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

入選《九歌102年散文選》，柯裕棻主編
獲財團法人國家藝術基金會贊助創作

得獎紀錄：入選《九歌102年散文選》，柯裕棻主編
獲財團法人國家藝術基金會贊助創作

第二隻長頸鹿

……幾千年來，你被追捕獵殺，只為了你的肉與象牙。但在文明時代，人們開始將殺戮當成娛樂和功勳，似乎透過殺害地表上最雄偉生物這種病態的方式，能減緩我們身上所有的恐懼、挫折、懦弱和不安全感，這肆無忌憚的行為為彷彿能為我們的生殖能力打上一道奇光，彷彿能夠讓人重新壯陽起來。
那當然、還有一些老說你沒有用處，說你毀壞田裡作物、讓飢荒加劇，說人類已經有夠多問題、自顧不暇、哪有辦法為大象著想的人，他們實際上的意思是，你是奢侈，我們無法負擔，這跟那些極權主義者提出的論述完全一樣—— 無論是史達林、希特勒或是毛澤東，他們以此佐證，宣稱進步的社會無法負擔「個人自由」這樣的奢侈。人權如同大象，如同提出異議、獨立思考的權利，如同反對和挑戰威權的權利，經常被以「必要性」輕易地質疑並加以扼殺、壓抑。
──節錄自羅曼．加里〈親愛的大象先生〉

羅曼‧加里於一九四○年駕駛飛機從法國投奔北非的自由法國空軍，在阿比尼西亞、利比亞和比利時等地作戰，與死亡擦身之際，同大象相視而臥，在很多年之後的一九六七，他將這件事寫進了〈親愛的大象先生〉，一封給大象先生的情書。最懂大象的緬甸人相信，象的記憶長過生命，能夠記得前世的事情，其實大象並不需要讀信，象早就甚麼都知道，甚麼都理解。這封信在人類編輯發行給人類看的《生活》雜誌上刊登，表示這是文學家想對人類說的話。

我是最不願意一開頭就提到死亡的。
死亡、或是諸如此類的話題，總會讓人想要別過頭去或是閉上眼睛，因為那些畫面對於愛護生命的心靈來說太過醜陋，但遠方一隻長頸鹿的死提醒我，所有對生命的愛護都應該包括面對死亡。

二○一四年二月七日，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動物園裡，飼養員使用電擊槍，乾淨俐落地殺死了一隻長頸鹿，他們說這樣做能將死者的痛苦減到最低，且不會使動物遺體內有毒物殘留，是大部分先進的電動屠宰場採納的方式。
這隻長頸鹿是跨國繁殖計畫的一員，十八個月大，雄性，沒有生病，沒有遺傳缺陷，但由於他的基因與多數長頸鹿太過接近，無法確保未來不會造成近親交配，再者，長頸鹿有雄性獨佔的天性，園方即將迎接新來的雄性長頸鹿以利繁殖，兩隻雄性長頸鹿將無法和平相處。他們自認已盡所有力量為這隻長頸鹿尋找新的住處，但沒有一處適合，沒有人能夠保證長頸鹿一生幸福快樂，與其面對可能受苦的未來，不如現在就赴死——動物園的科學總長挺身面對質疑，對科學與基因優化的遠大前程深信不疑，公開邀請大人小孩到現場觀看長頸鹿之死，長頸鹿倒下之後，獸醫開始對這隻大動物進行解剖、採樣、說明構造，最後工作人員將遺體分割成塊，投餵給園內的獅子，在獅子大快朵頤新鮮肉品的時候，長頸鹿染血的斑紋歷歷在目。
我知道所有的生物都是食物鏈的一環，包括我自己，但這片人為重建的自然食物鏈令我疑惑，比起我的疑惑，保育人士的憤怒更加直接，在長頸鹿被處死之前，網上已有超過兩萬人連署反對、示威民眾在園外舉牌抗議多日、園方人員甚至收到死亡威脅。

比起死亡更加難聽的就是錢。
但所有動物園的問題，都是錢的問題，一窩不能容納兩隻公長頸鹿，難道不能讓他另外住、不繁殖、直到終老嗎？養長頸鹿，要花錢的，一隻長頸鹿一天要吃五十幾公斤的糧草，還要一百四十平方公尺以上的空間，加上全職的專業飼養人員，有錢的話，當然好，但現實則是預算過低、場地不夠、人手不足，所以長頸鹿必須死。當然並不是給錢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還有一些不能為錢放棄的原則：曾有幾處野生動物園表示願意接收長頸鹿，另有一位私人買主願以五十萬歐元購買，但園方以對方無法維持飼養長頸鹿的標準條件而拒絕，這難道不是正直的表現嗎？
正如很多人想像的，歐美先進國家擁有非常完善的動物福利法，但很少人知道，究竟是怎麼個完善法。根據《國外動物福利管理與應用》一書，保護動物不只是確保其生存，也包括如何「好好地死」：歐盟和美國當今的動物福利法，以「減少動物不必要的痛苦」為原則，在運送、圈養、宰殺方式和屠宰資格上，有非常細緻的規範，單就電擊法來說，必須確保電流通過動物的腦部，且在電擊前先確保動物已經昏迷。我敬佩所有真心熱愛動物，並且願意觸碰死亡議題的人士，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高功能自閉患者、動物行為科學家坦波‧格蘭登教授，她長期致力於改善畜牧業及屠宰場環境，不但能夠減少牲畜死前的恐懼和痛苦，還能有效提升產業效率，熱愛動物和改善肉品業是否衝突？格蘭登教授的科學心靈異常理智清澈，她很清楚只要我們還身為食物鏈的一員，世界上的肉品產業就不可能消失。
同樣在長頸鹿被電擊而死的那個陰天裡，全世界約有三十萬頭豬被宰殺，他們的肉、皮、組織都被徹底利用，製成各種食品、用品，在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在同樣的廿四小時裡，還有大約五千隻老鼠死於各種不同目的的科學實驗。據說豬和老鼠的智商較高，對痛苦的理解更深，但他們的死亡卻無人聞問，難道長頸鹿的命比較重要，只因為他比較高大、斑紋美麗、睫毛捲曲、眼神俏皮、柳葉狀的大耳朵豎直在臉側、他的嘴角微揚，看起來就像在對人微笑，這張臉讓長頸鹿經常擔任保育海報的最佳主角，有時候覺得這樣真的對嗎，難道動物生命的權利是來自人類的喜愛嗎？有時候是，但在這件事情上，決定生死的是基因組合。

這跨國繁殖計畫的陰暗面──殺死動物，其實一直都在，經常發生，歐洲人工繁殖計畫的原則是以推進生物多樣性為最高目標，是以基因組成的稀有程度成為衡量動物生命價值的標準。
而那一隻被公然處決的長頸鹿，牠跟那千萬死去的豬仔不一樣，牠是有著自己的名字的：馬略。馬略這個名字來自古羅馬的軍事家，曾經帶領戰敗的羅馬重返輝煌，最後成為獨裁領袖，不法連任了七屆執政官，直到病逝。長頸鹿當然不可能知道這個名字的來歷，就像牠不可能理解毫無病痛的自己為什麼突然就死了。為長頸鹿命名的人，同樣也是決定他死期的人，長頸鹿馬略在一個寒冷的丹麥早晨被電擊宰殺，現場容許觀者拍照錄影，那些影音被大量轉載，媒體儘管一直渴望這樣有血有肉的好料，卻還不忘加上警語：「請注意：本則新聞包含血腥畫面」，怎麼動物的生肉就是血腥的了？
我童年時期經常在農家度過暑假，在那裏飼養的動物都有各自的宿命，即便是親如家人的那隻小狗，也有守衛家園的責任。餐桌上的食物不是平白得來的，我從那裏認識了許多動物的本性，也很早就理解家禽家畜終將面對死亡，我滿十歲以前就已看過多次殺雞流血的場面、幫忙清過鵝肉上頑強的毛根、有時還會聽到隔牆豬仔被拉走的慘叫，雖不算愉悅，但也沒有留下陰影，我認為不讓孩子認識死亡不是好事，問題在於地點——動物園不是屠宰場，即便宰殺的過程百分之百符合歐盟規約，「在動物園殺死健康動物」這件事情不應該合理化，當「基因過剩」成為殺戮的正當理由，動物園原本就很脆弱的立足點也就開始動搖、嚴重地動搖。
一件事可以有好多講法，光是殺死長頸鹿一舉就有好多說法：單純描述這個動作的詞是「殺死」或者「射殺」，若動物生病，大可以使用自我感覺良好的「安樂死」（euthanize），但是馬略年輕又健康，園方使用了「處理」（put down）一詞減緩殺氣、而媒體則大多順從群眾好生之德，以「宰殺」（slaughter）譴責之，而科學修辭的最高境界則是「撲殺」（cull）或者「移除」（remove），這些動詞讓殺戮變得乾淨明亮、充滿遠大理想，哥本哈根動物園的科學家是理想主義者嗎？他們寧願抵擋千萬人哀慟與威嚇，也要貫徹對研究的熱忱嗎？他們是不是想在這鄉愿的世界面前，展示刺眼的真理？科學總長正氣凜然地說：「科學家的責任是有時要做一些不那麼美好的事情，以確保更加美好的未來。」
科學追求理智，而理智到了盡頭都會變得殘酷，科學家經常抱著最純淨的心靈走上最殘酷的道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達爾文主義被曲解成為種族主義、日軍七三一部隊以醫學研究之名在中國進行人體實驗、納粹以優生學為藉口、以民族優越感為助力，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當第一個「不值得活」的人被殺，而無人質疑，其後便會有第二個人被殺，有第二個人被殺，就可能會有第六百萬個人被殺。
長頸鹿馬略死後幾天，丹麥的另一處動物園宣布，為了迎接一隻母長頸鹿到來，避免原來兩隻雄性為爭地位打架，可能將要宰殺其中一隻公鹿，那隻長頸鹿七歲，也叫做馬略。第二隻叫做馬略的長頸鹿若被殺死，將不只是兩隻長頸鹿的死亡而已，將死亡當作功勳，無論以科學之名或是道德之光，那絕對不可能是正確的事情，馬略二號後來逃過一劫，但不是因為洪水般襲來的輿論壓力，而是他的基因「比較稀少」，因為基因而逃過一死，我要繼續挑剔這樣的理由還是很殘忍，還是只要他活下來了就好？

我經常走在往動物園的路上，這讓自我辯證成為一種常態，到了最後我經常還是沒有答案，但我相信這個世界的正解不只一個，而找到正解也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維持清醒，捍衛思考不被激昂的感情左右，不被那廉價的同情與自傷牽絆，不再因為遠方長頸鹿的死而遷怒，有些事情現在可以馬上就做到，比方說：動身前去探望一隻離家最近的活長頸鹿，或是任何一名你喜歡的動物──包括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