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

當一位手球國手及藥師被殺害
再說說一個悲劇，談德國的種族主義及排外。

馬爾娃・埃爾─雪碧妮（Marwa El-Sherbini），出生於一九七七年的埃及，是埃及國家手球隊的成員。但她除了是頂尖運動員外，還讀了藥學系，是一位專業藥師，就讀大學期間，並且是學生會發言人。這樣一位能文能武的學生，可說是一流的菁英。

她的先生歐卡茲（Elwy Ali Okaz），是一位研究基因的科學家。二〇〇五年，這對夫婦移民德國，因為先生在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找到一份研究工作，兩人並於隔年德國生下小孩。這是一個完美的移民典範：都是高教育程度的專業人士，成功融入德國社會。

二〇〇八年八月，埃爾─雪碧妮帶著她的小孩，在德勒斯登一個公園的兒童遊戲區，一個俄羅斯裔的德國人維恩斯（Alex Wiens）朝著她挑釁，罵她「伊斯蘭份子」、「恐怖份子」、「賤貨」。路人見到這個衝突報警，警方來到現場立案調查。

二〇〇九年七月一日，已經懷孕三個月的埃爾─雪碧妮出庭作證，在離開法庭時，維恩斯衝向了埃爾─雪碧妮，抽出預先藏好的刀，刺殺她十八刀，她三歲的兒子就在現場看著母親當場身亡。她的先生歐卡茲在旁試圖制服兇手，也被刺三刀，重傷。一位法警趕來支援，拔出槍，卻對準了歐卡茲開槍，因為他以為這個埃及人才是攻擊者。最後幸好歐卡茲存活了下來。

幾天後，在柏林及德勒斯登，舉行了盛大的哀悼儀式。七月五日，埃爾─雪碧妮的遺體被送回埃及，她終於回到家鄉。這一家人原來計劃於二〇〇九年年底回到埃及，因為歐卡茲已在大學找到教職。可是，種族主義毀了這個原本可以美滿的故事。

這起事件駭人聽聞，引起國內外喧然大波，不只因為受害者曾經是埃及手球隊國手，不只因為她因為外國人及穆斯林身份被歧視、攻擊、殺害，還因為她是在德國法院內被殺害的。她的悲劇顯示了，一個模範的移民家庭如何仍然必須面對難以避免的種族主義。最後這起悲劇甚至成為伊斯蘭世界與德國關係惡化的導火線，埃爾─雪碧妮以殉道者身份在埃及被下葬，中東世界四處都有群眾上街哀悼並抗議德國的排外。

至於德國方面的反應？一開始，德國媒體刻意避開種族主義因素，只認定這是突發意外；或者，媒體與政壇都強調兇手的俄羅斯裔身份，刻意淡化其中的德國因素。而事發所在地德勒斯登，向來以不歡迎移民聞名，知名的「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運動便在此開始。雖不能認定德勒斯登所有人都是仇外者，當地的民眾也自發上街，為受害者悼念，可是，參與悼念的人並不多，可以想像當地的氣氛。

在這種冷處理的氣氛中，德勒斯登科技大學傳播學研究所教授沃爾夫岡・東斯巴賀（Wolfgang Donsbach）發表一封公開信〈德勒斯登，醒來吧！〉（Dresden – wache auf!），批評了德勒斯登民眾對這起仇外事件的冷感。 他說，上街參加悼念的民眾不到千人，而這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外國移民或團體，德勒斯登市長並未出席，因為認為不值得為這個活動打斷她的假期，多數重要政治人物也未出現。這表示，德勒斯登並未理解這起犯罪事件對於德國有多大的殺傷力。

首先，埃爾─雪碧妮受害事件向全世界釋出了訊息：不同族裔者，在德國會因為這樣的特質而受到攻擊。而許多在德國生活的外國人，也能感受到埃爾─雪碧妮所面對的仇外情緒。他在自己的課堂上，知道了外國學生的畏懼，以及平日遇到的種族主義情境；他的好友，德勒斯登交響樂團的德韓混血大提琴家恩德斯（Isang Enders），雖然在德國出生長大，但因為其外國人長相，還是必須面對許多不快場景。為了避免仇外勢力波及他，他平時便居住在交響樂團附近，盡量少出門。

他的憂慮是有道理的，東斯巴賀曾在德勒斯登做了抽樣民調，超過五百位受訪者裡，對於「什麼樣的鄰居讓你不舒服」這個問題，四分之一的人說是土耳其人，18%的人說是東歐人，10%的人說是非洲人；而三分之一的德勒斯登人，支持在工作機會不足時，把外國人送回其祖國；四分之一的人則認為，「因為太多外國人，使他們感受到在自己的國家如同異鄉人」（wie ein Fremder im eigenen Land）。東斯巴賀譴責當局試圖把這個犯罪案件定義為單一事件，或者強調其俄羅斯裔背景。但他說，這些都是避重就輕。這不是單一事件，歧視、恐外甚至仇外的心態深植於一般人心底，德勒斯登應該醒過來，正視這個問題。

這封公開信被讀到了。薩克森邦與德勒斯登於二〇一二年共同設立了「埃爾─雪碧妮獎學金」。其中一位主導者是德勒斯登市長歐洛茲（Helma Orosz）—就是那不願出席悼念活動的、寧可渡假的市長。她表示，設立這個獎學金，希望表彰寬容與開放，並鼓勵青年學子們記住埃爾─雪碧妮之名，為了一個對世界開放的德勒斯登而努力。可是，今日東斯巴賀已經過世，回頭看看德勒斯登、薩克森，問題被解決了多少呢？

當一位手球國手及藥師被殺害
再說說一個悲劇，談德國的種族主義及排外。

馬爾娃・埃爾─雪碧妮（Marwa El-Sherbini），出生於一九七七年的埃及，是埃及國家手球隊的成員。但她除了是頂尖運動員外，還讀了藥學系，是一位專業藥師，就讀大學期間，並且是學生會發言人。這樣一位能文能武的學生，可說是一流的菁英。

她的先生歐卡茲（Elwy Ali Okaz），是一位研究基因的科學家。二〇〇五年，這對夫婦移民德國，因為先生在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找到一份研究工作，兩人並於隔年德國生下小孩。這是一個完美的移民典範：都是高教育程度的專業人士...

【推薦序一】
從爭論的國度中看我們的鄉愿
德國文化觀察家&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自從我留學德國之後，我注意到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那就是：每當我和別人說自己在德國念書時，往往會看見對方的眼睛頓時綻放出光芒：「哇∼德國欸！好棒喔！」接著我就會聽見各種關於德國的溢美之詞。德國什麼都好，生活好、教育政策好、租房政策好、育兒補貼好，連街道都不可思議的乾淨(這絕對是誤會！)。甚至在網路上出現的一些文章，都會讓我覺得......

這跟我留學的，真的是同一個國家嗎？？奇怪，我是不是在途中轉錯了班機，無意間跑到不曉得哪個奇怪地方留學了五年。而那些文章描述的那個美好國度，我則完全無緣得見。

但這不可能啊！曾經有一段期間，我嘗試在網路上闢謠：「拜託真實的德國才沒那麼好咧！」我嘗試告訴大家：的確，它有台灣沒有的優勢，但也有台灣未曾碰觸的問題。這個國家有難民、有越來越興盛的極右勢力、而且租房政策也不是大家想的那麼美好。但是不管我怎麼寫、怎麼說，都好像只是把一顆石頭丟進深谷，連一聲回應都沒有就消失在無盡的黑暗中，所有人只是選擇性地忽略我的留言，然後繼續兀自頌揚著那遙遠的烏有鄉。

我一直很納悶為什麼。但就在過了許久之後，我才終於發現這些頌揚文章的背後，其實一直隱藏著人們一個重要的心理：某些時候，人們會相信其他的國家很美好，並不是因為有證據使他們相信；有時候這些人稱讚遠方，只是因為他們需要一個理想國來擺脫現實。

在了解這層原因之後，我就很少在網路上寫些澄清文了。甚至在面對其他人各種華而不實的讚美時，我也只會笑笑：「對啊，那裡超棒der∼」。
但是，蔡慶樺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路，一條真實、但總是比較難走的路。

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就感受到他身上散發著一股「氣」。我很難形容那種氣質，但我認識幾乎每個在德國讀文科博士的人，身上都帶著那股氣：那是一種為了解答一個問題、獲得一項真理甘願蹲點十年，天天獨自一人在圖書館千錘百鍊，最後終於修成正果的一種平淡豁達。這種人不是很重視塵世間的時尚享樂，但是一談到他有興趣的議題時，眼睛就會突然綻放出光芒。而他們對社會也自有一番獨到的觀察，在結合他們所學的知識後，與他們聊天往往有種茅塞頓開之感。在驚喜之餘也才發現自己如何愚魯，恨不得趕快衝回圖書館填補知識。

在看到這本《爭論中的德國》時，我好像又感受到當時在圖書館與這群知識份子聊
天時，那種暢快淋漓的感覺。

整本書結合二○一○年代的諸多時事，一舉揭開德國在梅克爾時代繁榮昌盛表象下，未曾被外人注意到的諸多議題。像是數量龐大的土耳其移民、越來越興盛的反伊斯蘭教運動、對難民議題的兩難、還有兩性薪資不平等的經濟平權。蔡慶樺不只梳理了這些時事的來龍去脈，更詳細描述了德國公知對於上述議題的看法與討論，有些事件連當時人就在德國的我都未曾注意到。在看他的書時，很有在看一些深刻的德國媒體評論時的感覺。這些評論不是你去一趟德國旅遊、或是在那邊打工遊學一陣子就能看到的，唯有當你長住在那裡、精通那門語言並且關心那裡的議題時，才有辦法看到這樣精彩的見解。

舉個例子，這本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德國的博士頭銜熱〉與〈媒體的平庸化〉這兩篇了。曾經我在散步的途中就看到一戶人家，門楣上就刻著「PHD 1879」，意味著這一家有人在十九世紀就拿到了博士學位。當時的我就隱隱約約發現，德國人對博士學位抱持著似乎是抱持著我們無法理解的尊崇與狂熱。後來才知道，原來這種風靡全歐的博士熱早在幾個世紀前就有跡可循，那時人們除了Mr. 這個頭銜外，還有Sr.(Sir)與Dr.(Doctor)兩種頭銜，分別代表著一武一文的非凡成就，一為英雄、一為聖賢。

一直到今日，只要是在德國大學裡取得博士者，竟然可以在身分證、護照上更換Dr. 頭銜。然而德國社會對博士頭銜的尊崇，也引發了類似假學位之類的產業鍊出現。也因此引發德國內部對於取消Dr. 頭銜的聲浪，然而在面對傳統價值與新的利益糾葛間，德國人究竟會如何選擇？

另外，媒體的平庸化則讓我看見了我們社會的倒影。在昔日，德國媒體的素質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文化節目又更是德國各大廣電集團的招牌，文化節目做得好不好，決定了該廣電集團在媒體行業裏的品質定位。然而隨著時間經過，像「德國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有點類似公視)這樣的公共媒體，卻越來越少人有興趣。因此許多公共媒體也開始追隨市場的腳步、降低了品質。而在2005 年時，《時代週報》總編的一席話，似乎也應證了我們這個時代獲取資訊的缺乏：「這是將餵養耳朵的飼料以產業化模式製造，其實就像大量圈養豬隻的畜牧業，提供同樣的、快速飽食的飼料，被餵養者沒有太多自由，安穩的、無意外與風險地生活在豬圈中。」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寫照？民主自由的基石，乃自於人民可以獲得來自公正客觀媒體的全方位資訊。這種市場化、淺薄化的新聞媒體，是否也表示了我們的民主危機？

這都是德國有的困境。然而德國與我們最不同的，也許就是他們從來都不拒絕去正視、去討論存在於他們社會中的種種問題，這在我們的社會中是極為缺乏的。我們缺乏客觀討論公共事務的平台、缺乏探討問題背後深層原因的智識與耐心、也缺乏正視問題的勇氣。以至於每當有問題發生了，我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看看美國歐洲他們是怎麼做的，接著就直接照抄對方的答案，完全忽略了歐美和我們之間的差異。甚或更糟糕的是我們乾脆假裝問題不存在，你不說、我不說，我們一起在這片歌舞昇平中萬劫不復。

這本書最珍貴的，就是讓人們理解不是照抄歐美的答案，而是學歐美怎麼解決自身的問題。期待有一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本這樣深刻探討的書，來討論我們自己。

【推薦序二】
退一步爭論，創造更多理解
廣告導演& 作家 盧建彰
停止標誌前
一次，和家人去洛杉磯的超市，買小孩喜歡的小包餅乾，讓他們挑在車上吃的小零嘴，好安撫在車上的無聊和飢餓。那是個日本超市，裡頭賣了各色日本商品，到處不少日文字，當然還是伴著英文說明。滿滿的日文字，販售著美國當地沒有的水果，有些柑橘，我也沒看過。賣生魚片的攤架上，一個個都像在築地常看到的銷售字眼。許多可愛包裝的日本小餅乾，琳瑯滿目，不留神會以為自己在日本東京，不過，貨架間通道比較寬廣，購物推車有足夠的空間好好前進。

結帳的櫃檯，則是以淺草、新宿、池袋等東京地名命名，我感到十分有趣。
回程快到家人住的社區時，有個路口，迎面來了三部車，大家都守法地在停止標誌前停下，這是美國加州的規定，看到STOP SIGN 時，必須停下，確認狀況後再起步。如果沒有，警方是隨時會開單的。這是為了減少路口車禍，同時也為了保護人口較密集社區的路人安全。

我們守法地停下了，後面突然響起喇叭聲，這很奇特，所以我有點驚訝。通常在美國，人們對於會有孩童老人走動的社區，更減慢速度，就算心裡再急也會願意多花點時間跟耐心。透過後照鏡，我仔細看，後方的車裡，駕駛明顯地不耐煩，高舉著手，揮動著，嘴裡念念有詞抱怨著，看起來是拉丁裔。我告訴正在駕駛的家人說，「不要理他」。

轉進社區繼續往前開，這車緊跟著我們，甚至沒有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我們又來到一個路口準備轉彎車速減緩，他又按喇叭，我整個火上來了。

我再回頭看，他又繼續揮動著雙臂，嘴巴沒有停下，大概是在罵人的樣子。我想著，再往裡開就只有居住區，沒有任何商業區，他沒有趕著上班的可能，到底為什麼要這麼急呢？而且，他甚至已經有些侮辱人的動作出來了。我很想跳下車去找他理論，過想到車上還有小孩，我用右手抓著自己的左手，拜託自己不要衝動。我心裡對於對方族群代表的文化，有一些預期。

多樣下的對話
美國是多移民國家，有著多元包容的開國歷史，但事實上，不同族群間仍充滿文化差異和隨之而來的摩擦。跟朋友聊起這事，她大笑，她先生幾天前才在超市和一位中國人吵架。因為結帳排隊時，對方幾乎整個貼在他身上，令人感到不舒服。他往前一，對方貼上來，他實在感到非常被冒犯，因此又往前，但對方又貼上來，衝突因此發。他質問對方，幹嘛靠那麼近，對方說我在排隊呀。

在中國，願意排隊的人可能會習慣緊貼著對方的後背，原因是這樣才能避免被別人插隊。而且前提是，願意排隊的他，已經覺得自己的行為十分文明了，他可能還會跟你說，許多人可是不排隊呢！

這是個有趣的觀察。在其他文化裡，每個孩子從小被教導排隊習慣，但前提是資源足夠。每個排隊的人都有個預設，就是雖然我多花點時間，但可以拿到我要的東西；而不排隊的人，可能來自於過去雖然排了隊也輪到他，但沒有東西了；再者，貼著人排隊的人，則是因為曾經被插隊過。那是他們人生經驗聚合而成的文化，但當帶著這文化到不同的國度時，這會變成文化衝擊，甚至成為自身被歧視的來源。

我想著那日本超市座落在美國洛杉磯，外觀與其他美國超市無異，但內裡卻如同日本一般，好讓日本移民們輕鬆自在地享受。對於一個在當地成長的美國白人而言，這地方有點不一樣。每個人站立的位置不同，帶來不同的觀點，看見不同的風景。立場不一樣會帶來進步，但也必須仰賴對話，甚至，更多時候，是爭論。

各退一步 ，好好爭論
我在這個時間點讀蔡慶樺的《爭論中的德國》，真是興味盎然，因為他非常善於將不同立場講述清楚，而且是帶著客觀且溫暖的心思，不急著驟下判斷，如衝動的我。

裡頭有許多讓人泫然落淚的故事，手球隊國手的死亡、除草劑的使用期限、安樂死的道德難題、移民後代警察眼中的移民暴力，個個都讓我瞠目結舌。不曾聽聞過，也無法想像，但卻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故事，引我思索自身的生命選擇。

我喜愛他流暢的文筆，緩緩陳述事件的背景，將不同立場的論理，娓娓道來，不輕易地給出答案，以最輕鬆的方式，讓人服用再反思。我越讀越感興味，不只對德國當代有更多理解，也對個人在這巨大的時代，仍該盡力保有思考和爭論能力充滿期待。我也想著，也許做為一個世上獨特存在的台灣人，我們都該多些思索。也許你並不認同台灣人有多獨特，但我想試著跟你爭論，有哪個國家在那麼多領域都有排名世界前幾位的紀錄，但卻又不被承認是「國家」的呢？

幸運的、不幸的，跟我一樣，成為台灣人的你，怎麼能不試著和世界爭論？光是你的存在，就是如此不一樣且奇妙的論點呀？我越讀越想，這是本好書，多希望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便曾看過這書。那，會不會讓我的人生有些不同呢？

不幸的是，蔡慶樺是我的高中同學，在當學生時的我，沒有機會讀到這本好書。幸運的是，蔡慶樺是我的高中同學，早不當學生的我，早於世界讀到這本好書。
我這樣跟自己爭論著，並期待你也能享受這段有意思的旅程。

【推薦序三】
報導者總編輯 李雪莉
慶樺是個專注認真的思考者，做為他的編輯，常有機會拿到他第一手所寫的文章，他的文字總能跳脫現下的嘈雜音浪，但又緊貼這個時代的各種爭論，試著理性提出各種觀點，為平行的世界嫁接起可能的藤蔓，讓絕緣的生命體異中求同，即便最後不真正同意彼此，卻能理解、尊重、善待那些在我們眼裡不同的異議者。 做為一位長年的媒體工作者，近年社會普遍在嘲笑記者，但其實嘲弄的背後，也同時嘲笑台灣仍貧瘠的公共論述園地。文化的變革不只來自媒體場域，來自我們在社群上發出去的意見和推送的論點。慶樺此書不斷以康德的啟蒙哲學提醒讀者：「要有勇氣使用你的理性！」 儘管思辨和爭辯論點的開放性，可能伴隨不確定和混亂，但這是我們做為公民的責任。相信這本書可以為讀者開拓理性思辯的信心和可能。

【推薦序四】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當我們身處在後事實、後真理的時代，如果你不想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你便有義務閱讀蔡慶樺博士的新書《爭論中的德國》，然後你才更有能力去爭論、堅持、與退讓。

【推薦序一】
從爭論的國度中看我們的鄉愿
德國文化觀察家&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自從我留學德國之後，我注意到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那就是：每當我和別人說自己在德國念書時，往往會看見對方的眼睛頓時綻放出光芒：「哇∼德國欸！好棒喔！」接著我就會聽見各種關於德國的溢美之詞。德國什麼都好，生活好、教育政策好、租房政策好、育兒補貼好，連街道都不可思議的乾淨(這絕對是誤會！)。甚至在網路上出現的一些文章，都會讓我覺得......

這跟我留學的，真的是同一個國家嗎？？奇怪，我是不是在途中轉錯了班機，無意間跑到不曉...

爭論文化是一種必要的存在？

▎維繫成熟民主的手段
「真理會在爭論中誕生」(Die Wahrheit wird im Streit geboren)。
爭論，是民主社會中重要的概念。德國一直存在著「爭論文化」(Streitkultur)，不管社會分裂多麼激烈，爭論還是被視為維繫成熟民主政治必要的手段，學生們在學校也會被引導對於複雜的議題搜尋資訊、做出判斷、並駁斥不同立場，因為正確地爭辯，是勇於使用理性，是今日民主文化得以保持活力的原因。

然而不可否認，爭論雖可以產生真理，但是這樣的真理時常帶著社會的分裂與仇恨作為代價。「真理製造仇恨」(Veritas odium parit)，這句來自古老拉丁文的諺語告訴人們，追求真理的過程並不總是那麼順遂或愉快。

德國社會是個始終不和諧的社會，這個國家始終在爭論中。即使在德國文化與政治思想中一直存在著某種對於共同體的嚮往，德國各黨的政策黨綱向來好談「社會」作為價值，但是，這個共同體從來不存在於共識中。雖然「團結」(Zusammenhalt)一直是各黨高舉的價值，可是「鬥爭」(Kampf)，也從未消失於德國的政治語彙。因為爭辯，才能釐清事實，才能將國家與社會帶到更好的地方。

這種爭論的基因，流動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在古老的哲學開端，雅典的阿果拉廣場上，好提問的蘇格拉底正是在與希臘人辯論中探問真理的人；柏拉圖寫的對話錄，既是對話，但也是各種激辯，例如《理想國》對何謂正義的辯論，穿越了西方歷史，還影響著當代的政治思潮；而西方神學傳統中，爭辯一直扮演重要的地位，例如聖經《使徒行傳》，描述耶穌的使徒們傳教的事蹟，許多片段都是在激烈的爭論中辨明信仰與真理，例如保羅與雅典人的爭論：「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於是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他去了哥林多：「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裡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

辯論，不只是針對異教徒，也可見於基督教內不同教義的爭執。被認為在精神上改變了德國人、創造出一個新的信仰國度的馬丁路德，於五百年前這麼說：「我為了我的德國人而生，也為德國人而服務(Meinen Deutschen bin ich geboren und ihnen will ich dienen)。」他服務的方式，正是以其九十五條論綱向羅馬教會提出了挑戰─提出一場改變世界的爭論。

路德於一五一八年前往海德堡，參加在海德堡奧古斯丁修會會議上的「海德堡爭辯」(Heidelberger Disputation)，他力戰天主教守舊者，辯論教義，更是開啟了之後數十年多場關於宗教改革的重要辯論。這場辯論被紀錄為拉丁文Disputatio Heidelbergae habita，disputatio 的字源是dis(分歧)與puto(辨認、思索、闡明)，可以看出爭辯的意義並非一味駁斥，而是要劃出歧異，在其中獲得啟蒙。

如何爭辯(disputare)，自中世紀以來便成為學習神學者必修課程，你必須設想一切可能反對你立場的論點，作詳盡的探究與比較，闡明這些論點的不真與不合理，以捍衛自身信念的真實性，並說服他人接受。也不只是神學，這已是學術研究的必要技能，高等教育在授予博士學位時，申請學位者必須通過論文答辯，因為，只有懂得爭辯者，才能證明自己擁有學術能力。

▎據理力爭是有勇氣使用理性
「雖然朋友與真理對我們來說都是可愛的事物，然而給予真理更高的地位，是神聖的義務。」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1096a到了啟蒙運動時期，能夠據理力爭，不只是學術能力，甚至促成了市民社會的公共性。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已成經典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便描述，在英國咖啡館及法國的沙龍中一場又一場的辯論與交流，催生了近代歐洲公共領域。除了面對面的辯論，透過文字以及著作的意見往來，也使得啟蒙思想更成熟，例如康德關於啟蒙運動的名文，便是一篇投入爭論之作。一七八三年，牧師策爾納(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在柏林月刊上質疑，雖然「啟蒙」已成一個流行詞彙，但是內容到底是什麼，沒人說的清楚；這個質疑即引發思想界的回應，例如隔年哲學家孟德爾頌(Moses Mendelssohn)發表〈關於這個問題：何謂啟蒙？〉(Ueber die Frage: Was heißt aufklären?)，對於德國民族的文化及教養充滿信心；而康德接著發表〈回答這個問題：何謂啟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以拉丁語諺語「勇於使用你自身的理性！」(Sapere aude!)為啟蒙做了清楚定義，要求人類走出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狀態。這篇文章，使人類精神告別了中世紀，帶領他的當代人走入理性的時代。

這一次爭論，其實也是對於「為什麼我們要爭論？」這問題的答案。爭論，不是為了吵架，而是勇於使用理性，是走出不成熟狀態的嘗試，是為了被啟蒙(aufgeklärt)，為了被闡明(geklärt)。

德國自一九七○年以來建立了一個重要政治傳統，由總統在耶誕節前夕透過電視向全國人民講話，以在這個重要節日建立國家未來正確的方向，並給予人民自豪與信心。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德國總統史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循例發表耶誕談話，他呼籲，德國的公民們應該展現支持民主的公民勇氣、共同體認同、以及爭論文化。民主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對民主負有責任，每個人都在其手中握有一小塊德國，「我們需要民主，可是我也相信，此時此刻民主特別需要我們。」他認為爭論的文化是德國社會的珍貴資產，也樂見各種立場間激烈的爭執。他指出，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爭執了，然後呢？摩擦如何再轉為尊敬？不休的憤怒如何轉為合宜的爭論文化？針鋒相對如何產生團結合作？」

這些問題當然是困難重重的，但是，為了捍衛民主，依然必須不懈地尋求答案。真正的民主精神不是在制度裡面尋找的，而是在活躍的民主公民之彼此往來間被實踐以及存續，是與各種不同意見的他人溝通，尋找出讓大家都得以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這條道路並不平坦，但再怎麼跌跌撞撞，我們都還是得走，因為民主生活已經是所有生活形式中我們唯一可以接受的。史泰邁爾在演講裡，有這樣一句話：「你們不要害怕！」(Fürchtet Euch nicht!)引述德國人熟悉的聖經話語，但也是重現了康德在建立歐洲啟蒙精神的關鍵時刻所發出的呼喊：「要有勇氣使用你的理性！」

▎在爭論中更靠近真理的國度
「而普羅塔哥拉斯與蘇格拉底啊，我請求你們兩位，各自退讓，開始為你們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但請不要吵架，因為朋友與朋友之間，也可以充滿善意地爭論。」柏拉圖，《普羅塔哥拉斯》對話錄，337b本書描述的，就是這樣一個紛擾不安的國度，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中逐漸走向成熟；如何在歧異中試圖闡明。這個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卻又站了起來，逐漸成為強大的國家。可是這樣的強大，卻不是一帆風順的。很多問題，德國一直無法找到答案，但是一直沒有放棄尋找答案，這個國家也就在這些跌跌撞撞的摸索中，完成許多驚人的成就，例如在廢墟中重建、完成經濟奇蹟、與東歐和解、處理納粹問題、完成統一的和平革命、推動能源轉型等。但是，當然也有許多挑戰依然棘手，例如始終進行中的轉型正義、難有社會共識的難民問題、移民融合、性別平等、老年貧窮、種族主義、反猶主義……。

這是個複雜的國家，有複雜的歷史與國情，甚至，德國人自身就很複雜，不容易理解。究竟如何幫德國定位？這些年來，臺灣對德國很感興趣，在許多議題上希望瞭解甚至借鏡德國經驗，學習德語的人也愈來愈多。也因此，過去幾年我試著切入德國社會核心、深入分析德國的專欄文章，也獲得甚多迴響。這本書，便是選錄、改寫一些我在各媒體上的評論文章，以及演講之內容，並藉整理成書之際，另加上一些我早就想談卻一直沒靜下心來好好處理的議題，希望能全面深入地呈現近年來德國社會中的重要論辯。

書中整理、探索、分析了許多分裂德國社會的議題，例如移民、難民、種族主義、愛國主義、宗教、環保政策、階級差異、同志與性別平權、高學歷情結、少子化問題、職業教育之未來、轉型正義、媒體生態、老年化、藝術創作與言論自由、安樂死等。這些議題，均無一個簡單立場或標準答案，但是都呈現出一個處於爭辯中的社會。也因此，本書之書名訂為《爭論中的德國》(Deutschland streitet)，希望能從這些高度複雜、立場鮮明的爭論中觀察一個國家。

史泰因邁爾說每一個參與爭論的德國公民「都在手中握著一小塊德國」。閱讀這本書的台灣讀者們，手中其實也都捧著一小塊台灣，一小塊脆弱的、值得我們激烈地為之辯護的新生民主。本書所觸及的很多爭論，也可以在臺灣的脈絡中見到，例如國族認同、移民議題、同婚與其他同志權益、安樂死等。也不只我們，其實世界各國或多或少都會面對這些議題，也都在找尋答案。有些議題，人們找到了暫時的共識，讓這個社會繼續往下走；有些議題始終是爭議，各種立場的人無法找到共同的立足點對話。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接受一個不和諧的社會，並且，在知道最後可能無法共享同一立場的情形下， 仍然願意一起爭論。共同體(Gemeinschaft)， 是在差異中尋求共同(gemeinsam)，而不是追求同一；我與你爭論，是因為我視你為與我一樣的理性存在__者，你能使用與我一樣的語言，我們交換意見的不同，試著釐清概念上的誤解，即使最後我們仍將彼此憎恨，因為無法說服彼此，但是至少我們都更貼近真理一步，也使我們生存其中的民主更有生命力。

也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柏拉圖《普羅塔哥拉斯》對話錄中會有這麼一句：「而普羅塔哥拉斯與蘇格拉底啊，我請求你們兩位，各自退讓，開始為你們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但請不要吵架，因為朋友與朋友之間，也可以充滿善意地爭論。」各自退讓，才能有真正的爭論，而不淪為吵架。爭論再怎麼激烈，都應該是針對事理，而吵架，卻常是針對個人。後者會是惡意的，而前者，卻可以是善意的，可以發生在朋友之間，又不損友情的。

當然，這樣的理性的爭論在今日看來似乎陳義過高，我們多數時候在臺灣看到的，還是吵架。但是正因為我們身處在後事實、後真理的時代，不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格外重要，尤其在臺灣，這個被外國學者認為是受假訊息攻擊程度全球最嚴重的地方，我們更有義務，必須要辨認事實與虛假，必須爭論，必須堅持真理。「雖然朋友與真理對我們來說都是可愛的事物，然而給予真理更高的地位，是神聖的義務。」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寫下的這句話，不也提醒當代懷疑真理是否仍存在的人們，在探求真理的路上，不要怕爭論？
讓我們各自退讓，開始為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

爭論文化是一種必要的存在？

▎維繫成熟民主的手段
「真理會在爭論中誕生」(Die Wahrheit wird im Streit geboren)。
爭論，是民主社會中重要的概念。德國一直存在著「爭論文化」(Streitkultur)，不管社會分裂多麼激烈，爭論還是被視為維繫成熟民主政治必要的手段，學生們在學校也會被引導對於複雜的議題搜尋資訊、做出判斷、並駁斥不同立場，因為正確地爭辯，是勇於使用理性，是今日民主文化得以保持活力的原因。

然而不可否認，爭論雖可以產生真理，但是這樣的真理時常帶著社會的分裂與仇恨作為代價。「真理製造仇恨」(Verit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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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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