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和宗教：俄羅斯與瑞典的競爭
從芬蘭的國旗中，可以看到這個國家的風貌。藍色是以一個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十字（亦稱北歐十字）來表現。斯堪地納維亞十字反映了它與瑞典的傳統關係 ，其藍色和白色的顏色是沙皇俄國的顏色。今天藍色和白色成為了芬蘭的傳統顏色，但是詮釋已有不同。藍色代表湖泊，表示芬蘭是一個「千湖之國」，事實上它有18萬7888個湖泊和17萬9584個島嶼；白色代表皓雪，因為它位居地角天涯，長年積雪。
相對於北歐其他國家，芬蘭成為一個獨立政治單位的時間較晚。做為一個政治上的無主地，早在北歐海盜時代（8-11世紀）開始之前，瑞典人即已在芬蘭西南沿海地區定居。在海盜時代，芬蘭處於通往俄羅斯的波羅的海商道的北緣，當地居民以供應毛皮為生。芬蘭人並沒有能力參與海盜活動，海盜時代結束之時，芬蘭內部動亂頻仍，彼時俄羅斯人與日耳曼人也來此地貿易，而瑞典人和丹麥人也不斷襲擾該地。
從十二世紀起，芬蘭就是鄰近地區的必爭之地，各個勢力團體希望能夠在芬蘭擴展其宗教信仰或經貿利益。俄羅斯與瑞典兩國在波羅的海地區的角逐演變成為宗教衝突。瑞典以十字軍行動的形式進行活動，1172年教皇的一項通諭，要求瑞典人永久占有芬蘭各要塞，迫使芬蘭人歸順，以保障基督教化不受東方的襲擾。從此開始了在芬蘭長達600年的統治。
到了十二世紀末期，在芬蘭灣地區爭奪勢力範圍的鬥爭加劇。在芬蘭東部地區，俄羅斯東正教努力爭取信徒，1227年雅羅斯拉夫（Jaroslav）公爵推行一項計畫，強制施行東正教洗禮，目的在於加強卡謹慎自制的北角湖國累利阿（Karelia，現在俄羅斯西北部一共和國，位於聖彼得堡西北方）與諾夫哥羅德（Novgorod，當今俄羅斯西北部，聖彼得堡南方）的聯繫。
教皇將芬蘭置於教廷保護之下，並於1229年對俄羅斯實行商業封鎖。由於瑞典伯吉爾（Birger）伯爵統率而網羅瑞典人、芬蘭人和各國十字軍士兵組成的大軍，於1240年敗於俄羅斯諾夫哥羅德公爵的軍隊，天主教的勢力不再能向俄羅斯伸展，而芬蘭在宗教上的分裂遂成定局，卡累利阿人繼續處於東正教勢力範圍之中。
伯吉爾為了將芬蘭納入瑞典的勢力範圍， 從1 2 4 9 年起一連串的征戰，戰爭持續到1323年，簽訂《派基奈薩里條約》（Treaty of Pahkinasaari；派基奈薩里亦稱諾捷堡〔Noteborg〕，今彼得要塞〔Petrokrepost〕），自芬蘭灣（Gulf of Finland）東部，經卡累利阿中部向西北而至波的尼亞灣（Gulf of Bothnia）畫一條粗略的線，作為俄、瑞雙方勢力範圍的分界，於是瑞典的十字軍行動結束，芬蘭歸屬瑞典。這一段瑞典經由芬蘭與俄羅斯對抗的歷史，似乎就是芬蘭整個歷史的寫照，一直到二十世紀仍是如此。芬蘭一方面扮演著維護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第一道防線，防止俄羅斯的宗教與領土擴張，另一方面，芬蘭扮演著為瑞典與俄羅斯軍事可能衝突的緩衝區角色。
瑞典人著手按瑞典傳統治理芬蘭，他們利用神職人員和貴族兩個新階級進行統治。貴族已經因為從瑞典遷入而增加，神職人員則以當地人士占多數。第一位本土主教於1291年任命。
轉變歸屬：從瑞典到俄羅斯
1362年瑞典國王哈康（Haakon）確立了芬蘭人參加瑞典王國選舉的權利以及芬蘭與瑞典王國其他部分的平等地位。1374年，瑞典貴族格里普（Bo Jonsson Grip）獲得了統治全芬蘭的爵號。1397年，芬蘭成為由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組成的「卡爾馬聯盟」的一部分（卡爾馬聯盟，Kalmar Union，1397年6月在瑞典卡爾馬城結成的斯堪地那維亞聯盟，挪威、瑞典和丹麥三個王國擁戴一個君主，卡爾馬聯盟一直持續到1523年瑞典退出為止。1536年，挪威成為丹麥的一個省）。至此，芬蘭單獨與瑞典聯為一體。
有近六百年的期間，芬蘭長期受瑞典統治，但這個時期的芬蘭與瑞典事實上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並沒有法律和財產上的劃分。當時芬蘭人雖然無權推選國王候選人，但是卻享有選舉瑞典國王的權利，芬蘭人與瑞典人在多處地區混居在一起，芬蘭軍人在瑞典的軍隊中也占有三分之一的比例。
在瑞典管轄下，一方面芬蘭各部落逐漸發展出認同感，圖爾庫（Turku，瑞典語作Abo，1812年以前，先後是瑞典和俄羅斯統治下的芬蘭首都）的歷任主教則對此予以鼓勵。芬蘭學界人士通過在大學裡學習，直接與歐洲各文化中心進行接觸，創造芬蘭文學語言的阿格里科拉（Mikael Agricola,1510-1557）主教翻譯芬蘭語《新約》，把基督教路德派從日耳曼引進芬蘭。另一方面，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II Adolf,1611-1632）進行行政改革，芬蘭成為瑞典王國的組成部分。其後，受過教育的各階層人士逐漸改操瑞典語。
作為瑞典君主國的一部分，芬蘭實際上沒有自己的機構，但是自十八世紀中葉起，大多數官員和知識界人士已是芬蘭血統。這些人士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瑞典人在外交與軍事上的好大喜功，代價卻必須由芬蘭人來承擔。
兩國和諧的狀況最終隨著瑞典與俄國之間矛盾的激化而改變。在瑞典與俄國三百多年陸陸續續的戰爭中（交戰時間長達 80 年），芬蘭承受了巨大的磨難，不但其國土淪為瑞俄兩國交鋒的戰場，其人民也被瑞典課以重稅及兵役。在此期間，瑞典逐漸喪失對芬蘭的控制權。1808 年瑞俄戰爭後，俄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1801-1825在位，最大成就為1812年打敗拿破崙入侵的60萬大軍，1814年耀武揚威地進入巴黎，拿破崙隨即宣布退位。亞歷山大成為歐洲最有權勢的君主和歐洲命運的主宰。1814年秋，亞歷山大倡議召開重要的維也納會議）表示願意承認芬蘭的自主，允許芬蘭在他的統治下享受自治成為大公國，並許諾尊重芬蘭的宗教信仰和根本性法律。同年瑞典將芬蘭割讓給俄國，徹底結束了其對芬蘭的統治。
官僚政治時代：俄羅斯統治時代的改革
俄羅斯統治下的芬蘭政體是由1809年的波爾沃（Porvoo）議會制訂，同年兩國締結了《哈米納和約》（Peace of Hamina）；締結這項和約以前，芬蘭在形式上仍然屬於瑞典，但是，芬蘭領導人物已經厭惡瑞典的統治，要求在俄羅斯保護下盡可能獲得更多的自治。在波爾沃議會上，芬蘭第一次被確認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治實體。
亞歷山大一世一方面承認芬蘭自治，另一方面許諾尊重芬蘭的宗教信仰和根本性法律。對於芬蘭人來說，「官僚統治時代」是太平繁榮、百業興旺的時代，僅有的一次戰爭是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期間，英法海軍攻擊有俄羅斯駐軍的芬蘭領土阿蘭（Aland）島嶼。芬蘭在根據《哈米納條約》脫離瑞典時，其人口為九十多萬。與北歐其他國家一樣，芬蘭人口也迅速增長，到1908年已經超過200萬。大多數人口靠土地生活。沿海和小市鎮生產木器，出口木材，造船並從事商業性航運。
政府在體制上是屬於專權和官僚性的，但也實行了幾項重要改革。1812年俄皇納諫，把當初瑞典根據《新考蓬基條約》（1721）和《圖爾庫條約》（1743）割讓給俄羅斯的芬蘭土地恢復建制。其後，赫爾辛基被定為首府，該市中心區的重要建築物即為這一時期所建造，但是在十九世紀初期，由於農村人口眾多，社會結構純屬農業性，因而民族主義思想沒有大規模普及。
語言方面，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芬蘭政府內部只允許使用瑞典語。用芬蘭語寫作的著作極為稀少，大學與中學一律使用瑞典語授課。兩種語言的畫分，既具有民族意義和文化意義，也是一種社會差異。根據1850年關於芬蘭語的法令，除為了宣傳宗教和謀求經濟效益以外，一律不許用芬蘭語出版書刊，這項法令的目的是保持階級差別，維護既有的官僚體制。一直到1902年，芬蘭語才與瑞典語平起平坐，共為正式語言。
1919年憲法規定，芬蘭語及瑞典語共為國語，後來，激進的新一代人則要求給予芬蘭語較高的地位。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語言問題激起激烈爭論，到了1930年代末，瑞典語遂已失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歷過1947年與1961年的再次法律修正，瑞典語目前依法享受平等地位，仍為芬蘭國語之一，在芬蘭學校中為必修課程。
在1890年代以前，俄羅斯在各主要方面一直尊重芬蘭在俄羅斯帝國中的特殊地位。除了1869年的有關議會的法令之外，芬蘭還有了自己的貨幣體制（1865），1878年又通過了《徵兵法》，為日後的芬蘭軍隊奠定了基礎。
反對俄羅斯化：爭取獨立
由於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發動運動，要求取消芬蘭自治並把芬蘭人同化於俄羅斯族，因而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95-1917在位）於1899年2月15日發表宣言，聲稱他有權不需要芬蘭議會同意即可頒布在芬蘭執行有關涉及俄羅斯利益的法律。其後採取了直接的俄羅斯化措施，1900 年下令芬蘭應逐漸以俄語為第三正式語言，1901年又規定芬蘭人應在俄羅斯部隊中服役，芬蘭自己的軍隊應予解散。
在這種形勢下，芬蘭各政黨分成了兩派。憲政派要求大家都不去執行非法的政令；遵令派則主張在他們認為不影響芬蘭根本利益的條件下忍辱退讓。憲政派被撤職，他們的領導人被放逐。憲政派青年拒絕應徵入伍，促使俄皇繼續堅持解散芬軍，並不再徵召芬蘭人參加俄軍。更加極端的行動派則不惜訴諸暴力，他們暗殺了俄羅斯駐芬蘭總督。1905 年俄國的革命以及日俄戰爭暫緩了芬俄間的緊張形勢。在此期間，芬蘭於1906 年成為歐洲第一個給予婦女投票權以及平等政治權利的國家，並在接下來的1907 年成立了完全歸屬於芬蘭的一院制議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芬蘭解放運動尋求德國的支援。1917 年，一戰結束，二月革命後的俄羅斯開始由布爾什維克掌權。當時多數為非社會主義黨派的芬蘭議會宣布與俄羅斯革命政權脫離，並任命了自己的新政府。芬蘭最終於 1917 年 12 月 6 日宣布獨立。
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在獨立之初並不順利。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芬蘭爆發了內戰。內戰在擁護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紅軍與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白軍之間進行。內戰最後以白軍的勝利而告終，1919 年確立了共和制。
提到芬蘭獨立，不能不談列寧（Vladimir Lenin ）。1917 年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後，讓芬蘭獨立的文件正是由列寧親自簽署，列寧毫無疑問的可以算是芬蘭獨立的催生者。列寧多次在芬蘭避難，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夕，列寧正是從芬蘭乘火車返回聖彼得堡領導革命取得成功。列寧的《國家與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一書也是在芬蘭寫作的，書未完成他便投身到革命的實踐中去了。聖彼得堡後來於1924 年更名為列寧格勒（Leningrad ），也就是「列寧之堡」之意，不過冷戰結束以後，又改回了聖彼得堡。
或許讀者看過一個畫面，列寧站在群眾中，歡聲雷動、「國際歌」大作、眾人簇擁，列寧登上車頂，舉手向支持者致意，意態精神，令人振奮，列寧在眾人期待中開口：「Comrade ！（同志們）……」。革命於焉開始。列寧當時的所在地正是芬蘭火車站。《到芬蘭車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 ）後來成為一本小說的書名，這一句話也成為「一場革命即將開始」的隱喻。歷史很快證明，這位可以向沙皇挑戰的革命領袖，卻抵擋不住資本主義的洪流。冷戰結束後，莫斯科的列寧博物館於1993年關閉，只有位於芬蘭赫爾辛基西北180公里外的工業城市坦佩雷（Tampere ）的列寧博物館，成了共產主義「朝聖者」的唯一追思之處了。
冬戰：強權不同意芬蘭的中立
獨立後的芬蘭，與當時歐洲的一些小國家，如荷蘭、比利時等一樣，希望能夠以中立的立場出現在國際舞台，不要掉入大國間的權力爭戰。
芬蘭因此以無條件恪守中立作為對外關係的基本國策。1920年12月芬蘭參加了「國際聯盟」，希望國聯能「促進國際合作，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1922年12月應蘇俄的邀請，芬蘭參加了由蘇俄、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在莫斯科舉行的裁軍會議。芬蘭還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1922年3月，芬蘭與波蘭簽訂友好條約。1926年1月，丹麥、瑞典、挪威、芬蘭四國簽訂和平解決爭端協定。
對於東鄰大國蘇聯，芬蘭也抱友好態度。1921年法國希望能夠在蘇俄的周邊建立「防疫地帶」，邀集波蘭、波羅的海國家與芬蘭共同包圍蘇俄。波蘭非常熱衷，1922年3月17日在華沙簽訂了協定，芬蘭外長霍爾斯提（Rudolf Holsti ）雖然也出席簽字，但是芬蘭議會拒絕批准，並表示「中立」是唯一的安全政策。直到1939年蘇聯入侵芬蘭為止，這段時間芬蘭一直忠實地奉行中立政策。
在1930年代，芬蘭為貫徹其中立政策，分別在外交上與軍事上做了安排。在與蘇聯的政治關係方面，1932 年1 月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規定：「締約雙方相互保證不侵犯……雙方現行邊界，並且相互保證避免任何指向對方的侵略行為」，可是兩國之間的關係並未真正改善，雙方仍然是「各不相顧的鄰居」。兩年後，1934 年4月蘇芬簽訂了一個議定書，該約的有效期延伸到1945 年底。
在與其他周邊國家方面，積極籌組斯堪地那維亞「中立國集團」（Scandinavia bloc ）。從1935 年到1938 年期間，斯堪地那維亞四國與波羅的海三小國不斷協商發表聲明，重申本國對外中立政策及在世界大戰中集體保持中立的嚴正立場。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也參與了這些聲明。
1939 年4月，芬蘭與瑞典、挪威一起共同拒絕了希特勒提出關於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因為如果簽署條約，很可能使外界感覺到已經與希特勒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或者可能被解釋成已經改變了現有的中立政策。同年6、7月間，芬蘭也公開反對蘇聯提出的關於由蘇、法、英聯合保證芬蘭及波羅的海國家獨立的建議。
1939 年9月德軍進軍波蘭，芬蘭及北歐鄰邦共同或單獨宣布在戰爭中保持中立。9月17 日在哥本哈根召開北歐外長會議，重申各國在戰爭中保持中立和願意相互支持。同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Molotov， 自己改姓取俄文錘子之意）致函芬駐蘇公使于爾耶•科斯基寧（Yrjo-Koskinen），表示蘇聯尊重芬蘭的中立。
在戰爭陰雲籠罩下，芬蘭加強了國防建設，以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和中立政策。芬蘭政府增加了國防開支，加速了全國道路網、機場、海軍基地的建設，聘請外國軍官對軍隊進行訓練，在卡累利阿地峽耗費巨資修築了堅固的曼納林防線，1939 年1月芬蘭和瑞典還向國聯提出了關於在阿蘭群島重新設防的提案，但遭蘇聯否決。
1939 年9月德國與波蘭戰爭爆發後，在蘇聯看來，一場曠日持久、日益擴大的戰爭正在逼近，為保衛蘇聯西北邊界，特別是列寧格勒的安全，要求芬蘭割讓卡累利阿半島的一小部分、漢科（Hanko）海軍基地和芬蘭灣內若干島嶼。芬蘭拒絕，於是蘇聯於1939 年11 月30 日發動進攻，出動了45萬人的陸軍軍隊，兵分23 師對芬蘭發動攻擊。芬蘭則全力動員了16 萬人，由於軍備極為短缺，許多芬蘭士兵甚至是持自家武器、穿著便衣步上戰場。不過，芬蘭軍隊也有來自英法兩國的物資支援，以及挪威和瑞典兩國志願軍的兵援。以冬戰技能見長的芬蘭軍隊，一開始成功地抵禦了蘇聯的侵略，他們採取游擊戰策略，以滑雪方式攜帶汽油彈， 也就是所謂的「莫洛托夫雞尾酒」（Molotov Cocktail，瓶裝汽油彈）進行攻擊。
波羅的海地區在入冬之後，零下 40℃ 的嚴苛氣候司空見慣。兵力僅為俄國三分之一的芬蘭軍隊，仍然奮勇抵抗，直至 1940 年 3 月。芬蘭終究抵擋不了蘇聯的強勢武力，只得在 1940年3月12日的《莫斯科和平條約》（Moscow Peace Treaty）中，將蘇聯所要求的卡累利阿地峽上的土地，以及沿著1721年和約所劃定界線的整個芬蘭東南部，包括第二大城維普里（改名維堡〔Vyborg〕），此外還規定芬蘭必須放棄沿東北邊界的薩拉區，並把漢科半島租給蘇聯30年。
根據估計，這場歷史上著名的「冬季戰爭」（Winter War）中，共有12萬7000名蘇聯人以及2萬7000千名芬蘭人喪生，後來的和平條約更導致近 50 萬人被迫遷離家園。蘇聯在這戰爭中也是損失慘重，依照《赫魯雪夫回憶錄》的說法，原本蘇聯以為「只要把嗓門提高一些，芬蘭人就會服從。如果再不行，我們可以放一些槍，芬蘭人必然就要舉手投降。」蘇聯從骨子裡面根本沒有想到尊重芬蘭的中立。戰爭的過程與芬蘭的頑強抵抗卻是讓蘇聯吃驚，雖然官方統計數字是約12萬蘇聯人的生命，但是赫魯雪夫在回憶錄卻承認，為了這場戰爭「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我們可以說是損失了上百萬的生命」，「用這樣的代價而取得勝利，實際上是一種精神上的失敗」。事實也的確如此，蘇聯在芬蘭的「慘勝」，也促使後來希特勒認為有機可乘，展開對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起侵蘇戰爭的代號）。
被迫復仇：選擇與納粹聯手
「冬戰」是一場蘇芬雙方都不滿意的戰爭，就此結束嗎？
蘇芬戰爭證明，芬蘭在獨立後的中立政策證明是失敗的。儘管芬蘭願意奉行中立政策，也願意與東鄰大國蘇聯保持友好政策，但是蘇聯仍然對芬蘭不信任，戰爭終究還是爆發。回顧歷史，蘇芬當時不僅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而且在蘇芬談判中，芬蘭還同意對互不侵犯條約作進一步的補充，規定締約雙方不得參加任何直接或間接敵視對方的集團或同盟，並明確保證芬蘭將拒絕向任何進攻蘇聯的侵略者提供支援。芬蘭代表多次重申：芬蘭「盡可能與蘇聯保持良好關係」，並向蘇聯保證，芬蘭有用武力捍衛其領土的決心，「不允許任何外國使用芬蘭領土，作為進攻蘇聯的基地。」
顯然芬蘭的中立對蘇聯有益，當時的芬蘭總理吉科寧（Urho Kaleva Kekkonen, 1900-1986；1950-1953 、1954-1956 任總理，1956-1981 任總統）曾不無遺憾地回憶道：「芬蘭在1930 年代的中立，就其對蘇聯來說，是一項嚴肅的義務。無論世界大戰如何轉變，芬蘭本來都是會繼續遵守這項義務的。芬蘭本來隨時準備拿起武器抵抗任何對它的中立和主權的進攻……。」他的意思是，如果沒有蘇芬冬季戰爭，未來在德軍要求借道芬蘭時，芬蘭一定會拒絕。德軍如果要強行通過，芬蘭將以武力對抗來保持其中立。
有些人就認為，如果不是蘇芬的冬戰，當納粹於1941 年希望假道芬蘭進攻蘇聯時，必將會遭到芬蘭的迎頭痛擊，最終芬蘭一定會與北歐的其他中立國（如丹麥、挪威）一樣，成為反納粹的同盟國。這種說法當然有可能，但是，即使史達林會接受芬蘭的中立，希特勒也不會把芬蘭的中立放在眼裡，芬蘭無法抵擋蘇聯，也就更不可能抵擋納粹的裝甲部隊了。這應該不是芬蘭對於中立說得不夠清楚，做得不夠多，而是在地緣位置上，它是進入蘇聯列寧格勒的要道。
儘管莫斯科和約的苛刻條件令芬蘭人感到沮喪，但是並沒有讓芬蘭癱瘓。芬蘭人雖然戰敗，但是對於自己人民的努力與成就仍然欽佩，畢竟芬蘭沒有被蘇聯併吞，守住了自由，可是蘇聯接二連三的要求，使得蘇芬關係再次日趨緊張。
冬戰之後蘇聯力圖在芬蘭獲得超過和約的更多權利。蘇芬和約沒有對芬蘭規定賠款義務，但蘇聯政府堅決要求芬蘭對於從割讓給蘇聯的土地上「非法」遷走的私人和公共財產、戰爭期間在這些土地上的財產破壞給予賠償，總數達9,500萬到1億4500萬金盧布。據此，芬蘭幾十所工廠必須重新裝備，大量的鐵路車輛必須移交給蘇聯。
1940年6月底，蘇聯對芬蘭佩薩莫（Petsamo ）鎳礦表示出強烈興趣，要求獲得特許開採權或成立蘇芬合資公司。1940年7月，蘇聯在沒有任何條約權利的情況下，要求並於9月獲得了在芬蘭南部的鐵路上從蘇聯邊界到漢科海軍基地地區的過境權。蘇聯還干涉芬蘭內部事務，1940年7、8 月，蘇聯指責坦內爾（Vaino Tanner, 1881-1966; 1926-1927任總理）等部長進行反對或擾亂蘇芬「良好」關係的活動，坦內爾等閣員被迫辭職。在1940年12月總統選舉前夕，蘇聯明確表示，如果被提名的四個人中任何一人被選為總統，蘇聯將把這些選舉視為芬蘭不遵守蘇芬和約的表示。
蘇聯還插足芬蘭的對外政策，1940年3月芬蘭曾向瑞典和挪威探詢他們是否願意考慮簽訂防禦互助條約，蘇聯得知後表示強烈反對。4月丹麥、挪威被占領後，芬蘭又提議簽訂「瑞典芬蘭防禦條約」，同樣由於蘇聯的反對而化為泡影。6月蘇聯指責芬蘭在阿蘭（Aland ）群島設防，迫使芬蘭撤走駐阿蘭群島的部隊，在蘇聯壓力下，1940年10月蘇芬簽訂了關於阿蘭群島非軍事化協定。
到1940年夏天，芬蘭外交上已處於十分孤立的境地。法國業已潰敗，英國困守小島。隨著丹麥、挪威的淪陷，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中立國集團已蕩然無存。德蘇在互不侵犯條約的約束下表面上維持友好關係，11月中旬蘇德柏林會談，莫洛托夫向希特勒表示，對芬蘭蘇聯要像「在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 ）及其毗鄰國家的方式一樣」解決掉，意指要把芬蘭併吞。
希特勒與史達林的友誼不可能長久。正當芬蘭面臨山窮水盡的時候，國際局勢正悄然發生變化，在西線取得輝煌勝利的希特勒已將目標轉向東方。德國為了與蘇爭奪東北歐勢力範圍和日後侵蘇的需要，不久就向芬蘭拋出了誘餌。1940年8月德國發還了入侵挪威時芬蘭運經挪威而被德國人扣留的軍火，與此同時芬德簽訂了一個在德國購買軍事物資的合同。與這筆交易相關聯，德國要求芬蘭給予德國軍隊進出挪威北部的過境權。
既然中立不能確保國家安全，一部分芬蘭菁英認為與德國保持友好關係，或許可以經由德國與蘇聯的平衡而為芬蘭帶來安全。隨著德國在西線的節節勝利，芬蘭輿論很快轉向親德，在蘇聯對於芬蘭施加愈來愈沉重的外交壓力作用下，芬蘭逐步走上了倚重德國、抗衡蘇聯的危險道路。1940年9月22日德芬簽訂了過境協定，並開啟了軍事合作。1941年6月3日，德國的高級將領與芬蘭總參謀部舉行進一步會談，芬蘭同意負責芬蘭東南部的軍事行動， 6月17日芬軍開始秘密動員，25日正式向蘇聯宣戰，第二次蘇芬戰爭終於爆發。
續戰：再一次重創
第二次蘇芬戰爭在芬蘭稱之為「續戰」（The Continuation War, 1941-1944），也就是延續第一次蘇芬冬戰之意。對於芬蘭而言，是希望借重德國勢力收復失地、進行民族復仇。芬蘭人認為自己是德國的「戰友」、「共同作戰國」，而不是「盟國」，進行的是「第二次衛國戰爭」，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年11月26日，芬蘭社會民主黨的主要報紙《芬蘭社會民主黨人》發表評論：「我們的戰爭也仍然和以前一樣，我們的對蘇戰爭是與世界大戰分開的。我們只是為我們自己的自由和安全而戰。」1943年2月15日，芬蘭社民黨通過決議指出：「芬蘭目前的戰爭是冬季戰爭的繼續，是我國人民違背自己的意願被迫參加的一場防禦戰」，並聲明：「只要任何時候出現有利的時機，而我國的自由和獨立得到了保證，芬蘭就有決定退出這場戰爭的自由。」不是自己找說詞，就是芬蘭太天真了，對於希特勒而言，這怎麼可能只是個「復仇之戰」。芬蘭其實已經捲入了二戰中最慘烈的部分。芬蘭參加德國對蘇侵略戰爭，使芬蘭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1944年9月19日停戰協定簽字，條件是芬蘭承認1940年的《莫斯科條約》，一切外國軍隊（德軍）必須撤出。不但如此，芬蘭還保證割讓佩薩莫，並將赫爾辛基西南波卡拉（Porkkala）附近的一片土地租給蘇聯五十年，用以代替漢科，同時在六年之內以實物支付相當於3億美元的戰爭賠償。但此時德軍拒絕撤離，經過多次衝突，德軍撤退中在芬蘭北部許多地區大肆破壞。1947年2月10 日在巴黎簽定的最終和平條約重申了停戰協定中的條款。1941-1945年的戰爭損失大大超過冬季戰爭，除國土、經濟、財產損失外，光是戰爭死亡人數即達5萬3740人，受傷人數為5萬9450人，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全國人口正常的兩年增長數。這兩場戰爭讓芬蘭的損失太大了。當1939年11月蘇聯進攻芬蘭時，芬蘭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從1918年以來，芬蘭的經濟發展是異乎平常的好，每年國民收入即有約5%投入社會福利。兩次使得戰爭所有的經濟成果幾乎毀於一旦，戰爭造成了5萬個孤兒，2萬4000個寡婦，1萬5000名老人因為親子已逝而沒有依靠。直接經濟的損失更是慘重，相當於戰前芬蘭國土的12%。它使芬蘭損失了12%的森林資源、17%的鐵路線、25%的水力資源、12%的工業能力，等於損失了13%的國民財富，占芬蘭全國人口11%的42萬多人民因為不願意在被割讓給蘇聯的土地上生活，放棄自己的家園和大部分的財產，其中三分之二回到芬蘭。芬蘭所償付的戰爭賠款，包括各種間接費用，當1952年償付完畢時，估計數額在10億元以上。這不能不說是芬蘭民族和歷史的悲劇。
親身參與這兩次戰爭的正是芬蘭的悲劇英雄曼納林（Carl Gustaf Mannerheim,1867-1951），芬蘭軍事領袖，保守派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抗高居優勢的蘇軍，成功地保衛了芬蘭，後任該國總統（1944-1946）。曼納林祖籍瑞典，1889年參加俄國陸軍，任騎兵隊中尉（當時芬蘭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在日俄戰爭（1904-1905）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屢建功勳，晉升中將，並任俄國陸軍軍團司令。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回到脫離俄國宣布獨立的芬蘭。曼納林擁護帝制，為保守派貴族，芬蘭內戰期間，自1918年1月任白軍指揮，在德軍援助下擊敗芬蘭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又經過四個月的浴血苦戰，迫蘇軍退出芬蘭。1918 年12 月成為芬蘭的攝政，任職七個月，至1919 年共和國成立為止。1919-1931 年處在半退休狀態，自願獻身於芬蘭的衛生和社會福利工作。1931 年重任公職，為國防委員會主席。任職的八年期間，芬蘭在列寧格勒對面橫越卡累利阿地峽，建「曼納林防線」，以阻擋蘇聯任何侵略性的舉動。1939 年12 月蘇聯軍隊攻擊時，曼納林任芬蘭軍總司令。他指揮出色，面臨強敵而屢勝，但最後還是敗北。1940 年與蘇聯簽訂條件相當苛刻的停戰協定。1941 年6月芬蘭與納粹德國聯合作戰，1942 年6月入侵蘇聯時，曼納林晉升為芬蘭唯一元帥，但蘇聯力量增強，德軍漸衰，曼納林也被迫退軍。
1944 年8月任芬蘭共和國總統，國人期待他能像過去一樣與蘇聯訂立個別的和平協定，9月他與蘇聯簽署停戰協定，然後又被迫簽訂比在冬戰後讓步更大的和約。曼納林任總統至1946 年，因健康不佳退休。做為一位曾經是俄國陸軍總司令，為俄國立下汗馬功勞，芬蘭獨立後，返國任最高的武裝元帥，卻兩次戰敗，又簽下了割地賠款的和約。對曼納林而言，應該不是個人的能力，而是大勢所趨。英雄也只能低頭，晚年他寫下《曼納林元帥回憶錄》訴說這一段悲劇英雄的歷史。
地緣政治給了答案：不可能依靠中立
十年內的連續兩次戰爭都讓芬蘭人受到了沉重的傷害，他們原來只是想保持中立，卻不幸被貪婪的北極熊所侵食，他們想復仇，又被德國鷹所利用，受到再次屈辱。在二次大戰中，他們是無辜的受害者，原因無他，地緣政治所致。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1930 年代以後芬蘭的中立政策？它為何會失敗。芬蘭當時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1930 年代希特勒的崛起，世界和平面臨著極大的威脅。不只是芬蘭，所有的其他中立國家，如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挪威、丹麥等都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在國際法上，它們與瑞士不同，瑞士的中立是來自於國際條約，而其他國家的中立則是自我宣示的政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瑞士的地理位置夾在各個大國之間，每一個周邊大國都希望瑞士能夠成為防禦前線的緩衝區，因此不會在戰爭一開始就想對瑞士動手。另外，瑞士在戰時雖為中立，但是在經濟政策上，仍是給了德國相當大的方便，以致德國並沒有急於拿下瑞士的必要。反觀芬蘭，蘇聯對於芬蘭是否真正會維持中立，以及納粹德國是否會讓芬蘭維持中立根本沒有信心。在納粹還沒有攻擊波蘭以前，蘇聯已經開始向芬蘭要求割地以供防衛需要，蘇聯也不認為芬蘭周邊的國家有能力為芬蘭撐腰。
反過來說，希特勒要入侵蘇聯，芬蘭也是必經之路，芬蘭在冬戰受挫後，更不可能拒絕納粹的要求。對於一個當時只有360萬人口的小國芬蘭而言，在那個動亂的時代，為了求生存、置身於大國糾紛之外，不採中立又有什麼其他的路可以走呢？
經過思考，二戰後的芬蘭，絕口不再提中立，而是以「不結盟」名義對外，但卻是低姿態，等於將「識時務為俊傑」做為國家政策的座右銘。對蘇聯而言，蘇聯並不想併吞芬蘭，赫魯雪夫說，史達林發動戰爭並不是想併吞芬蘭，「當芬蘭已經被殲滅時，史達林表現了政治家的英明，他知道芬蘭的領土與世界無產階級無關……所以在二次大戰期間與芬蘭人簽訂條約而結束戰爭，這些對我們來說比占領更有利。芬蘭的停戰為希特勒德國的其他衛星國樹立一個好的榜樣，也使芬蘭人民對我們有一個良好的印象。」
希特勒失敗以後，蘇聯是有能力拿下芬蘭，或者把芬蘭像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納入戰後的蘇聯版圖。但是對於蘇聯來說，由於已經有了卡累利阿，占領芬蘭其實已是不必要。何況，二次的浴血戰爭使得芬蘭與蘇聯已經有了芥蒂，蘇聯一方面覺得芬蘭人難以應付；另一方面與他們就在一起也會感到不舒服。蘇聯相信，萬一歐洲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蘇聯可以不費力氣的拿下芬蘭，就把芬蘭放在那兒，只要芬蘭不挑釁，蘇聯就不動手。
戰後的芬蘭人也發現到，或許與德國的結盟遭致最後的割地結局，但是由於堅強的抵抗，也幸運地避免了像其他波羅的海國家被蘇聯吞併的命運。為了國家的生存，芬蘭開始其另一階段的自我定位，採取了一種看似中立，其實是不挑釁，甚而有些姑息蘇聯的戰略方針。芬蘭將它不利的地緣位置轉換為有利的地緣因素，在冷戰的夾縫中求生存、找出路。
近鄰的友善比遠親的麵包來得重要：外交政策的原則
兩次戰敗於蘇聯，讓芬蘭更深刻的體認到地緣政治的重要。1944 年芬蘭重新檢視其國家定位，認為面對蘇聯，對抗絕非良策。對芬蘭而言，心態必須要從新調整，無論再不喜歡蘇聯，也要顧及到蘇聯的立場。
二戰結束，美國對歐洲推展「馬歇爾計畫」。1947 年夏天，包括芬蘭在內的21 個國家應邀至巴黎商討接受馬歇爾計畫的問題。芬蘭議會外交委員會於7月10 日考慮這項邀請，委員會大多數的議員都贊成芬蘭派代表參加，但是議會最後決定還是拒絕參與。官方聲明有一段話說，「馬歇爾計畫現在成了大國之間意見嚴重分歧的根源。由於芬蘭置身於大國政治衝突之外，它遺憾地表示不能參加上述會議。」
芬蘭拒絕參加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蘇聯反對芬蘭的參與。芬蘭共產黨人清楚地說明，參加馬歇爾計畫會把「芬蘭拉入敵視蘇聯的陣營。……保持蘇聯對我們的信任和保持我們自己有權決定自己的事務，以及保持我們的獨立，比得到杜魯門和馬歇爾餐桌上剩下來的幾片麵包皮重要得多。」
芬蘭在外交上避免任何可能觸犯蘇聯的事。1947-1948 年，當斯堪地那維亞各國討論成立一個不與大國發生任何關係的中立集團時，芬蘭也拒絕參加，因為蘇聯認為這個所謂的中立集團，其實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軍事聯盟。
1948 年初捷克政府內部發生政變，2月20 日，參加聯合政府的民族社會黨、民主黨、斯洛伐克人民黨的12 名部長向總統辭職，希望能夠迫使內閣解散，在捷克共產黨以及蘇聯的介入下政變瓦解。蘇聯此一行為被西方國家解釋為，蘇聯不容許其鄰國實行不同於「人民民主」的其他政治制度。捷克事件以後，北歐國家都為自己的安全感到擔憂。
1948年2月23日，芬蘭巴錫基維總統（Juho Kusti Paasikivi, 1870-1956；1918、1944-1946任總理；1946-1956任總統）收到史達林的一封信，要求援引2月初莫斯科與羅馬尼亞、匈牙利簽訂的條約，與芬蘭簽署一項「互助、反對德國可能發動進攻的條約」。史達林說，「如果芬蘭不反對」，可以由兩國代表討論該提議。
雖然芬蘭內部對此有意見，但是巴錫基維總統決定接受史達林的「建議」。理由並不難了解，為了不冒引起蘇聯猜疑與敵視的風險，除了接受，並沒有其他的選擇。兩國在4月6日簽訂了一項為期十年的《友好互助條約》。
這項條約在序文中即開宗明義的說，「芬蘭渴望能置身於強國利益衝突之外」。芬蘭自己以及國際政治都將這一文字視為是芬蘭「中立」政策的指標。二戰以後，除了奧地利與瑞士一樣都是經由國際條約同意該國的中立，也就是賦有國際法意涵的中立，反觀，瑞典與芬蘭都是自己宣示中立。而從該條約的其他條文可以看出，芬蘭的中立，其實與真正的中立相距甚遠，所謂「中立」一語，只是芬蘭為自己「不得罪蘇聯」的美好說詞而已。
生存之道：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
每一個國家在關鍵時候總會出現一些政治人物，有的把國家帶向災難，有的卻帶領人們走出困局。巴錫基維這個芬蘭現代史的重要人物，應該可以看成後者。他的對蘇政策決定了冷戰時間的國家政策基調。他先後任總理和總統，其間他為了確保國家的獨立，始終致力於培養與蘇聯和諧的關係。
巴錫基維在政治上是個務實主義者，他認為小國無法長期對抗大國的強權政治。因此在爭取芬蘭在俄國統治下維持自治權（當時為俄羅斯帝國的一個大公國）時，他和舊芬蘭黨的順從派站在同一立場，願意「順從」俄國那些干預芬蘭內政的非法政令。
1936年巴錫基維奉派為駐瑞典公使。1939年奉召返國，率領代表團與蘇聯討論有關蘇聯要求芬蘭割讓領土中若干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方。巴錫基維主張答應蘇聯的要求，但結果代表團未能與蘇聯達成和平解決。1940年3月，巴錫基維為與蘇聯和談的當然人選。他擔任和談委員會主席，與蘇簽訂條約，割讓約十分之一的土地，其中人口將近50萬，從而結束了芬蘭節節敗退的對蘇戰爭。1940年3月他奉派為駐俄公使。1941 年5月，納粹德國與蘇聯的衝突日益接近，而芬蘭顯然要與納粹德國站在同一戰線上，巴錫基維乃辭去駐俄公使之職。此後三年他實際已不涉足政治。
1944年春奉召參與芬蘇和談，但談判失敗。到11月，即使親德的芬蘭人也看出蘇聯打敗德國的結果日益接近，巴錫基維乃應邀出任總理，其政府保證與蘇聯和平相處的合作。到1946年3月總理任期終止，他確信1944年9月簽訂的蘇芬停戰協定中的和平條款已確實履行，1946年3月，巴錫基維繼曼納林元帥出任芬蘭共和國總統，直到1956年。與先前歷任總統相較，他是盡量更遠離政黨政治，他為了確保芬蘭獨立，故在處理外交問題時，盡量避免與蘇聯的利益衝突，並讓蘇聯信任芬蘭的誠意，這方面他做得相當成功，在1955年收回1944年租借給蘇聯的海軍基地波特卡拉（Porkkala）一事上發揮很大作用。巴錫基維雖然採取和強鄰蘇聯合作的政策，但他堅決對抗共黨在芬蘭的滲透。巴錫基維的策略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芬蘭外交政策的基礎。巴錫基維的接任者為吉科寧（ U r h o K a l e v a K e k k o n e n , 1 9 0 0 - 1 9 8 6 ） 。他曾任芬蘭總理（1950-1953,1954-1956）與總統（1956-1981）。吉科寧在國會中最初採行強烈的反蘇聯路線。1940年在芬蘭的國會中，僅有兩位議員投票反對割讓任何領土給蘇聯，吉科寧便是其中的一位。然而至1943年，他預見納粹德國必將失敗，認為芬蘭必須對蘇聯採取中立友好政策，以保持自身的獨立。在1950年出任巴錫基維總統任內的總理。1956年巴錫基維去世，他繼任總統，延續以蘇聯導向的中立立場，對蘇聯採謹慎但友好的政策讓他幾次連任總統職務（1962、1968、1978）。總統任期每屆六年，但1973年國會將他的第三任總統任期另外延長四年。1981年他因健康衰退而辭職。在整個冷戰期間，芬蘭對於蘇聯所採取的謹慎而自制的路線後來被稱之為「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
友好條約：做小扶低換取國家安全
《金剛經》有一句話說：「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討論芬蘭的中立時，也不要為名相所限，芬蘭的「中立」，也可以說是「所謂中立，非中立，是名中立」。
蘇芬友好條約第一條文字中表明，「當芬蘭或蘇聯成為德國或其盟國取道芬蘭的攻擊目標時，芬蘭基於獨立國家的義務應抵抗。當芬蘭遭受攻擊時，……如有需要，蘇聯會支援或加入作戰。」這項條約還規定，蘇聯的援助在什麼時候是必要，或什麼時候給予，將由兩國「相互的協議」決定。第二條稱，在出現軍事進攻的威脅時，雙方將「相互協商」。第四條稱，「雙方同意不會達成任何結盟或參加任何直接對抗另一方的聯盟」。第六條稱，「雙方遵守相互尊重和領土完整原則，並且不干涉另一國的內政事務」。
從字面來看，這個條約像是蘇聯的「權利條約」，條文中確定了蘇聯在面對攻擊時，可以將芬蘭做為最前線的戰場，就像第一次冬戰一樣，蘇聯有權利出兵。這個條約也像是個「保護條約」，說明了如果芬蘭遭受攻擊，蘇聯有權出兵加入作戰。這個條約還像是個「約束條約」，雖然雙方面同意不結盟，但是芬蘭也不可以與其他國家結盟，至於蘇聯是否要與其他國家結盟，芬蘭是管不到的。最後，這個條約當然也顧及到芬蘭的主權立場，條約中表明「不干涉內政」，但是，誰都知道，蘇聯不用明的干涉，只要暗示一下，芬蘭也就了解意思、自我節制。
應該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看蘇芬友好互助條約？戰後的局勢逐漸明朗，歐洲大國均在戰爭中衰落，唯一能夠與蘇聯抗爭的就是美國，但是美國卻是那麼遙遠。曾經期望利用德國來對抗蘇聯的失敗經驗，讓芬蘭決定走一條看起來有些屈辱，但是也是不得不低頭的外交政策。「不要激怒蘇聯」、「不要讓蘇聯懷疑」就成為了戰後芬蘭國家定位的最高原則。雖然這項政策似乎並不符合主權獨立或國家尊嚴等原則，但是它卻避免讓芬蘭步入波羅的海三小國被蘇聯合併的命運，也沒有成為像波蘭、匈牙利、捷克等東歐國家納入華沙公約的無奈，更沒有成為蘇聯的「衛星國」。
這項條約禁止芬蘭對西方承擔軍事上的義務，但是並沒有限制芬蘭與西方國家建立其他關係。換言之，蘇聯在芬蘭的利益基本上是由軍事防衛上的考慮決定。為了讓蘇聯放心，芬蘭一定要使蘇聯相信，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芬蘭的領土不會被任何國家用來作為進攻蘇聯的基地。如果有他國要入侵芬蘭，芬蘭一定會為保衛自己的領土而戰，當然這也等於是為保衛蘇聯而戰。
在1948 後的最初幾年，有些觀察家斷定這個友好條約已經使得芬蘭成為被蘇聯控制的東歐集團的成員。因為所有「進攻」、「援助」、「通過芬蘭領土」和其他語句都可以按照蘇聯的解釋來行事，因此對芬蘭不利。不過從事後來看，在芬蘭的主動讓步下，蘇芬友好條約讓蘇聯對芬蘭完全放心，二戰後的德國一分為二，不可能再進攻芬蘭，有了這個條約，芬蘭不會再被其他國家借道，蘇聯也可以放下心來，把重點放在其他國際事務。
外交先於內政：不得罪蘇聯的外交
優先政策
蘇聯基本上對於芬蘭是滿意的。1955 年蘇聯將波卡拉基地歸還芬蘭， 這也是一種和解姿態。1955年同意芬蘭加入聯合國。從兩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芬蘭如何降低姿態應對蘇聯。第一件是1958 年， 蘇聯為了阻止對蘇聯組閣而對芬蘭施壓。蘇聯業率飆高到50%、政府負債占GDP 的60%以上， 但芬蘭召回駐芬蘭外交官並實施經濟制裁而導致吉卻能以短短十年擺脫經濟頹科寧總統重新任命總理人選。此事讓吉科寧勢， 成為耀眼的全球經濟明更堅定的相信， 外交政策應優於國內政治。為了讓蘇聯相信原有的巴錫基維路線並沒有改變，吉科寧要求政黨、媒體，甚至大眾對於蘇聯要採取極度制約的態度。
另一件是在1961年10月30日，蘇聯發給芬蘭一封「照會」。這封照會十分之九以上的內容是對西方「戰爭販子與帝國主義者」的冗長控訴，並且以批判的態度提到了北約成員國丹麥、挪威，以及中立的瑞典。蘇聯因此建議雙方就蘇芬友好條約第二條「如果確實出現第一條所述的武裝侵略的威脅時，締約雙方應相互協商」。
當時的歐洲的確有一連串的事件讓蘇聯感到憂心，包括西德的再武裝、柏林危機、日內瓦裁武協商的破裂、北約組織的北歐會員國逐漸整合入北約的指揮架構，以及北約在北歐與波羅的海逐漸增加的影響力，都讓蘇聯感到不安。芬蘭總統吉科寧在收到照會後，為了化解蘇聯不安的疑惑，要求與赫魯雪夫兩人親自就照會的內容交換意見。1961年11月25日蘇聯與芬蘭共同發表聯合公報。公報中說，赫魯雪夫「高度重視芬蘭總統的政治經驗及他維護和加強得到蘇聯『支持』的嚴格中立政策之善意和能力」。因此，蘇聯可以「延遲他曾經提出的軍事協商」。
這項照會反映出1960年代的冷戰是多麼的激烈，對於芬蘭來說，如何讓蘇聯安心是多麼的重要，而芬蘭的努力也能夠得到蘇聯的信賴，而使得芬蘭能夠自主與獨立的發展其他方面的政策。
歷史有時是很弔詭的，戰後對於蘇聯的3億美元賠款讓芬蘭大受內傷，但是由於芬蘭可以以工業產品償還，這也使戰後的芬蘭生產結構有了改變。對蘇聯的賠償物質五分之四是用於造船、機械和金屬工業的產品交付。當賠款開始交付時，這些工業還遠遠達不到生產要求的品質與數量，芬蘭政府因而被迫提升其工業生產能力。到了1952年最後一次還清賠款時，這些工業的能力都已經有相當大的提升，提高到1939年時人們難以想像的水準，也是歷史上芬蘭從未有過的。芬蘭從此由原來的農業經濟形態走上了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的道路。
由於蘇聯與芬蘭的友好關係，芬蘭可以輕易地從蘇聯取得石油、天然氣與原料，以換取芬蘭生產的西方消費品。芬蘭自蘇聯輸入三分之二為能源，輸出大多為大宗製成物品，如船舶與機器。芬蘭因此在戰後的幾年，免於西方經濟蕭條的衝擊。冷戰時兩國之間貿易關係穩定，蘇聯在芬蘭貿易總額所占比例大約維持在15-20 %之間。不過，主導芬蘭對外貿易形態的仍然是經濟而非政治，這與東歐國家的對外政經關係均以蘇聯為主是完全不同，西歐國家仍然是芬蘭對外貿易的主要夥伴。
北歐均衡：北歐國家各司其職創造安全
芬蘭這種對蘇聯的低姿態，其他的北歐國家是如何看待呢？不是瞧不起，而是充分理解，而且還相互配合，這一點似乎是外人很難了解的。
在芬蘭於1948 年4月6日與蘇聯簽署了友好條約以後，瑞典於5月3日向丹麥與挪威提出建議，呼籲成立以中立為宗旨的斯堪地那維亞防衛聯盟。瑞典的理由很清楚，在美蘇兩大強權競逐情形下，北歐國家應該集體堅守中立路線，以避免捲入未來可能的衝突。瑞典希望經由斯堪地那維亞的地區性中立防衛聯盟，可以阻止挪威與丹麥加入正在籌備中的北約。
挪威與丹麥一開始認真考慮接受瑞典的建議，但是後來又認為中立防衛聯盟的可行性仍有問題。首先、北歐三國的武力並不足以對蘇聯產生嚇阻，三國的軍力也難以遏制蘇聯的入侵。第二、對於瑞典的不信任。二戰期間，丹麥、挪威兩國均遭德國入侵，作為鄰國的瑞典眼看著兩國被占領，為圖自保而袖手旁觀。如果與瑞典締結防務同盟，瑞典是否會情願犧牲其中立政策而承擔保護兩國安全的義務，挪威與丹麥均感到疑慮。第三、瑞典人口眾多，經濟發達，未來的防衛同盟有可能受瑞典支配。第四、其實也是最關鍵的因素，如果參加這個中立的防務組織，將得不到來自美國的軍售，這樣一來防務組織無論如何都是難以為繼的。基於上述考慮，經過一段時間的躊躇之後，挪威和丹麥兩國最終還是放棄了參加斯堪地那維亞防務同盟的打算。
歸根結柢，斯堪地那維亞防務同盟失敗的真正原因在於：瑞典希望該組織嚴守中立，獨立於其他軍事、政治集團；而挪威和丹麥則希望該組織與西方國家達成某種形式的防務關係，不希望該組織孤立於西方陣營之外。每個國家都有他自己的理由。挪威與丹麥的兩難在於，二戰中沒有得到任何奧援，因此未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結盟很重要，但是由於它們地理位置與蘇聯的鄰近，避免戰爭也需要考慮。挪威與丹麥兩國其實是想藉西方盟國的軍事來「威嚇」蘇聯，而不願意真正的「防衛」，也希望蘇聯能夠了解它們兩國的苦楚，即使加入西方盟國，也不表示自己的土地就成為西方進攻蘇聯的跳板。它們即使為西方聯盟的一員，但是也非常重視保持與蘇聯的正常關係。
在這種看似複雜但其實很簡單的思考下，挪威與丹麥決定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挪威和丹麥兩國雖然加入了西方陣營，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冷戰，因為它們更多地把冷戰視為美蘇之間的霸權爭奪。它們加入北約的真正目的是為自身安全尋求保障，而不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擴張」，更不願意在美蘇爭奪中充當美國的「馬前卒」。
為了減輕蘇聯對它們加入北約而感到的威脅，避免把北歐地區變成冷戰的戰場，它們對自己在北約中扮演的角色做了限制。挪威和丹麥在加入北約之後立即向蘇聯表示，在和平時期，兩國將不允許外國在其領土上設立軍事基地，以此表示兩國參加北約純粹是出於防禦的考慮，而決不會對蘇聯的安全構成威脅，不會允許其他國家在和平時期利用挪威和丹麥的領土從事危及蘇聯安全的活動。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兩個國家只是北約的準成員國。
北歐國家雖然有著不同的歷史，彼此也有著不同的發展經驗，但是地理的鄰近性使北歐人還是塑造成了共同的北歐認同，他們能夠了解到每個國家在安全上所面臨的特殊困難。北歐五個國家因此很有默契的共同形成了一個有助於北歐安全的體系。
這個體系包括五個國家，分別是冰島、挪威、丹麥、瑞典與芬蘭。前面三個都加入了西方陣營的北約，冰島因為與蘇聯最遠，部署了北約的武器與軍隊，挪威與丹麥雖然屬於北約，但是不准有北約的軍隊。瑞典與芬蘭兩個國家都是號稱「中立」，其中瑞典有較強大的國防，最靠近蘇聯的芬蘭則是用「克制」與「謹慎」的低姿態來因應蘇聯。
對於東西兩大陣營來說，瑞典與芬蘭更像是個緩衝區的角色。在安全上，北歐國家各司其職，但是在非軍事與政治方面則是相互協助。1952年丹麥、冰島、挪威與瑞典成立「北歐理事會」（Nordic Council ），目的在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勞工、交通運輸和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協商與合作。成立之初，由於蘇聯有意見，芬蘭並沒有加入。到了1955年，蘇聯對於該組織的性質有了解，點頭讓芬蘭加入。
北歐理事會的成果使得北歐人民，不論來自那一國，都可以在其他國家享受到同樣的國民利益。例如1952 年廢除簽證入境、1954 年以後自由勞動市場的開放、1956 年將社會福利擴展到其他居住在本國的其他北歐國民。在一般事務上，北歐國家早已整合成一個自由往來、享受類似國民待遇的共同體地區。芬蘭當然從其中得到所需要的利益，雖然它對於蘇聯的政策是有些卑微，但是在其他北歐國家看來，芬蘭的卑微其實為北歐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北歐國家各有其安全政策，各自扮演其適當的角色，而彼此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不要讓戰事威脅到北歐的地區，維持北歐在東西陣營中的均衡。「北歐均衡」（Nordic Balance ）可以看成是北歐人在冷戰時的集體智慧，一直到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北歐等國，特別是瑞典與芬蘭，就從歐洲共同體來找尋對自己國家有利的發展。
守住民主制度就是勝利：美國的觀點
雖然在法律上，芬蘭與盟國在1947 年2月10 日簽了和約，視芬蘭為希特勒的盟國、為戰敗國家，但是在心態上，西方國家並沒有將芬蘭看成是敵對的國家。作為戰後民主陣營的強權美國，基本上能夠理解芬蘭因為所處的地理位置而必須採行的謹慎與克制的政策，而沒有把「親蘇政策」看成是對美國的忽視或是偽裝地反對美國。美國了解到，東西冷戰的對抗使得芬蘭處於一種危險的地位，而美國的利益在於幫助芬蘭去維護它的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
在償付賠款初期特別堅苦的日子，美國好幾次給芬蘭援助。在1946 到1948 年間，美國通過進出口銀行向芬蘭提供約8,000 萬美元的信用貸款，後來再追加到1億2000 萬元。1949-1952 年間，美國又通過聯合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給予芬蘭約3,800 萬美元的援助。稍後，又撥給芬蘭230 萬美元購買戰時剩餘物資。
除此以外，美國在1947年12月宣布，美國不要求享有「對芬蘭和約」第二十九條所規定的「第三方面受益者」的身分。美國本來以這個身分對於美國在戰時捕獲的芬蘭船隻不必給予補償，在放棄這個權利後，芬蘭得以獲得美國以徵收芬蘭船隻名義的補償款約447萬美元。另外，1947年美國批准與芬蘭開啟商業航空線，1955年與芬蘭簽署貿易協定。還有，美國把芬蘭未來要償付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債款用作芬蘭公民在美國的教育費用及在芬蘭使用的美國教育用品。美國並提供芬蘭人到美國留學進修。美國一切的努力在協助芬蘭能夠還清對蘇聯的賠償，並維護民主制度，促使芬蘭內部不會走上共產主義，更能夠停留在鐵幕之外。
對於西方世界而言，芬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防堵蘇聯共產主義擴張還是有些幫助。從地理上來看，二戰以後，蘇聯在中東歐向西推進了幾百公里，但是蘇聯在北歐所打下的唯一缺口只是1940年和1944年芬蘭所割讓的東南部與北部的地區，1939年邊界的其他部分都沒有改變。芬蘭反而成了在北方抵擋共產主義的一道堤防，這道堤防除非用壓倒性的力量，是很難沖垮的，因此芬蘭的「中立」對於不讓蘇聯取得芬蘭是有意義與貢獻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芬蘭的「中立」與美國在其他地區對於蘇聯的「圍堵」，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遇到紛爭就棄權：在聯合國的戰略
芬蘭在聯合國的態度也是絕對自制。
聯合國成立之初，它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公平與正義，而是為了世界的和平。要維持和平，就要避免衝突，不讓戰爭發生的最簡單方法，就是尊重每一個大國的勢力範圍與意識形態。聯合國常任理事會員國享有否決權，就是這一個思維下的產物。
聯合國從一開始也不是個講「會籍普遍化」的國際組織，所有的戰敗國都不能參與聯合國。東西德、日本、義大利、芬蘭都是如此。在巴黎和會於1947年簽訂以前，芬蘭是不夠資格成為聯合國會員國。1947年芬蘭提出申請，但是有八年的時間，因為西方國家拒絕接受一些共黨國家，蘇聯也多次否決芬蘭的加入，直到1955年12月14日，芬蘭才和其他十五個國家一同加入。
芬蘭在聯合國的作為也是「謹小慎微」，一切以1948年與蘇聯的友好條約做為基礎，並且考慮到它是北歐理事會的一員。整體來說，冷戰期間芬蘭對於聯合國的事務都是小心謹慎，完全迴避有關軍事事務的問題，對於大多數的政治事物，芬蘭都採取「不介入」的立場。
吉科寧總統於1961 年在聯合國演說中就表示:「與其當法官，芬蘭寧願作醫生，我們不應下判決或是譴責，而是診斷與治療。」芬蘭在聯合國對於強權之間的紛爭投票時多棄權。例如，1979 年12 月蘇聯與阿富汗戰爭，當時芬蘭政府即沒有對蘇聯批評，在聯合國針對此一問題的投票中行使棄權。
在聯合國內，芬蘭也避免支持那些僅僅含有「道義上的控訴」，或者需要投票反對成員國政府，或譴責它們國內政策、主張。舉例來說，在1963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芬蘭對於南非在種族隔離問題上的立場即是如此。芬蘭的說法是，聯合國無權「干預在本質上屬於一個國家內政管轄範圍內的事務，或要求會員國按現行憲章的規定，將這類事務提交聯合國來解決。」在一些事務上，芬蘭與其他北歐國家磋商，以共同立場發表聲明。
整體來說，芬蘭在聯合國的表現呈現出兩個面貌：一個是以「中立」的立場，迴避對於政治、軍事或其他國內事務做表態；另一個是以北歐民主國家成員的一部分表達與北歐國家共同的立場。這兩個面貌都反應出芬蘭的基本原則，那就是「謹慎」與「克制」。
在面對歐洲的經濟組織時，芬蘭的態度也是極為謹慎的。戰後西歐形成兩大經濟組織，一個是由歐洲大陸六個國家，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形成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強調區域內的貿易，有著共同的關稅、農業政策，在歐洲共同體內有像執委會、歐洲議會等超國家的組織。另一個就是以英國為首，包括丹麥、挪威、瑞典、瑞士、奧地利等國家所組成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該會員中有的是以中立做為國家定位政策，例如瑞典、瑞士、奧地利；有的是避免與歐陸大國走得太近，例如丹麥與挪威。它們共同的憂慮就是，如果加入歐洲共同體會影響到自己國家的主權，而使得其國家定位的立場受到質疑，它們願意與英國走在一起，採行不傷及主權的自由貿易交往原則。
芬蘭如果要發展與西歐經貿集團的關係，自然不可能從歐洲共同體開始，而只能與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嘗試建立聯繫。1960-1961年芬蘭與歐洲自由貿易協會簽署「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 ），芬蘭取得了準會員的資格。這反應兩件事。第一、芬蘭的「中立」政策已經得到了蘇聯的信任。蘇聯雖然不願意芬蘭因為加入歐洲自由貿易協會而影響到它的中立地位，但是在芬蘭與歐洲自由貿易協會進行磋商時，蘇聯並沒有公開的反對，而只是警告芬蘭不要削弱芬蘭與蘇聯貿易的行為。第二、芬蘭從此在經濟上與西歐國家緊密連在一起，不只被西方民主國家毫無保留的接受，也與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融合在一塊。
這一個階段，芬蘭可以說是左右逢源，蘇聯與西歐都是它重要的經濟夥伴，有著這一層特殊關係，當歐洲有些國家在1960年代陷入經濟困境時，芬蘭的經濟反而持續成長。
芬蘭在冷戰快要結束時，1986年成為歐洲自由貿易協會的正式會員，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芬蘭也開始另一階段的戰略思考與調整。
突然改變立場：因為冷戰結束了
冷戰結束，對於芬蘭而言，似乎一切都改變了。芬蘭的「中立」政策也可以做調整了。不過蘇聯雖然瓦解，俄羅斯卻仍然存在，芬蘭可以開始調整其政策，但是其中必須有變與不變。
雖然歐洲自由貿易協會與歐洲共同體這兩個西歐的經濟組織在1990 年就合併為歐洲經濟區開始談判，但是作為一個已經從雅爾達條約的冷戰結構中掙脫出來的芬蘭而言，很明顯是不能滿足的。芬蘭開始思考，是否要直接加入歐洲共同體。在還沒有結束冷戰的1989年，芬蘭官方還以加入歐體與芬蘭的中立政策不相吻合為由，表示不考慮加入，但是在冷戰結束後的1991年，芬蘭已經做了一八○度的大轉彎，急迫的處理這個問題。經濟因素當然是芬蘭急於申請加入歐體一項重要的考慮。芬蘭嚴重依賴對外貿易，外貿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約50%。而與歐體的貿易又占其外貿的一半以上。歐體國家也是芬蘭對外投資的主要對象。可以說，芬蘭的經濟發展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歐洲經濟發展的適應程度。歐洲統合的迅速推進，使芬蘭愈來愈擔心被排除在歐洲大市場之外，害怕會影響到它的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隨著蘇聯的衰落和解體，芬蘭與俄羅斯及東歐的貿易從最緊密時期占其外貿的25%，驟降至4%。主要原因是前蘇聯貿易的崩潰和芬蘭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芬蘭經濟1991年出現了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6.2%。工業生產甚至下降10.6%。企業倒閉6,800家，失業人數達35萬。芬蘭想通過參與西歐經濟統合來振興經濟。於是申請加入歐體就逐漸成為芬蘭國內各界的共識。在外部因素方面，蘇聯的快速崩解，大大加快了芬蘭調整中立政策和向歐體靠攏的步伐。在諮詢過莫斯科後，芬蘭在1992年1月與俄羅斯簽署了新的《關係基礎協定》，同時宣布廢除蘇芬《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這也使得芬蘭擺脫了多年來的束縛，為申請加入歐體排除了外部障礙。另外，奧地利、瑞典先後申請加入歐體，也為芬蘭作為中立國家加入歐體提供了先例。芬蘭的目標是與奧地利和瑞典同時加入歐體。歐洲共同體本來就是為了歐洲的和平與經濟而生，它從一開始就不全然是個經濟性的組織。從1970年就有關於建立歐洲政治合作的共識，一直到1991年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簽署，1993年生效，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成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是歐盟的三大支柱之一。芬蘭想加入歐洲共同體當然有經濟考量，但是政治性的考慮也是其中的關鍵。芬蘭前總統柯維斯托（Mauno Koivisto, 1981-1994）在其回憶錄中就寫道：「尋求加入歐洲共同體最強烈的理由是在安全政策領域，經濟理由是次要的，但是這不是我們能公開表示的言論。」芬蘭既然要加入歐盟，就必須遵照歐盟的規定，那麼，芬蘭的「中立」政策應該如何調整？
歐盟在接受芬蘭加入時，就表示會員國必須接受歐盟的共同立場，包括拘束性的防衛政策，以及對第三國實施的制裁。芬蘭為了加入歐盟，完全接受了歐盟的規定，不過，就像以往一樣，芬蘭必須為它所實施的政策找到一個好的說詞，那就是未來採取的是「核心中立」，也就是從中立轉向「不結盟」。其實，這個所謂的「不結盟」，也不過是個政治的術語，沒有多大的意義。
1992年1月芬蘭政府重新定義外交政策為「軍事不結盟」與「可信的國防」。官方新的定義以中立的「核心」取代冷戰時期的中立政策。
1993年12月21日芬蘭與其他申請國為了消除歐盟對中立國的疑慮而簽署聯合聲明，表示接受所有歐盟同意協議；支持加強歐盟在外交暨安全政策上的行動，並且會積極參與，不會對這些目標有所保留。
1994年4月12日，歐盟與芬蘭、奧地利、瑞典等國簽署了入會條約，在入會條約中，對於中立問題隻字未提。芬蘭在加入歐盟時，也沒有對馬斯垂克條約所附加的義務提出保留，儘管它宣稱自己是以軍事不結盟的身分加入歐盟，但是卻保證會積極的參與歐盟的所有活動。1994年10 月 16 日芬蘭舉行公民投票，以 57.5% 票數支持加入歐盟。
芬蘭所謂的「不結盟」，其實是指不參加北約。但是芬蘭幾乎已經參與了所有重要的歐洲與大西洋安全機制。例如，芬蘭在1992年成為「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NACC）的觀察員，1994年芬蘭參與北約和平夥伴計畫。芬蘭也參與了北約主導的波士尼亞的「執行部隊」及以後的「穩定部隊」行動。1997年「歐洲大西洋夥伴理事會」（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 EAPC ）成立時，芬蘭是該組織的會員。
不再低姿態：因為有了歐盟
1992年生效的《關係基礎協定》的第五條雖然仍然複製了原有《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當任何一方安全有危險時，芬蘭與俄羅斯應該彼此溝通」。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未來的軍事協商並不是雙方的協商，而是應該基於歐安會議與聯合國的共識進行協商。以前的軍事合作義務在這個基礎上變得不存在了。
芬蘭在1995年元旦正式成為歐盟的會員，芬蘭與俄羅斯的關係面臨再一次的重新界定。芬蘭的報紙曾經表示，做為「歐盟會員國的夢魘」就是芬蘭未來必須加入其他歐盟國家「譴責俄羅斯的政策，甚至參與制裁俄羅斯」。面對這個問題，芬蘭仍舊是以一貫的低調回應。1995年1 月，芬蘭總理因為國內與歐盟抗議俄羅斯在車臣的行動而專程訪俄。這一次的訪俄，也讓俄羅斯了解到，俄羅斯可能無法像以往一樣，將芬蘭單單視為一個西方民主制度的鄰國，現在的芬蘭已經是歐盟的一部分了。
一切都改變了。芬蘭幾乎再也沒有安全上的顧慮，芬蘭終於從兩次對蘇戰敗的陰影中走出來。芬蘭憑著「謹慎」與「克制」，守住了國家的主權與安全。芬蘭的自我定位很清楚，就是不要激怒身邊的巨人，也不要成為巨人爭執的戰場，這是芬蘭從它的痛苦歷史中學來的。芬蘭的「謹小慎微」，讓它有和平的時間來發展它的高等教育、科學研發，發展成為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最後證明，是芬蘭贏了、崛起了，巨大的蘇聯卻瓦解了。時間最後還是站在謹慎的芬蘭這一邊。
結論──小國也可以偉大
商業至上：不受意識形態左右
做為一個小國，商業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也是致富的唯一途徑。有的小國終其歲月，只是商業環結上的一個小點，有的小國卻可以開創新局，成就一片江山。
處於中世紀的威尼斯，就了解到商業應該不分國界、宗教、意識形態的道理。威尼斯根本不在乎教皇或羅馬皇帝對於它與「異教徒」貿易的反對，它的商船成為新月旗世界與十字架世界之間的橋梁。對於威尼斯人而言，「首先他是一個威尼斯國民，其次才是基督徒」，亦即如何為威尼斯創造財富，遠比給上帝帶來榮耀更為重要。「十字軍東征」對於歐洲國家來說，是使命也是榮耀，但是對威尼斯而言，如何利用十字軍東征創造財富更為重要。在威尼斯總督看來，沒有利潤，威尼斯不必要協助十字軍。威尼斯更利用十字軍去攻打長期的基督教競爭對手，而不是伊斯蘭城市，在關鍵時刻，它更毫不猶豫地利用十字軍打下同屬基督教文明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成就了威尼斯數百年的霸業。至於拜占庭是否因此虛弱而走向死亡，也不是威尼斯關心的問題。因此，它毫無心理障礙地與崛起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繼續做生意，為的是確保它在利凡特的東方貿易。
尼德蘭何嘗不是如此，與威尼斯一樣，都是「商人共和國」，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在尼德蘭，荷蘭的大議長就是總經理；在威尼斯，總經理是總督。在尼德蘭，議會是董事會，在威尼斯，參議院是董事會。在這兩個國家，人民都是股份公司的持有人。所不同的，尼德蘭創造了一個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東印度公司與一個可以做股票買賣的阿姆斯特丹銀行，而威尼斯還是以個別的商人來成就他們的事業。
這兩個商業共和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為商業而服務，威尼斯是一個標準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商人創造商業利益；尼德蘭則是另一種意義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以不妨害人民追求商業利益，以現代的述語來說，尼德蘭走的是自由放任式的經濟政策道路。
或許在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是多麼的勢利與狡猾，而荷蘭人也掀起了金融史上第一次因為投機而引發的金融風暴。但是這兩國，一個是無地可耕、無石可採的小島；一個是由大多數土地低於海平面溼地，它們在必須靠著向外擴張才能生存與發展的信念下，揚帆遠航。如果它們拘泥於政治的意識形態，它們不可能有機會創造財富，如果它們的政府不能以商業掛帥，為商人排除貿易困難，整個國家將無法開創商機。
小國要想崛起，不僅在商業上不應受意識形態左右，也需要保持靈活的彈性。威尼斯在商業貿易之餘轉移至工業生產，熱那亞在貿易受挫後轉向金融發展。都成就了它們另一番事業。但是當這兩個國家逐漸忘掉了立國精神後，也就逐漸走向衰落。威尼斯富裕後商業政策變得保守、性格上從海上的冒險家變成了地上的食租者，熱那亞拘泥於宗教因素，將金融資金壓在同屬天主教的西班牙與法蘭西，而沒有投資在即將崛起的新教國家英格蘭。忘掉了前輩們的靈活彈性，注定了這兩個城邦在全球經濟與金融的讓位。
對於小國而言，「以商立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它不可能玩得起大國的軍事遊戲，就如同威尼斯無法長期的與土耳其對峙，最後也不是拿破崙大軍的對手，尼德蘭最後也難以抗拒英、法等國的軍事挑戰。近代的小國，例如瑞士、芬蘭、愛爾蘭，都是努力從商業上尋求自己的國際定位，也是積極地將意識形態放在兩邊。即使當代從戰敗爬起的西德，也是放棄自己的「軍事大國」之夢，排除經由擴張領土求發展的國家戰略，而將自己定位為「商業王國」，用科技來支撐這個王國，用商業來拓展它的版圖，而不是用「軍事強權」或參與強權「地緣競逐」來增加國家威望。
有容乃大：廣納人才的戰略
商業不可能建立在狹隘的自我之上，一個不開放的國家不可能創造商業的繁榮。為了讓自己有更強的競爭力，江海之納百川的包容政策就顯得特別重要。
「有容乃大」這句話，不只適合於大國，更適合於小國。從尼德蘭、瑞士與普魯士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有容乃大」如何為這些國家創造契機與財富，而缺少包容的國家卻因此而失去了競爭的優勢。
舉例來說，當法國路易十四於1685年撤銷給予胡格諾教派一些政治權利的《南特詔書》後，二十多萬勤勞的胡格諾教徒逃到瑞士、普魯士、尼德蘭、英格蘭等地，他們不僅為當地帶來了法蘭西的技術、資金，而且帶來了先進的文化、思維與生活方式。
這一群為了逃難的移民者為瑞士帶來了鐘錶技術，逐漸形成和奠定了今日聞名世界的瑞士鐘錶工業地位；另一批移民者帶著技術、資金來到尼德蘭，為當地的絲織與手工業奠定了發展的基礎；還有一批避難者進入普魯士，補充了當地因為三十年戰爭而失去的大量人口，並在當地建起了羊毛、亞麻等細布紡織廠，另外也給普魯士帶來了絲綢、金銀、珠寶、帽子、手套、刺繡等幾十種新行業，教會普魯士人烤製香甜可口的小麥粉麵包。當時柏林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法國人，法語同德語一樣通行，灌溉了貧瘠的普魯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國內的四大語言族群一定會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蘭不能包容，1585年安特衛普的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與銀行家不會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搖身成為世界的商業與金融中心。
如果尼德蘭不能包容，大批伊比利亞半島的猶太人，與葡萄牙的猶太商人不會帶著雄厚的資本前來。這一群來自各地的猶太教徒給阿姆斯特丹帶了資本主義的工具，支撐了資本市場的匯兌與交易功能。另外，他們甚而還幫助荷蘭人建立到美洲新大陸與地中海的商業網絡，為尼德蘭的崛起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如果普魯士不能包容，普魯士不只失去人口增長的機會，也將失去向法國學習的機會。普魯士從來就不把路德派與喀爾文派的差異看在眼裡，只要能夠為普魯士創造財富與權力，一切都是美好的。在普魯士的崛起過程中，宗教從來就不是個問題，它不需處理像英國與法國因為宗教而引發的內部與外部衝突難題，宗教因素也從來沒有阻礙德意志的團結與統一。但是到了1930 年代，德國不再包容了，納粹黨徒開始搞族群鬥爭，利用民粹、迫使大量優秀德意志人民遠走海外。在國內的族群政治鬥爭，不僅為德意志民族帶來災難，也為世界帶來禍害，更使得德意志的思想學術地位，轉移到了美國。在這個歷史階段，德國走上了法國路易十四的老路，美國像當時西歐接受法國的胡格諾派一樣，也接受了大量的歐洲移民，使美國成為二次戰後學術思想的重鎮。
大國如果不能包容都會衰敗，何況小國。小國需要的不叫做團結，而是包容，歷史就是如此，「有容乃大」不只是一個國家應有的修為，更是崛起發展的戰略。
我為人人：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一個小國要想在這個世界生存發展，不可能依靠它的資源或人口，但是可以憑藉它為世人所創造的被需要的價值。
很多人在討論小國時，經常舉瑞士中立的例子，以期證明小國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捲入大國爭執的漩渦。瑞士的經驗卻顯示，能夠確保其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因素並不是表面的中立，而是瑞士創造出了被需要的價值。
近代史上，瑞士地處四個強權中間，國內又有四個不同語言的族群，所以不管瑞士站在哪一邊，對外對內都是問題，這是瑞士先天必須走向中立的原因。如果沒有周邊強權的同意，瑞士的中立根本不可能成立。對於周邊強權而言，與其說是讓瑞士中立，不如說是讓瑞士成為彼此權力競逐的「緩衝區」，而且這個「緩衝區」最好還是一個有「武裝」的「緩衝區」。道理很簡單，一個有武裝的瑞士，更能負責任地扮演好緩衝區的角色，讓彼此的敵人軍隊在經過瑞士時必須付出較大的代價。
瑞士在鄰國發生內部問題時，成為少數菁英的避難地，在鄰國發生戰爭時，盡量默不作聲。瑞士的中立絕對不是孤傲式的中立或所謂的國際法上有法律保障的中立，而是避免激怒，或者不得罪強權式的中立。瑞士在一次大戰後讓日內瓦成為國際聯盟的總部，二次大戰期間，同意讓德國的軍隊穿越瑞士的隧道、為德國提供戰略物資、准許德國將收刮猶太人的財產存入瑞士銀行。二次大戰後，創造東西方對話的場域，靠著一間會議室、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就成為世界外交的重要舞台，也為瑞士帶來大把鈔票。
瑞士不是靠中立來保證國家的安全，而是創造了被周邊國家與世界所需要的價值。從昔日的「瑞士傭兵」、「武裝緩衝區」到今日的「匿名存款」制度，甚而到「觀光旅遊」，瑞士都在創造一個被需要的價值。就是這個「被需要的價值」，確保了瑞士的安全，也讓瑞士成為今日耀眼的一顆明星。
另一個國家芬蘭，也想要走中立政策，但是天然地理位置並不容許。芬蘭周邊只有一個不友善的大國，芬蘭因此無法成為眾多強國之間的「緩衝區」，沒有辦法創造一個被列強彼此都需要的價值。但是在二戰以後，芬蘭忠實地扮演在北歐五國中的側翼角色，成為武裝中立國瑞典面對蘇聯防禦的前線與緩衝區。對於加入北約的冰島、挪威與丹麥而言，瑞典與芬蘭兩者都是抵抗蘇聯可能入侵的緩衝國。在對外政策上，其他北歐四國對於芬蘭所受委屈的回饋就是邀請它參加「北歐理事會」，讓芬蘭與其他四國有一體的感覺，並共享北歐經濟發展的成果。對於蘇聯而言，一個宣稱自己中立的芬蘭也是有利的，芬蘭成為蘇聯接近西方的門戶，二次戰後東西歐緩和開始的「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等於是二戰後和平條約的《赫爾辛基議定書》就是在芬蘭的首都簽署。對於蘇聯而言，一個不挑釁又友善的芬蘭使得蘇聯可以安心地經營其在全球的事業，從這個方面來說，芬蘭為蘇聯創造了一個可以「安心」的價值。而芬蘭也因此可以安心的發展自己的經濟，得以漸漸崛起。
創造被需要的價值，不只是瑞士與芬蘭兩國，威尼斯與尼德蘭也是如此，威尼斯在伊斯蘭與基督教市場之間遊走，尼德蘭的金融體系不只為荷蘭人，也為全歐洲商人，甚而包括為自己的敵人服務。這兩個「以商立國」的國家，充分了解創造被需要的價值是多麼重要的事，沒有這樣的心態是不可能成為商業國家的。
謹小慎微：不挑釁身邊的強權
二千五百年以前，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芬蘭在二次大戰期間，連續與蘇聯打了兩場戰爭，使得先前的經濟成果幾乎毀於一旦。戰後芬蘭改弦易轍，用「謹小慎微」的態度與強權蘇聯相處。這樣的路線並不是某一個政黨或個人的政治路線，而是芬蘭舉國上下所共同認知的選擇。芬蘭了解到，地理位置限制了芬蘭能夠擁有的外交空間，中立只能說說而已，實際上要謹慎地了解蘇聯的感覺與憂慮，蘇聯的友善與體諒比美國的麵包與西方的武器來得重要多了。
芬蘭不是一個天生沒有個性的民族，更不是個懦弱不敢戰鬥的民族。與蘇聯的「冬戰」與「續戰」，芬蘭都是「以小博大」，即使從結果來說，芬蘭是輸了，但是以戰爭的過程來看，芬蘭英勇的表現其實非常出色，因此人民只有戰敗的痛苦，而沒有戰敗的屈辱。不過，即使在精神層面沒有屈辱的感覺，戰後的芬蘭還是務實地認識到，「對抗」、「結盟」、「軍備」或許是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常用的方法，但是對於芬蘭並不適用，謹慎而自制的「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因此成為芬蘭人的自己選擇，並成為幾乎舉國一致同意的路線。芬蘭在任何國際場合中都是小心謹慎，害怕得罪蘇聯。這種「謹小慎微」當然不是出自卑微的反應，而是來自理性的選擇。
冷戰期間，國際間經常用「芬蘭化」來嘲諷那些屈服於強權的國家，這些負面的批評並不能左右芬蘭自我理性的選擇。冷戰結束，蘇聯瓦解，芬蘭卻依然存在，證明最後的勝利者是小國芬蘭，而不是大國蘇聯。芬蘭隨後加入歐洲聯盟，在經濟上與歐洲融為一體，不過芬蘭並沒有在興奮之餘，忘掉了自己的地理位置，芬蘭堅持不加入北約，保留一點未來迴旋的空間。
「謹小慎微」並不只有芬蘭而已，瑞士也是個佼佼者。沒有「謹小慎微」是無法扮演好中立的角色。從宣布中立那一天開始，六百年來，瑞士官方對於國際衝突從來沒有積極主動地表達過什麼樣的意見，美其名為「客觀」或「不介入」，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謹小慎微」，借用孟子的話，「惟智者以小事大」，瑞士與芬蘭應該算是國際政治中的智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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