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魂歷劫自序（增訂版）

得獎紀錄：一九九七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
一九九八年第二十一屆時報文學獎推薦獎


名人推薦：王德威（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
王丹（專欄作家．國立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
史景遷（漢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講座教授）
余英時（中研院院士．克魯格獎得主）
李維菁（小說家．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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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小說家．1999年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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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散文家．資深媒體人）
劉曉波（作家．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顏擇雅（專欄作家．知...

第一章 黑 洞

七月十九日
新英格蘭的夏天像隻漲滿漿汁的秋果。空氣裡浮動著一種熟透了的韻味。北美原野的豐厚植被，常給我無所事事之感。那是一種享受感（今人皆時髦用「無力感」這詞，其實是太「享受」了點），同另一個半球那從亞洲腹部延伸到中原的黃土帶上我熟悉的荒涼感，很不一樣。尤其夏日時分，室外明麗陽光下，總有割草機發出的轟鳴，通常是那種外籍勞工在綠茵上幹活兒，起初震得我頭昏，後來竟能照常睡午覺，但榨出的草汁溢滿在空氣中，還是令我暈眩。我大概聞慣了東方黃土帶上那股焦黃秫稭的無嗅無味的清淡秋氣，很受不了青草剛被榨出來的血腥氣似的濃烈，也不習慣歐洲大都市裡瀰漫的排泄廢氣與香水捂成的異味。從歐洲遷來北美的第一個晚上，我就微醉在普林斯頓草腥濃烈、夏蟲唧唧的夜色裡，難以入睡。那個仲夏夜離我四十一歲生日只差幾天，於是起身枯坐燈下，逼問自己一句：「四十而不惑」嗎？

希望你能在生日那天收到這封信，算作我和貝貝對你的一點心意，願你能在異國他鄉愉快度過自己四十一歲生日。在那一天，我和貝貝在家給你做生日，你能感覺到的。希望我們能在一起祝賀你下一個生日，貝貝說這個願望一定能達到⋯⋯

傅莉用鉛筆寫下的這封信，筆跡至今清淡而強烈，後來她又從國內捎出來一張照片：點點蠟燭圍就一桌菜餚，燭光又被玻璃桌面倒映成夢幻式殘缺的祥和，畫面上她微含苦澀笑意，正從燭光上收回捏火柴的手，兒子就在她背後繃嘴盯著那一桌生日宴席⋯⋯；這張照片一直擺在我床頭，陪伴我枯萎的流亡之魂。
外界的豐厚又同裡面的內囊盡上來，交織成一種空洞，神使鬼差把我推上三年後的這趟夏季旅行，好像只是要開車在北美原野上瞎逛，漫無目標。失去目標對我大概是一個「長進」，因為先前的「目標」都大得嚇人：從文明興衰到國家興亡，至小也是「啟蒙」、喚醒、轟動效應、成名成家⋯⋯；及至倉皇去國，才知道都是自作多情的把戲，於是內囊空了。
這次旅行的終點站是威斯康辛，中途拐一下綺色佳，我想申請去康乃爾讀書。不料我們出遊的消息走漏，我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同仁陳奎德，打電話來提出他一家跟我們一家同路去，他要去那邊訪親友。「最好咱們合租一輛車。」他建議。我懂他的原委，他開車不知道哪裡有毛病，來普鎮以後出過三次車禍─有次居然撞到路邊電線桿子，後座力竟把他妻子傅紅從後座送撞到前座；自然不敢自己開長途。傅莉一聽就說，最好有言在先，陳奎德一路上別碰方向盤。她還不放心，又打電話叫傅紅來我家商議，傅紅滿口答應，但是她補了一句：「需要替換的話，我可以開呀！」我和傅莉倆誰都沒有在意她這句話。

傅莉和我夾著蘇單，坐在這輛租來的九三年新「道奇」後排。陳奎德、傅紅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坐在前排。我昏昏欲睡。都是昨晚讓水牛城一群留學生給纏的，也都怪我唱過那一曲「黃色文明」的輓歌，讓人從東方纏到西方，這次又纏到夜裡一兩點，在北美的夜空下傷感「黃色文明」，侃的和聽的都是過嘴癮，也是太「享受」的緣故，直侃到傅莉從裡屋衝出來說：
「蘇曉康，你明天還得開長途呢！大家散了吧。」
這種事她向來不含糊，也不給誰留面子。她是生來目標簡單明確的，她只要當個內科醫生，雖然是坐門診一天上百號病人的辛苦飯碗，可也讓我的「通緝犯」罪名捎帶給砸了，來美國吭吭哧哧考護士，剛考完就被我拽出來瞎逛。
她一身寬鬆的棉布短袖短褲，卻坐得很不鬆弛。我睡意極濃，隔著蘇單也可以感覺到她那種緊繃。她永遠鬆弛不下來，總是一種四周都是陷阱的警覺，我卻不僅鬆弛還洋洋得意了幾年，她最恨我這一條。可她又是她們河南人所說的那種「仰臉媳婦低頭漢」，所謂不好對付的兩種角色之一，永遠腰板直挺、一臉沉靜的姿態，對我的幼稚型「斯文」加上耳根子軟、不會說不，她是愛恨交加的，總說我「沒正型」。
類似的瞎逛，我已帶著妻兒數度經歷，一次是五六個人結伴南下維吉尼亞海邊早期英國人登陸地，途中進一餐館，我壯膽用英語向侍者點菜，竟招來柴玲吃吃取笑，只見傅莉勃然大怒：
「笑什麼？英語沒妳好是不是？妳不就年輕點嘛。」
說罷起身走開，連飯也不吃了，當場叫那個女孩子有點下不來台。

還有一次，是北上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多倫多，那個尼加拉大瀑布是從加拿大一岸看過的。可這次偏又去逛了一趟，彷彿那驚濤駭浪同我們有不明的緣分，出來瀑布區就上了九十號公路。美加邊界的這條公路，雖不寬敞卻是上下道分離的，中間隔著很寬的草坪，典型東岸式緩慢、持重的風格，絕無西岸高速那種「趕鴨子上架」的急促。下午三四點鐘，一路車輛稀少，湖區碧空如洗，催得我睡意愈重，連對傅莉的那種緊繃也漸漸模糊起來⋯⋯。
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在前排開車的傅紅。這也是傅莉與我很不一樣的地方。自從來美國這個汽車國度，我從未產生過把自己這百十磅交給什麼人駕駛到七八十英里速度上去的憂慮，那不關我的事，就像八億中國人都把自己交給毛澤東去「實驗」大躍進和文革似的，壓根兒沒有擔心鬧出災難來的思維向度；我的信任感也從來很廉價；安危、信譽、名聲均可任周圍友人隨意支用去作他們願做的事，好像那是他們看得起我，賞我臉似的。傅莉從來受不了我這一條，她這個人從來沒在西方待過，卻天生很private，人我界線涇渭分明，婚後為此不知同我嘔過多少次氣。每次出來瞎逛，她都忌諱坐別人開的車，她從不輕信任何人的車技，一如她從不輕信任何人的道德或什麼良知一樣。這次無奈因我昨晚胡侃半夜，白天只得讓出駕駛位置，傅莉說她也讓我攪得沒睡好，只好將方向盤交給傅紅，大概是從昨晚起她就擔心的事。
九十號那麼平坦，前後都看不到車輛影子，彷彿我們的「道奇」獨步著它；大瀑布所在的伊利湖區沉浸在夏季的晴朗安謐中，無風無雨。世界再沒有如此溫和了，那「道奇」誰駕駛還不同擺弄玩具一樣，只要是開過車又不想拿自己的命開玩笑的人，我們當乘客的怕什麼？
我終於跌入夢鄉，臨走前最後的感覺，是右肩頭蘇單小腦袋壓上來的沉甸甸⋯⋯。我說「走」是因為我不會知道，這片刻夢鄉（有多久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一個門檻，另一個世界的門檻，傅莉同我在此分手時，我未及看她最後一眼。門檻這邊她沒有睡，她始終緊繃著，而我後來也終於知道，能在高速行駛中進入夢鄉的人，大凡是對這個世界擁有最無可救藥的安全感的人。這個世界待我一直不薄，我不懂為什麼，在北美五大湖區極安靜的一條公路上，它再過一些時辰將突然翻臉⋯⋯。
⋯⋯七天七夜後我醒在一個灰濛濛的世界裡，是兒時在杭州，高燒退燒後窗櫺上那種灰濛濛的況味，還攪拌著濃烈的消毒水氣味。眼前出現的人影面相，都是虛幻不真實的，他們說「你昏迷了三天，又夢囈了三天」。他們說話的聲音如發自磬中般嗡嗡作響。右腿沒有知覺，骶部生疼，一時我還走不了路。
世上發生了什麼事？傅莉和蘇單呢？有人來領我，給我一副拐杖，我就一瘸一拐跟那人走，走進一間屋裡，只一張床，被五花八門的器械包圍著，一個女人躺在那裡，頭髮散亂攤在枕邊，她卻不是虛幻的，雖然她的臉被一個奇怪的呼吸罩擋著，我看不見，但她那覆蓋在白布單下的軀體輪廓都是極清晰的，化成了灰我也熟悉的。依稀我還有門檻那邊她緊繃姿勢的殘影，如今她躺在門檻這邊，不止是徹底鬆了下來，也不知道魂兒還在不在⋯⋯。
第一眼就明白，我的人兒出事了。人一生真的不敢有幾次我這種「第一眼」，一眼就叫大腦給抽空，大腦是「呼吸」的，它也會窒息。這個世界曾有三次墜我於此境，一次是十六歲，爸爸在他屋裡背著窗戶的光線，看不清他的臉，只聽他的聲音告訴我「你外祖父是被政府鎮壓的」，那意味著我是一個隔代的「狗崽子」而不是「紅五類」；再一次是四十歲，在窗戶蒙住的黑屋中，依稀讀出一張紙條上潦草的鉛筆字，我的名字被列在通緝名單的第五位；第三次已在海外，表妹在電話裡一上來就哭道：「二姨死了⋯⋯！」她的「二姨」是我媽。三次我都是先大腦一陣空白，接著立刻明白世界再也不一樣了。可是，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這一次不同，我很久都在那種空白中，世界不是變了而是塌了。
門檻那邊我睡著了。夢裡我跨越了一段永遠不明真相的災禍。這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夢，生命裡最恐怖卻洗刷得一乾二淨的一個空白。這個空白壓得我在門檻這邊喘不過氣來：一瞬間腰斬了我四十幾年的生命，製造出我的後半生來，我卻只有聽憑人家來解釋這「一瞬間」，而且還有好幾個「版本」。
版本一。當時駕車的傅紅無緣無故把車開翻了，據說是因為找不到雨刷按鈕。天下雨了嗎？可是開不開雨刷，怎麼就讓汽車摔出了高速公路？
版本二。事後學社裡有個傳言，說傅莉和我都被拋出車外而昏迷，因為車門開了⋯⋯，我睡著了，天翻地覆都沒能把我震醒。─但是這輛租來的「道奇」是九三年的新車，律師聽說大喜，他可以告造車廠，但很快跟我說：「我查了，沒那回事。」
版本三。好幾年後，學社之外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傅紅失控時，坐在她右邊的陳奎德，也伸手去幫她控制，拉了一把方向盤，當時車速很高，車就甩出公路去，然後翻車。這位朋友說：「其實，車甩出去是你們的幸運，你們的車後面還跟著輛大Truck，天又下雨，傅紅在前面失控打轉，Truck剎不住車的話，撞上來全車人都得死⋯⋯。」
到此為止，簡直可以改寫成電影劇本了。
還有版本四，是我不敢聽的最慘的一個「版本」。當時傅莉正朝車前指點傅紅找雨刷，因此翻車的瞬間，她被送撞到前玻璃擋板上，一是肋骨斷了一個，又把肺戳破；二是腦受撞擊後，許多小血管破裂⋯⋯。蘇單後來回憶：「車失控後我醒過兩次。第一次醒來時車還在路上，左右亂擺，身體往右傾，我覺得你們倆都好好地坐在兩邊⋯⋯，我以為在夢裡⋯⋯，我聽見媽媽在叫：傅紅，控制車把，雨刷在⋯⋯，我還記得媽媽的手在我頭旁邊，我的耳朵碰到她的衣袖，後來我又睡著了⋯⋯，第二次醒時車還在亂顫，我知道是車禍了。」
關於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下午的那幾個小時，我在急救室裡想不起任何細節。我很無奈那種生命要由人來解釋的境地，彷彿只有媽媽告訴我的出生日是唯一可信的。任憑人家解釋你生命中的「意外」，其實是中國人人皆有分兒的，尤其我這一代，好像就是從幾次巨大「意外」當中長起來的，譬如，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墜機外蒙古溫都爾漢，全中國都在一場失去記憶的驚怵中，等待周恩來他們給出一個「版本」，心裡也都知道不會是真的，於是會對後來出現的各種不同「版本」高度興趣；又如，一九八九年那個天安門，又是一場「大車禍」，死了多少人？誰下令開槍的？全世界都不肯接受中南海給出的「版本」，可是又沒有自己的「版本」；還有，學生為什麼不肯撤出來？「天安門領袖們」給出多種「版本」，你信誰的？
對七月十九日，我只有接受兩個事實：一是傅莉昏迷不醒；一是當地員警的車禍報告稱，這個司機根本不會開車。對此，我從一開始幾乎連憤怒的能力都喪失了。從這一天開始的天昏地暗將我徹底吞噬。

在那遙遠的地方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二日。傅莉從這一天開始，整日睜著眼，臉似哀痛，但一句話都不說。
她從此不會說話了（醫學上稱為「腦傷性失語」）？她是一個植物人了？或者癡呆、癱瘓？她一睜開眼，就必須接受其中一種作為歸宿。不死不生狀態的幅度很寬很寬。
她不屑於理會我們─所有趕來探望她的人。只有我發現，兒子第一次被領來她病房的那個下午，人還在走廊上沒進屋，只是那小子大嗓門兒的聲音傳了進來，她在床上渾身一抖，臉開始四周轉動，尋覓那聲音。待到兒子進屋伏身朝她叫聲「媽」，她卻呆呆地望著他，依然一句話沒有⋯⋯。
但是，我以此日定為她清醒之日，在日記裡寫下：「傅莉神智回來了。」
不知道她還認不認識我是誰？我所能得到的印證，是每天握著她那隻顫抖而濕熱的右手，感覺她的每一次捏手和每一次蹬腿。我確信這都是在回應我，是她唯一能做的了。
沒有語言。我彷彿剛剛知道語言的意義。我試著換一種語言，趴在她耳邊哼一個小調兒，我知道她唯一會哼的那曲童謠〈小燕子〉，她過去哄兒子睡覺用的，現在輪到我用來喚醒她。
你同她生活了十幾年的一個女人，落到這般境地，這「生活」對她是值得的嗎？而這種活法是我提供的。如今我已落到在護士來給她作清理時，看著她默然任人翻轉只會嚎啕大哭的境地。我閃在一旁語無倫次對她說我無能，幫不了她。我第一次自認無能。
連執手相對而泣都不可能─她一臉漠然。她一向是表情極少的那種女人，平生不會作女人最自然的嬌柔狀。這次從昏迷中醒來，她一直處在一種凝視的狀態，那一臉的淡泊、靜穆一如既往。那是我最喜歡的她的原型。十八年前，在東方那個貧瘠的黃土帶上，我第一次看到她這股神態時，心裡便說，可能就是這個人了。我倆都屬於領袖荒淫而年華豆蔻者皆禁欲的那一代中國人，這一代的生理荷爾蒙裡都是先被攙進了廉價的理想主義，後又在「開放時代」被銅臭以及動物性欲念折磨著的，「情愛」永遠是誤會，除非你有神助，是遇不到純情者的。
那是在她的家鄉河南，我在省報當編輯。她則是醫學專科學校的學生，彷彿決不肯同這世道妥協，二十六歲不談戀愛，對周圍任何一個躍躍欲試的男生或鄰居的小子，都拒之千里之外，急死了她那當過省報總編輯的媽媽，有次偶然同一位熟人談起這個閨女，那人恰好是我所在的工商部的主任。於是我們見面了。
至今我不知道，那天她為什麼會來？她穿了一條淺藍色的裙子，白皙而頎長。進得門來，不冷不熱看我一眼，坐下就很少說話，聽我上司和我閑聊，偶爾插一句，說得沉穩而收斂。她下頦正中所謂承漿穴稍偏右處，有一黑痣，雖不是長在上唇的那種美人痣，但叫我詫異的是，中國人都知道下頦有痣的另一個人是毛澤東，好像也在那個位置，並且一貫被解釋為大福之相。後來我問她這個痣，她只笑笑說：痣是皮膚的瘢痕，不正常，要不是生在臉上，她就去掉它了。
我已屆三十歲，也曾天昏地暗地戀愛過，像白白揮霍了宗教情結和廉價崇拜一樣，耗掉了最初的幼稚純情，掙扎出來之後也就心灰意冷，不指望今生還會有幸遇見誰。可是那天遇到她，如同走進一個沁人心脾的清晨。那種感覺，大概就是張愛玲所說的，「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就這樣最不羅曼蒂克地嫁給我後她說，那天見面她就知道會嫁給我。
她還告訴我，當她心裡決定了之後，請來了她最密切的一群女友，多是已婚或當了媽媽的，也把我「騙」到她家要向她們「展覽」我，她們一個個輪流來「審查」我，竟然全體反對，說我不僅是那種最沒用的迂腐文人，而且個頭兒幾乎不比她高，河南人的習俗大概是中國最在乎男人身高的，否則就是「男子氣」不足，乃擇婿之大忌。然而她說她喜歡我的氣質，一種文人的氣質。她是嫁給了一個最沒用的文人。
⋯⋯終於，她的右眼角溢出一大滴淚，長長地拖到臉頰上。我用紙拭去那滴淚，不禁顫抖而哭，扭過臉去朝窗外⋯⋯，忽覺左臂被她擊打著，再轉臉來看，她一臉憤怒和緊張，又拚命用右手打我，我忽然明白她是在說：
「別哭！別哭⋯⋯。」
窗外是水牛城市中心的一片貧民窟。伊利湖區有個伊利縣，縣立醫院是一座十幾層大樓，孤零零矗立在這裡。我常常推著她，躲到病房走廊的一個角落，從大窗戶前呆看黃昏夏日跌進貧民窟裡去的無言淒涼。人生就這樣突然凝固在一種黃昏裡，北美的豐厚也頓時變得淒涼起來。我倆如今在哪裡？

第一章 黑 洞

七月十九日
新英格蘭的夏天像隻漲滿漿汁的秋果。空氣裡浮動著一種熟透了的韻味。北美原野的豐厚植被，常給我無所事事之感。那是一種享受感（今人皆時髦用「無力感」這詞，其實是太「享受」了點），同另一個半球那從亞洲腹部延伸到中原的黃土帶上我熟悉的荒涼感，很不一樣。尤其夏日時分，室外明麗陽光下，總有割草機發出的轟鳴，通常是那種外籍勞工在綠茵上幹活兒，起初震得我頭昏，後來竟能照常睡午覺，但榨出的草汁溢滿在空氣中，還是令我暈眩。我大概聞慣了東方黃土帶上那股焦黃秫稭的無嗅無味的清淡秋氣，很受不了青草...

（增訂版自序）
精神癱瘓與書寫休眠

為了《離魂歷劫自序》增訂再版，我重讀了當年的日記，再舔了舊日的傷口。我們九三年發生車禍，九七年書寫出版，其間只隔了四年。初版迄今，十五年過去了，每次讀它，我都會淚水漣漣；傅莉讀它，不是在讀回憶錄，而是重讀她自己的前半生。這種近乎痛苦的閱讀，可能造成某種心理障礙，使得我拒絕「重返現場」，毋寧耽溺於眼前的鬆散。

此刻隔了十五年去重讀那次書寫，依然可以感覺到無以替代的摧肝斷腸。書寫只有貼近現場，才能記錄情感的鮮活度。時效猶如保鮮膜。記憶是極其短暫的。這種直覺告訴我，再版除了盡可能增添當初遺漏的細節，無需變動全書的整體結構和脈絡。

然而也不盡然如此。這次重讀、增訂的另一種意外收穫是，九三、九四年我在悲痛欲絕之中，呼天告地的搶救傅莉，感覺是渾沌的、自我是麻木的；九五年春天西醫治療接近尾聲，我開始恐懼傅莉的終身殘廢，至九七年終於被迫面對殘廢的事實，安身立命的荒蕪感逐漸升起，逼我走向孤獨。我的徹底變異，發生在那三年當中：求神求佛、疏離外界、跟兒子衝突；人整個兒換了一個，其痛苦實在不比前兩年輕。

這也顯示，只有隔開了距離，你才讀得出另一種真實。同時也讓我找到了十五年來逃避的根源——我幾乎看不到在情感灼痛的背後，還有精神的、心理的坍塌。連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故事其實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

坍塌：化為悠長的認命
前面我敘述了兩個時間概念：車禍四年後書寫初版，十五年後增訂再版。還有第三個時間概念是一九九三年夏末，在水牛城附近那場車禍中昏迷的傅莉，最初曾被醫生診斷為可能成為植物人，而我則遲至2004年才獲知這個可怕的細節；其間隔了十一年。

也就是說，當時「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所有朋友瞞住我一個人。今天回想起來，與其說那時大家怕我垮掉，不如說整個群體也難以面對這樁慘劇。當時，作家鄭義曾起草一封旅美華人知識界致氣功師嚴新的呼救信，簽署者幾乎囊括了中國流亡知識精英，還有幾位份量極重的學界巨擘，說明它已成為一個「文化事件」。這兩件事都顯示，這個車禍已成為一種集體焦慮，但是至今無人對此寫過一個字，又說明或者昏厥仍在繼續；或者已被遺忘。我的書寫只有能力敍述個人焦慮，鮮少旁及更廣闊的集體焦慮；這也許並非是情感自私，而是一種精神癱瘓。

這本書關於個人焦慮的敍述，如「黑洞」、「靈媒」等章節，涉及了存在、信仰、神秘主義、超越性等等課題，但無意間更淺顯地展示了一個精神癱瘓的病例。你可以說那是車禍後難免的驚悚、崩塌、憂鬱症等等，但是當我在歲月流逝中慢慢找回自我——對自己的感受、審視、反芻，慢慢跳出悔恨，那被籠罩其中的唯一情緒之後，我才看到痛苦的更多層次和面向，看到我在災難中的真相、原形、侷限……。
——換句話說，我的「神跡」期待，成為我應付突發災難的精神支撐，但那不過是把一切往後推延而已，也給了我一個慢慢適應的過程。結局卻是，半身癱瘓的傅莉，只能按照她剩下的有限能力，以她自己願意的方式，去尋找一種殘障在世的活法，我則必須陪她去經歷這種尋找。於是我的精神癱瘓了。

這個結局，正是我在這本書裡所描摹的自殺衝動所恐懼的。或者說，這個延續至今的漫長殘障生涯，最初給出的滋味，竟然是在林子盡頭的湖邊出現的甜絲絲的感覺。甚至九七年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記憶對這些細節仍很清晰，絕望也還沒有真的降臨。此後絕望是一天一天地降臨著。霎那間的坍塌，漸漸地化為悠長緩慢的認命。然而，即便我認命了，傅莉也至今不肯接受。

書中引述了杜思妥也夫斯基說的「希望永遠失去了，而生命卻單單地留下……。」這句話，你若不搭進歲月的消耗，是體會不出其雋永的哀痛的。也許你對它可以有哲學的思辨領悟、文學的朦朧把握、美學的情境想像，也可以輕易地使用「靈魂拷問」的字眼，但是你若用生命去度過它，它從頭到尾都是難以忍受的。遺留下來的生命是殘缺的：不是殘缺了別的什麼，只是缺了希望；天不再是湛藍的，世界失去了五顏六色。

攙扶：相濡以沫的儀式
我從醫院出來，就注定要進廚房。我不僅餘生要當一個護理，也必須當一個「家庭主夫」。至今，我已經打理了快二十年的一日三餐。我的烹飪手藝的進步，不是因為嘴饞。我到四十歲離國時還不會包餃子，後來這十多年竟可以調餡、擀皮、包餡一手拿。我的生活半徑，大致可以拿一家中國超市的距離來劃定；甚至引誘兒子回家的最終計謀是一碗紅燒肉…。
夫妻的含義，從牽手變成了攙扶。生活裡最重要的東西，是一張輪椅。而傅莉對車禍的憎恨，轉向憎恨輪椅。她拒絕殘廢的所有情緒，都找到了一個發洩物件。直到她蹌蹌踉踉能走幾步了，都還沒學會使用那張輪椅。但她這輩子，可能都離不開它了；我豈不也如此？輪椅比一輛汽車對我更重要，甚至選購汽車的第一考量，是放置一張輪椅的空間和方便。車禍後的最初幾年裡，從汽車後箱搬上搬下輪椅，幾乎扭斷我的左臂。輪椅譜寫在我們生活的各種篇章裡。這種行走的限制，使生存空間跟著生活半徑一道萎縮。公共交通基本上跟我們是無緣的。我回北京奔喪，百般尋找一隻足夠大的雙肩背包，因為我雙手被輪椅佔用，不能使用拉杆滑輪式旅行箱。

輪椅的下一個層級是拐杖。其間還有一個過渡型：Rollators，大概新造的一個詞，翻譯成「助行車」，其實就是帶軲轆的拐杖。其中又有份量之別，製造商變更材質使之輕便，輕到十一磅，真令我感激涕零。我們其實還沒福氣用上真的拐杖。不過是恨恨地扔下輪椅之後，跋涉在接近拐杖的途中而已。這途中，我攙扶她的機率大增。她常常要我走在她前面，她好搭上我的肩膀。不是她能走了，而是我變成了「活拐杖」。

空間的侷促不僅是物理性的。我們蛻化為「非社會動物」。早年的社會聯繫統統脫落。排斥新的聯繫進來。社交幾乎是禁忌。住宅之外的含義，只意味著看病、採購、寄帳單等幾件很少的事情。傅莉關閉了她的交流意願。她的安全感只能是室內的。幸虧近十餘年誕生了一種新的空間：網路互聯網，否則不知道她還能去哪裡遊逛。我們2002年由普林斯頓異地而居，遷入完全陌生的環境，卻安之若素。如果說我在這本書裡，還只能以追悔的姿態，去寫傅莉的種種剛烈性格，那麽後來的故事，我寫進續集《寂寞的德拉瓦灣》裡的我所守護的這個女人，已經孤絕、癡醉、沉困，卻決不認命、放棄。我不知道，我的筆墨還能不能接近她緊閉的內心。

傅莉常常言不由衷自稱「幸虧清醒得晚」，否則會難受得太早。一個腦傷者與社會的關係，毋寧病人被社會（正常人）所誤解的成分更大，人們似乎只有能力接受她的肢體癱瘓，卻不懂她的腦力、心智、情感的癱瘓。這方面又以社會不能忍受腦傷者的非理性反應為尤。難怪西方文學常以瘋癲者為主角。

記錄「失望」：一種書寫掙扎

我在初版〈後記〉中說過：「我渾渾噩噩『寫』了這本書」、「我第一次不知道自己在寫而寫著」。「寫」還原成一種本能。寫不是「創作「而是一種機械行為。寫不是為了要人家去讀。寫出來的文字是睡眠的。

寫完《離魂歷劫自序》，我又再次跌進這種狀態。我逃離「公共領域」、逃離報刊雜誌、逃離讀者、逃離書本和鉛字，自然，也逃離那個無處不在的互聯網，躲到我自己的「洞穴」裡去寫，依然是「不知道在寫而寫著」。十五年來，舊世界被顛覆了，私密的書信、電話和耳語，已成網路上的眾聲喧嘩。人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聲音和書寫。表達欲第一次超越了所有的欲望。博客、臉書、推特，是每個人的報紙和出版社。而我，竟心如止水地休眠了。

「休眠」是私密地寫、不要讀者地寫、寫自己的宣洩也宣洩地寫、站在路燈底下寫自己孤獨瘦削的影子、感覺須臾溜走時拽住它就寫、痛苦地寫也逗樂地寫、寫出來的句子「休眠」在紙張和硬碟裡……。假如有機會把我十多年來寫的日記全部輸入電腦，搜索一下最多的字句，大概是「她終於會走了」、「她真的走了起來」、「她怎麼走得這麼好」等等。

常有人說：書寫有益於醫治創傷。我覺得很難說。十五年前寫了這本書後，我一直在私底下掙扎著寫。我不厭其煩地記錄每一次的物理治療。傅莉只要出現症狀，我就會滿紙驚惶。如果詞句歡快輕佻起來，一定是病痛抽絲而去。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我一直在記錄「失敗」。我飽蘸希望地書寫著「失望」。我寫內心的掙扎無意間成了掙扎著寫。我不知道我曾經寫掉、寫走、寫好了內心的什麼；也許反而是寫出了更多的彷徨、哀愁、懊悔？但無論如何，這本書和它的續集將顯示：在災難和悲傷之外，書寫仍然是我唯一喜歡的事情。

回味「麗質」：一種曖昧的快樂

只有在回味傅莉的beauty時我才快樂。那快樂是曖昧的。beauty這個詞在中文裡不容易準確譯出來；「美」、「魅力」皆不能盡釋其意，讓我暫借「麗質」一詞吧。她慘痛地失去了她的麗質，外在的內在的，大部分失去了，而她與生俱來的那種麗質是回味不盡的。只說她當年嫁進蘇家後營造的那個長媳的姿態，就是無與匹敵的。她不卑不亢，做事滴水不漏，四面八方平平穩穩，其光彩掩及親朋鄰居；而我媽媽是個嚴苛的婆婆，對這個兒媳沒有半句挑剔。那段時期，媽媽的平和安詳神態，是她悲苦的一生裡最罕見的。如今回想起來，傅莉當初隱而不顯的這個姿態，是何等的一種beauty!

我曾對我們的一位摯友說：我對傅莉，大概也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愛了，我越愛她會越恨自己；愛變成一個弔詭，令我無法承受。我只痛惜，可能是那種此恨綿綿，天長地久式的遺恨。懺悔、贖罪、盡責等等，都不能盡其意；唯有內心的咀嚼，乃至自我折磨式的玩味。十幾年裡暗無天日的陪伴著她，只覺得她是那麼好，一點都不怨我，一笑一顰都會令我驚心。感受這樣一個女人，即使是在她的絕境之中，那種尊嚴、頑皮、憤怒，都還是那麼純的，不摻一絲假象。到此我才悟到：男女之間的情感，不是交換可以得到的，要能得到的，就是全部，是你無法償還的。你不要擔心我。毀滅是一個事實，我得自己去經歷，去走過它，走不過去，毀掉了，也是無可奈何的；但走得過去，我就是另外一個人了。
二0一二年四月於德拉瓦

代序
文章自得方為貴

還是台灣小姑娘的時候，我懵懵懂懂嘻嘻哈哈長大，調皮貪玩，抱怨和同學相較，家裡管得太嚴；連續得獎成了前途被看好的青年作家以後，更羡慕朱家文友有開通的作家爸媽支援女兒的文學志業。只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也算是被父母「栽培」過的孩子。
我從小參加作文、演講、朗誦比賽，課外活動充當朝會司儀、致詞代表、晚會主持也是常事。彼時台灣升學壓力大，學生家長多要求孩子心無旁騖，專心課業，我家父母卻對女兒有機會「見世面」不吝支持。尤其是自認因戰亂離鄉失財失勢「下台」的父親，看到小女兒「上台」，更是事前教戰，事後叫好，熱心非常。這樣養成，難怪在青年時代寫作得獎出席表揚大會，主辦方臨時要我上台致詞，向官方或者報社答禮，都輕鬆交得了差。現在想想，幾十年前在一群靦腆的文學青年當中，我看起來可能很另類。
我的素人，也是俗人，父母有兩次用看小孩出風頭的心情，出席當時開風氣之先，盛大舉辦的《聯合報》小說獎頒獎典禮，他們對掛著貴賓證、文名赫赫的老中青三代文學家，統統有眼不識。在座只有三毛女士算我媽心中的大作家。即使如此，我媽她老人家全程也沒有上前道聲仰慕，卻跟我竊竊私語發表對三毛眼妝的高見。回家途中，二老自我感覺良好得像家長參加了小學遊藝會，發現列舞跳錯邊或演戲忘台詞的不是自家孩子，當我的面交讚女兒「拿得出去」。我老媽看重儀態風度，說：「女孩子就是要穿著得體，落落大方。」我老爸則強調口齒清晰，說：「上台說話要看場合、講重點。」至於「文學成就」則顯然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幸好那時有多位文壇前輩無私的鼓勵和提攜，我才能在家裡人只會「打岔」的情形下，持續數年發展對寫作的志趣。
生前對我愛護提攜的朱西甯先生推崇張愛玲女士，盛讚她寫作能「天道無親」。我這後學聽見只是苦笑。我等俗人，何敢望「祖師奶奶」項背？在我當年的創作環境裡，能近身的「讀者」，無論父母手足師友，無不拿著放大鏡在我編的小說裡尋人，蛛絲馬跡都不放過。 我有一次違背取材遠離個人生活圈的原則，即使仍屬創作，最終果然嘗到苦果。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寫了〈姻緣路〉，得到台灣第一屆中篇小說獎，卻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這以後，我就逐漸封筆，終至斷絕。 煮字不能療饑，還時不時的有閒言碎語飄進耳朵，最後還弄到好友誤會淡交。「作家」這個職業真不是普通人做得來的。那時候我覺得天地之大，何事不可為？哪裡不能去？只有「作家」這行，算已經嘗試過了，「否來事」，還是趁著年輕，趕緊去找點父母親認可的「正經」行當做做。
那年除了得獎，生活上也有種種不如意，算是我小姑娘時期的人生低潮。好友的冷淡讓我的冤枉無處申訴。當時我以為小說屬虛構，就算有幾成事實也深藏在編出來的故事裡，隱匿不彰。情節發展之間哪怕確實借用了一些朋友之間的私語，可是她講我聽，知情者寡，曲筆寫出只增加了特定讀者讀小說時的趣味性，並不涉及暴露隱私的危險。可是我忽略了讀者對熟識的作者，對號入座是有預設心理的；作者可以決定筆下的人物怎麼說怎麼想，現實生活中，周邊人的想法卻不是作者說了可以算的。
被珍惜的友人認為我的友誼之中藏有玄機，甚至覺得被出賣，讓年輕的我沮喪到對寫作失去了熱忱。到美國以後結交了新朋友，我絕口不提自己在台灣的寫作經歷，如果稱呼洋名的朋友和知道底細的老朋友沒有交集，就到現在也不知道我曾經有過的「文學生涯」。幾十年來，我對作家這個身份一直很敏感，甚至避諱提起。事實證明並非多慮。就在我退休之前，亟思「復出」之際，一次僑居地華人家庭聚會中，一位自稱年輕時寫詩的台灣客人聽別人說起我曾寫作，特別過來攀談，發現原來是當年聽過的名字，就開玩笑對眾宣稱：「原來是大作家！以後我們在她旁邊講話要小心了，不然她就會把你寫出來！」
我不知道他的詩是哪樣寫出來的？不過作者不是記者，寫小說不是報新聞，何況即使是新聞，也不是事事人人都有傳播價值。進一步想，虛構的小說隱含作者夫子自道的人生觀，要比新聞只反映偏離常軌的人生片斷複雜許多，而且文學是良心產業，隨便道聼途説一件傳奇不就能激發創作靈感。
哪怕我以為自己經過了一些風浪，臉上除了歲月滄桑，心裡也較之三十年前更篤定自信，可是聽見初識者的閒話，還是微微感覺不悅。驚覺當年讓台灣小姑娘從文學道路上退縮的「俗而有力」終將再現，除非永遠躲在「洞中」當我大夢不醒的老華僑，塵封的鈍筆一旦再見天日，就意味著又有憂讒畏譏的時刻到來。
要不要繼續寫呢？「復出」以後有時會問自己。我曾以為父母仙逝之後，就諸法皆空，能像當年小友天文和天心那樣有一個百無禁忌、獨尊文藝的創作環境。然而原來人生的牽絆早就深植心腦，從我媽堅持在女兒的馬尾上綁個蝴蝶結才能上台表演開始，我就已經接受父母的「栽培」，走向今日之「我」。花了三十年，從只敢編織虛無飄渺的小說，到有勇撰寫抒情紀實的散文，今日還厚顏結集成冊，也算作者破繭而出，自我成長。文章自得方為貴，好與不好，或藏或露，展覽肚臍還打啞謎也算一己風格，從俯仰有愧到能「建我的道場，訴我的衷腸」，光陰也就沒有虛擲; 遮遮掩掩幾十年的作者總算是肯向讀者「交心」了。如果讀者感覺文章果然有趣，作者就不擔心啞謎難解。世事難得洞明，選擇不參「天道」，只為我看人間處處是「親」。
二○一二年五月十三日

（增訂版自序）
精神癱瘓與書寫休眠

為了《離魂歷劫自序》增訂再版，我重讀了當年的日記，再舔了舊日的傷口。我們九三年發生車禍，九七年書寫出版，其間只隔了四年。初版迄今，十五年過去了，每次讀它，我都會淚水漣漣；傅莉讀它，不是在讀回憶錄，而是重讀她自己的前半生。這種近乎痛苦的閱讀，可能造成某種心理障礙，使得我拒絕「重返現場」，毋寧耽溺於眼前的鬆散。

此刻隔了十五年去重讀那次書寫，依然可以感覺到無以替代的摧肝斷腸。書寫只有貼近現場，才能記錄情感的鮮活度。時效猶如保鮮膜。記憶是極其短暫的。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