代意義下的知識份子也就此誕生。

儘管日本殖民統治透過割取、塗銷、檢閱、禁止發行等方式限制台灣人言論，仍然無法阻止台灣人的啟蒙、運動與串連，也無法阻止台灣知識份子擁有屬於自己的報刊媒體，自己的印刷資本主義。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媒體管制解除之後，他們迅速地與中國文化人攜手，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間創造了一個百花齊放、各種報刊相繼出版的
輿論空間，短暫的桃花園。

可惜的是，這股令人期待的匯流，隨即因為二二八事件，以及後續的清鄉、綏靖、戒嚴等所阻截—報紙遭到查禁、報社遭到查封，不分省籍的記者與知識份子遭到暗殺、囚禁與槍決，致使戰後的台灣社會出現極大的斷裂、難以跨越的鴻溝。

不可否認的是，官方的壓抑、思想的禁制、言論的單一、語文的斷裂，在在都讓戰後的台灣知識份子感到困擾。然而，正因為抱持著對於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共同信仰，白色恐怖的冰山終究在黨外運動及其報刊雜誌的影響下，緩慢地融解，終至崩塌。

倘若我們以簡略的線性觀點來看，黨外雜誌與禁書的出現，除了是威權統治下的產物以外，更是五四運動與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復興。換言之，當這群跨越至戰後的知識份子重新聚集，由疏到頻，從保守到基進，終至挑戰國民黨的法統與統治基礎之際，我們見到的是那始於半個世紀以前，遭受帝國主義侵略與弱小民族們被迫以知識武裝，以所謂「文明」的方式進行的戰鬥—只為了使人得以成為有思想的、真正的人。

感謝為民兄，在完成《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之後，繼續出版《台灣禁書的故事》，為所收藏的「禁書」留下紀錄。透過這部作品，我們不僅得以一窺當時知識份子的思想與實踐，更可以看見一位愛書人的諸多因緣，他與那些書、許多人的際會。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描寫一九八七年前往《人間》雜誌應徵的片段：「陳映真思路清晰，對書報發行有理念，因此相談甚歡，在面談結束之前，我向陳報告『我們的意識形態稍微有些差異』，請他一併列入考慮，他笑笑的用手拍拍我的肩膀，只問我『你何時可以來上班？』」彼時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雍容大度，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學習與珍惜。

由於黨外雜誌與禁書大多與時事有關，在如今時移事遷、白雲蒼狗之際，為民兄的作品不僅協助我們認識這些書籍，更成為我們認識那個禁錮時代的索引—他的敘述與詮釋仿若星辰，提供我們梳理戰後黨外雜誌與禁書的航線—因為有他的書寫，才能讓這些過往的史料與行動得以重新現身；也因為他的書寫，讓我們在這個輕薄短小、網紅取代知識份子、數位印刷取代活字、先出版才篩選的，完全商業化、庸俗化的時代，還能找到一個容許我們緬懷當時那樣充滿理想、熱情、義無反顧、燃燒青春的位置，一個適合定錨的峽灣。

我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像為民兄一樣的鑄史人，紀錄那段即將逝去的、膽以筆墨爭自由的年代，青史不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