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朱元璋的文筆
「朱元璋的文筆」，題目似乎有點突兀，為什麼偏偏要談這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筆呢？
朱元璋出生在貧苦的農家，只在幼年短暫上過私塾，識得幾個字。然而，從他打天下、治天下的經歷來看，又不像一個文盲，一生勤奮好學，廣泛涉獵經史、兵法，頗能舞文弄墨。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筆，仍然有點困難。
話說回來，儘管此人沒有什麼文化，卻喜歡寫點東西，膽子很大，不怕出洋相。現在還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跡，是給部下的信函或便箋，文筆自然，不加修飾，如同當面講話一般，毛筆字寫得也還可以。此外可以考證斷定，出於他手筆的文章還有一些，最值得一提的，莫過於《皇陵碑》。
十七歲那年，淮北大旱，繼以瘟疫，父母兄長相繼過世，他到於皇寺當小和尚。於皇寺後來改名為皇覺寺，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改名為龍興寺，位於鳳陽城北。民間饑荒，廟裡和尚也無以為生，朱元璋有兩年時間一直四處遊方，美其名曰「化緣」，實際上是叫花，也就是乞討。
二十一歲的朱元璋回到皇覺寺後，當地的紅巾軍起義已經熱火朝天。小時候的放牛夥伴湯和，從紅巾軍那裡寫信勸他參軍。朱元璋猶豫不決之際，有人告訴他，前天那封信已走漏風聲。何去何從，朱元璋束手無策，只得向菩薩卜卦求籤，籤文示意他：逃跑與留守都有危險，不妨「就凶」（投奔紅巾軍），才是唯一出路。二十六年後，當了皇帝的他，親筆書寫了《皇陵碑》的碑文，回憶這段往事，如此寫道：
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旁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我者為我畫計，且默禱以陰陽。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鬱鬱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
爾後寫到他招兵買馬，擴大隊伍，「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眾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清流，戍守滁陽」。筆鋒一轉，寫了一段思念親人的話語，似乎是把親人的狀況告訴地下的父母：
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姐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攜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沒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綱。群雄並驅，飲食不遑。
最後寫到他平定天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儀鳳凰」，於是整修皇陵，「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這是一篇頗有特色的碑文，一千多字的文章，回顧他的家史，人亡家破以後，無以為生，鄰居汪大娘母子把他送入於皇寺，爾後投奔紅巾軍，直到平定群雄，在南京稱帝的全過程。詞語鄙俚粗俗，不加粉飾，氣勢不凡，絕非手下那班文士可以代勞。自學成才的朱元璋果然出手不凡，先前由翰林侍講學士危素起草的碑文，朱元璋很不滿意。他在碑文的引言中說：「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夏燮《明通鑑》洪武十一年四月條，引用前述朱元璋的話，特地加了一句：「乃自製碑文，命良督工刻之。」明確指出碑文是朱元璋親筆撰寫的。他還在「考異」中徵引郎氏《七修類稿》、徐氏《典匯》的相關記載，來證明「自製碑文」這一論點。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把危素與朱元璋的碑文加以比較，說：「對讀起來，廷臣們的代述，卻是如何粉飾得不自然！他們要代他粉飾，卻反失去他的本色了。」說得真好，御用文人代筆的話，肯定要粉飾的是，朱元璋是走投無路，用求籤的方式向神靈請示之後，才決定走上造反之路，顯得覺悟不高。
他的其他詩文，名聲雖不及《皇陵碑》，也很有特色，不妨略舉一二。
二十五歲的朱元璋投奔郭子興，從九夫長升為小軍官回到家鄉招兵買馬，同鄉徐達、周德興、費聚、陸仲亨等這些淮西人，成了他的基本班底，以後又來了謀士李善長，他的勢力愈來愈大，在群雄紛爭中脫穎而出。在渡江之前，有一個名叫田興的謀士，很得朱元璋的信任，二人私交情同手足。田興是一個淡泊名利的雅士，眼見朱元璋步步勝利，便急流勇退，悠然告別，浪跡江湖。朱元璋當上皇帝的第三年，想起了這位朋友，寫了一封真情摯性的信，勸他出山。信中這樣寫道：
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雲遊何處，何嘗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為之喜不可抑。兩次招請，更不得以勉強相屈……昔者龍鳳之僭，兄長勸我自為計，又復辛苦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常）遇春曰：「大業已定，天下有主，從此浪跡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固以為戲言，不意真絕跡也……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逼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傳信，令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事，而平生交誼，不為時勢變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做皇帝，並非做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本來我有兄長，並非做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兄弟之情，莫問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只敘兄弟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腳色。
這封信並非御用文人或祕書代筆，而是朱元璋自己親筆所寫，確證就是他自己在信中特地說明的：「文臣好弄筆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做書，略表一二，願兄長聽之。」沒有虛偽的客套，也沒有「禮賢下士」的陳詞濫調，這種「盡人心中所欲言」的真情實意，捉刀代筆者是寫不出來的。文采再好的御用文人，絕無膽量如此直白地寫出這樣的句子：「元璋不過偶然做皇帝，並非做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一旦龍顏大怒，是要掉腦袋的。信的末尾兩句「再不過江，不是腳色」，露出了皇帝的霸氣，與前面的口氣──「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判然兩人，畢竟「做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
在戎馬倥傯之中，朱元璋親筆書寫了不少公文、手令，風格獨特，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口語體。他的部下看到這些公文、手令，就好像當面聽他用鳳陽口音講話一樣。
請看他給江陰衛指揮吳國興的手令：「即日我用馬軍往淮上取濠州安豐，你那裡則是守城，不須與人野戰。你那城中馬軍，可撥一百精銳的，教忽雷王元帥來廝殺。你料著不妨，便撥將來。」
請看他給大將軍徐達的手令：「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只揀軍中便當處便行。」
再看他給李文忠的手令：「說與保兒、老兒……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中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廝活絡些兒也，那裡直到我都料定。」
正所謂文如其人，一個活脫脫的朱元璋已經躍然紙上了。
在不經意間，朱元璋開創了一種口語體的「聖旨」。洪武三年（一三七○）他為了建立「戶帖」制度，親筆寫了一道聖旨，一看便知，這道聖旨出於朱元璋的手筆：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裡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做軍。欽此。
這實在是極為少見的聖旨，彷彿在聽朱元璋訓話，全是粗鄙率直的口語，比如：把你們說成「你每」，戶部說成「戶部家」，充軍說成「拿來做軍」，依律判罪說成「依律要了罪過」。如今的人們看起來有點費力，在當時卻是民間日常語言，只要看一看元代雜劇裡面的對白，就一清二楚了。這樣的聖旨只有朱元璋才寫得出來，如果由祕書代筆的話，肯定不是這個樣子。明白曉暢的口語，到了史官的筆下，就變成了乾巴巴的文言文了：「民者國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數未核實，其命戶部籍天下戶口，每戶給以戶帖。」文字固然簡潔，意思也和朱元璋並無差異，但是原先的「味道」已經消失殆盡了。
像這樣很有意思的口語聖旨，他的「御製文集」裡面還有，一篇寫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諭西番罕東畢里等詔」，看來日後收入文集時並未修改潤飾，依然是原來面貌。大概因為自己是和尚出身，所以對信仰佛教的「西番地面」的詔書，親自動筆，以示重視。詔書這樣寫道：
奉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裡應有的土官每知道者：
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裡坐地有，為這般頭，諸處裡人都來我行拜見了。俺與了賞賜名分，教他依舊本地面裡快活去了。似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東畢里巴一撒，他每這夥人，為甚麼不將差發來？又不與俺馬匹牛羊？今便差人將俺的言語開與西番每知道：若將合納的差發認了，送將來時，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將差發來呵，俺著人馬往那裡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聽得說，你每釋迦佛跟前，和尚每跟前好生多與布施麼道？那的是十分好勾當……有俺如今掌管著眼前的禍福哩，你西番每怕也不怕？你若怕時節呵，將俺每禮拜著，將差發敬將來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著，不著軍馬往你地面裡來，你眾西番每知道者。
與前面的戶帖諭旨相比，顯得更加粗俗，更加土氣，宛如元雜劇裡面那些引車賣漿者流講話的樣子，一口一個「俺」字，一口一個「快活去了」、「便教你每快活著」，而且通篇充滿威脅的字句：「你西番每怕也不怕」，哪裡有一絲一毫「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文縐縐口氣？
朱元璋身體力行宣導的口語聖旨，對他的子孫後代影響巨大，此後皇帝親筆寫的聖旨（祕書代筆的除外），夾雜口語，半文半白，已經司空見慣。
《御製文集補》收錄了朱元璋寫的一百多首詩，讀來頗感疑慮：不見得都出於他的手筆吧？不過有兩首可以肯定是他寫的，儘管有點流於「打油」，那種難以掩飾的霸氣流露得淋漓盡致。一首題名《野臥》：
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間不敢長伸腳，恐踏山河社稷穿。
一看便知是在當初造反時，隨軍露宿野外時寫的，大家擠在一起，「夜間不敢長伸腳」，原本是害怕碰到身旁的將士，他偏偏說「恐踏山河社稷穿」，野心十足，霸氣十足。
另一首大概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當口寫的，題名《詠菊花》：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
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
明眼人一眼看穿，這是對唐末黃巢《詠菊》的應和。黃巢的詩寫道：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兩首詩都流露出雄霸天下的襟懷，就詩論詩，朱詩略顯遜色。畢竟黃巢是「家有資財，好騎射，略通詩書」的人。不過，黃巢起兵造反，攻占了長安，最終還是失敗了；朱元璋造反成功，當上了開國皇帝，霸氣更勝一籌。「我若發時都嚇殺」，是抑制不住的內心流露，登極以後果然如此。吳？《朱元璋傳》（一九四九年版）說：「桀驁不馴的元勳、宿將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歸順的地方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無人敢出一口大氣。」當時的人真的「都嚇殺」了！
如果研究文學史的人，根據朱元璋的詩文集，或者根據《全明文》，送給他一頂作家和詩人的桂冠，未免滑稽可笑。
有人卻並不以為滑稽。他的御用文人──太子朱標的經學老師宋濂說：「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為文或不喜書，召臣濂坐榻下，終日之間，入經出史，袞袞千餘言……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誠所謂天之文哉！」宋濂是明初文壇盟主，居然用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言語來讚揚朱元璋的文才「度越今古」，難脫諂媚奉承的嫌疑。另一位御用文人──才子解縉，原本敢於講真話，一旦談到太祖高皇帝的文筆時，也和宋濂一樣，讚不絕口：「臣縉少侍高皇帝，早暮載筆墨紙以俟。聖情尤喜為詩歌，睿思英發，雷轟電觸，玉音沛然，數十百言，一息無滯。臣輒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上進，才點定數韻而已，或不更一字。」倘說不是阿諛奉承，沒有幾個人會相信。
明朝的遺老錢謙益是相信的，他編撰的《列朝詩集小傳》，開篇第一個詩人就是「太祖高皇帝」，並且說明把他「冠諸篇首」的原因：「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康熙時的博學鴻儒朱彝尊，已經是清朝的順民了，沒有必要再拍前朝開國皇帝的馬屁，竟然和宋濂、解縉、錢謙益一般見解。他編撰的《靜志居詩話》，卷首第一人還是「明太祖」，說道：「孝陵不以『馬上治天下』，雲雨賢才，天地大文，形諸篇翰，七年而御製成集，八年而正韻成書，題詩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閣，賞心胡閏蒼龍之詠，擊節王佐黃馬之謠。」甚至認為明朝詩人輩出，「三百年詩教之盛」，全歸功於明太祖在詩歌方面的「開創之功」。
宋濂、解縉、錢謙益、朱彝尊都是大名鼎鼎的文人，為什麼要說這些言不由衷的假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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