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前言〉/楊．馬泰爾
誰會料到這個故事最後會走得那麼遠？我在印度花了六個月的時間，一邊遊歷一邊從事實踐研究，然後回到蒙特婁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瑞德佩斯圖書館（Redpath Library）做更多的學術研究。我並非麥基爾大學的學生，但可能是看起來還像是學生，我在麥基爾大學裡通行無阻。我並不富有，在第二本小說完稿的前兩年，每年只靠一萬美元過活（譯註：相當於每個月兩萬多台幣），住在一個與其他三人合租的破舊公寓裡。但我熱愛寫作，這樣的生活並不引以為苦，反而樂在其中。試想每天早上一睜眼就構思如何讓一個男孩與一隻老虎在船上多待一天，生活的艱苦再也不是什麼難事。我一踏入冷清狹小的辦公室就好像坐上了救生艇，太平洋的潮水很快的向我湧來。
過去的寫作經歷並沒有帶給我一個衣食無缺的生活。我的第一本書──一個短篇故事集，只在加拿大賣了八百本，而第一本小說也只是勉強銷售超出一千本；這就是純文學小說的現實世界。但即便如此，我依然筆耕不輟。藝生於困，《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下稱《Pi》）必須有進度，所以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一方面是需要時間和安靜的環境創作，另一方面則是把世界的冷酷隔絕在外，隔絕那擾亂人心的雜音──「世上的創作已經夠多了，不需要多一本小說、詩歌、劇本或其他作品。世上的創作已經夠好了，停止做夢吧，快點認清現實去找份正經工作。」
從事《Pi》的寫作是喜樂的，一切都是那麼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歷經四年，故事完成了。我的第三本書──揉合了信仰及動物學的奇異故事，終於要面世了。我想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作者都應該不會把這兩個元素同時放到小說中。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歡動物園，因為他們覺得動物園是囚禁無辜動物的牢籠；也不喜歡信仰（我的家鄉魁北克也是），或說至少不喜歡有組織的信仰。
最糟的還不止如此。我的書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當日舉世關注的悲劇（美國九一一事件）自然掩蓋了一本加拿大小說的出版。
如果說有哪本小說註定一出世就會被打入冷宮，那麼應該非《Pi》莫屬。
但我們需要故事。我們並非只是冰冷的工作機器──日復一日重複著單調的吃飯、工作、睡覺，我們還是會思考的血肉之軀；我們會探索自我、思考人生方向與意義，而將這些複雜思緒交織成篇的最好方法就是故事了。故事讓我們「像個人」。而故事展現的就是人類錯綜複雜的面向。
《Pi》在推出初始並未大受矚目，直到書本賣往美英之後才漸有佳績。慢慢的，佳評湧入，讀者在驚豔的同時也不吝於宣傳此書，接著我獲得了大獎，無名小卒在一夕翻身。
我開始在世界各地巡迴宣傳此書；我數度造訪美國、也去了歐洲大部分國家，最遠還踏上亞洲及澳洲。在每一站都會遇到讀者跟我討論小說內容，也收到世界各地的讀者來信。大家最關心的一個問題總是：哪個結局為真？有動物的，還是沒有動物的？
我不曾也不會給出一個標準答案，每個讀者心中都有一個《Pi》的完美結局。但我可以告訴你：Pi和理查．帕克的故事的確是個關於存在的選項。你選擇過什麼樣的生活？是遵從一成不變的合理命令還是擁抱令人驚嘆且不可思議的可能？你必須眼見為憑，選擇被限制於其中，還是選擇大膽跨越信念？
無論選擇為何，我始終相信不能超越信念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生命是一場令人屏息的精彩冒險，它要你作出各種選擇，而非叫你終日衡量得失。
之後，好萊塢找上了門，但我卻困惑了：《Pi》講述的是一個男孩和一隻老虎受困於救生艇、漂流在太平洋上的故事。寫起來簡單，但要如何把故事搬到大銀幕上？這個任務困難重重，又有誰會「神經接錯線」的把它擔下來？
令人欣喜的是不只我的電影經紀人傑瑞．卡拉將（Jerry Kalajian），包括製片吉爾．奈特（Gil Netter）和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總裁伊莉莎白．蓋普勒（Elizabeth Gabler）等都願意一試，也由於他們堅定的信念，敲定了由李安出馬來導這部電影。還記得《斷背山》中希斯．萊傑（Heath Ledger）擁著襯衫的孤寂嗎？或是《臥虎藏龍》裡刀光劍影的震撼？不論是在細節處傳遞深厚的情感張力或是營造力與美兼具的視覺效果，才華橫溢的李安導演都是執導《Pi》的不二人選。我也要在這邊向李安獻上我誠摯的謝意，感謝他願意「接錯神經」來幫忙。
電影的詩學要實現的話，很大程度必須仰賴技術運用，而強-克里斯多夫．卡斯特里（Jean-Christophe Castelli）這本精緻華麗的圖文書呈現了電影中詩學及技術的交融；描述精工細作、戰戰兢兢又深受啟發的作品如何將簡單的文字──一個男孩、一隻老虎與一艘救生艇──轉化為充滿魅力的電影。
李安的電影和我的小說雖然同名，但因為作者不同，產出的故事也略有不同，不過最後故事的意義仍繫於讀者／觀眾身上；你們要問自己的是：哪個故事結局比較好？是有動物的還是沒動物的？決定後請再問自己：這對於你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又反映出什麼樣的意義？
〈自序：兩個風暴〉/ 強-克里斯多夫．卡斯特里
我和李安的合作始於一九九五年。我當時在好機器（Good Machine）國際公司擔任編審。好機器是紐約的獨立製片公司，經手了李安從《推手》到《綠巨人浩克》的所有電影。一九九五年我們一起籌劃《冰風暴》這部電影，最後我還為這部以一九七五年為背景的電影做了歷史研究。我當時只是小毛頭，年齡和社會背景與電影中的小孩並無太大差異，所以我對於要進行的計劃有些摸不著頭緒。一九七○年代流行的奶油蛋糕只讓我想到瑪德琳蛋糕，每咬一口都仿佛回到下課後的午後時光；隨著前製的來臨，我甚至想要從父親家的地下室將佈滿灰塵的孩提時代物品拖來當做佈景道具。看到克莉絲汀娜．蕾琪（Christina Ricci）房間裡七○年代的地球日海報了嗎？那就是我提供的。
彙報的時候我想要為李安介紹美國生活的不同面向，畢竟導演不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我又想，忙碌如李安導演應該只想要我交代清楚幾個事實，所以我有點擔心自己太投入而做了太多──我帶了好幾本活頁夾，裡面有滿滿的資訊，從一九七○年代的女性主義概述到與電影時空背景相符的當日《電視指南》節目表。不過出乎意料的是李安對研究結果充滿了高度興趣，他熱切參與，最後心滿意足的將他的大方向概念與我的諸多細節彙整在一起。對自身經驗事物外的強烈好奇心，以及堅持電影與其時空背景必須有合理的連結，就是這兩大要素成就了李安的電影創作。
當時我做的研究其實只是粗淺的呈現《冰風暴》的架構──一個蘊含情緒核心的大框架。籌劃過程結束後，李安把一九七○年代放一邊，開始了電影的拍攝。這是一部深刻又哀傷的電影，觸及了人性慾望、沮喪失落等議題，或許還要加上最後的救贖。《冰風暴》本質上還是充滿了時代風情，從彩色五趾襪到換妻俱樂部都表現出該年代的部分細節；話雖如此，令人驚訝的是整部片卻不溺於諷刺或懷舊，這還得歸功於李安同時顧及深刻的同理心與客觀呈現，而這樣的結合又從作曲家麥可．唐納（Mychael Danna，負責《Pi》的配樂）冷靜悠揚的木琴配樂中反映出來。
從《冰風暴》到《Pi》，我也與李安共事了超過十五個年頭。二○○九年某天，李安打電話給我說他剛接了一個工作──將楊．馬泰爾（Yann Martel）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問我是否有興趣從事籌劃和研究工作；不久，我就沉浸在印度傳說、船難餘生的故事以及漂流歷程當中而無法自拔。不同於《冰風暴》的是，《Pi》的工作讓我見識到電影世界中的緊張與愉悅，在在令我感到十分新鮮──這是一段漫長的旅程，而非只是輕鬆的短程旅行；這趟旅程帶我探索千變萬化的主題，也將我帶進了李安和編劇大衛．馬季（David Magee）的印度探勘之旅。
當拍片事宜就緒後，我發現自己又經歷了參與籌劃過後必然發生的複雜心情；一方面為電影即將開拍感到興奮，一方面又有些失望自己已「功成身退」，再一次目睹電影開始製作，如同站在碼頭上目送船隻般遠颺。但這次不一樣，我決定要從頭到尾參與歷險，所以我也決定撰寫此書。我飛到了台中（台灣的一個城市，電影大部分在此地拍攝），深入觀察李安和他的工作。在參與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特殊的轉變：就電影而言，我從參與者變成了旁觀者；我是《Pi》的「元老推手」，但經過兩年的拍片時光，我感覺自己已從培育者的角色中抽離了，反而對電影有些陌生，逕自在片場四周徘徊（片場設在一個閒置的機場，而航廈是主要的辦公室）。這種感覺就好像置身在巴拉德（J.G. Ballard）小說中後啟示錄的遊樂場中。頭幾天，我困惑的看著精密的機器工作，3D攝影機看起來就像個雙頭怪物。被美化的高科技浸泡池被無邊盡的藍色圍牆所包圍，還有無止境的重複。我一邊注視著儀器，一邊思索著這些東西到底會如何把我所知的《Pi》那強烈的個人及心靈成熟的蛻變歷險表現出來？
在觀察李安和劇組製作電影（包括後製）數個月後，我發現所有事物都能很好的連繫起來。從呼嘯的狂風吹翻了奇桑號，到最溫柔的微風輕吹起電腦繪製的老虎軟毛，《Pi》這部電影不管怎麼看都是科技的一大勝利，不過這個勝利還得奠基在對於科技的謹慎運用上。
最後，留下的是Pi和他的故事，或者說是Pi的兩個故事，這同時也是李安的故事，因為在寫這本書時，我突然察覺到李安的電影與電影之間，其實並不如所見的那樣有著巨大的差距。蘇瑞吉．沙瑪（Suraj Sharma）在狂風暴雨侵襲的甲板上跌跌撞撞的搖晃讓人想起了《冰風暴》中伊利亞．伍德（Elijah Wood）跳上滿覆冰霜的跳水板側邊俯衝向康乃狄克州郊區的柏油路上。他們同樣是精神洋溢的天真少年、在一腳踩在懸崖邊上的同時睜大雙眼認知到自己的渺小。
這篇自序無例外的也是最後完成的。我已盡我所能修訂本書疏漏之處，例如把本書對李安的稱呼從較親暱的「安」改為較正式的「李」（「安」是我在書寫初稿時所用的字眼，但在本書中，這份我和李安導演的私人交情就略去不談了。）即便是在第一章的最後我已不再扮演參與者的角色，這本書仍然留有我的個人觀察與意見。身為電影的副製片，我的生活在一段不短的時光內也全繞著《Pi》打轉。我希望這個客觀事實能為本書錦上添花、成為「幕後製作」書系公正的基石，就如同第二個故事一樣。
〈推介 ：另一個次元 ：《少年Pi的奇幻漂流》感想〉 /李安
圓周率π──圓的周長與直徑的比──這個常數是個無理數，小數點後無限延伸且不會循環且不會結束。在小說《Pi》中，作者楊．馬泰爾用π似乎是在比喻生命的未知及不按常理；對我而言，π的概念是與《Pi》的電影製作緊緊相連的。
「理性」就像是一個動物園，而人類則是一種奇特的動物，不但給自己建構牢籠──社會、家庭、學校、組織信仰──也選擇安居其中。精心設下限制就為了讓自己遠離未知，而未知是危險卻又迷人的。
藝術，尤其是說故事的藝術，使人們以不同的方式接近無窮盡的未知而非理性。藝術將無限化為有開頭、內容和結尾的敘述，但同時也透過影像或譬喻等讓人得以一窺非理性與未知，藉由這種方式，「說故事」便提供了一種「慰藉」，讓理性所排斥的情感需求得以被填補。儘管如此，單單只有說故事還是不夠的；就像我們雖然過著理性生活，但內心深處的某個部分仍然渴望著直接接觸未知、臣服於它，讓自己成為強大力量底下的一艘小船。
這就是信仰的著力點。信仰既不設限如理性，也不凌亂如迷信。信仰帶人突破框架，探索非理性與未知；但理性到非理性之間從來都沒有橋梁，有的只是裂口。而從此岸到達彼岸的方法唯有奮力一躍──往另一個次元奮力一躍。
大約在二○○一年我第一次閱讀《Pi》，當時讀完覺得又驚又喜，但我隨即想到，大概沒有一個「正常人」會想把它拍成電影，畢竟理性的考量，製作預算會很高，但在非理性的那一面，這個故事縈繞在我心中。七年後，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總裁伊莉莎白．蓋普勒找我拍片，我猶豫了很長一段時間，接著，福斯電影娛樂企業的主席兼總裁湯姆．羅斯曼（Tom Rothman）來訪，他的確是個能言善道的說客，我被他提出的計劃給吸引，接下了這個挑戰，但即便接下這個任務，我的心裡還是帶著疑問的。
我的直覺果然沒錯，拍攝《Pi》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實際來看，給《Pi》這樣特殊的計劃估預算本身就是個大難題。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就好像把圓的變成方的（又一個數學比喻），我不止一次接近放棄邊緣，放棄我的信仰與全部的計劃。大概在二○○九年年中的某天，我突然意識到應該跳脫思考框架，在另一個次元上找答案，才能將《Pi》搬上銀幕，跨越藝術潛能與實際執行間的鴻溝。
接著一連串的選項迅速向我湧來。
另一個次元：字面意給了我一個提示。把《Pi》拍成3D電影如何？這是在《阿凡達》推出之前很久的事情，當時我對3D的概念還很模糊。
另一個框架：把「說故事」放進故事本身如何？讓成年Pi和作者出現在銀幕上撐起敘事框架？
另一個演員：晉用一個全新面孔來演電影如何？讓十六歲少年飾演Pi，挑起電影大梁？
另一隻老虎：融合真老虎與電腦繪製出的老虎創造出理查．帕克怎麼樣？為「寫實」下一個新定義？
另一個地點：把電影拉到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ry）和慕那爾（Munnar）去拍如何？《Pi》的生源地？即便那裡完全沒有拍片設施？
另一種波浪：設計打造一個自己的造浪池如何？做一個比現有的都要好的造浪池來模擬洶湧多變的海象？
另一個國家：但要選哪一個國家？可以在哪個國家進行主要的電影製作？我們找了許多國家，包括美國，但就是找不到理想的拍片地點。
或許小說在這段旅程中提供了一個線索、一張地圖。奇桑號沉船於北馬里亞納海溝（Mariana Trench），設定Pi跨越太平洋沿著北回歸線漂往北美大陸，而最靠近Pi的恰巧是台灣，一座浮島，也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動物園」。現在一切都已準備就緒，《Pi》要開拍了。即使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再沒有大型電影製片公司在台灣拍過片，我們還是選擇了台灣。最重要的是，在台灣拍片也需要信仰上的驚天一躍。但我們做到了。稱其命運也好，旅程中的巧合也好，我回到了出發的起點：在多年的缺席後我返回故鄉，圓了一個圓。
我們在印度本地治里和慕那爾拍片，與優秀的印度劇組共事，度過了美好的三個星期，最後也在蒙特婁花了充實的兩天。不過超過八成的影片（包括前製和製片）是在台灣第三大城市──台中──的一個閒置機場拍攝完成的。另外我們也忙裡偷閒去了台北市立動物園和墾丁海灘。
這次的拍片經驗實在難得；一百多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劇組人員飛來台灣協助拍片，有些攜家帶眷而來，久而久之也融入了台灣生活；而台灣最大的本土劇組也學習了高預算的電影製作方法並且表現優異。語言已經不是障礙了，大家一起工作，也在從前的登機報到處共同用餐。這裡就像是電影製作團隊的烏托邦。
台灣在協助拍攝《Pi》上獲得再多的讚譽也不為過。我們得到新聞局的熱情支援、台中市政府送的大禮（台中機場與造浪池）、屏東縣政府（屏東是我的出生地）所提供的場地，還有台北市立動物園和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提供動物以利拍攝。上至國家造船公司，下至地方產業和地區攤販，台灣民眾都興奮期待這部大片的製作。就是這份充滿正面能量的鼓勵讓我們的電影製作成了一個共享的夢。在福斯公司的支持下，我們打造出最特別的環境。對於所有人而言，《Pi》是一場驚險的、能豐富我們的經歷；我們用靈活創新的方法與不同以往商業製造的模式創造出屬於大家的獨一無二。
「說故事」和「信仰」是這個計劃能夠實現的兩大要素。現在旅程結束，如同Pi和理查．帕克，我們也帶著電影抵達了彼岸。最後再看一眼這個作品，然後它就要帶著希望面世了──願這個作品能喚出更多觀眾內心深處的故事。
1 籌劃：發展階段
導演李安和編劇大衛．馬季為了《Pi》而聚首，在興奮的同時兩人心中也帶著幾分疑惑，無法確定這個精彩的故事是否能成功搬上大銀幕。
馬季自承一開始選擇楊．馬泰爾的小說來閱讀只是圖個消遣，沒想到「最後我深深愛上這個故事」。編劇的職業病讓他忍不住在這本閒暇讀物上編編寫寫，但他也說：「我實在不曉得這個故事要怎麼改編成電影。」一方面，這本小說探討許多宏大的概念，包括生、死、神、人與動物，男孩轉變為男人的過程以及信仰等等；但另一方面，實際的意象卻又很簡單；過了開頭的印度彩色場景後故事基本上只餘一個男孩、一隻老虎和一艘小船。
這樣一個視覺簡約的故事要如何攫取甚至留住觀眾的目光長達兩小時以上？
對於李安而言（導演一開始閱讀小說的動機也是出於消遣），《Pi》講述的雖然是一場精彩的冒險，但小說中引人入勝的關鍵卻是多元意涵的潛在價值，這是其他高預算的商業大片很少觸及的。
雖然故事題材具高難度挑戰性，但製片吉爾．奈特（電影《攻其不備》製片）卻對其青睞有加。奈特表示「我從來沒有讀過這樣的故事。」除了故事中的信仰要素引起他的共鳴外，最終深深打動他的還是他所形容的「一種直覺」。「我對電影很狂熱，而這種感覺是只有進電影院才找得到的，這也是我一直以來追尋的感覺。」二○○二年，奈特帶著這本書找上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總裁伊莉莎白．蓋普勒，福斯買下《Pi》一書的版權，劇本幾經修改後落到了李安的桌上。
蓋普勒在二○○八年第一次跟李安談《Pi》時，導演很驚訝電影公司似乎能接受小說的開放式結局，讓電影中Pi平鋪直敘船難經過的結尾得以保留。李安曾好奇的詢問福斯電影娛樂企業的主席兼總裁湯姆．羅斯曼：公司是如何定位《Pi》？羅斯曼答以「闔家觀賞的電影」。李安進一步追問原因時，羅斯曼反問他讀完小說後發生什麼事。
「我讀完後換全家讀。」李安這麼反應；他把書傳給了妻子及兩名兒子看。
「這就是了。」羅斯曼回答了李安的問題。
兩人的對話觸及了《Pi》的特殊定位──這是一趟適合一家老少的驚險旅程、也是一個父母能跟孩子分享的故事，更是一部能引人深思、討論的電影。
學習改編：大衛．馬季的故事
高掛在李安編劇名單上的是大衛．馬季。蓋普勒女士對馬季的作品印象深刻，曾用「絕妙改編」（指《尋找新樂園》）來形容他的作品，贊許其「兼具孩童視角與劇場張力」。
馬季會走上編劇一途完全是陰錯陽差。當時馬季剛從伊利諾大學畢業（他主修戲劇學，李安也是在差不多的時間於該校就讀戲劇系），他一開始是當演員，不過他說：「我賺的吃不飽、餓不死。」為了增加收入，他還從事有聲書的旁白工作。有天，他終於受夠了：「我抱怨：『這本書刪得一塌糊塗，完全不知所云。故事裡面的角色出現時機不對，前一個場景根本沒有這些角色。這樣不行。我來改都比這個好。』負責人說：『那不然你來試試看？』」馬季答應，開始了他的兩份工作──白天他是小演員，晚上搖身一變成為大修改師；揮動著紅筆精準犀利的把材料重點擷取出來。
五年後，經過八十多本有聲書的改編訓練，馬季成了一位作家。他的第一部改編劇本《尋找新樂園》大放異彩。《尋找新樂園》是描述「彼得潘」作者巴利（J.M. Barrie）的奇遇故事，由強尼．戴普和凱特．溫絲蕾主演。這部電影讓馬季在二○○四年獲得奧斯卡與金球獎的提名。
馬季先生與我：兩個說故事的人來講「說故事」這件事
在二○○九年年初，馬季的經紀人告訴他李安要拍電影，希望馬季能負責劇本編寫，馬季一口同意了。他的原因是「如果李安對此已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洞悉，那麼我就全力支持。」李安和馬季一邊吃著日式料理晚餐一邊討論小說的中心思想；他們都認為這本小說表現出了一個概念：「故事中的不同方式都讓我們的生活能夠持續下去，不論你談論的是一個宗教故事，或是『說故事本身』這件事。」
在李安看來，「說故事」這個事件（《Pi》事實上是兩個人交換故事），是推動全篇故事的基礎。馬季指出：「重要的是我們真的開始思考Pi試著要跟作者建立起的關聯到底是什麼？他如何藉由改編他的故事來昇華他的靈魂？因為同樣一個故事面對不同的受眾可能就會有不同的版本。」所以編劇為電影創造了一個作者的角色，而電影要從作者拜訪成年Pi展開。
在電影中，刻畫小說的是作者而非日籍調查員，因此作者必須在信仰上跨出自己的那一步。李安和馬季在這點上就與原作者楊．馬泰爾的視角有些出入，他們主張邁出的那一步不一定要把聽眾帶到宗教這個面向上。Pi的乾叔叔「媽媽吉」將作者引介至Pi蒙特婁的住所給Pi認識，暗示作者聽到的故事將會改變他的視界。這的確是個好主意，因為作者和聽眾必須自行決定答案。事實上，Pi故事的最終意義可能很大程度上不在於內容本身，而在於將最終意義的決定權交到聽眾手裡。就大衛．馬季而言，《Pi》這部作品其實是關於透過「說故事」這件事，我們可以把人生的混亂框架住，並從此架構中尋找意義的可能性。而對於作者來說，最終在Pi的兩個故事間抉擇，關係到的是生命的改變，而不是喜好的選擇，當他初訪Pi時，他正苦於靈感枯竭且靈魂迷失，因此從故事本身的轉變力量而來的信仰重建，或許正是他所追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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