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智慧

我們堅信，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根源。但是，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為什麼有的民族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有的民族卻長期滯留於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始終無法成長、開花結果呢？ 還有，走向現代化的道路，為什麼有的民族是那麼一帆風順：政治穩定、經濟騰飛、社會進步，有的民族卻動盪不安、大起大落、曲曲折折呢？毫無疑問，在生產力這個根本因素之外，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維方式也從深層決定著民族及其社會的歷史走向。英國就是那率先敲開了通向現代世界大門的民族，它把全世界從農業社會帶進了工業時代；它通過平穩的政治改革，逐步建成了一般形式上的高度民主，為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樹立了樣板；它求實與理性的民族性格奠定了科學思維的基礎，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科技發展。這說明英國民族自有其獨特的思維能力和行事技巧，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英吉利智慧。

這是一個人類文化學或社會學的課題，但我們不免要過多地涉及到歷史，因為人們看待事物、處理問題的方法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形成的。民族智慧作為民族文化最本願性的內核，是每個民族面對生存與發展的處境和問題時形成的獨特思路和行為方式，它是每個民族獨特的生活環境和歷史遭際的產物。

英吉利是一個海島民族，這個島與歐洲大陸只有一水之隔，它西部和北部群山起伏，朝向大陸的東部和南部卻地勢平緩，散佈著一望無際的丘陵和水勢緩慢的河流。因此不管是商人還是海盜，不管是傳教士還是征服者，都可以輕而易舉的踏上這塊土地。儘管如此，英吉利海峽畢竟提供了一道天然屏障，使這個島國與大陸文明相對隔絕。島上的居民對大陸上的權力易手、信仰變化乃至各種時尚並非無動於衷，但是，他們對來自國外的每一種習慣和原則都作出獨特的改動，蓋上自己的印記。

這個島曾經是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吸收了羅馬的典章制度，甚至在基督教還沒有成為帝國的國教時，它就開始接受了大陸傳來的早期基督教，但又使它帶著那麼一點督伊德教的痕跡。後來聯繫中斷，它在中世紀的劇烈動盪中任憑沉浮；在它的新主人撤克森人逐漸皈依之後，它又回到了基督教世界，可是幾乎又被丹麥的異教徒拖出這個民辦；它取得勝利，獲得統一，卻已經筋疲力盡，只能是幾乎毫不抵抗地屈服在諾曼底征服者的腳下，它似乎淹沒在龐大的天主教封建制度中，可是又以它自己特有的英姿重新屹立於世界，成為新教的保護者和新制度的嘗試者。它在征服與反征服的鬥爭中鍛鍊了捍衛自由的勇氣，於是敢於反抗每一個踐踏自由的暴君。它的文化和語言即非純粹拉丁化，也不全是日爾曼化。它有一整套習俗，有的是從羅馬法典中摘出的法律格言，有的是丹麥人或他們之前的盎格魯——撒克森人帶來的規矩，不管這些習俗的淵源所出，它們都在爐火鍛造中形成了英吉利習慣法。於是，我們看到在13世紀的英格蘭就產生了大憲章，也產生了早期的國會。而到15世紀末，當西歐其他國家仍然保持著羅馬法和羅馬統治制度的特徵和傳統時，在英格蘭，就已經建立了一套法律原則和幾乎可以稱為「民主精神」的原則。 這些原則經受了動亂以及法國和西班牙帝國的衝擊，伴隨著王權的消長和失敗，國會、陪審團制度、地方自治以及新聞自由的萌芽茁壯成長。

到18世紀，傳統社會那種社會束縛已經鬆動了，英國人於是自豪地宣稱他們是當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自由」鼓勵著人的創造力，也鼓勵著社會需求，於是「快樂的英格蘭」（科貝特語，指產業革命前的英國社會）那無盡的商業需求以人的創造力為媒介，把社會生產力這個被縛的「普魯米修斯」從北海之隅這個小島上釋放出來，英國率先進入了工業化社會。在這個過程中，英國獨有的政治、社會結構和宗教意識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推動了英國人的謀利動機沿著合理化的渠道發展，由此形成了獨特的工業民族精神 。而工業精神的形成，又反過來加速了現代化的進程。這種相互作用的結果，就是工業革命的爆發和完成。工業革命的成功，又為英吉利民主精神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物質基礎，通過一代代英國人的努力，最終把一個貴族寡頭制的議會改造成高度民主形式的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

民主精神和工業精神只是英吉利智慧中輝煌的兩個方面。英吉利智慧是英國人從本國的土地、四周的海洋、氣候以及自己的歷史遭際中總結提煉出來的。英國人是誰？他們是洶湧怒濤中一連數周等待風浪平息的遠航水手，是在惡劣氣候和貧瘠土地上奮力耕作的農夫，是在世界各地活動的冒險家和在強地面前毫不退縮的士兵。艱苦的生活和嚴峻的國際環境（古代面臨數次異族征服，近代又先後與西班牙、荷蘭、法國等交戰），使英國人養成了勇敢、機智、耐心、目光遠大、堅韌不拔，善於自我克制的美德。實際上，英吉利民族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一直傳承著一種冷靜理智的求實精神，在惡劣的環境中不怨天，不尤人，只求助於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早在蒼茫的遠古時代，不列顛島上就矗立起了相當於日晷的巨石之林，這是衡量人類在地面活動的一種有用的工具。如果說器物是以一種物化的評議詮釋著民族的智慧，這群「巨石紀念碑」不正說明了一種「實用主義」精神？ 於是我們看到，在中國人利用加熱的氣流作為動力來源製造了「走馬燈」以供玩賞的若干世紀後，並沒有閒情逸致追求玩樂的英國人重新從燒開的水壺中發現了這個奧秘，但卻用來造成了切合經濟發展的動力裝置——蒸汽機，這個發明不僅增加了英國人的財富，而且作為人類用自己的智慧釋放出一種自然界潛藏力量的第一次成功的嘗試，使人類受到鼓勵，不斷探索，相繼釋放出電能、核能、化學能……。當英國的工業還是18世紀初的那種手工業的時候，它也沒有製造什麼奢侈品，而是為農業製造生產工具，或者為日常生活製造必需品。我們看到，當貴族的奢華刺激著巴黎的化妝品和義大利的裝飾金銀業時，英國的貴族卻鼓勵航海和造船，向海外開拓商業市場，為增加財富而在傳統的生產工具和日用品製作的同時製造大量出口商品。這種實用主義精神使我們看到，在西班牙人對殖民地一味擄掠以供自己揮霍享樂的時候，英國人卻能把它作為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加以利用，以完成其資本原始積累。實用精神反映到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使英國人能夠既像法國人那樣酷愛自由、敢於鬥爭，又能為避免太多的罪惡借自由以行（法國羅蘭夫人語）而冷靜地自我克制，尊重社會權威和秩序，避免了法國那樣綿亙百年的劇烈社會動盪；使英國人像德國人那樣尊紀守法，卻不像德國人那樣刻板僵化，那樣迷信和盲從各種權威和超人。他們善於利用傳統，既高揚之，又革新之，於是以其特有的民族智慧「舊瓶裝新酒」， 讓舊的傳統形式適應新的時代內容，使社會的發展進步免於在動盪中實現。而不是因為一時被傳統束縛了手腳，就意氣用事怒而與傳統「決裂」。 他們聰明地認識到：決裂是無法實現的，因為傳統並不虛張聲勢，而是不知不覺地影響著每一個人。
就是在民主精神和工業精神中，我們也不難看到這種實用精神的影子。 實用精神還體現在英國的外交傳統中，這就是那種均衡外交，有時甚至是綏靖外交，它不講僵硬和虛偽的道義原則，「既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民族利益。 正是部分地由於這個原因，英國被大陸上的人們稱為「背信棄義」的民族。

實用精神並不只是積澱在英吉利民族的潛意識裡，通過其經濟、政治等社會實踐才得以體現。 它更是英吉利民族的學術傳統，是其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 這裡最明顯的證據莫過於：當德意志沉湎於抽象玄虛、純粹思辨的哲學（這樣的思辨哲學早就被培根批評為「的確在構造學術之網，其精巧的絲線和作品令人讚嘆，但卻毫無用處」）時，英吉利卻在構造直接研究國計民生的經濟學大廈。 舉凡在世界經濟學說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學者，從配第、亞當·斯密、李嘉以馬歇爾、凱恩斯……，絕大多數是英國人。 就是在哲學領域，英國實用和求實的思維方式也同樣造就了毫不遜色於一般思辨哲學的從經驗主義、實驗主義到摒棄龐大思辨體系的現代分析哲學的另一種偉大傳統。甚至當代反對經驗證實標準的波普爾，仍然離不開由求實精神導致的經驗主義傳統（他提倡的是經驗證偽）。 而正是這種不迷戀虛玄的思辨而執著實在的經驗的思維方式，才奠定了科學的基礎，使人類社會的科技進步得以大踏步地實現。這種思維傳統甚至早就影響了英國文學，所以它不是那種抒發主觀信念 和闡述抽象理念的席勒式傳聲筒文學，而是冷靜地觀察人生、分析世界的「莎士比亞化」的實踐性、經驗性文學，是一種生動形象、真實可靠的人生哲學。 恩格斯曾公允地說：「英國的政治活動、出版自由、海上霸權以及規模宏大的工業，幾乎在每一個人身上都充分發展了民族特性所固有的毅力，果敢的求實精神，還有冷靜無比的理智，這樣一來，大陸上的各個民族在這方面也遠遠地落在英國人後面了……能夠與英國文學媲美的恐怕只有古希臘文學和德國文學了；在哲學方面，英國至少能舉出兩位巨匠——培根和洛克，而在經驗科學方面享有盛名的則不計其數。如果有人問，貢獻最多的是哪一個民族，那誰也不會不論是英國。」是的，誰也無法否認，在作為「世界公民」的愛因斯坦之前，最偉大的科學巨匠是英國的牛頓。對事實進行實事求是的是科學觀察與分析，以求實用，是英國人據以行事的依據，也是這個民族自己極為珍視、幾乎帶著宗教一樣虔誠心情來看待的精神財富。

英國就是憑藉這種以合理、求實為特色的民族智慧，通過民主精神和工業精神的確立和影響，去解決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這兩大問題的。於是，它闢出了一條避免動亂損害人們的生產財產，從而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漸進發展之路，這是一種持續、穩定、高速有效的發展模式，在政治穩定中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和社會的進步。毫無疑問，對於今天包括中華民族在內，一切渴望現代化而尚未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要解決能否不被「開除球籍」的生存問題，這樣一種獨特的發展道路和民族智慧是非常值得借鑒的。我們之所以不憚鄙陋來探討英吉利智慧，其初衷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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