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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一個你不認識但應該值得你認識的人，跟一本你應該沒讀過但值得你讀的書。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愛德溫．A．艾勃特（Edwin A. Abbott），是一個英國人，一八三八年出生，在一九二六年就已經離開我們，或者說，就已經離開我們的祖先。他在一八八四年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平面國》（Flatland）—如果一定要直譯為中文，就是「平坦大地」，不過，這本書不是在談地球，而是在談一個想像的國度。這個想像的國度，就叫做「Flatland」—平地，大平地！那真是塊大平地！它是艾勃特想像的一個二維空間的國家。
應該是在高中的幾何學裡學過吧！我們這個空間有長度、高度、寬度，是三維的；我們有立體感。我們活在一個三維的空間裡。但是有沒有想過、有沒有辦法想像，如果人活在二維的空間裡、如果二維的空間裡有生命，會長什麼樣子？換句話說，一切都是平的，這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平面，所以這個世界的人長得就跟我們的不一樣，沒有立體的感覺或沒有立體的世界裡，人怎麼活著？
在那個平面國的空間裡，艾勃特想像、創造了一個敘述者。這個敘述者的名字蠻有意思的。他的first name是簡寫的A，我們大概可以猜這跟Abbott有關係，而有意思的是他的last name，他的姓，他姓Square。四四方方。他是個四方人。他告訴我們，依照艾勃特的想像，那個平面國的二維空間裡面，每一個人的地位表現在他的形狀上，各個不同。
什麼樣的人最沒有地位？最沒有地位的女人是一條線，比線稍稍有地位一點的，是三角形。像苦力這種社會地位最底層的人，就是三角形。你如果受了良好的教育，或者得到多一點的財富，說不定三角形的小孩就會變成四方形（square）。有稜有角。地位愈高的人，角愈多。地位最高的人是僧侶（priest），他們有很多很多角。學過幾何的人都知道，角愈多就愈接近圓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世界，可是，這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生存的世界。
如果沒有了立體感，怎麼辨識你我？例如說，我拿出兩個銅板，你會看到這個是五塊錢，那個是一塊錢，因為我把它們站立起來。可是艾勃特想像的空間只有二維，換句話說，所有的東西都會在同一個平面上，那麼，這兩個銅板都在同一個平面上，兩個碰在一起，永遠只能看到一條線。雖然我是一個圓，你是一個三角形，當大家都處在一個平面時，就都變成一條線。所以，二維空間的一個巨大麻煩是，人與人之間如何辨識？
A想了一個解決辦法。來吧，我們就用色彩！每一個人應該有自己一個不同的顏色。有了顏色，我們就能辨認出：喔，來了橘黃色的一條線，我就知道來的是廖咸浩，然後來了黑色的一條線，我就知道這是羅智成，來了灰色的一條線，我就知道這是南方朔……可是這個提案到了平面國的國會裡面，哇，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誰最反對呢？僧侶們最反對。對他們來講，形狀是決定階級等等一切的最後評斷，如果增加了顏色，會搞亂了階級。結果沒辦法，這個提案被推翻了。可是人還是需要了解我到底碰到誰。
沒關係。如果你是下層階級的人，就用摸的。彼此摸一摸，哎喲，這是一條線，這是三角形，你就知道誰是誰、誰是什麼樣的地位。可是地位高一點的不准人家摸，那怎麼辦呢？方法就是，在這個平面國裡面，每一個人都要學幾何，而且都要學得很好，碰到誰就稍微觀察一下：走到這邊，看到這裡有個角，這個角大概有一百二十五度，很快也就知道這個人有幾個角，他大概是什麼樣的地位。
艾勃特設想這個二維世界的故事，有一個戲劇性的變化。書的後半，有一天，Square先生（他是四方形，所以我們知道他的地位不太高）突然發現有一個東西在他眼前浮現，看起來像是一個圓形，可是這個圓形愈來愈大，愈來愈大，然後又愈變愈小，愈變愈小。
為什麼有一個東西它是圓形的，可是它可以變大還可以變小？他從來都沒有看過這種東西，從來都不知道有過這種東西。這時候，不知道從哪裡傳來一個聲音跟他說：我來自另外一個世界，我的名字叫做「球」。這是來自三維空間的一個圓球體。在二維的空間中，這個球體升起，A剛剛遇到的時候，球一個點碰到這個平面，愈往上升，對這個平面而言就愈來愈大，到達直徑的時候是最大，然後不斷上升，他又愈來愈小……所以Square會看到圓形大小的變化。
這個二維空間裡面來了一個三維空間的怪物！ Square的第一個反應是「不可能」、「我聽不懂」，什麼叫做三維空間的圓球體？哪有這種東西？他把這個怪物叫做Strange。他跟這個Strange先生努力溝通，Strange先生想盡辦法告訴他什麼叫做三維空間，什麼叫做立體、立體世界是怎樣怎樣，但他還是聽不懂。
最後Strange說，來吧，我能這樣做—他把Square從他的平面抬起來，
讓他自己從高的角度去看到自己所處的二維空間。噢，Square嚇了一大跳。原來，當他和其他人在同一個平面時，他能夠看到的永遠是一個邊緣，永遠都看到別人的一條線。今天他突然升高了，每一個人的每一樣東西，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看到了他所處的、他生長與生活的二維世界，變成了另一個模樣，出現在他眼前。原來他以為的二維世界，他以為他所知道的一切，現在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他可以看到別人的身體裡面，別人的家裡面—因為以前這樣都擋住了嘛！他跑到上面來看，就看到所有的東西。Square感動得不得了。他發現了一個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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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在中國的流行，還不算是驚人的事。更驚人的是，類似的描述與接待，同樣地也在歐洲出現。當英國對他已經很冷淡的時候，我們看到最喜歡他的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義大利。他之所以一直去拜訪歐洲，是因為大家一直邀請他。而且當他到的時候，像徐志摩這樣的文字就一直歌頌他。從這樣的現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代表了西方帝國主義巨大愧疚感的湧現。
德國人最喜歡擁抱他了。因為你是印度人，而欺負你的是英國人，今天我們給你溫暖。從中德國救贖了自己。因為一方面他不用去承認自身在殖民主義上的錯誤，同時他又可以救贖自己在殖民主義上的焦慮與不安。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談到二十世紀的印度，我們最熟悉的兩個人就是泰戈爾和甘地（Gandhi）。他們之間有著極有意思的交往。在一九三二年，英國政府硬行通過﹁印度國會條例﹂，身體已經非常差的甘地於是決定絕食。當時大家都想，這下完蛋了。因為第一，甘地的精神是，如果別人不讓步他也不會讓步。第二，英國政府不會讓步。所以結論就是，甘地會死掉。甘地絕食的第一天，全印度陷入恐慌。第二天，全印度都在找解決的方法。第三天，總督府發表聲明：﹁我們不希望甘地死，但是..﹂也就是他們無法讓步，因為這會讓他們以後很難做決定。第四天，絕大部分的人相信甘地這次死定了。
第五天，讓全印度屏息的一天，這天快結束時，甘地出來告訴大家，他的絕食結束了。因為在第五天的時候，有一個人去看他，這個人就是泰戈爾。
當時泰戈爾是一個人進去的。後來甘地說到當天的情況：泰戈爾一進去， 什麼話也沒有說，就一直在他的身邊唱歌。唱了一整天的歌之後，甘地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思。」然後他就走了出去，宣告停止絕食。這是二十世紀最有名的兩個印度人，最感人的一場會面。
我們當然要問為什麼？為什麼泰戈爾在甘地面前唱了一天的歌，甘地就決定不要絕食了？因為在理念上，泰戈爾是甘地最大的敵人。而在那個法案上，甘地很清楚知道，泰戈爾不會同意他的立場。可是即使存在著這麼大的差異，泰戈爾願意到他的床前，擺明了如果你繼續不吃東西，我就繼續唱歌下去，而感動了甘地。
泰戈爾晚年，一九二八年，六十八歲的時候開始作畫。到他過世，一九四○年，短短的十二年當中，留下了將近兩千幅畫。他的歌和畫，是我們不熟悉的。可是單純從量上看，我們可以理解，我們也應該要尊重，其實他的歌和畫，遠比他的詩、小說和戲劇，更是他真正的熱情所在。他早年的熱情在歌；而他晚年的熱情在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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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小說」可不是浮世繪，這個新興類型小說中刻劃的，不是江戶時代的庶民風俗，也不是江戶時代繁盛的商業活動，「時代小說」裡看出去的江戶時代，是一個「武士時代」、「劍俠劍豪時代」。
最有趣的問題，不能不問的問題，為什麼經過美國人的十年看管，日本人非但沒有忘掉武士與武士道，反而美國人前腳剛走，日本人就後腳馬上復興起武士神話來了呢？難道武士道真的在日本社會日本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不只消滅不了，甚至不能須臾離之？
這問題的答案，是也不是。是的，武士道對日本人很重要，沒那麼容易被取消。然而，武士道會那樣在戰後捲土重來，一部分卻要怪美國人自己。
戰後「時代小說」的出現，跟一本書有密切的關係。一本美國人寫的書。
美軍占領時期，貧困殘破的日本，沒有放棄閱讀的習慣。那幾年內，全日本最暢銷的書，數來數去，一定要數到露絲．班乃迪克（Ruth Benedict）寫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菊花與劍》是一本解釋日本文化的書，如果考慮這書寫作的背景與過程，這樣一本書會在日本暢銷，簡直不可思議。班乃迪克是個人類學家，但她不會說日語，也不懂日文，更誇張的是，他甚至從來沒有踏上過日本國土，做過一天的田野調查。
班乃迪克的《菊花與劍》，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緊急產物。美國人太驚訝了，為什麼會冒出一個像日本這樣的敵人，其行為完全超乎預期，他們迫切需要了解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班乃迪克帶著她的文化人類學訓練，以及口譯，進到戰爭當中「在美日人」被收管的集中營，靠對這群「在美日人」的訪談，快速做出對日本的解釋，供美國人，尤其美國軍方判斷日本人的行為模式。
美國人對日本太陌生，只好依賴班乃迪克的解釋，可是日本人呢？唉，戰敗的日本人，也不了解自己。戰敗的經驗，影響之廣，難以想像。戰前的是非總總，戰後都崩潰翻轉了，戰敗的日本社會最難面對的，不只是恥辱，不只是貧窮，還有深刻的困擾。
第一項困擾，是正義標準如何重建。戰前的英雄變成戰後的戰犯，可是還有很多戰爭中的行為，該如何在戰後新環境裡評斷？什麼是罪，該受怎樣的罰？在戰後混亂中，人還能相信什麼普遍的正義標準嗎？
第二項困擾—日本到底是什麼？日本人是誰？未來的日本應該保留什麼，還能保留什麼？
《菊花與劍》幫日本人解答了第二個大問題，用美國人的觀點提出了答案，因為是美國人講的，不是日本人自己講的，所以在戰後的背景中，有了特別的權威。而班乃迪克解釋的日本是什麼？是對美的執迷，與對暴力的崇拜，奇異的矛盾統一。「菊花」與「劍」所象徵的，或者該說，這兩項象徵的來源，不正是武士嗎？
美國人一走，寫江戶武士的「時代小說」就興起，因為循著班乃迪克畫出的線，日本人畢竟只能回到武士道中才能重建自己的認同。不過「時代小說」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戰前武士道與軍國主義的連結，寫的不是集體中的武士，而是孤單追求著劍道與義理的劍俠、劍豪。
「時代小說」寫的雖然是江戶時代的武士，然而骨子裡真正反映的，卻是日本戰後新身分新認同的掙扎，在心靈的廢墟上，抓著想像的孤獨武士，日本人重新認識自己，肯定自己。
順帶附筆一句，與「時代小說」幾乎完全同時流行起來，還有另一種類型小說，那就是松本清張帶頭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因為「社會派推理小說」具體且勇敢地探討了罪與罰的實際存在狀態，正好碰觸到了日本人對於正義迷惘的那根敏感神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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