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好幾到三十出頭是我人生一段灰溜溜的歲月，事事一敗塗地。我的婚姻觸了礁，我的作家夢泡了湯，錢的問題把我壓得透不過氣。我的窮不是偶爾的拮据，也不是每隔一陣子便要勒緊腰帶，而是一種不間斷的、磨人的，幾乎讓人窒息的窮，害我心神不寧，陷入無休止的焦慮。
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我對錢的態度一向拖泥帶水、不清不楚，飽受互相矛盾的衝動拉扯，所以最後只能自食其果。自始至終，我唯一的志向就是寫作。早在十六、七歲，我便知道自己想當作家，卻不會天真地以為可以賴寫作維生。當作家跟選擇當醫生或警察不同，它不是一種「職業選擇」，因為與其說是你選擇這一行，不如說是它選擇了你。一旦認了命，承認除寫作外沒有別的工作適合你，你便得準備好要走一段漫漫長路。除非得到上天的特別眷顧（抱這種希望的人是傻瓜），一個人休想單靠寫作養活自己。如果想要有個遮風蔽雨的棲身之處又不致餓死，你就非得找份兼職，才負擔得起各種開支。我明白這道理，也做好了心理準備，無可抱怨。就這一點來說，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我並不特別嚮往物質享受，也不害怕過窮哈哈的生活。我只想有機會去做我自認注定要做的事情。
大多數作家都過著雙重生活。他們通常有一份收入不賴的正職，然後利用騰得出來的時間（大清早、深夜、週末或假期）從事寫作。例如，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都是醫生、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從事保險業、艾略特（T. S. Eliot）先是在銀行上班，後來在出版社工作。在我認識的熟人裡，法國詩人迪潘（Jacques Dupin）是巴黎一家畫廊的副館長；美國詩人布魯克（William Bronk）有四十多年在紐約州北部管他家族的煤礦和木材生意；小說家德利洛（Don DeLillo）、凱瑞（Peter Carey）、魯西迪（Salman Rushdie）和倫納德（Elmore Leonard）都在廣告界待過一段長時間。還有些作家是以教書為業。這大概是最常見的解決辦法，因為幾乎每一家知名大學或野雞學院都有開設「創意寫作」課程，讓許多小說家和詩人可以競相爭奪一個落腳點。誰又能怪他們？他們薪水也許不豐厚，工作卻穩定，又有許多空閒。
問題是我不喜歡過雙重生活。我不是好逸惡勞，只是一想到上班生活需要遵守朝九晚五的時間表，我便涼了一截，完全提不起勁。二十出頭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還年輕，不應該安定下來，不應該浪費時間去賺超過基本需要的錢。那年頭的物價仍然低廉，加上我「一人飽，全家飽」，我估算，只要一年能弄到個大約三千美元，便足夠餬口度日。
我是在研究所待過一年，但那只是因為哥倫比亞大學除了免我學費，還提供一筆兩千美元的獎學金。換言之，我是為了錢而唸書的。儘管條件優渥，我還是很快明白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已經受夠學校生活，一想到還要在學校待五到六年，便覺得比死還要難過。我想要寫書，不想老是研究書。起碼，就原則上來說，我覺得當作家的人不應該窩在大學裡，不應該和太多志趣相投的人為伍、不應該過得太舒服。過得太舒服容易讓人自滿自足，而一個作家一旦出現這種心態，就等於是報銷了。
我不打算為自己的抉擇辯護。這抉擇也許不切實際，但我壓根兒就不想講究實際。我嚮往的是體驗各種新事物。我想要走進世界，測試自己，周遊四方，盡情探索。我相信，只要願意睜開眼睛，任何遭遇都會對我有價值，都可以教給我一些我不知道的道理。一個年輕作家向親人朋友告別，投向未知、發現自己——這種方法聽起來很老套，也大概真的很老套。但不管如何，我不相信有其他方法更適合我。我渾身是勁、滿腦想法而腳底發癢。世界是那麼的大，我最不願意的便是謹慎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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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我升上高三。那是我住在家裡的最後一年，也是我父母婚姻關係的最後一年。他們的離異醞釀了那麼的久，以致當我在聖誕假期尾聲聽說他們準備離婚時，更多是如釋重負而不是難過。
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是那麼合。如果說他們的婚姻維持得比應有的久，那理由比較是「為孩子著想」，而不是為他們自己著想。雖然不可能加以證明，但我懷疑，導致他們關係最後決裂的導火線，是兩、三年前我爸接管買菜權一事。那是我父母最後一場因金錢而引發的大戰，而在我看來，那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讓他們雙方心灰意冷的引信。沒有錯，我媽每次到超市買菜，都是把手推車塞滿到幾乎推不動才罷休。她也總喜歡給我和妹妹吃各種好東西，冰箱和食物櫥櫃裡的東西總是琳琅滿目。另一方面，這種開銷我家確實負擔得起，一點都不會對家裡的財務狀況構成威脅。但在我爸眼裡，她花錢的方式是揮霍無度。最後，他決定要干涉，而他採取的是任何丈夫都不應該採取的措施──解除太太採購食品的權責。從那之後，家裡食物的採購都是他親自負責。每星期兩到三次，他都像嫌上班不夠累似的，下班途中到商店採購各種食品，把汽車行李廂塞得滿滿，帶回家裡。從此，我們吃到的肉品從上好部位變成了頸肉和肩胛肉，食材從知名品牌變成雜牌貨，而我和妹妹放學後也再無點心可吃。我沒聽見媽抱怨，但這事情對她來說想必是一大挫敗。她卻沒有抗議，沒有還擊，這應該是反映出她對婚姻已經心死。所以，當最終時刻來到時，並沒有出現大吵大鬧、淚眼汪汪的情景。我們的家庭是靜悄悄地瓦解的。媽帶著我和妹妹搬到紐華克（Newark）一戶公寓，爸一個人繼續住在原來的大房子，一直到過世為止。
雖然有乖常理，這種發展可讓我高興得不得了。我喜歡看到真相大白於世，也歡迎隨之而來的動盪改變。我有一種得到解放的感覺，為一切可以重新開始雀躍不已。這件事標誌著我人生一個階段的結束，而雖然我的身體仍然暫時被困住（像繼續要上課和幫我媽搬家），但心靈早已遠走高飛。這不只是因為我即將要離開家裡，更是因為「家」本身已不復存在。我再也無家可歸，只能一往無前。
我甚至沒有參加高中畢業典禮，想要以此證明畢不畢業對我無關痛癢。當我的同學頂著四方帽、穿著長袍，排隊領取畢業證書的時候，我已經身在大西洋的另一頭。學校通融讓我提早離校，讓我可以搭上一艘六月初從紐約出發的學生輪船。我把全部積蓄投入這趟旅行，包括生日收到的紅包、畢業收到的紅包、猶太成年禮收到的紅包，還有打暑期工賺到的零零碎碎。精確數字我已經不記得，但大約是一千五百美元左右。那是個「五美元歐洲一日遊」的時代，如果你把荷包看得夠緊，這還真的辦得到。我在巴黎待了一個月，住的是每晚收費七法朗（等於一點四美元）的廉價賓館。我後來又去了義大利、西班牙和愛爾蘭。在兩個半月之間，我瘦了九公斤多。不管去到哪裡，我都不忘寫著我那部在春天開了頭的小說。小說的稿子後來不見了，內容我卻記得一清二楚，因為這內容在旅途上一直伴隨著我，真實程度不下於我到過的地方和碰過的人。我是碰到過一些奇特的人，尤其在巴黎最多，但更多時候我是一個人過，有時會孤單得發慌，慌到會聽見有聲音在腦子裡說話。天知道那個十八歲的孩子是怎麼回事。當時我把自己看成一個謎，內心充滿各種莫名的騷動，像是眼睛迷惘的小動物，只要被輕輕觸摸便會嚇一大跳；鎮日被洶湧澎湃新潮衝擊，思緒遊走無定，天馬行空。如果有誰以正確的方式接近我，我會敞開心扉，態度親善；否則，我就會沉默寡言、豎起藩籬，拒人於千里之外。我相信自己卻又沒有自信，大膽卻又靦腆，輕捷卻又笨拙，一心一意卻又任性衝動，在在集各種矛盾於一身。我的人生才剛開始，可我已經同時朝兩個相反的方向進發。當時我還不曉得，如果想要有所成就，我必須付出比別人多一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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