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從戰略觀點看三國時代
壹、 引言
從戰略的觀點來看我國的歷史，有兩個時代可以稱為「黃金時代」：第一個就是楚漢相爭的時代，第二個就是三國鼎立的時代。在這兩個時代中有許多戰略人才出現，他們的表現都很傑出。在我國的全部歷史中可以算是很難得一見的盛況。但這兩個時代之間又有一個顯著的差異。秦楚之際，人才是集中在一方面，遂終成統一之局。三國時期，人才卻分散成為三大集團，於是也就造成了分裂的後果。雖然有如此的差異，但這兩個時代的故事又都是一樣地值得後人欣賞和研究。
以時間而論，三國時代要比秦楚之際較晚，照理說，史料應該比較豐富，所以研究工作也似乎應該比較容易。但事實並不如此。首先必須指出陳壽的《三國志》對於戰爭的記載遠不如《史記》那樣清楚。《史記》的記載雖然也還是很簡略，但對於重大的會戰我們從紀錄中還是可以摸索到一點輪廓，但《三國志》在這一方面所能提供的資料就差得多了。
其次，最足以產生混淆的就是《三國誌演義》這一部小說。因為這部小說已經暢銷幾百年，幾乎可以說是家喻戶曉，所以其影響力之大簡直難以估計。但是小說中的敘述與歷史有相當的差距，尤其是對於時間的記載有許多差誤，對於人物的評述也有很多扭曲。其在社會傳統認知中所產生的不正確印象也就變成了精密研究的絆腳石。
因此，三國時代的精密歷史研究是似易實難。不過對於本文的目的而言，又多少並不那樣悲觀，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只想從現代戰略的觀點來分析古史，並且企圖從此種分析中獲致若干實用性的教訓。所以，並不需要知道太多的細節，而且也毋須作嚴密的考據。我們只是根據正史（不是小說）的記載來當作一種戰略研究的個案而已。
貳、三國時代的界定
所謂「三國」是一個很模糊的名詞，嚴格地說，要到曹丕篡漢稱帝的時候，歷史才真正地開始進入三國時代，那也就是西元二二○年，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同時也是魏文帝黃初元年。劉備稱帝還要遲一年，即西元二二一年，至於孫權則直到西元二二九年才正式稱帝。但事實上，「赤壁之戰」（西元二○八年）以後，三國鼎立的局勢即已形成，從戰略的觀點來看，把三國時代的起點定在這一年似乎比較適當。在此以前還應算是漢朝的末期，那個階段大致是始於董卓之亂（西元一九○年），接著就是軍閥混戰。在這個長達十餘年的混戰中，曹操終於掃平群雄，掌握了中原的控制權，到西元二○八年，他開始進兵荊州時，歷史也就走到了它的轉向點。
如果赤壁一戰曹操獲勝，則中國將回到統一的途徑，由於這一戰失敗，遂粉碎了曹操統一全國的雄心，而三國鼎立的局勢也就終於形成。所以，從史家的觀點來看，「赤壁之戰」的確要算是一場決定性會戰。換言之，這一戰決定了歷史的方向。
雖然，歷史的分段應以西元二○八年為界，但戰略的研究卻不能以此為起點，因為在此以前，戰略形勢都早已在發展之中，而那些重要人物（戰略家）的過去也都有分析之必要。所以本文所涵蓋的時間應起自漢獻帝元年，而以三國的再統一為結束。
三國時代的關鍵人物，在這個時代中，最傑出的戰略家還是首推曹操。尤其以用兵（作戰）而言，更是無人可比。諸葛亮〈後出師表〉中有云：「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這種說法不僅是推崇備至，而且相當客觀，對於曹操而言，更可謂蓋棺定論（曹操死於西元二二○年，〈後出師表〉大致作於西元二二八年）。
曹操最初起兵聲討董卓時，其實力真是非常渺小，他不僅沒有自己的地盤，而且五千人的兵力也是七拼八湊的。當時其他的關東州郡都各有兵力達數萬人。在結盟時，自然推舉兵力和威望最大的人為盟主，那就是號稱「四世三公」的袁紹。在這個時候，曹操在群雄之中只能算是一個小人物。但他卻已經開始表現出他的機智和勇敢，令人刮目相看。
當董卓被消滅之後，中原變成了權力真空，在軍閥混戰之中，曹操終於脫穎而出，並在官渡會戰中徹底擊敗袁紹（西元二○○年）而建立了統一中原的初步基礎。曹操的勝利的確得來不易，其所以能如此者主要的還是應歸功於其戰略的高超。我們還是引用諸葛亮的意見來作為證明：「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隆中對〉。這裡所說的「人謀」即為戰略。
劉備的戰略才能顯然不如曹操，但他有一個最大的特長，為人所不及。那就是他對於戰略以心理方面有其獨到之處。雖然他的基礎和運氣都不太好，而且幾乎經常打敗仗，但他依然是名滿天下，眾望所歸。這的確是一種驚人的成就，連曹操都不能不佩服。所以他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劉備之所以能終成帝業，主要地就是他知道如何善用心理（精神）因素。
在曹操的心目中，劉備是其第一號敵人而且也是最後的敵人。在他下荊州時，為了追擊劉備，曾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可以想見曹操是志在必得。假使劉備在長阪（沒有坡）被俘，則曹操也就已經獲得完全的勝利，孫權決不敢獨力迎戰，赤壁之戰也就不會發生。
從歷史記載上看來，劉備雖敗而未潰，這正是其最大的長處。依照諸葛亮在遊說孫權時所說的話，則他還是能夠保持相當完整的實力，似乎更難能可貴，由此可以反證劉備並不像小說中所形容的那樣不善用兵。（當然，諸葛亮也許有一點誇大。）
若與曹劉相比，孫權顯然又差了一大截。他不僅是晚輩而且也缺乏經驗。不過，他仍然還是一位很傑出的領袖，他不僅知人善任，而且也有決斷。所以他能承繼父兄之業，並終於達到鼎足三分的地位，也並非偶然。
除了三大巨頭以外，三國時代還有許多人才，真可以說是「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曹操所網羅的人才最多，在他的幕府中有很多優秀戰略家，不過因為曹操本人的確是了不起，所以有月掩眾星之感。孫家兄弟所網羅的人才也不少，其中像周瑜、魯肅、陸遜都要算是第一流的。比較差的還是蜀漢方面，不過劉備能夠三顧茅廬，請出了諸葛亮，好像是打了一支「全壘打」。因為所有其他的人才都無法與他比擬。
儘管陳壽批評他「奇謀為短」，但從現代的觀點來看，諸葛亮之為偉大戰略家還是應該獲得肯定。也可以說是一種奇蹟，雖然已經相隔一千七百多年，但到今天還有完整的紀錄足以充分表達諸葛亮的戰略思想。如果看過此種紀錄，還說諸葛亮不是偉大的戰略家，則這個人也就可以說是完全缺乏戰略的認識。此項文獻就是所謂〈隆中對〉。
叄、隆中對的分析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常有一些非常有趣味的類似情事發生。說到〈隆中對〉也就令人想起〈希里芬計畫〉（Schlieffen Plan）。從表面上看來，這二者之間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從戰略家的眼中看來，二者之間卻有一種非常微妙關係的存在。因為它們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遠程計畫。
希里芬雖貴為元帥，但一生都沒有打過仗，其作為「戰略家」的大名完全是靠所謂〈希里芬計畫〉才能傳留至令，如果沒有這一套文件的存在，則現在可能已經沒有人知道希里芬為何許人了。
非常類似，諸葛亮一生當中也很少有指揮作戰的機會，至少在劉備未死之前，他似乎很少過問軍事。而且還有一項事實也許是很多讀者所不敢相信的，那就是劉備對他也並非言聽計從。這又還是小說害人，因為我們從小就看《三國誌演義》，對於劉備的信任孔明，以及諸葛亮的神機妙算，獲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很難接受歷史的記載。
在劉備的時代，諸葛亮的貢獻似乎都是在外交和內政方面，至於用兵作戰，劉備是自有主張，並不一定尊重他的意見，甚至也不徵詢他的意見。至少諸葛亮本人也都感覺他的意見有時不如法正（孝直）的有份量。直到劉備稱帝時才以諸葛亮為丞相，換言之，在此以前他的地位並非「位極人臣」。
諸葛亮的真正執政是在後主的時代，而他親自指揮作戰則更是只限於「六出祁山」那個階段。雖然受到許多客觀因素的限制，但他沒有打勝仗也是事實。因此就事論事，陳壽的評語並非毫無根據。
假使說沒有〈希里芬計畫〉則後世將無法證明希里芬是偉大的戰略家，則也可以同樣地說，若無〈隆中對〉，則今天也無法證明諸葛亮是偉大的戰略家。
〈隆中對〉的「對」字，就是「對話」（Dialogue），換言之，即為當時劉備三顧茅廬時，諸葛亮與他談話的紀錄。它雖然不具有戰略計畫的形式，但卻有其實質的內容。因此，我們可以將它與希里芬計畫相提並論。陳壽對於諸葛亮所說的話是記錄得相當完整。從這一段紀錄我們可以體會到作為一位戰略家的諸葛亮，眼光是如何高遠，思想是如何周密。
因此，正像希里芬的情形一樣，僅憑〈隆中對〉即可了解諸葛亮的戰略思想。同時，它也和諸葛亮大名同垂宇宙。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資料，所以現在將其全文引述如下，然後再作精密的分析：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泛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亮這一段話一氣呵成，並不太長（不到五百字），但卻氣勢雄偉，層次分明，足以表現極高深的戰略修養。真可以說是要言不煩，其說服能力遠超過萬言書。無怪乎劉備非常的佩服而決心聘請他下山為「軍師」。
諸葛亮首先以曹操勝袁紹的事實為例，指出事在人為，成功要靠戰略（人謀）的基本道理。接著他就作情勢和利害的分析，而獲得四點重要結論：
（１）不可與曹操爭鋒。
（２）江東可以為援而不可圖。
（３）荊州為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
（４）益州劉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基於以上的分析，則劉備所應採取的戰略也就至為明顯：
（１）奪取荊益二州來作為霸業基地。
（２）利用內政和外交手段以來鞏固和擴大權力基礎。
（３）天下有變，始發動總攻勢，以期一舉而興復漢室。
必須了解諸葛亮所提出的是一種真正的「遠程計畫」。以當時劉備的處境而言，此種構想從一般人眼中看來，幾乎可以說是不切實際。但天下事的確是非常玄妙，許多近似夢想的計畫終於能夠變成事實（至少是一部分），這也是歷史給人類的最大教訓之一：人的確有很大的行動自由，他能否予以充分發揮，其關鍵則在意志（will）和智慧（wisdom）。劉備戎馬半生，累敗累戰，自然是一位意志極堅強的領袖，但他所缺乏的卻是智慧，也就是一種能夠高瞻遠矚，總攬全局的戰略頭腦，而諸葛亮就正是這樣一位「天下奇才」，足以填補劉備的戰略思想真空。
因為是「遠程計畫」，所以自然沒有預定的時間架構，而且內容也只能以「假想」（Scenario）來表達。希里芬計畫也是這樣，足以證明雖然古今中外在情況上可能有很大的差異，但對於戰略研究而言，某些基本原理並無改變。諸葛亮的〈隆中對〉含有很多的「假想」，換言之，也就是在當時（西元二○七年，即建安十二年）根本無從控制的因素和發展。不過就其全體而言，它還是具有一種明確的目標意識。它所想像的每一個層面，都是具有統一的導向，這也代表一種標準的戰略思想方法。對於今天已經受過完美戰略教育的人而言，這些道理似乎沒有什麼稀奇，但在那個時代，諸葛亮能有如此嚴密完整的戰略思想，則的確應該稱之為「天下奇才」。
諸葛亮只是首先指出應以荊益二州為初期爭取之戰略目標，至於應如何爭取，他並未說明。當然，那是「運作」（operation）的問題，無法納入這樣的「大綱」（outline）計畫之內。接著他就作了一個假定，「若跨有荊益」，於是再指出第二階段的戰略重點，即「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等到這些目標已經達到，則劉備始能居於不敗的地位。
這樣才達到第三階段，也就是最後階段，此時他又作了一個假定：「天下有變。」這一點非常重要，必須天下有變，然後始能發動其想像中的鉗形攻勢，並一舉而達到興復漢室的目的。但若無變，則絕對不可輕舉妄動。諸葛亮雖未作這樣的明白說明，但其前面所說「此誠不可與爭鋒」一語即可以作為暗示。
〈隆中對〉是一種概括性的遠程計畫，其主要價值就是能對爾後的戰略行動提供一種總體性的指導。至於此種計畫應如何執行，以及其進度應如何決定，那都是另外的問題。而且根據歷史的經驗，很少有任何計畫能夠完全依照原有的構想付之實施，事實上，也並無這樣的必要。所以，〈隆中對〉的構想以後究竟兌現了多少，對於其作為戰略計畫的評價並無任何關係。
肆、赤壁之戰
劉備到荊州投劉表是在建安六年（西元二○一年），得諸葛亮於隆中是建安十二年（西元二○七年）。其間有長達六年之久的時間，但劉備卻一點作為都沒有，這也是一件很不可解釋的事情。假使說，過去他一直都沒有考慮奪取荊州的問題，那麼等到諸葛亮正式向他提出此種觀念之後才開始動腦筋，顯然也就已經來不及了。
建安十三年（西元二○八年）七月，曹操開始大舉南征，情況發生劇變，諸葛亮所原擬的計畫完全落空。此一事實可以提供很重要的教訓，足以證明戰略就本質而言是一種藝術，戰略家必須具有彈性化的心靈，能隨機應變而不墨守成規。否則，一遇到緊急事變，也就會手足無措。簡言之，戰略絕非八股，而且也無公式，對於今天許多從事戰略理論研究的人，這些歷史故事是應該能產生警惕作用。
曹操大軍壓境，本已多病的劉表在八月間憂懼而死。九月曹軍兵臨新野，劉表的幼子劉琮迎降。這些一連串的發展實在是來得太快，不過劉備（在諸葛亮幫助之下？）還要算是應付得很好。他不僅逃過了曹操的猛烈追擊，而且還保持著由關羽和劉琦（劉表長子）所指揮的兵力約兩萬人。由於還有這一點本錢，所以諸葛亮的「聯吳」戰略才能付之實施。
在此又有一點應該指出：〈隆中對〉中所假想的「外結好孫權」是在「跨有荊益」之後，而此時，劉備決定尋求孫權的合作，並派諸葛亮入吳遊說，卻是一種應急措施，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當曹操進占荊州之後，也就立即向孫權展開招降的工作。這種威脅利誘的心理作戰已經產生相當的效果，吳下群臣中有很多人都主張投降，甚至於連孫權本人也一時拿不定主意。當時，東吳的主戰派是以周瑜和魯肅為領袖，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也感到孤掌難鳴，幸虧諸葛亮此時來到使主戰派聲勢大振，他的說詞非常鋒利，直指孫權的心理弱點，這樣才迫使他決心一戰。
諸葛亮的說詞很值得引述和分析，因為這對於「攻心」之術可以算是一種最佳的模式。他首先對孫權說：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這一段話中有兩個要點應特別指出：（一）不諱言「豫州遁逃至此」，並要求孫權量力而處，使所有反對與劉備合作的人無法反脣相稽。（二）公開指出孫權「事急而不斷」，這也正打在他的心理弱點上。凡是猶豫不決的人都最怕人說他不能決斷。只有這種刺激才能使他立下決心。（第一次大戰前夕，俄皇尼古拉斯二世之所以投入戰爭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
當孫權反問：「苟如君言，劉豫州遂事之乎！」諸葛亮遂又乘機從另一方面施加心理壓力，他說：
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
這一段話訴之於孫權的「榮譽感」，孫權向以英雄居，他當然不能忍受「劉備不能降而孫權可以降」的侮辱。最後為了增強孫權的決心，諸葛亮又作了下述的研判。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這一段話也可以對後世研究戰略的人提供重要的啟示：戰略是講理的，戰略必須以利害的分析為基礎。所以在激之以情之後，還是要服之以理，而更重要的是動之以利。這一段研判是平實合理，對於敵我的比較也很客觀，說的全是內行話，而且對於勝敗的後果也作了合理的推測。
當孫權下了決心之後，接著就展開「赤壁之戰」。關於這次會戰的資料實在很貧乏，嚴格說來，我實在不知道它是怎樣打的，甚至於也不知道其正確的時間和地點，唯一能確定的事情就只有它的勝負和後果。現在為了簡便起見，根據歷史的紀錄分成幾個問題討論如下：
（一）雙方的兵力。聯軍方面很容易確定：周瑜有三萬人，劉備大約兩萬人，合計五萬人，但曹軍的數量則爭議頗多。八十萬當然是誇大其詞，周瑜認為總計不過二十餘萬，其中七、八萬為荊州降軍，不可靠而素質也差（過去荊吳交戰，荊州兵幾乎總是戰敗）。其餘十五、六萬北方部隊，不特不服水土而且也不善水戰。大概說來，周瑜的分析是相當正確，而且與諸葛亮的意見一致。不過仍有兩點必須澄清：（１）總兵力是一件事，參加會戰的兵力又是一件事。曹軍南來，征服了整個荊州，對於若干後方重要城鎮，不可能不酌留駐軍。所以能用在會戰中的兵力遠比總數要小。也許可以這樣說：會戰時曹軍在數量上只是略占優勢，達不到三對一之比。（２）「水戰」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因素，這個戰場很特殊，兩軍主力之間隔著一道大江，因此，不善水戰的部隊在素質上吃虧很大。
（二）時間與地點。誰都不知道會戰是在哪一天打的，不過曹操是在九月進入荊州，接著他要接收地盤，調整態勢，和等候東吳對招降的回答，花掉一個月的時間是一種合理的估計，所以「赤壁之戰」應該是在十一月。假使這種推斷是正確的，則又可以獲得下述兩點結論：（１）曹軍的確已成強弩之末，因為在古代冬季很少作戰（中外都一樣），這時北方部隊早已歸心似箭。（２）在長江流域，十一月吹東風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孔明也就不必「借」了。地點也是一個謎。現在大家都認為是湖北嘉魚縣西南。赤壁是一座山，位在長江右岸，周瑜的主力位置在此，對岸是烏林，也就是曹軍的集中地。所以，一般人所說的「火燒赤壁」是完全不對，燒的是烏林而不是赤壁。兩軍為什麼會在這裡遭遇，為什麼會以此為戰場？歷史也無交代。
（三）會戰的經過。歷史對於這次重要會戰的經過，記載得非常簡略，而且也很模糊。我們對於雙方的「戰鬥序列」一點都不知道。只有兩個因素可以肯定，那就是「欺騙」（deception）和「奇襲」（surprise）。黃蓋詐降的確使曹操受到欺騙，於是也就產生了奇襲的效力，終於造成了北軍大敗的結果。有人認為像曹操那樣精明的人，怎樣會受騙，似乎不可解。實在很容易解釋，因為當時東吳群臣中，尤其是老一輩，想降曹的人很多。「火攻」在古代是很普遍，所以《孫子》列有專篇，在外國也是一樣，可以找到很多例證。「連船」也不是一件奇事，在長江中假使多數船隻碇泊在一起，自然就會彼此用纜索連繫，以免碰撞流失。至於所謂「連環計」則完全是小說的虛構，技術上也不可能。最後，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由於受到小說誇大描寫的影響，大家都以為曹軍是一把火燒垮的。事實上，絕非如此，「火攻」只是會戰的序幕而已。假使聯軍不發動突擊，則曹軍不會自動崩潰。
（四）劉備的貢獻。於是我們就要談到另外一個疑問，究竟劉備在會戰時扮演何種角色？照歷史（和小說）的記載，這場會戰好像是周瑜一個人打的，劉備只是旁觀而已。事實上，絕對不可能如此。聯軍一共只有五萬人，劉備所部占了兩萬，在決定性的會戰中居然不參加，那豈非怪事。劉備參戰另有一項旁證，那就是後來發生荊州主權爭論時，關羽曾經指出：「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自力破魏，豈得徒勞而無塊壤？」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在會戰時，周瑜是從長江南岸直趨北岸，從正面攻擊曹軍陣地，因為吳軍擅長「水戰」，所以此種兩棲攻擊是優於為之，並吸引曹操的注意，因為那是他的心理弱點。在此同時，劉備的精兵就從北面打擊在曹軍的背面上，直撲烏林，並與南面登陸的吳軍會合。在這樣前後夾擊之下，曹軍才會完全崩潰。這樣的打法不僅入情入理，而且也符合中外戰史的典型。不過令人感到遺憾的卻是歷史並無明確的記載。
（五）勝負與後果。赤壁會戰的記載雖然不完整，但其勝負和後果卻是非常明白，也不會引起任何爭論。曹操的確敗得很慘，幾乎「僅以身免」。而更重要的是從此他對於南征的興趣已經大打折扣。以後，他雖曾再度進攻東吳（西元二一三年），但半途而返。所以誠如諸葛亮所預測：「鼎足之形成矣。」「赤壁之戰」使統一的漢朝變成分裂的三國，所以對於歷史而言，它是決定性會戰自無疑義。
伍、劉備跨有荊益
赤壁會戰結束後，曹操率其敗軍向北撤退，周瑜和劉備當然乘勝追擊，但後續作戰進行得並不太順利，不僅曹操能夠脫身逃走，而且他的部隊也還守住了所占領的荊州北部。其原因很複雜，值得加以較詳細分析。
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兵力數量，因為「赤壁之戰」主要是憑奇襲取勝。曹軍雖敗但其剩餘實力還是相當可觀，而且重要的城鎮（襄陽、樊城、江陵）都早已留有守軍，所以能夠擋住追兵的攻勢。
其次，周瑜所部雖然擅長「水戰」，但是遇到真正的陸上作戰，尤其是攻城，就會感到不那樣得心應手。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吳軍好像是較輕型的陸戰隊師，而不是重型的陸軍師。在此也可以提供一個重要暗示：部隊由於受到其訓練、裝備、和思想的影響，往往只能打一種戰爭，連著名的精兵也不例外。一九八二年，以色列軍進兵黎巴嫩南部，原以為不過是牛刀小試，理應勢如破竹。但結果卻發現事與願違，因為以色列軍一向是慣於在開闊的西奈沙漠地區中作戰，到了地形完全不同的黎南，就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
除了上述兩個原因以外，還有第三個較微妙的原因，那就是劉備乘機奪取荊州的地盤，而並未傾全力去幫助周瑜追擊曹操。荊州當時一共有七個郡。其中南部四郡分別為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大致就是今天的湖南省。其餘北部三個郡則位置在湖北省內，即為江夏（包括現在的武漢）、南郡（包括江陵），和南陽（包括襄陽，也就是荊州的首府）。曹操南下時，北面三郡都已為曹軍占領，而南部四郡由於距離較遠，大致是維持著半獨立的狀態，儘管在名義上已經歸降曹操。
劉備此時派遣諸葛亮統一指揮關羽、張飛、趙雲三支兵力去收拾南部四郡，而其餘的部隊則由其自己統率去幫助周瑜攻擊江陵城。從戰鬥序列上來看，即可知道前者代表他的主力。諸葛亮很快地就把這四郡收復，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為那些地區本來就是荊州的領土，不可能對劉備的兵力作堅強的抵抗。
另一方面，少年氣盛的周瑜卻在打硬仗。他雖然終於攻下了江陵城，但自己也身負重傷，結果到建安十五年（西元二一○年）遂不治而死。那時他只有三十六歲，可以說是痛失英才，非常可惜。小說（三國誌演義）上所描寫的關羽在華容（道）放走曹操，以及諸葛亮氣死周瑜，那完全是胡說八道，不過從戰略的觀點來看，劉備不曾傾全力追擊曹操卻是事實，所以若從這種觀點上來解釋，則指責他放走曹軍也似乎不無理由。
江陵攻下之後，這個「戰役」（Campaign）也就告一結束，暫時恢復了平靜。在此對於名詞的使用要略作解釋。在西方軍語中，「會戰」（Battle）、「戰役」（Campaign）、「戰爭」（War）是代表三個不同的階層，各有其定義，不可以隨便亂用。但在我國古書中，「戰」和「役」常常混用，而且也無明確界定，所以應特別注意，最好不要用「××之役」這樣的話，因為那實際上是指會戰而言。
此時若作一次結算，則可以發現荊州七個郡，劉備獲得了四個，孫權獲得了兩個（江夏和南郡），而最北面的南陽郡仍保留在曹操的手中。若專就郡數來比較，似乎在這一場賭博中，劉備是大贏家，尤其是他本來寄人籬下，無尺寸土，現在已有四個郡的地盤，更應該算時來運轉。
這個時候，對於荊州的主權問題並無任何法理上的爭執。因為劉表的長子劉琦還在，荊州應該物還原主，實乃理所當然。所以在赤壁戰後，遂由孫權和劉備聯名上表給漢獻帝保劉琦為荊州牧，完成了合法的手續。當然劉琦只是掛名而已，實權是在劉備手中。不久劉琦病死，於是孫權遂又表劉備領荊州（西元二○九年），這表示孫權對於劉備在荊州的政權合法性已作自動的承認。
因此，以後所謂「借荊州」的說法實在非常牽強，而且於法無據。荊州本是劉家故物，孫權何得而借之。這些爭論留待下文中再談，專就赤壁戰後的情況而言，劉孫之間還是合作無間。其理由也很簡單，可以略釋如下：曹操雖敗但孫曹之間的和平關係並未恢復，雙方仍處於敵對的狀況之下，孫權必須要依賴劉備的合作。尤其是周瑜死後，孫吳損了一員大將，而代替他的魯肅又是一位能識大體，力主孫劉合作的人，所以在那個階段，雙方的關係是相當良好。
實際上，劉備兵力有一部分是駐在南郡的境內。他的司令部設在江陵對岸的油口（後改名公安），並在那裡築城，表示有久居之意。所以假使要說劉備「借」荊州，那也許只應解釋為他借了南郡的一部分，即長江以南的幾個縣。不過，很顯明，那是由於戰略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孫權同意的。
到第二年（西元二一一年），情況又有新的發展。劉璋自動派法正到荊州迎劉備入川，這對於劉備而言，真可以說是天賜良機。劉璋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行動，概括地說，是受到張松和法正的影響，而這二人又早已與劉備互通聲氣，所以，我們應該說這是一種政治戰的運用成功，至於其中的細節今天已經無法知道。
劉璋之所以作這樣的決定，主要又是受到曹操的威脅，換言之，他是希望借重劉備去抵抗曹操。但這卻是一個送命的決定，真是引狼入室。劉備入川帶去的部隊並不太多（約二、三萬人），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希望用政治手段來達目的，而不準備使用武力。假使兵帶得太多，反而會引起劉璋的猜疑。同時荊州是其根本基地，而且對未來發展非常重要，所以必須留駐重兵。因此，他把他所有的老人（包括諸葛亮）都留在荊州而只帶赤壁戰後所吸收的新人前往益州。
這些安排都不錯，但可惜入川之後並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樣順利。結果還是不免使用武力，這也給予後世一個很有價值的啟示：政治手段往往有其極限，想完全不用武力可能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想收穫必須付出成本。希特勒在第二次大戰以前也是對政治戰略作了過高的期待，結果才會投入戰爭而不能自拔。
事實上，劉備征服益州一共花了四年的時間，到西元二一四年，才算是終於達到了「跨有荊益」的目標。換言之，也就是勉強完成了〈隆中對〉所想像的第一個階段。不過，所付出的成本也很大，就戰略而言，最大的犧牲就是終於不得不動用保留在荊州的總預備隊。諸葛亮、張飛、趙雲都奉調入川，在荊州只有關羽留守，這對於未來的戰略發展構成嚴重的隱憂。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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