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來自鄰埠的葡萄牙人
在香港的外籍族群中，葡萄牙人是相當獨特的一個群體，在很多方面與眾不同。 其一是部份葡人在香港甫開埠便隨即遷居香港，是最早移居香港的西方人；其二是他們的人口比其他外籍族群為多（十九世紀晚期人口才被英人超越）；其三是其他外籍人士須遠渡重洋、長途跋涉來到此地，而他們卻是來自與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鄰埠澳門，還有他們也是外籍族群中最早落地生根的一群。算起來，部份家族已在香港生活了好幾代，他們在香港有自己的學校、會所、教堂和墳場。葡人對香港的貢獻也不少，天主教在香港的傳播及本地早期印刷業的發展均與葡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香港葡人的由來
葡人是最早發現繞好望角東來印度的航路的，自1557年便獲准在澳門寓居從事貿易。1 在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初曾以澳門為中心建立起一個日本、中國、馬來半島、印度和葡萄牙的龐大商業網絡，壟斷了東西海上貿易，獲利甚鉅。但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荷蘭、西班牙人代之而起；未幾，英、法等國亦積極經營東方貿易。從十七世紀末，西方國家紛紛到廣州進行貿易。按照清廷規定，外商不准在廣州過冬，外籍婦女不得上廣州。故此，澳門成為外商安頓家小之地。而在當年的廣州貿易中，葡語是溝通的主要語言，2 大量葡人投身通譯工作，並在外國洋行中任職。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爆發前澳門的葡人曾有過一段繁榮日子。但香港開埠後，澳門的商業一落千丈，部份葡人有見香港發展前景好，乃舉家遷港。
少量葡人在香港開埠初年便移居香港，其後又有一波比較大的移居香港潮。在1849年葡督亞馬留（Amaral）欲效法英人強佔香港之做法，驅趕駐澳中國官員，更夷平關閘一帶之華人墳地，被華人狙擊而死，澳門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部份葡人見澳門前景不明，乃移居香港。3 據1853年的人口登記記錄，葡人有459名。4 在人口統計報告中，葡人與其他西方人是區分開來的，因為在英國人眼中，葡人是另類西方人，華民政務司布魯賢曾就此作出過解釋：「葡人與其他歐洲人有明顯區別，故應從其他歐人區分開來。香港的葡人是一個在熱帶地區定居下來並已完全適應並融入當地環境的歐洲社群。」5 1921年的人口統計表指出：「葡人操一種特別的方言，它糅合了葡語、馬來語、日本語、粵語及興都斯坦語，正反映了這個族群的來源，他們很少與其他族群通婚。」
居港葡人人口之增減
1874年澳門受到特大颱風襲擊，死亡枕藉，造成嚴重破壞，引發另一波移居香港潮。根據人口統計數字，1876年香港葡人人口為1,718名，比1853年增加了4倍。值得注意的是，人口中有孩童813名，幾乎是成年男女的總和，這與其他外籍族群男性遠比女性為多，而孩童數目不多的情況迥然不同。人口中男女數目相若，加上孩童特多，反映了葡人是舉家遷港的，也可能是他們在香港安頓下來，生活轉趨穩定後，便積極生育。1891年葡人人口增為2,089人，比1881年增加了11.77%，但孩童數目只有205名，明顯減少了。人口統計報告特別指出這個現象，並作出解釋：「葡人在香港就業出現困難，一些原來多由葡人擔任的職位，現在已被英國人及其他國籍人士取去，任職於歐洲人開設的洋行的葡人大為減少，因此生育亦告減少。」
1901年葡人人口為1,948名，比前有所減少，這正是生育減少所造成。人口統計報告指出：「葡人大部份來自澳門，只有10人生於葡萄牙，其中逾半是在香港出生，但只有少數人入籍英國。」1911年葡人人口有2,558人，該年的人口統計報告特別指出，葡人已婚男子比未婚男子多，而葡人中的寡婦比英國及歐洲人多兩倍。在235個葡裔家庭中，平均生3.9名孩童，每段婚姻的平均延續期是13.56年；而一般英人是1.89名及9.25年。葡人人口到1931年，也就是戰前最後一次人口統計是3,198人。
據政府記錄，葡人在十九世紀晚期主要居於中環對上的堅道、些利街、雲咸街、奧卑利街、卑利街、伊利近街、嚤囉廟街、贊善里、列拿士地台一帶，這裏距離第一及第二間天主教聖母無原罪總堂都不遠。在1910年代，因內地政局動盪不安，大量富有華人家族移居香港，造成港島中環房屋租金大漲，部份葡人家族賣去中環之物業，遷到九龍尖沙咀的柯士甸道、加連威老道、亞士厘道、諾士佛台、金巴利道一帶。1911年的人口統計顯示共有490名葡人居於九龍界限街以南地區。從1901至1906這地區的葡人人口增長了273%，可知這是葡人移居九龍的高峰期。從1930年代起港島新發展起來的住宅區，包括港島的跑馬地（黃泥涌道、景光街和山村道等）、九龍的何文田（自由道、勝利道和太平道等）及九龍塘（森麻實道和約克道等），均居住了一些葡人。
香港的葡裔商人與家族
布拉架是九龍塘花園城市計劃的牽頭人之一，少數葡人更入住環境幽靜的嘉多利山，該區的布拉架街（Braga Circuit）及何文田的梭椏道（Soares Avenue）、棗利亞道（Julia Avenue）及艷馬道（Emma Avenue）都是以香港顯赫的葡人命名；其中後三者更是本人及妻女的名字。另外港島大潭水塘附近有一個中文名為野豬徑的山崗，外文逕以葡文Boa Vista（美景）為名，葡人與香港地區開發息息相關，於此可見。
從澳門遷港的芸芸葡人家族中，以李安納度．卡斯特羅（Leonardo e Castro）兄弟為最早。6 他和其弟約瑟（Jose Maria）均在設於澳門的英國駐華商務總監辦事處當文員。香港開埠後，該辦事處也就順理成章地遷到香港來，兄弟二人任行政局及立法局的正、副文書主任；其後，先後擢升為布政司署總文書主任，在總督寶寧任內，英廷曾有意擢升李安納度為布政司，但因總督以其葡裔背景有所保留而胎死腹中，不過其工作能力及受器重程度，可見一斑。卡斯特羅家族在香港落地生根，尤以約瑟子孫繁衍更為突出，他的後代多在法律界發展，不少為行業中的翹楚人物。其中一名孫子李奧是執業大律師，1937年獲委為立法局議員，他的弟弟是香港的Assist Crown Solicitor。
另外一個隨英人遷港的是阿歷山大．格蘭．皮里，來港後任布政司署四等文書，並當馬來語、孟加拉語及葡語通譯；後調往警察總部，籍以澳門司警的協助，改組香港警隊。1855年皮里獲擢升為副警務處長及總翻譯主任，數年後更擔任署理警務處長，但因他的葡裔背景，無法再上層樓。查在十九世紀後期，多個政府部門，包括布政司署、財政司、審計署、量地官署、高等法院、郵政署、醫務署、裁判司署、監獄署、海軍船塢以及英軍的若干部門均有葡人任職。7
港府成立之初，翻譯人才難求，英人諳中文或華人通曉英文的寥寥可數。葡人在澳門生活多時，與華人及南亞裔交往較多，不少能操流利的粵語，這正是他們的優勢所在。故無論是政府以及外資洋行，均樂於委聘葡人當文書及翻譯工作，但基於族裔之別，他們最終無法攀上領導高層。
葡人來港後從商的也不少，8 大部份在英美或巴斯人開設的洋行任職。在《香港的葡人》一書中羅列了相關名單。計在1849年，共有35人在22間商行任職，到1861年，則有113名葡人在46間商行工作；性質包括出入口貿易、銀行、航運、報社、會所等。其中包括渣打銀行、東方匯理銀行、寶順洋行、仁記洋行、怡和洋行、瓊記洋行、旗昌洋行、沙宣洋行、鐵行輪船公司及德忌利士船公司等。同時，部份葡人亦在香港創業。在1861年有14間葡人開設的商行，計有藥行、航運、梳打水、出入口貿易及印刷等行業。
開創於1857年的老沙路洋行（Rozario & Co.）位於雲咸街，從事於出口日用品往三藩市及檀香山的生意。老老沙路離世後由其子繼承父業，其後被拉里亞接管。佐治洋行（Jorge & Co.）是一間出入口貿易行，出口中國產品，尤以人參為大宗；入口則以疋頭為主，與歐美國家，尤其菲律賓及台灣合作為多。
告魯士．巴士圖洋行（Cruz, Basto & Co.）由告魯士、巴士圖及巴利圖三人創辦於1904年。洋行從澳洲進口麵粉及牛奶製品，也從事絲綢及檀香生意。另外梭亞雷斯洋行（Soares & Co.）在1888年創立，它包含了一些澳門資本，主要從事食米及中國商品出口往世界各大洲。巴利圖洋行（Barretto & Co.）於1895年創立，它利用1905至1906年華人抵制美國麵粉的時機，從澳洲輸入麵粉而獲利；它也是多間歐洲公司的中國代理，1907年更開設皇家釀酒廠，從事啤酒生產。
在芸芸的商行中若論在該行業中可執牛耳的首推洛郎也印刷公司（Noronha & Co.）。它創立於1844年，是香港首間印刷公司，從1859年開始為政府印刷憲報及官方刊物，跨越三代人。最後被政府買入，成為政府印務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的轉口港貿易有進一步發展，一些葡人亦把握機遇創業，比方Botelho Brothers、J. M. da Rocha & Co.、Silva-Netto & Co.、De Sousa & Co.、J. M. Alves & Co.、Xavier Bro. Ltd. 等均於此時開業。部份顯赫的葡裔商人更獲大企業邀請出任董事要職。 J．J．李美度士（J. J. Remedios）、J．P．布拉架（J. P. Braga）、C．A．羅沙（C. A. dA Roza）及J．M．艾維斯（J. M. Alves）等為表表者。
部份葡人是專業人士，例如山度士．李美度士（Santos Remedios）是土木工程師，F．X．打孖打．卡斯特羅（F. X. d’ALmada e Castro）及L．打孖打．卡斯特羅（L. d’Almada）是律師，A．S．高美斯（A. S. Gomes）、A．D．卡維奴（A. S. Carvalho）及F．M．奧梳里奧（F. M. Ozorio）均為執業醫生，在其行業中均頗有名聲。
佐治．福姆傑伊（Jorge Forjaz）花了多年時間編纂了一套三巨冊的《澳門人家族》（Familias Macaenses）。追本溯源，研究澳鬥葡人家族的歷史，這是認識過去二三世紀澳門葡人的家族世系極具參考價值的書籍。9 其中一位葡裔書評者直言其葡萄牙血統，混入了華人、日本人、德國人及菲律賓人的血統，這種現象在香港葡人家族中十分普遍。
該書羅列了大量葡人從澳門移居香港的資料，以曾當香港市政局主席、在六七十年代曾叱咤一時的沙利士（A de O Salis）而言，他是其家族的第六代，第二代在十九世紀初從里斯本移居澳門。其後的三、四代活躍於上海及廣州，其父約於1930年代在香港設立商行，奠下了該家族在香港的基礎。沙利士按自己的名字把商行改為A de O Sales & Co.。他熱心社會事務，公職極多，也是香港葡人社群的領袖。
又比如李美度士（Remedios）家族，可追溯的第一代是澳門居民，生活於1770至1841年之間；第二代代表人物約翰．李美度士（Joao Joaquim dos Remedios）1807年誕生於澳門，但1878年死於香港，葬在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他是該家族移居香港的第一代，設立了J. J. dos Remedios & Co.，從事船務生意，在薄扶林擁有大片土地（後售予牛奶公司），是較早移居香港而取得成功的例子。此家族繁衍生息，後代散佈世界各地。
此外，也有一些澳葡家族活躍於港澳之間。如顯赫的羅保（Lobo）家族，第二代彼德．羅保（Pedro Jose Lobo）在1892年生於帝汶，1965年卒於香港。他一生的生意和擔任的公職都在澳門，但1920年卻在尖沙咀玫瑰堂舉行婚禮，最後死在香港。他的第三個兒子即羅保爵士（Rogerio Hyndman Lobo），1923年生於澳門，但中學卻就讀於九龍的喇沙書院，可知其童年時已移居香港。他歸化英籍，出任多項公職，更被委為行政局議員，獲封爵士，是葡澳家族在香港獲得的最高榮譽。
著名的水彩畫家瑪西安諾．巴普蒂斯塔（Marciano Antonio Baptista）的家族在十八世紀中葉已定居濠江。他1826年生於澳門，師承英國名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畢生從事教學及藝術創作。曾先後在澳門、廣州及香港活動，1896年卒於香港堅道寓所，安息於跑馬地天主教墳場。10 他先後執教於救主書院及維多利亞書院（皇仁書院），是另一個從澳門移居香港發展的好例子。
消閒與會所
葡人在香港自成一族，他們在1866年成立了西洋會所（Club Lusitano），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社團會所之一，會員均為葡裔，以聯誼為宗旨，會所原設於些利街，後遷到雪廠街。1922年，新會所揭幕禮由澳督及港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Stubbs）主禮，盛況空前。在二戰前，該會所的葡文圖書收藏（逾4,000冊），是遠東地區其中一個最具規模的圖書珍藏。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葡人遷居九龍者漸多，乃向港府申請批地在九龍京士柏成立另一個會所—西洋波會（Club Recreio）。這個場地開設於1925年，內有木球、網球、曲棍球及草地滾球場，是葡人聯誼及進行各種球類運動的地方。居港葡人還成立了一個互助會（Associacao Portuguesa de Soccorros Mutuos），會員每月交納會費，籌集的基金用作賑濟及補助貧苦葡人之用，還向入讀香港大學的葡人提供助學金。
按照傳統，葡人自嬰孩時已受洗為天主教徒，故遷港葡人與香港天主教的發展息息相關。在1843年，本港共有925名天主教徒，其中800名為愛爾蘭兵，25名來自澳門的葡人；來自廣州及澳門的華人有100名。但到1853年，香港的天主教人口中葡人佔472名，愛爾蘭兵有500名，華人則有480名。六年後，葡人為1,500名，華人600名，800名來自馬尼拉等地；兵士為300人，葡人不單人數佔多，而且是落地生根，成為早年本地天主教徒的主體。
葡人與天主教
在香港早年興建的天主堂，我們不難看到葡人的身影。11 位於威靈頓街的首間天主堂在籌建時，葡人是主要的捐助者。第二代聖母無原罪大堂選址鐵崗是因為附近是葡人聚居地，它的一個雲石祭台是葡人布拉架捐獻的。在十九世紀晚期，九龍逐漸開發，不少葡人從港島遷居尖沙咀，香港教區決定在該區設一教堂。興築玫瑰堂所需的大部份資金乃來自葡人安東尼奧．高美斯（Antonio Gomes）。1925年落成的跑馬地聖瑪嘉烈教堂，它的聖龕門是葡人蘇沙（A. Sousa）捐獻的。
在192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葡人已遷往九龍居住，部份居於嘉多利山；部份遷往新開發的花園城市—九龍塘。隨着這一帶葡人增加，他們向教區建議興建一所新教堂以方便他們周日崇拜，取得首肯後便由布拉架牽頭進行籌款，聖德肋撒堂由是興建，這些教堂與葡人關係十分密切。除捐款興築教堂外，葡人還慷慨捐地給外來修會。最突出的例子，是卡斯特羅兄弟把堅道地皮捐給意大利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興建修院及學校。
香港天主教學校的開設及發展也與葡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12 葡人扶老攜幼遷居香港，他們的孩童均須上學。特別是在1860年代以後，出生率上升，適齡入學孩童日增，早年一些天主教學校的設立，與此有密切關係。無論是救主書院，還是日後的聖約瑟書院、聖心書院、聖保祿學校、喇沙書院，他們或原為葡人子弟而設，或早期的學生中有相當多的葡裔孩童，設有葡人班，直至1960年代仍有葡人子女就讀於上述學校，只是數目遠比戰前為少。
香港的葡人是一個很特別的族群，在英國人與華人缺乏溝通的十九世紀，他們扮演了華英之間的橋樑角色。但在年青一代華人接受了西式教育而崛起後，這個角色的重要性便日漸減退。到了戰後，這個角色便完全消失了。在華人眼中他們是西方人，但英國人卻視他們為早已融入熱帶氣候的歐亞混種人；在政府機構，以及在歐美人士開設的大商行中，葡人的作用是輔助性的而非主導性的，社會地位比英國人及歐美人士低，但卻比華人略高。
香港的葡人一方面竭力保存本身的生活文化，又努力融入以英國人為主導的西人社會，其中一個宣示方法便是參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三兩葡人曾加入英軍參戰，還有一人捐軀。在1940年有不少葡人加入義勇軍及後備警隊，為港府效力。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有22名葡裔的義勇軍戰死沙場；有200人被俘，與英國同袍一起監禁在集中營（葡萄牙管轄的澳門因葡國宣示中立而沒有被日本侵佔）。
作為一個在亞洲居留逾五百年的族群，葡人語言及生活文化的影響隨處可見。今天常用的英文中有很多與東方或亞洲有關的詞彙和地名，如 sampan、typhoon、coolie、amah、Canton等，都是葡人採納了，然後英文從葡文借用的；也有如 compradore 和praya 等詞彙乃吸納自葡文。天主教在本港的傳播處處可見葡人的影子，在娛樂界，不同類別的運動，特別是足球、草地滾球及賽馬，均有出色的葡人代表，而葡澳菜饌（葡國鷄、馬介休魚、非洲鷄、葡撻等），亦早已成為香港飲食文化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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