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8-p.42 哆啦A夢的任意門
上大學開始學中文以後，我的世界一下子擴大了。原來，在地球上，除了日語和英語以外，還有中文和其他語言，除了日本和美國以外，還有很多國家地區，五花八門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作為一則知識，我當然早就知道。可作為親身經驗，卻是上大學以後才體會到的。例如，在日中學院執教的，除了大陸來的中國籍老師以外，還有南洋馬來西亞、新加坡來的老師們。我當年才二十歲左右，對世界歷史地理的理解非常有限，當初搞不明白為什麼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教中文？其中有一位陳志成老師對我人生道路的影響非常大，因為就是他給我介紹看香港雜誌，而我後來的中文作家生涯，就是從那份香港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開始的。
當時，一九八○年代初的中國，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傳播媒體仍然全屬於國家和共產黨。臺灣也還沒有解嚴，在蔣家王朝獨裁下，有所謂﹁報禁﹂控制著言論活動。相比之下，香港雜誌不僅屬於民間，而且內容世俗得很。在我第一次買的一期雜誌上，登著已故披頭四主唱約翰‧藍儂的華裔女朋友，即他和日本籍太太小野洋子之間的第三者，寫的札記。沒錯，完全八卦，而我一下子給它迷住了。中文啊中文，你除了好聽、好看以外，原來還這麼好玩啊！可以說，我當時就發現了：中文不僅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言，時間上，它擁有悠久的歷史，空間上，它通行於全球華人社區。
中文有世界性。這一則發現對我人生的影響無比大。英文是如今的世界語言。再有了中文，地球上行走的自由度又會大幅度提高。我開始把中文當作日本護照以外的另一本通行證，或者說哆啦A夢的任意門也好，大膽地走世界各地了。
最早的目的地是中國大陸。我拿到中國教育部的獎學金，從一九八四年到八六年，前後兩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廣州中山大學留學。每次放假，我就背上紅色大背包獨自去大陸各地旅行。中國是跟歐洲一樣大的大陸國家，即使在漢族居民占多數的沿海地區，每個地方的方言之間仍有相當大的區別。上海話、福建話、客家話、廣東話和普通話之間的關係，如果拿到歐洲去的話，好比是德語、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英語的關係了。簡單來說，彼此不通。
然而，在中國境內，大家除了母語方言以外，還會說在學校念過，在廣播上、電視上、電影院裡聽到的普通話。所以，無論在東北哈爾濱，還是在四川成都，大部分中國人都聽得懂我說的話。那經驗真的好過癮。我發現：其實不少中國人每天都講三種語言生活。比方說我去廣東省順德，即周潤發的老家旅行時，在當地中旅酒店前檯工作的女孩子，跟我講普通話，跟同事講順德話，接電話時則講省會廣州的廣府話，而且語言之間的切換完全自然圓滿，簡直像變魔術一般。
當年中國的物價還很便宜，加上公費留學生處處受到優待，所以，我才能夠去離北京、廣州很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第一次是內蒙古自治區的滿洲里，乃中國和俄羅斯，當年蘇聯的邊境小鎮。我是五月初勞動節假期去的，北京已經是初夏了，但是隸屬內蒙古自治區的北國小鎮仍在冬季，大湖泊中心結的冰還沒有融化。街上看得到很多穿著民族服裝的蒙古族人。他們住在五百公里之外草原上的蒙古包，好不容易來到鎮上辦事情。族人彼此之間說蒙古語，但是跟漢人，跟我則說普通話。他們個子並不高，但是力氣卻就特別大。看來滿可愛的小伙子，開啤酒瓶不需要用開瓶器，用三根指頭就開得了。
幾個月後，我到了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烏魯木齊、吐魯番、喀什，乃從北京坐幾天的火車，然後改坐兩天的巴士越過塔克拉瑪干沙漠去的。我從小夢想坐夜車、長途巴士一個人闖世界，這回兒時夢想成真了。那巴士的乘客大多是當地維吾爾族人，彼此說民族語言，但是念過書的人都會說普通話。維吾爾族是能唱善舞的民族，晚上巴士停在綠洲上的小旅館過夜，他們吃完晚飯後，男女老少都隨著小提琴伴奏跳起舞來，真有意思。而且跟他們在一起，就吃得到別處沒有的西域美食，例如我在中國大陸吃過的麵條裡最好吃的羊肉拉條子。那兒就是歷史上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連馬可‧波羅、帶著孫悟空的唐僧都走過。跟一批維吾爾人一起旅遊，好比自己成了書本裡的登場人物，說印象深刻到一輩子難忘都一點也不誇張。
從新疆，我回到甘肅省會蘭州市，趕緊吃兩碗蘭州牛肉麵：一碗清湯加香菜的，一碗麻辣的。那是我在火車上認識的幾個漢族小伙子介紹的，果然好吃到能跟新疆拉條子媲美，或者說是一個香妃，一個楊貴妃吧。我在蘭州也看到了滾滾而流的黃河上游，真是跳進去都一定洗不清了。然後，匆匆搭上往西的火車去青海省格爾木市。窗外看得到氂牛，乃像披上了毛毯一般的牛，遠處地面上則有白色如霜的礦鹽，原來很久很久以前，青海高原曾是大海。且讓我提醒你：青海高原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也就是跟日本最高峰富士山頂差不多。確確實實是滄海桑田，沒得說了。
從格爾木，我又坐兩天的巴士越過海拔五千米的高山區去西藏拉薩。路上的故事也不少。例如，有幾個法國人老跟著我，要我幫他們當翻譯。人家要表達的永遠是：bread and omelet（包子和炒雞蛋）。極其簡單的一句話，卻需要找個會說中文和英文的人，才能叫廚師明白，否則得挨餓，搞不好還會餓死。剛去中國不到一年，我已經成了掌握著法國旅客生命關鍵的重要人物了。當地老百姓則以驚訝的眼光看我這個通多種語言的神祕外國妞。那裡的山，炎夏八月還冠著雪，被太陽照著很像稍微融化的霜淇淋。藏族人的民族性格跟維吾爾族人恰恰相反，是非常嚴肅老實的。
當年，他們跟中央政府的關係沒有後來差，但是願意說漢語的藏族人不是很多。當然，在旅館、餐廳等地方，從事觀光服務業的都會說漢語。
除非會說普通話，我當年一個人背著大背包跑中國的邊境地區，肯定沒那麼容易順利了。我對邊境和半島情有獨鍾。後來也去了位於緬甸邊境的雲南省西雙版納，位於天涯海角的海南島三亞鹿回頭等少數民族居住區，都是靠講普通話來解決各種問題的。
p.46-p.49 講中文讓我自由
中國境內通行普通話是理所當然吧，可是出乎我意料，其實中國境外很多地方也通行中文普通話。
我從中國回日本以後，當了半年的新聞記者，而後又到加拿大多倫多念書去了。誰料到，在多倫多大學英語進修班上課的第一天，我就結識了剛從北京來的女同學，交上了好朋友。她弟弟當時念多倫多大學研究生院碩士課程，是已經在當地待過好幾年的老手了。我通過他們姊弟認識了好多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等。他們是文化大革命熬過來的一代，小時候沒有好好讀書的環境，所以鄧小平一復出，高考恢復就報名，外國留學一開放，馬上就想辦法辦護照出國。果然，那一批人的向上心和意志力都非常可觀。
在多倫多，除了中國來的留學生以外，還有不少來自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地的華人學生。我跟他們也都用普通話交流，感覺上比講英語親切多了。記得有一個印尼華僑告訴我，印尼政府不允許華人學普通話，所以他的中文能力很有限，可是越受壓迫，作為華人的身分認同反之越強，仍然很願意用中文跟別人溝通。
我在加拿大待的六年半時間裡，跟加拿大人講英語，跟日本人講日語，跟中國人、華人則講普通話。曾經在東京中野壽司店後面生活過的孩提時代，我連作夢都沒有想到，自己長大以後，不僅會去比夏威夷還要遠的北美東部，而且要講三種語言愉快地過日子。學會說幾種語言，我覺得是天大的福氣；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旅遊、生活很方便，也可以交很多朋友。中文有句俗語說：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我覺得，多一個語言，多很多自由。中文的優點有：好聽、好看、好玩、包容性高、具有世界性。但是，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是它給了我很多自由。
自由包括行動上的自由和內心的自由。先講行動上的自由吧。在多倫多中心區，當時日本食品店只有一家「SANKO」而已，但是唐人街的食品店則多如牛毛。要買大米、豆腐、乾麵、醬油、咖哩塊、紅豆麵包以及日本藥品如正露丸、表飛鳴等，我都去華人開的商店買；品種比日本商店多，價錢則便宜很多。要剪頭髮，我都去華人開的美容院。聽起來簡單吧？但一般日本人是做不到的，因為語言不通，有心理障礙。其實，當年多倫多的華人老闆不一定會說普通話，很多都說台山話等我聽不懂的廣東方言。但是，華人圈子挺有趣的，彼此的方言互不相通是司空見慣，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所以儘管語言不通，交易照樣成立，很正常，沒什麼問題。
我後來在加拿大蒙特婁、溫哥華、美國西雅圖、紐約、英國倫敦、法國巴黎、越南胡志明市等地方逛過當地唐人街，都覺得一樣自如，也就是享受到行動上的自由。有一次，我去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古晉市，在一個大商場裡的華人商店買東西。商店裡有四十歲左右的母親和十來歲的女兒。那小朋友聽到我講的華語，就小聲跟母親說，這個人說話有點不一樣啊。我心裡想：那可不。我萬萬沒想到的是，那母親果然對孩子回答說：馬來人吧。我長得像馬來人嗎？這種小小的生活插話給我過的日子增添味道。好玩極了。
講回在一九九○年代初的多倫多，我因中文而感到的自由吧。就是當時當地，我開始為香港中文雜誌定期寫專欄，即《九十年代》月刊上的「東西方」。那是英國殖民地香港快要回歸中國的日子。回歸以後的前景不明瞭，所以好多香港人都移民去了加拿大。結果，我把在多倫多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尤其是牽涉到移民生活的種種寫成文章，香港讀者都看得津津有味。叫我驚喜的是，正如我最初在東京被南洋華人老師介紹看了香港雜誌一樣，在兩萬公里之外的北美加拿大，也有好多華人看香港雜誌的。當時多倫多一共有五條唐人街，每條唐人街都有一、兩家中文書店賣香港雜誌。另外，除了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的圖書館以外，當地幾所公共圖書館都為華人居民訂閱雜誌。所以，我一個日本人住在多倫多，每個月從唐人街文具店買來原稿紙，一個字一個字地爬格子寫成的文章，以航空郵件寄到香港去，半個月後在雜誌上刊登出來，果然在我周圍都有不少人看到。因為我的名字較少見，被「發現」的機率倒很高。比方說，在唐人街上有個朋友叫我「新井！」旁邊的陌生人馬上問道：「難道妳就是新井一二三嗎？」
那是還沒有網際網路的年代，搜尋訊息仍依靠傳統媒體如報紙、雜誌、電視、廣播。當時，住在海外的日本人，看完了一份雜誌都不敢隨便丟棄，因為不能確定下次什麼時候才買得到日本出版的雜誌。這不是誇張的。我從日本去加拿大的時候，在皮箱裡裝了幾本日文書，後來在多倫多住的六年半，不知道重複看了多少遍。雖然華人的人際網比較起來大而密，可當時在海外的華人對中文雜誌，還是一樣珍惜的。我很幸運，能夠在人們珍惜的媒體上開始了中文作家生涯。
p.50-p.54 中文陪我離家出走
我從日本到中國，然後又去了加拿大的目的，除了留學、擴大視野以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離家出走。年輕時對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家庭感到彆扭，所以遠走高飛，並不是少見的事情吧。例如，我在多倫多待的一九九○年左右，北京恰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加拿大政府寬大地接受了所有中國人的政治避難，結果很多大陸人都等著四年的居住時間期滿，拿到了加拿大護照以後再看情況，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走。那就是他們所謂的「洋插隊」，換句話說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集體的離家出走。相比之下，我的漂泊基本上是個人性質的：對於日本社會長期覺得規矩太多了，喘不過氣，想要去遠處自由地呼吸。
剛開始會講中文、英文的時候，我就發覺講外語的感覺很自由。當我們講起母語來，自動地被種種社會規矩約束，結果往往不能說出真正想說的話了。尤其在日本社會，孩子和女性的地位比起成年男性低很多，所以隨心所欲講起話來，馬上挨批評道：沒大沒小，哪有規矩？然而，講起外語尤其像英語、中文具有高度普遍性的一級「共通語」，村兒裡規矩約束的程度低很多了。隨心所欲講講話，人家至多以為外地人、外國人不懂規矩，仍處於「化外」狀態而已。一個日本女孩子，一直生活在規規矩矩的日本社會，從乖乖女成長為賢妻良母，恐怕一輩子都沒有機會隨心所欲講話了。怪不得在日本常聽到一個好女人上年紀後患上了痴呆症，壓在心底下幾十年的牢騷一下子爆發出來，再也不可收拾。我一個遠親老太太過了八十歲得了痴呆症，馬上就不認了伺候幾十年的丈夫，要求把房產的登記名義從那不認識的丈夫改變成她本人。面對無法控制情緒的病人，先生也只好聽從，還好不至於被離婚。
光光會說外語就帶來很大的內心自由，開始用英文、中文寫文章來發表以後，我擁有的自由空間進一步擴大了。如果用母語書寫的話，連思考都不能允許自己思考的眾多內容，例如對母親的不滿、對社會文化的憤怒等等，用外文書寫起來，對外國讀者會是很有趣的文化觀察。是的，離母語的環境遠一點點，那永遠約束我們的村兒裡的規矩就蒸發掉，古老東方的論資排輩、重男輕女，由外人看來居然是：沒那麼嚴重吧？也確確實實沒什麼大不了的。
法蘭克福學派心理學家埃里希‧佛洛姆有一本著作叫《逃避自由》，乃研究分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德國人為什麼被納粹主義吸引。佛洛姆指出：大夥兒以為自由很好，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人會覺得受不了自由而開始逃避自由。我則覺得：大夥兒以為母語很重要，雖然沒錯，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人也會覺得受不了附著母語的文化環境而開始逃避母語。我從大學時候到三十幾歲，走的就是那麼一條逃避母語的道路。
所以，對我而言，中文書寫來得很自然。我小學一年級就知道了：閱讀和書寫能帶我去另一種更大、更自由的時空，乃那一年的班主任倉田照子老師通過每天批改學生的讀書日記叫我們體會到的。所以，我從小就志願做作家，在初中、高中、大學都做了校報、校刊的撰稿人、編輯。從中國留學回到日本，出版了留學札記《中國中毒》。到了加拿大，還讀過Ryerson Journalism School（懷雅遜理工學院新聞系）。我知道使用外文會擴大內心的自由空間。所以，對外文書寫充滿期待，很積極地嚐試了各門道。在當地的《Toronto Star》（多倫多星報）、《The Idler Magazine》（悠閒者雜誌）等英文報刊上發表散文，我發現當地的主流社會對亞洲移民的經驗與觀點滿有興趣，加拿大不愧為標榜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替香港的中文雜誌寫專欄，我由此知道了華人讀者們對日本事務也非常有興趣。
當初，我覺得自己跟日本文化格格不入，所以遠走高飛也要逃避母語環境。然而，到了一萬公里之外的加拿大多倫多，我卻發覺：自己對日本社會、文化的知識，或者在日本長大、受教育的經歷，一旦用外文寫起來，簡直是挖不盡的題材寶庫。新聞學院的猶太裔英文老師就勸我一定要訂閱日本的文化雜誌，使得自己能不停地接觸到日本最新的文化動態。這個發現，有點像法國作家梅特林克寫的童話《青鳥》裡，兄妹倆到遠處要尋找幸福，最後卻發現家裡養的那一隻就是幸福的青鳥，所需要的只是在不同的光線下看一看。
當時我也接了加拿大航空公司機艙雜誌的日文版編務，再加上寫散稿賺來的錢，就足夠一個人在教堂街上租小小的公寓生活了。我開始以筆維生，能夠自我介紹說「I’m a writer」以後，接觸當地文藝界的機會增加，我在多倫多過的日子變得豐富多彩了。通過當地雜誌的編輯，認識到小說家、攝影師、製片人、畫廊老闆等五花八門的人物。我運氣特好的是，正如前面提過，當時的多倫多有很多「洋插隊」的大陸知識分子，包括演員、導演、詩人、舞蹈家、畫家、音樂家等專業人士，都把我當自己人看待，主要由於我會用中文跟他們溝通。太棒了。
常有人問我學了多長時間的中文？答案是：我在中國留學的時間其實不到兩年，除了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廣州中山大學的課堂上課以外，還在大陸各地的長途火車、公共汽車上，通過跟各地老百姓的交流打好了中文基礎；後來到了加拿大，又把多倫多「洋插隊」的大陸知識分子們當教練，通過跟他們的日常交往實地練習中文的時間，則長達六年半了。其實，當上了中文作家以後，我每天為了寫作查辭典的次數比之前增加許多。我認為，語言能力和查辭典的次數會成正比例，甚至外語能力壓根兒就是查辭典的耐心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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