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中國近代教育的黎明
一九○二年，日本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周樹人，也就是後來的文學家魯迅來到日本留學。同年六月，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赴日進行教育視察；七月，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則赴中進行教育視察。從兩人交替前往對方國家進行教育視察的經過與整體意義看來，便可發現當時中日文化交流的複雜之樣貌。同時從先驅知識份子的身影中也可看出中國對於從以科舉為主的舊式教育，過渡到近代化新教育制度時的苦惱。回顧過往，教育近代化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國家從專制王朝轉變為民族國家之前所必須跨越的門檻。
魯迅就在這種苦惱之中負笈東瀛。在具體陳述魯迅，或者更正確地說是包含魯迅在內的當時所有留日學生之留學經驗前，在此首先大略探討透過雙方進行的教育視察所發現的問題。細節將於往後各章再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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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教育視察
教育視察形成之歷史背景
首先簡述造成這兩場教育視察的歷史背景。中國最初派遣十三名留學生赴日，是在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敗北後翌年，即一八九六年。當時中國駐日公使委託西園寺文相（兼任外相）執行留學生教育，而西園寺便將留學生教育交付予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日本對中國留學生的教育就此展開。嘉納治五郎在東京神田租了一間房子，委託高等師範的教師特地在此對留學生進行教育。這個學校最初沒有名字，後來隨著每年留學生人數逐漸增加，規模擴大後，便以論語的典故取名為「亦樂書院」。
一八九八年，張之洞撰寫〈勸學篇〉，其在外篇以「中體西用論」為主的教育改革中提出近代教育之普及，開設新式學校（學堂），派遣留學生赴日等的必要性。同年，康有為與梁啟超支持光緒皇帝的政治制度革新（戊戌變法），但遭到以慈禧太后為中心的保守派發動政變，使戊戌變法僅百日即以失敗告終。而一九○○年又發生義和團事變，義和拳的反基督教暴動從山東逐漸擴大到北京，最後演變成高舉「扶清滅洋」口號的排外．反帝國主義運動，甚至包圍北京公使館區域，造成德、日、英、美、法、俄、奧、義的八國聯軍。慈禧太后下令徹底剷除義和團，自己則逃往西安，八國聯軍之戰終又戰敗。次年（一九○一年）簽訂辛丑和約，清朝被要求支付大筆賠款，列強所要求的權益甚至危及清朝主權。這也使得中國走上半殖民地化之路，清朝政府也不得不藉此著手進行政治改革，從此年下半年開始著手進行教育的近代化。主要的推動者包括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逐步推動在各縣設立小學堂、各府設中學堂、各省設大學堂與師範學堂、或各種實業教育機構等學堂，以及廢除科舉、整頓改革學制，派遣留學生出國等，其中又以派遣日本的留學生最多。
派遣吳汝綸至日本
自此，變法時期所開設因義和團事變而關閉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重新恢復並成為近代化教育機構的典範。一九○二年一月，為了重新啟用京師大學堂而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張百熙任命吳汝綸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相當於校長──吳汝綸為仿照日本教育制度來重整學制，便爭取赴日視察。吳汝綸來到日本後，其詳細記錄每日見聞與交談的日記，以及到文部省請益的筆記──包括學制、學校經營、教育行政、教育內容、教學方法、教科書等等──並抄錄了各級學校的各種規則、經費、課表等圖表，及向各界人士以信件或筆談方式請教之教育問題，這些紀錄分為〈文部所講〉、〈摘鈔日記〉、〈學校圖表〉、〈函札筆談〉，集結為《東游叢錄》，於一九○二年秋天（農曆九月）由東京三省堂出版。吳汝綸在東京期間，也曾以書信向在北京的管學大臣張百熙報告，並且將在日期間日本報紙對他的動態報導整理翻譯成《東游日報譯編》，於一九○三年春天（陰曆四月）由華北譯書局出版。從這些文字紀錄便可了解吳汝綸赴日視察的軌跡。
接受中國留學生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也有部分軍人與高官強力遊說中國派遣留學生赴日。例如參謀本部的福島安正與宇都宮太郎，便向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人強調派遣陸軍留學生的必要；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司法大臣清浦奎吾、駐清日本公使矢野文雄（龍溪）等人，也都主張兩國要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互助合作必須透過教育，因而力倡清朝多派留學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本便設立了負責留學生教育的學校。
嘉納治五郎將原本只有家塾規模的亦樂書院擴大為校舍規模並訂定課程綱要，改名為弘文學院，於一九○二年四月正式獲得東京府認可為清朝留學生的私立教育機關。而周樹人（魯迅）正是弘文學院設立當時入學的學生之一，在此接受兩年的日語教育與普通教育。弘文學院作為當時代表性的留學生教育機構，到一九○九年廢校前，共招收過七千餘名留學生。在此之前，成城學校也曾於一八九八年設立留學生部。成城學校為進入陸軍士官學校與陸軍戶山學校的預備校，校長是參謀本部的川上操六。此處亦有許多清朝留學生前來接受軍事教育，也因在日本接受軍事教育的留學生中，有許多成為中國陸軍名將而著名。另有日華學堂（一八八九）、東京同文書院（一九○二）、法政速成科與早稻田清國留學生部等等。主要都由東京的私立學校，為近代教育體制尚未健全的清朝留學生進行日語教育與基礎教育，甚至視情況進行專門教育。
嘉納治五郎的教育視察
一九○二年，清朝方面由張之洞向日本政府請求派遣「具有威望的教育家」前來。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則將此重任交付給身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與弘文學院院長，並致力於留學生教育的嘉納治五郎。隨後得到文部大臣許可，利用暑假期間前往中國進行教育視察。從一九○二年七月到十月間，在中國被奉為上賓受到厚遇款待。隨行人員含翻譯共有三名，而隨行人員在旅途中傳送回日本的消息，也以〈嘉納會長清國巡遊記〉為標題，刊登於當時嘉納治五郎個人的培育人才機構「造士會」所發行的雜誌《國士》上。嘉納治五郎自己也在《國士》上發表〈清國巡遊所感〉敘述其視察感想。另外，戰前由橫山健堂所著之《嘉納先生傳》，以及戰後嘉納治五郎先生傳記編纂會所編之《嘉納治五郎》等傳記中亦有提到此次經歷，從這些文字紀錄便可了解嘉納治五郎在中國的教育視察狀況。
重新回顧這兩次的視察，對於中國仿照日本制度進行近代教育的推動可說是意義深遠。從兩人的所見所聞所感看來，便可了解中國近代教育執行面上的問題，並看出此項改革方針的大致輪廓。另外，當時中國可說是教育方面的落後國，加上又是甲午戰爭的戰敗國，因此到日本的中國人看到比自己國家進步許多的教育制度，除了在各方面學習吸收之外，伴隨而來的則是觸及他們民族自尊心的問題。如吳汝綸在日期間發生的成城學校入學事件，以及嘉納治五郎回國後，對弘文學院第一屆畢業生演講時，對於中國國民性的論調所引發的異議都可看出，從中也可看到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微妙關係。
2赴日本教育視察 吳汝綸
吳汝綸赴日
六月二十日，吳汝綸來到日本。在長崎暫泊時也曾到當地學校參觀，二十二日到達神戶港。次日則到大阪參觀梅田商業會議所、造幣局、砲兵工廠等處，當晚參加大阪俱樂部的歡迎晚宴。當時坐在他旁邊的是藤澤南岳先生，根據紀錄兩人相互以筆談方式交談甚歡。二十四日晚間到達京都，從大學開始對各級學校進行視察，並參訪東本願寺、西本願寺，二十八日上午到達東京，之後在東京停留至十月十四日。
大致分析吳汝綸在日的行程後，可得知其教育視察的內容，吳到達日本之後直至七月底間主要集中於參觀各類學校；而自九月十一日到返國前，則連續一個月每天到文部省聽取近代教育各種問題的講解，以及會晤各學校與教育界相關人士。
其所參觀的學校包括大學、高等學校等高等教育機構；中學、高等女學校等中等教育機構，以及尋常小學、高等小學，與附屬幼稚園等初等教育機構。專門教育機構部分則參觀了高等師範學校、師範學校、音樂學校、美術學校、外語學校、工業學校，另外也參訪了盲啞學校、陸軍相關學校，以及招收留學生的學校等等。前往每個主要學校都有視學官，或是文部省、外務省相關人員陪同；各校校方也由校長或工科大學的科長（科主任）親自接待介紹。參觀也不僅僅是禮貌性地走馬看花，而是仔細地觀察各個學校的教育內容，了解其教育特質、學生的學習方式與學校的設備等。
學校參訪
在此先具體地舉出兩、三個例子。首先在參訪大學時，以設施考察為主，並未觀察上課情形。在東京大學的醫科大學（東大醫學院）觀看胃癌手術，而陪同解說者的法醫學教授，為他講解了司法解剖的重要性，以及其結果有助於司法判決的客觀性等，都讓吳大為折服。此外，也在東京大學工科大學（東大工學院）聽取講座說明。並參加了東京大學，以及外語學校、音樂學校的畢業典禮，其在日記中特別對於東大的畢業典禮有詳細的紀錄。──學生起立行禮，向前領取畢業證書，後退三步後才轉身回座，最優秀的三十名學生還獲贈天皇頒發的金錶等等。同時也記載了參觀東大圖書館時，藏書共三十一萬三千餘冊，其中日本與中國書籍約十七萬餘冊，其餘則為歐美書籍。另外也參訪了圖書編輯所、動物學、地質學的標本室，以及物理實驗室，動物解剖室等處。在東京大學農科大學（東大農學院）時，當時的農學院院長根據在福建省所作的森林調查報告，詳細製作了標示當地植被狀況的圖表。吳汝綸覺察到日本已在調查中國的天然資源，在日記上寫下「其遠謀所注也」。
吳在東京大學法科大學（東大法學院）所見到的是教室之構造，對於教室內為階梯教室，黑板的設置不會造成學生的反光，天花板為象牙白，牆壁並非為純白色，而是看起來較為柔和的顏色，地板底下設有暖氣設施等處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在京都大學時也參觀了工學教室之結構，同樣是階梯教室。吳覺得學生坐在高處居高臨下，而老師上課時卻得往高處看，脖子恐怕會很難受。但後來也了解到因這是實驗教室，學生從高處看時才能看得清楚各種實驗狀況。在京都大學是由校長的法學博士木下廣次親自接待，參觀了標本室，吳汝綸看到幾近於實物的機器、車、船等模型後，向京都大學索取了木製模型，因為京師大學堂雖有平面圖，但還在思考如何使其立體化，因而想以此作為參考之用。後來吳在歸途中特別再前往京大，表示願支付相關費用，而京大則將這些模型免費贈送給吳帶回中國。
教學參觀
此外，吳也前往高等師範學校、師範學校、高等女學校等實地參觀教學之情形。參訪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時，由校長嘉納治五郎親自接待，這也是這兩位主要人物的初次會面。前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時由文部省與外務省派員陪同，吳汝綸驚訝於日方對他這個外賓禮數之周到。首先參觀了英文、德文、漢文的授課，漢文的授課雖是講授左傳，但吳認為其講解粗淺，他在日記中記下這個國家似乎並不重視漢文的感想。他也到標本室嘗試操作解剖機，該解剖機是由丘淺次郎教授所製作。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理學博士丘淺次郎以寫作《進化論講話》而聞名，留學生周樹人也是讀過此書後，以此作為建構自我的進化論的基礎之一。吳也到化學室、物理室參觀實驗。
在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附設高等女學校專攻學科中，注意到有物理、化學的課程，並在該校享用了學生製作的餐點。在此之前，到大阪清水谷高等女學校時，參觀體操（舞蹈）課程，並在禮堂對女學生們演講，隨後也是由女學生製作餐點款待。在京都的女學校參觀了烹飪室與禮儀教室，而在大阪師範學校則參觀了劍道課程。參觀華族女學校時，學生以古箏彈奏中國音樂，那是一首在中國已不太為人所知的樂曲，吳汝綸對於日本的女學校竟然還練習此曲而感到十分汗顏。
在美術學校、女子美術學校，則參觀了繪畫、雕刻、剔紅、刺繡、裁縫等課程，盲啞教育方面則參觀了京都與東京的盲啞學校。在京都的盲啞學校，吳汝綸戲稱問在此受訓的聾啞人士會不會中國話，與不懂日語的自己相比，簡直不知道誰才是聾啞人士。又參觀了點字與手語課程，學生們贈送繪畫或和歌作品給吳，使他非常感佩其教育成效。同時也到弘文學院、東京同文書院、成城學校等有招收中國留學生的學校，並勗勉這些留學生們。
參觀學校的行程大約在進入暑假後結束，其中也有部分學校因正值期末考而無法詳細參觀。
與教育界人士的懇談
吳汝綸接著也與參訪學校的校長，以及文部大臣等教育界相關人士等，對於接下來如何推動近代教育交換意見。日本教育界相關人士的主張有幾個共同點，首先應該著重普及普通教育──國民教育，之後應實施國民所需且能立竿見影的「實業」教育，即醫科、工科以及法律等專門教育。此代表性的見解大致如下。
東京大學校長山川健次郎認為，大學必須設置醫學部，因為這對國民最為重要。前文部大臣濱尾新則表示，要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則必先得其學問，即西學。同時以開國後明治時期的日本教育改革為例──也就是被外國奪去的國權，不學西學則無以奪回。若要與列強競爭，只學專門科目並不足夠，應優先實施普通國民教育。學習西學則應先以自己（中日）兩國固有文明的精神為本，在制度面上學習西洋文明的長處──同時，也從日本的經驗中提出過渡期的教育方法。
日本最初也曾由各藩派出貢進生，聘請外籍教師教授西學，先學外語而後學西學。但也有這樣的例子：醫學課程明明採用德國教科書，但因教師是法國人而以英語講課，繞了一大圈，希望中國不要犯這種錯誤。醫科與工科應優先設立，因兩種學科都很實用且能立即見效，可以得到國民充分信賴。文部大臣菊池大麓則對國家形成所需的國民教育發表看法，從世界各國的歷史看來，養成為國服務的人才都是當務之急。故應以振興國學的方針來進行國民教育，使國民團結一致才是第一要緊事。從明治十年到二十年之間，日本的大學程度並不高，其教學多屬急就章，並非具有學術水準的教育。但目前日本為國服務者多是這十年間所培育的，現在的中國也是採取此種方式最為理想。另外，從實用角度看來，專門學科仍應以醫科與工科優先開設，其效果較為顯著，亦可得到民眾信賴。同時也必須設立法律系，因國家若無法學便無法進行統治。進一步也提出學校的開設方式，首先應以大學與小學為優先，中學可以慢慢籌備。各省若不能設立大學，則可先設專門學校，讓學生畢業後可馬上就業，不需要再進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則與預備學校合併，透過考試選出適合入學的學生，施以大學入學所需的教育即可。小學畢業者則可自行從事農業或工商業。另外可為有意進入大學者在預備學校之下再設一個預備學校，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學，中學則等以上的學制建立起來後再行開設較為實際。
此外，參訪東京府立第一中學時，校長勝浦鞆雄在談論教育問題時，也提到中國的漢字難記。吳汝綸表示已有人在研擬漢字簡化案，如果能順利實施的話，將有助於普通教育的普及。另外，吳汝綸在會晤花板垣少校時，也問及明治維新前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少校回答當時使用的是四書、五經、史記、漢書等。吳汝綸於當天日記寫下：自我國開始流行八股文後，史記漢書便乏人問津。自己也一向主張六經（易、詩、書、春秋、禮記、樂記）四史（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的絕對必要性，但近來即使是主張振興學術之人也未提及四史，甚至認為史學不過是記錄一些歷史事蹟罷了，對此甚感憂心。然而，聽到花板少校的說法卻更覺茫然，因為自己所致力的改革之處，在日本竟然已經是德川時代的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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