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女性主義為科學帶來了許多重大的改變。在短短十年之前，誰想得到美國航太總署（NASA）的首席科學家會是位女性？誰想得到美國空軍部長會是個女性工程教授？誰想得到《科學》月刊（Science）這個國家最重量級的科學期刊，會刊出一系列文章，辯論科學中的「女性風格」是否存在？而誰又會想得到，著名的巴黎科學研究院（Parisian Acadie des Sciences）曾經避而不論的瑪麗．居禮（Marie Curie），其遺體會被移出、並重新葬於先賢祠（Panth中，和伏爾泰（Voltaire）、盧梭（Rousseau）與雨果（Victor Hugo）這些大人物一同長眠？1
科學內的性別議題一直廣受各方學者關注，切入的觀點亦十分多元。歷史學家研究數百年來女科學家如何在各個刻意與女性保持距離的科學機構中過活；社會學家聚焦於女性如何取得科學生產工具；生物學家檢視科學家研究女性的方式；文化批評論者探索關於陰柔氣質與陽剛氣質的社會規範與社會認知；而哲學家與科學史學者則分析性別對於科學方法與研究內容的影響。
我將在本書中摘要並分析這些紛雜的學術研究取向。當然，「求廣」便難免失之於專精。但即便是專家，若能透過本書全盤檢視並重新考量不同研究路線與論點之間的關係、找出既有的研究成果和亮點、並凸顯出尚待回答的問題，那也不枉此書。在科學與性別的研究領域中，我也希望把科學領域的性別研究，從抽象的批判，導向更正面積極的作為，亦即探究女性主義至今已為科學帶來哪些有益的改變。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在問科學做錯了什麼，現在該來看看性別研究究竟能夠帶來什麼樣的新觀點、新的研究計畫，與議題的優先順序。
性別與科學的文獻散布在各個學術領域之中，且經常是以特定領域的慣用話語寫成。雖然哲學家與科學歷史學家把性別與科學列為專業領域，學術機構中也開始出現相關領域的職缺；然而，他們從史料中辛辛苦苦淬鍊出來的知識，在科學界內卻罕為人知，有時甚至連高度關心此議題的科學家也不知道有這些資料。當然，時間不足及實驗室嚴酷的工作條件與要求顯然都是原因；但更關鍵的是，這些文獻有時不易理解，因其寫作所使用的語言是人文學者在其專業領域中，為求發展所經常必須使用的高階、晦澀的語言，有時候只有內行人才看得懂。在某種程度上，我也將本書視為一個翻譯計畫，希望能讓多元背景及興趣的讀者明瞭科學中與女性地位及性別相關的重要議題。
科學家和其批評者之間的激辯經常有點孩子氣，這些論辯很不幸地被稱為「科學戰爭」（science wars）；但當前的科學戰爭多少讓我們看到了女性主義在科學界中的成功。看到Paul Gross與Norman Levitt在《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一書中聲稱「現在唯一廣泛、明顯的歧視，就是針對白人男性的歧視」時，我感到十分訝異，不過我更訝異的其實是我們之間的高度共識。女性主義者以及反對女性主義最力者皆同意，無論學術圈內外，女性都應享有公平的職涯發展機會。我們都同意，有一些女性思想家的歷史地位已得到應有的平反。我們都認為：「直到不久之前，性別因素依然讓科學史在記載時有所取捨，就社會層面而言，這是一種缺憾。」我們也一致認為，醫學與行為科學界中有些「毫無根據的理論典範」一直都被當作貶抑女性的藉口。正如Gross與Levitt所言：「這些都是毫無疑問且為一般人所認知的事情」，即使對政治保守分子來說也是如此。這些高度共識代表了女性所經歷的重大變革：女性一直要到一百年前才得以進入歐美的大學求學，進研究所是更後來的事，而即使晚近如1950年，女性仍被告知沒有申請升等生物化學的正教授一職的必要。若從這些共識來看，我們大家似乎都成了女性主義者。2
但有一點，我們之間仍有歧見：Gross與Levitt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他們聲稱「至今還沒有」女性主義者「在科學的本質」中找到性別歧視的「例子」。仍有歧見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Gross與Levitt只檢視身為女性主義者的科學史學家與哲學家，而遺漏了科學家本身─許多科學家不但應用女性主義做研究，其成果對於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也有長足的貢獻。舉例來說，將靈長動物學稱為「女性主義科學」的，不是學術圈外人，而是靈長動物學家們自己。無論這個說法有無道理，女性主義觀點的介入已根本地重塑了該領域的理論典範。動物學家們不再把非人類的雌性動物看成只會以性和生育換取保護與食物的溫順生物，而開始研究牠們對整個靈長動物社會的獨特貢獻。我們接下來也會提到，女性主義亦為其他科學領域帶來變革。
死巷
女性主義是一組複雜的社會現象，而且與人類其他的努力一樣，它也遭遇過各種災難與不幸、走入許多死巷─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就是個例子。自由女性主義長久以來就是美國和大部分西歐地區主要的女性主義形式，但它也遭逢了各種試煉與磨難。3現在還有誰不贊成女性應享有與男性相等的機會？若要貼標籤，有誰不是自由女性主義者？
自從瑪麗．沃爾斯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其《女權辯護》（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一書中大力主張男女平等之後，自由女性主義就激勵並影響了一些保障女性在教育、薪資和工作機會上受到平等待遇的重大立法，其影響顯而易見（如1963年的《薪資平等法》、1972年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以及同年的《工作機會平等法》）。《美國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核心原則，也是希望能夠強化女性取得專業工作的機會，雖然這個積極性保障的行動教條後來飽受抨擊。一般而言，自由主義者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狀況下，女性和男性是一模一樣的，因此他們便努力提供女性足夠的技能與機會，讓她們能夠在男人的世界中打出自己的一片天。此派女性主義所帶來的影響相當深遠，以致現在大多數人甚至不覺得這些議題是「女性主義」。
然而，雖然自由女性主義十分善待女性，它卻也帶著大家走進了死巷。由於自由主義者希望能夠把「男人」的權利延伸到女人身上，因此他們很容易忽視，甚至是完全拒斥性別差異的存在。他們會主張，女人思考和行為的方式與男人完全相同；雖然只有女人會生小孩，不過分娩應該僅在週末或假期發生，不應干擾工作的節奏。自由女性主義者傾向於把相同性與同化（assimilation）看作是平等唯一的基礎，因此常會要求女人應該要和男人一樣，無論是在文化上，或甚至是生物上─像美國陸軍引進「弗雷切特系統」（Freshette System）時，就是基於這樣的想像：那一根塑膠細管與漏斗型集尿器，正是為了讓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可以站著上廁所。4
自由女性主義（又稱「科學女性主義」、「女性實證主義」或「平等女性主義」）的第二個問題是，它一直希望能把女性加入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中，卻未批判科學本身：在他們的假設中，女性應進入科學，但科學，無論是科學文化還是內容本身，都不需要改變以向女性靠攏。5
在1980年代早期，女性主義者們開始發展所謂的「差異女性主義」（difference feminism），展開雙臂擁抱三個基本信念。首先，差異女性主義強調男女之間的差異，而不像自由主義者那樣強調相同 （不過差異女性主義並非過去的生物決定論，他們主張男女間的根本差異來自文化形塑的力量，而非難以撼動的天生差異）。差異女性主義也想要重新評估那些被社會貶抑的「陰柔」特質，像是主觀、合作、感覺與同理心。這個女性主義新流派主張，如果女性要在科學中更為平等，就不該只有女人要改變，科學教育、課程、實驗室、理論、優先順序和研究計畫，全部也都應有所改變。
差異女性主義的哲學根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當時的主張就像德國作家Elise Oelsner所說的一樣：「女人優越的天性」可以改革科學，能讓知識不被用於權力的追逐，並轉向追求更寬廣的平等、自由與博愛。Oelsner並不認為陰柔特質只屬於女人。對她來說，「永恆的陰柔」鼓舞了耶穌、柏拉圖（Plato）、席勒（Schiller）與其他展現陰柔價值的男性─而且「那種能夠征服世界的價值」，可以讓人們「準備好自我犧牲、擁有溫柔的心與奉獻精神」。在現代也不乏類似的說法，像精神治療師Bruno Bettelheim就主張，「女性的獨特天賦」可以為科學帶來珍貴的貢獻。6
近來由於開始關注特定文化下的「女性化」特質，促使人們主張女性有獨特的「認知方式」，如「照顧型」（Nel Noddings）、「整體觀」（holism）（Hilary Rose）和「母性思考」（Sara Ruddick）─據稱，這些特質都被主流的科學形式與實作所排除。Carol Gilligan認為，女人在做道德判斷時會有「不同的聲音」，因為相對於抽象原則，她們更重視脈絡與社群。在《女人的認知方式》（Women Ways of Knowing）這本重要著作中，Mary Belenky和她的同事則是主張，女性使用網絡型知識、脈絡性思考以及協作型論述，而比較不使用較重視客觀、抽象規則與標準的「分離型」知識。7
差異女性主義的價值在於，它駁斥了「科學是性別中立」的說法；其實那些被指派給女性的價值，一直都被排除在科學領域之外，且這個性別不平等反而還被拿來當作建造知識生產體系與結構的磚石。不過差異女性主義也可能會對女性和科學有害，尤其在它被通俗化了之後，又更為危險。後現代主義者們，從Donna Haraway到Judith Butler皆曾指出，差異女性主義者太容易出現「普世女性」（universal women）的假設，彷彿有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女性形象存在。然而，自古至今無論是基於共同利益、背景、價值、行為，還是共同喜好，女性都從未建立起一個緊密相連的團體。世界上的女人們各自擁有多元的歷史、需求以及抱負，因為她們來自截然不同的階級、種族、性傾向、世代與國家。8
另外，差異女性主義也傾向去浪漫化那些傳統上被認定為陰柔的特質。確實，研究性別差異的歷史建構過程，讓我們得以理解科學家們究竟貶抑了哪些價值，而貶抑的原因何在；然而，我們必須要注意，在一個女性從屬的文化中讚揚「女性化」或「女性的認知方式」，往往只是呈現文化霸權的另一面而已。換言之，差異女性主義其實並未顛覆任何傳統的男女刻板印象。以現在人們最琅琅上口的「整體論」為例，其實這不但不是女性獨有的特質，而且也無法帶給她們什麼幫助。舉例來說，Katharine Hayles就指出，把非線性原則與混亂稱作是「女性特質」（有時還會誤認為是「女性主義」）並企圖和混沌理論（chaos theory）整合，完全無助於增加支持該理論的女性數量。9把所謂的陰柔特質當成批判工具，也許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一些過去被誤解或被忽視的自然層面，但我們卻無法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全新型態的科學。10
另一條死巷，則是企圖找到女人獨有的「思考方式」。比如說，同理心向來被看作是高等靈長類動物的特徵。在1980年代中期，加州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Thelma Rowell便主張，「雌性較能同理雌性」，且同理心已是個「被靈長類研究悄然接受的特性」。11像珍．古德（Jane Goodall）對於黑猩猩及研究對象的深厚同理心，就常被歸因於她身為女性這點之上。一般認為，女性參與靈長類的學術研究顛覆了人們看待動物行為的方式：在1950年代之前，動物學家對於靈長類動物所知甚少；到了1950與1960年代，動物學家（多為日本男性）修正了研究方法，開始與猩猿們一起生活後，結果才得以發現黑猩猩懂得製作工具，並進而重新定義了人作為人類的意義。
Evelyn Fox Keller對細胞遺傳學家Barbara McClintock的描寫，被當成是證明女人有自己一套獨特研究法的證據。雖然McClintock並不是女性主義者，但Keller描繪McClintock「對生物的感覺」卻激起了極大迴響，讓她成為「女性化」（feminine）、甚至是「女性主義」科學的經典形象。根據Keller的說法，McClintock和她的研究對象十分親近，她會「傾聽材料所告訴你的東西……讓它來找你」。Keller筆下這種「對生物的感覺」，遠比一般所理解的還要更為複雜；這種感覺是建立於對個體差異的體認之上，而不是出自於本質性的性別投射。12
Keller其實從未說過女人─作為一個人類群體─擁有獨特的研究方法。但確實有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受到社會化的影響，女科學家較男科學家更重視整體，也較難接受簡化的分析原則。Linda Fedigan與Laurence Fedigan便支持這種論點，並指出：「整體而言，傳統定義下的陰柔特質讓女性更有毅力與耐性，她們較願意等待材料自己說話，不會強迫它們給答案；而且她們也多半認為自己跟研究主體之間，屬於彼此連結而非控制的關係。」13
Haraway曾指出，強調同理心的方法論主張只強化了情感╱客觀二元論中陰柔的那一方，並未重塑整個關係。長久以來，女性就被認為比男性更親近自然。據說Louis Leakey會把珍．古德送入田野，就是因為他相信女人特別有耐心，而且很敏銳。Leakey在1970年曾向人類學家Sarah Hrdy說：「你可以同時把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都送去教堂，但最後能夠告訴你當時每個人穿著的會是那位女性。」14
納入傳統定義下的陰柔特質以改造科學，乍看之下似乎是個不錯的嘗試：這樣可以迅速地創造出肯定生命的研究計畫，並鼓勵我們思考事情能夠如何有所不同。但把善與美的特質貼到女性身上的企圖，卻不必要地疏遠了對女性主義同理的男性。舉例來說，Stephen Jay Gould就曾駁斥Keller以「對生物的感覺」描繪McClintock，他並強調，男科學家對研究對象也很有同理心，因此所謂的「女性主義」方法並非女性獨有。15實際上，關於女人與「女性化」特質的簡化刻板印象，只會造成不必要的分裂。
當然，另類的研究方法一定存在，但那和生理性別或所謂的女性特質並不直接相關。有時候，即使使用一般的學術方法也能為女性主義帶來長足的進步。比如說，歷史學家可以用標準的歷史研究法來回答一個新的問題，像是使用史料分析、文本分析、人口統計資料以及多重證據比對法；或者發展出新的研究方法去回答這個新問題。如果歷史學家意圖重現女性過去隱而難見的生命故事，但特定階級的女性卻未留下信件、日記或其他文字紀錄時，歷史學家可能就得尋找間接證據，像是法庭紀錄，如此才可能一窺當時絲綢女工、釀酒女工、性工作者或助產士（midwives）的生活樣貌。這些確實是讓我們可以開始處理性別議題的新方法，但是它們是從多年在史料與文物中打滾的經驗中所衍生出來的產物，而不是來自所謂的女性特質（feminine quality）。
對靈長動物學來說，也是如此。新方法讓我們得以重新納入過去一直被忽略的研究主體─像是女性或底層男性；但這些方法與典型的陰柔特質（或陽剛特質）沒有特別關聯。1970年代，Jeanne Altmann注意到代表性抽樣的議題，不再只觀察占據主宰地位且力量強大的個體，並試圖讓所有個體的觀察時間相同。（在這之前，動物學家多使用「機會取樣」，只記錄引起他們注意的個體）。代表性抽樣讓靈長動物學家開始以事件發生的頻率與持續的時間長短來評斷該事件的重要程度。日常行為（如覓食、整理儀容或在自己的地盤閒晃以宣示主權）開始與較高戲劇張力的事件（如戰鬥和性交）一併納入研究，使得人們能更細緻、更平衡地檢視靈長動物社群。16
抽樣是量化研究的操作方式。有一些女性主義者會批評量化方法，認為量化的操作很容易遺漏、或遮掩了自然及社會經驗中的混亂性質。不過在這個例子裡，量化對於女性主義其實是好事，因為這種系統抽樣的技術，讓靈長動物學家可以記錄雌性動物對於特定群體所作出的貢獻。女性主義者應該要避免在未考量脈絡的狀況下，過度讚揚或批評特定的方法：太快拒斥量化研究方法，反而限制了研究者，無法從多種角度切入去蒐集與詮釋資料。在許多其他科學領域中，如人文社會科學，量化與質化研究就能夠相互補足。總而言之，歷史建構出的性別差異，無法當作新的知識論基礎，進而為我們帶來新的科學理論與實踐。事實上，無論是在實驗室，抑或是在臨床上，都不會有固定不變的「女性主義式」或「女性」的研究方式。17追求那些從「神祕的陰柔氣質」中所導出的陳腔濫調，絲毫無助於我們實現女性主義對科學的目標。是時候拋棄女性科學是有同理心、支配欲低、重視環保或「對人友善」的想法，並開始轉向分析工具了，因為那才是女性主義得以批判與改善科學研究的施力點。我並不是要拿這些工具建構一個特殊深奧的「女性主義」科學，而是希望能夠把具批判性的性別意識帶入年輕科學家的基本訓練，以及實際的科學世界中。
女人做科學的方法會不同嗎？
人們常常混用「女人」（women）、「性別」（gender）、「女性」（female）、「陰柔」（feminine）和「女性主義者」（feminist）這幾個詞彙。但其實這些詞彙都各自有其不同的意涵。「女人」是指某個特定個人；「性別」指涉的是生理性別間的權力關係，同時包含男性與女性；「女性」是用來標明特定的生理性別；「陰柔」指的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之下，女性理想上應展現的言談舉止，但也可能由男性展演；而「女性主義」指的則是特定的政治圖像或政治議程。
1980年代，人們就一直熱烈辯論著打造「女性主義科學」的可能性。當時的論點是：如果性別差異真的像歷史學者與社會理論家所發現的那樣，與文化脈絡深深交織在一起，那麼科學家的性別認同必然會影響科學內容。這些討論後來到了1990年代被去政治化，還被改寫成一個問句：「女人做科學的方法有不同嗎？」就連有名的《科學》月刊都搭上這波流行，語帶保留地問道：「科學中存在『女性風格』（female style）嗎？」編輯群顯然不想使用「女性主義」這個可怕的詞彙，而決定強調「女性風格」，暗示這種科學方式與生理性別有關，而非一種政治想像。這種提問和當初激起差異女性主義的問題遙遙相應：當女人進入科學領域時，她們會不會帶入她們獨有的價值與優先順序？當時有200位女性與30位男性填答了月刊的追蹤問卷；而驚人的是，超過一半的填答者認為科學中確實有女性風格，只有四分之一回答「不存在」。當然，這些填答者本身就是一群高度自我篩選的群體。18
美國大眾對女性主義滿懷不信任，因此一直搞混了到底是誰（who）還是什麼（what）可能讓科學變得對女性更有益處。現在對很多人來說，女性主義還是個髒字眼，即使是支持女性工作平權的人也一樣。19在科學社群內部更是如此，人們似乎較傾向於討論「女性」，而非「女性主義」。這種排斥政治的做法帶來了一種簡化─而且不正確─的等式，好像出現女性科學家，就等於科學有所變革。但其實，許多進入科學領域的女人並沒有想要顛覆整個體制。那些稱呼自己為「爺們」的女性，甚至成為保守派中的重要分子（我有次還真的聽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女性物理學家稱呼自己為「爺們」，而且她很顯然地並不是在嘲諷）。 研究機構一邊打出少數幾位資歷亮眼的女科學家作為招牌，進而得到尊重，同時一邊確保整個基礎並未遭到挑戰。在某些時候，這些主打的「女王蜂」們甚至還會拒絕栽培其他女性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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