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把利刃（1974～1983）
走出影城的門後往右彎，馬上就看到一間名叫「太陽」的飯店。那是我們的住宿處，回到那間骯髒的小房間，我頓時全身放鬆。躺在床上，電話突然響了。接起電話，對方說他是東寶戲劇部的中根。
「我想請您導演明年五月在日生劇場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演員是誰？」
「羅密歐是市川染五郎（現在的松本幸四郎），茱麗葉是中野良子。」
中根製作人表示這齣戲原本計畫請法蘭高‧齊費里尼（Franco Zeffirelli，1923~，義大利電影、歌劇導演，目前為義大利政治家）來執導，但是他因故無法前來，希望我代替他來導這齣戲。他又繼續說，反正您遲早會知道的，所以原本計畫請齊費里尼導演這件事我也先告訴您。
當時我一心想導小健使用女兒節台座、在女兒節晚上表演的《哈姆雷特》，所以雖然覺得機會難得，但還是辭退了對方的好意。
在《不哭嗎？不為了一九七三年而哭嗎？》的末場演出，宣稱再也不在新宿演戲後，我拚命地思考如何讓我自己還有櫻社蛻變重生。該換腳本家？換導演？還是換演員？總之，勢必要在這三種之中有所改變。我覺得大家彼此的想像力掩護了彼此的感性。如果沒有新的邂逅，就不可能有下一步的發展。
我想起在櫻社末期曾經見過的一位青年。那應該是一九七二年的秋天吧。我進了新宿一間電影院打發時間，一個青年叫住我。我已經忘記當時演的是什麼電影了，坐下沒多久，電影就演完了。我走出大廳抽菸，正靠在牆邊發呆。
「您是蜷川先生吧？有件事我務必要請教您，可以跟我到外面來嗎？」
「可是我才剛進來，還沒看電影呢。」
我對他說。
「非常抱歉，但是我真的很想請問您。」
那個青年糾纏不休。
看到他愁眉深鎖的凝重表情，最後我也無法拒絕，跟他一起離開了電影院。
我們進了電影院附近一家地下室的陰暗咖啡廳，面對面坐著。服務生端了咖啡來，但那青年始終沒開口說話。
「你要問什麼？」
我先開了口。
那一瞬間，我感覺有個東西抵住我的側腹部，那人上半身前傾，盯著我的臉。我只能從他極不自然的姿勢，想像他在桌面下伸長的手臂。他鐵青著臉這麼對我說。
「蜷川先生，你現在能高談希望嗎？請回答我。」
我沒說話。
「蜷川先生，你能高談希望嗎？」
那青年再次開口。
「我沒有資格說希望，也不會高談什麼希望。」
我說道。
「是嗎。」
說著，那青年站起身來。抵在我側腹部的力道突然消失。青年伸出他放在桌下的手，那手裡握著一把折疊刀。
「我常看你的戲。如果你現在大言不慚地跟我高談希望，我打算一刀刺下去。還好――」
說著，他離開了咖啡廳。
假如觀眾席裡坐著一千名青年，他們手裡就等於握著一千把利刃。我想，我得打造一個足以對抗千把利刃的舞台。那就是我的使命。
隔天拍完戲後，我躺在飯店裡翻看《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文庫本。中根製作人又打了電話來。
「我現在在京都車站，能見一面嗎？」
影城正門的馬路邊林立著一間間的餐廳和咖啡廳。其中有東京演員常去的咖啡廳、有京都演員愛去的咖啡廳。京都演員們不會踏進東京演員聚集的咖啡廳，而東京演員們也不會走進京都演員常去的咖啡廳。我和中根製作人在一間剛開張的小酒館見面，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中根製作人作風強勢，也很優秀。他跟一般新劇製作人不一樣。當時我對他的印象是，原來商業劇場的製作人遠比新劇製作人更優秀。
最後我還是接下了《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導演工作。真山說我應該接下這份工作，我也期待自己能走進一個未知的新世界，或許嘗試新鮮的體驗、遇到不同風格的人，能讓自己有全新改變。我想，這麼一來我就能重回櫻社。這段過程一定能帶給我新的邂逅。
我決定執導商業劇場，帶給曾經參與櫻社的年輕人們強烈的衝擊。大家紛紛表示不滿。我們決定要當面討論我執導商業劇場這件事。大家約了時間碰面。
見面地點在參宮橋一間小酒店，這是櫻社某個成員介紹的店。那天晚上店裡臨時公休。清水邦夫、蟹江敬三、石橋蓮司、綠魔子，還有我，再加上過去曾經參與櫻社公演的工作人員和演員們，總共聚集了三十人左右吧。
我們一直討論到天亮，過程有人看著事先在筆記本上寫好的文字發言，也有人因為太過緊張，滿臉鐵青地說話。最後我們做出結論，決定解散「櫻社」。大多數人對我堅持要執導商業劇場，都抱持否定的意見。
走出小酒店，天已經亮了。那天早上有些微微寒意，天色顯得異常亮白。我一個人走向甲州街道。道路有些傾斜。蟹江站在人行道一角，對我說。
「阿錦，以後有什麼打算？」
我回答。
「沒辦法，只好繼續做商業劇場了。」
那個清晨相當寒冷，我在那裡跟蟹江道別。
每當我回憶起那天的事，很多細節都想不起來。雖然會浮現一些粗糙不悅的感覺，但這種感覺也漸漸不再真切。腦中的印象並不具體，就像一張平面圖畫紙一樣，輕薄、空白地飄到我面前。難道是我試圖要塵封那天的記憶，所以記憶氣化之後，飄散四溢了嗎？我是不是就這樣靜靜埋葬了過去的點滴，埋葬了和朋友之間的回憶呢？
商業劇場很新鮮。
我一在導演椅上坐下，馬上就有人送上咖啡。原來商業劇場會有人送咖啡啊，這就是我對商業劇場的第一印象。在現代人劇場和櫻社中我也得負責打掃、自己倒茶。看到有人端上咖啡，我覺得好感動。排練場中間放著一張導演用的舊椅子，聽說那張椅子是菊田一夫先生常用的，我並沒有用那張椅子，我總是盤腿坐在地板上排戲。
飾演羅密歐的市川染五郎一見到我便說。
「真的是蜷川先生啊，沒想到那個蜷川先生就是這個蜷川先生！」
他為什麼這麼說呢。我記得在我二十一還是二十二歲的時候，NHK電視台有一齣村上元三所寫的《江戶小鼠》連續劇，我和染五郎先生都演了那齣戲。那時候染五郎先生應該還在念高中吧。我們演的是游手好閒老愛惹事的旗本次男。我和染五郎演對手戲，戲裡兩個人經常吵架，總是針鋒相對。
「沒想到那個蜷川先生就是這個蜷川先生！」
染五郎這句話其實是想說：「沒想到年輕時跟我一起演戲的蜷川先生，竟然是現在的導演蜷川先生。」
染五郎的羅密歐演技相當出色。排練第一天，我一開始就要求所有演員丟本上場，過去商業劇場中不曾有過這種手法。很多時候直到首演日大家還記不住台詞，由此可見我這種做法有多麼奇特。整個排練場陷入驚慌。我則不斷破口大罵。
「你們就是工作態度這麼散漫，商業劇場才會被人看不起！喂！那個戴太陽眼鏡來排戲的傢伙，文藝復興時期會有太陽眼鏡嗎！給我拿掉！喂！為什麼武打場面你搞得像《殺陣師段平》（以武術師市川段平為藍本的故事）一樣，又不是在演歌舞伎。還有那邊那個傢伙，走路為什麼彎著腰左搖右擺的，你以為在演長谷川一夫的戲嗎！等一下！這句台詞為什麼說得這麼小聲？什麼，裝上麥克風後音量就剛剛好？笨蛋，誰跟你說用麥克風！哪個國家的人戴麥克風演莎士比亞！」
我不知丟了幾個菸灰缸，有時候也丟椅子。排練場就像地獄一樣。但是染五郎先生還是若無其事地排戲。終於等到羅密歐出場。
染五郎先生不知從哪裡拿來了一把真的雜草，單手拿著草出場。序幕在艾爾頓‧強的激烈搖滾樂中揭開，將近八十個群眾一陣亂鬥後的寂靜中，一個懷藏戀愛苦惱的少年，從剛剛散步的森林裡採下被朝露沾濕的野花，慢慢走了過來。
羅密歐在廣場發現了他的朋友，於是在這之前靜態的演技立刻換上不同風貌，好比一個放學後的高中生，說起煩惱時就像在玩耍，那表情充滿青春期特有的彆扭倔強。染五郎先生飾演的羅密歐快速在舞台上四處走著，一會兒跟朋友搭肩、轉眼間又走進舞台後方。好像縱身一躍就消失在舞台後方一樣。
排練場中響起熱烈的掌聲，新鮮的演技、精湛的技術。這就是歌舞伎演員。那是染五郎先生一場出色的展演。在排練第一天、第一次丟本排練，染五郎先生就能讓其他演員和工作人員都沉浸在感動的浪濤中。排練場開始變成激昂戰場。那時我心想，我應該會繼續留在商業劇場世界裡工作吧。
排完戲，走在新宿街頭，我遇到五、六個看似剛從遊行回來的年輕人，他們拿著旗竿顯得很疲累。仔細一看，原來是以往櫻社的成員。我們站著聊了幾句。從新宿車站往歌舞伎町那條路，右邊有水果店、左邊是間鞋店。大批人慢吞吞地走著，最後我們乾脆蹲在路邊繼續聊。我剛結束商業劇場的排練，而他們剛結束一場遊行抗爭。我記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四月。鬥爭早就已經落幕。
導過商業劇場後，我的風評變得很糟。有天搭電車，發現車裡垂吊的雜誌廣告上印著「給蜷川幸雄的公開質問書」。在《讀書新聞》裡也只刊載批評我的劇評，那時候我切身感覺到自己被孤立。
就在這時候，我接到一通電話，是唐十郎打來的。唐十郎這麼對我說：
「蜷川啊，我寫了一齣叫《唐版瀧之白系》的戲，你願不願意來導？」
「我讀過那齣戲，非常有趣，可是我現在風評很糟，一起工作會給您帶來麻煩，這樣對您過意不去。」
聽我說完，唐十郎接著說：
「不，那無所謂。我只是想跟你這份才能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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