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記
一
動身的前一天，我到錢莊裡去賣金子。一進門，一個小房間，地面比馬路上低不了幾寸，可是已經像個地窖似的，陰慘慘的。櫃台上銅闌干後坐著兩個十六七歲的小夥計，每人聽一架電話，老是「唔，唔，哦，哦」地，帶著極其滿意的神情接受行情消息。極強烈的枱燈一天到晚開著，燈光正照在臉上，兩人都是飽滿的圓臉，蝌蚪式的小眼睛，斜披著一綹子頭髮，身穿明藍布罩袍，略帶揚州口音，但已經有了標準上海人的修養。燈光裡的小動物，生活在一種人造的夜裡；在巨額的金錢裡沉浸著，浸得透裡透，而撈不到一點好處。使我想起一種蜜餞乳鼠，封在蜜裡的，小眼睛閉成一線，笑迷迷的很快樂的臉相。
我坐在一張圓凳上等拿錢，坐了半天。房間那頭有兩個人在方桌上點交一大捆鈔票。一個打雜的在旁觀看，在陰影裡反剪著手立著，穿著短打，矮矮的個子，面上沒有表情，很像童話裡拱立的田鼠或野兔。看到這許多鈔票，而他一點也不打算伸手去拿，沒有一點衝動的表示──我不由的感到我們這文明社會真是可驚的東西，龐大複雜得怕人。
換了錢，我在回家的路上買了氈鞋、牙膏、餅乾、奶粉、凍瘡藥。腳上的凍瘡已到將破未破的最尷尬的時期，同時又還患著重傷風咳嗽，但我還是決定跟閔先生結伴一同走了。到家已經夜裡八點鐘，累極了，發起寒熱來了，吃了晚飯還得洗澡，理箱子，但是也不好意思叫二姨幫忙，因為整個地這件事是二姨不贊成的。我忙出忙進，雙方都覺得很窘。特為給我做的一碗肉絲炒蛋，吃到嘴裡也油膩膩的，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我把二姨的鬧鐘借了來，天不亮就起身，臨走，到二姨房裡去了一趟，二姨被我吵得一夜沒睡好，但因為是特殊情形，朦朧中依舊很耐煩地問了一聲：「你要什麼？」我說：「我把鐘送回來。」二姨不言語了。這時候門鈴響起來，是閔先生來接了。立刻是一派兵荒馬亂的景象，阿媽與閔先生幫著我提了行李，匆匆出門。不料樓梯上電燈總門關掉了，一出去頓時眼前墨黑，三人扶牆摸壁，前呼後應，不怕相失，只怕相撞，因為彼此都是客客氣氣，不大熟的。在那黑桶似的大樓裡，一層一層轉下來，越著急越走得慢，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公寓是我住過多少年的。
出差汽車開到車站，天還只有一點濛濛亮，像個鋼盔。這世界便如一個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鋼盔底下盹著了，又冷又不舒服。車站外面排列著露宿軋票的人們的舖蓋，篾蓆，難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彷彿代表一些什麼──一個階級？一個時代？巨大的車站本來就像俄國現代舞台上的那種象徵派的偉大佈景。我從來沒大旅行過；在我，火車站始終是個非常離奇的所在，縱然沒有安娜．凱列妮娜臥軌自殺，總之是有許多生離死別，最嚴重的事情在這裡發生。而搭火車又總是在早晨五六點鐘，這種非人的時間。灰色水門汀的大場地，兵工廠似的森嚴。屋樑上高棲著兩盞小黃燈，如同寒縮的小鳥，歛著翅膀。黎明中，一條條餐風宿露遠道來的火車，在那裡嘶嘯著。任何人身處到其間都不免有點倉皇罷──總好像有什麼東西忘了帶來。
腳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須在最短期間找括到一筆錢，然後準備交卸。不過，他們的任期比官還要短，所以更需要心狠手辣。我見了他們真怕。有一個挑夫催促閔先生快去買票，遲了沒處坐。閔先生擠到那邊去了，他便向我笑道：「你們老闆人老實得很。」我坐在行李捲上，抬起頭來向他笑了一笑。當我是閔先生的妻子，給閔先生聽見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這樣的臃腫可憎，穿著特別加厚的藍布棉袍，裹著深青絨線圍巾，大概很像一個信教的老闆娘。
賣票處的小窗戶上面鑲著個圓形掛鐘。我看閔先生很容易地買了票回來，也同買電影票差不多。等到上火車的時候，我又看見一個摩登少婦嬌怯怯的攀著車門跨上來，寬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纖瘦的腳踝，更加使人覺得這不過是去野餐。我開始懊悔，不該打扮得像這個樣子──又不是逃難。
火車在曉霧裡慢慢開出上海，經過一些洋鐵棚與鉛皮頂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還是貨車，一切都彷彿是隨時可以開走的。在上海邊緣的一個小鎮上停了一會，有一個敞頂的小火車裝了一車兵也停在那裡。他們在吃大餅油條，每人捏著兩副，清晨的寒氣把手凍得拙拙的，不大好拿。穿著不合身的大灰棉襖，他們一個個都像油條揣在大餅裡。人雖瘦，臉上卻都是紅撲撲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徵還是凍出來的。有一個中年的，瘦長刮骨臉的兵，忽然從口袋裡抽出一條花紗帕子，抖開來，是個時髦女人的包頭，飄飄拂拂的。他賣弄地用來醒了醒鼻子，又往身邊一揣。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裡努力吃著，唯恐來不及，有幾個兵油子便滿不在乎，只管擎著油條東指西顧說笑，只是隔著一層車窗，聽不見一點聲音。看他們嘻嘻哈哈像中學生似的，卻在灰色的兵車上露出半身，我看著很難過。
中國人的旅行永遠屬於野餐性質，一路吃過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產，蘭花豆腐乾、醬麻雀、粽子。饒這樣，近門口立著的一對男女還在那裡幽幽地，回味無窮地談到吃。那窈窕的長三型的女人歪著頭問：「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麼？」男人道：「是甜的還是鹹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這倒難猜了！可是稀飯？」女人搖頭抿著嘴笑。男人道：「淡的……蓮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鹹的──」女人道：「告訴你不是稀飯呀！」男人道：「這倒猜不出了。」旁聽的眾人都帶著鄙夷的微笑，大概覺得他們太無聊，同時卻又豎著耳朵聽著。一個冠生園的人托著一盤蛋糕擠出擠進販賣，經過一個黃衣兵士身邊卻有點胆寒，挨挨蹭蹭的。
查票的上來了。這兵士沒有買票，他是個腫眼泡長長臉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話發起脾氣來了。查票的是個四川人，非常矮，蟹殼臉上罩著黑框六角大眼鏡，腰板畢挺地穿著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時期的新中國，公事公辦，和他理論得青筋直爆。兵士漸漸的反倒息了怒，變得嫵媚起來，將他的一番苦情娓娓地敘與旁邊人聽。出差費不夠，他哪來這些錢貼呢？他又向查票的央道：「大家都是為公家服務……」無奈這查票的執意不肯通融，兩人磨得舌敝唇焦，軍人終於花了六百塊錢補了一張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開，他便罵罵咧咧起來：「媽的！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們的天下了，揍這小子！」我信以為真，低聲問閔先生道：「那查票的不知道曉得不曉得呢？到了杭州要吃他們的虧了。」閔先生笑道：「哪裡，他也不過說說罷了。」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唸著：「媽的──到杭州！」又道：「他媽的都是這樣！兄弟們上大世界看戲──不叫看。不叫看哪：搬人，一架機關鎗，啛爾庫嗤一掃！媽的叫看不叫看？──叫看！」他笑了。
半路上有一處停得最久。許多村姑拿了粽子來賣，又不敢過來，只在月台上和小姊妹交頭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個眼不見，便在月台邊上一坐，將肥大的屁股一轉，溜到底下的火車道上來。可是很容易受驚，才下來又爬上去了。都穿著格子布短襖，不停地扭頭，甩辮子，撇嘴，竟活像銀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詫異。
火車裡望出去，一路的景緻永遠是那一個樣子──墳堆、水車；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隴裡，像狗屋。不盡的青黃的田疇，上面是淡藍的天幕。那一種窒息的空曠──如果這時候突然下了火車，簡直要覺得走頭無路。
多數的車站彷彿除了個地名之外便一無所有，一個簡單化的小石牌樓張開手臂指著冬的荒田，說道：「嘉潯，」可是並不見有個「嘉潯」在哪裡。牌樓旁邊有時有兩隻青石條櫈，有時有一隻黃狗徜徉不去。小牌樓立定在淡淡的陽光裡，看著腳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長。我想起五四以來文章裡一直常有的：市鎮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讀書，放假回來，以及難得回鄉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經過那麼許多感情的渲染，彷彿到處都應當留著一些「夢痕」。然而什麼都沒有。
二
中午到了杭州，閔先生押著一挑行李，帶著他的小舅子和我來到他一個熟識的蔡醫生處投宿。蔡醫生的太太也是習護士的，兩人都在醫院裡未回。女傭招呼著先把行李搬了進來，他們家正在開飯，連忙添筷子，還又亂著揩枱抹凳。蔡醫生的一個十四五歲的兒子穿著學生制服，剃著陸軍頭，生得鼻正口方，陪著我們吃了粗糲的午飯，飯裡斑斑點點滿是穀子與沙石。只有那麼一個年青的微麻的女傭，胖胖的，忙得紅頭漲臉，卻總是笑吟吟的。我對於這份人家不由得肅然起敬。
請女傭帶我到解手的地方，原來就在樓梯底下一個陰暗的角落裡，放著一隻高腳馬桶。我伸手鉗起那黑膩膩的木蓋，勉強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對著廚房，全然沒有一點掩護。風颼颼的，此地就是過道，人來人往，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應當對他們點頭微笑。
閔先生把我安插在這裡，他們郎舅倆另去找別的地方過夜了。蔡家又到了一批遠客，是從隣縣避難來的，拖兒帶女，網籃裡倒扣著猩紅洒花洋磁臉盆，網籃柄上掖著潮濕的毛巾。我自己有兩件行李堆在一張白漆長凳上──那顯然是醫院裡的傢俱，具有這一對業醫的夫婦的特殊空氣。我便在長凳上坐下，伏在箱籠上打瞌。迷迷糊糊一覺醒來，已經是黃昏了，房間裡還是行裝甫卸的樣子，卸得遍地都是。一個少婦坐在個包裹上餵奶。玻璃窗上鑲著盤花鐵闌干，窗口的天光裡映出兩個少女長長的身影，都是棉袍穿得圓滾滾的，兩人朝同一個方向站著，馴良地聽著個男子高談闊論分析時局。這地方和上海的衖堂房子一點也沒有什麼兩樣，我需要特別提醒我自己我是在杭州了。
有個瘦小的婦人走出走進，兩手插在黑絲絨大衣袋裡，堆著兩肩亂頭髮，焦黃的三角臉，倒掛著一雙三角眼。她望望我，微笑著，似乎有詢問的意思。但是我忽然變成了英國人，彷彿不介紹就絕對不能通話的；當下只向她含糊地微笑著。錯過瞭解釋的機會，蔡太太從此不理會我了，我才又自悔失禮。好容易等到閔先生來了，給我介紹說：「這是沈太太，」講好了讓她在這裡耽擱兩天，和蔡太太一床睡，蔡先生可以住在醫院裡。蔡太太雖然一口答應了，面色不大好看。我完全同情她。本來太豈有此理了。
蔡太太睡的是個不很大的雙人床。我帶著童養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摺出極窄的一個被筒，只夠我側身睡在裡面，手與腿都要伸得畢直，而且不能翻身，因為就在床的邊緣上。舖好了床，我就和衣睡下了，因為胃裡不消化，頭痛腦漲。女傭興匆匆上樓，把電燈拍地一開，叫道：「師母，吃飯！」我說我人不舒服，不吃飯了，她就又蹬蹬蹬下樓去了。在電燈的照射下，更可以覺得那一房傢俱是女主人最心愛的──過了時的摩登立體傢俱，三合板，漆得蠟黃，好像是光滑的手工紙糊的，漿糊塌得太多的地方略有點凸凹不平。衣櫉上的大穿衣鏡亮的如同香烟聽頭上拆下來的洋鐵皮，整個地像小孩子製的手工。樓上靜極了，可以聽見樓下碗盞叮噹，吃了飯便嘩啦啦洗牌，叉起麻將來。我在床上聽著，就像是小時候家裡請客叉麻將的聲音。小時候難得有時因為病了或是鬧脾氣了，不吃晚飯就睡覺，總覺得非常委曲。我這時候躺在床上，也並沒有思前想後，就自悽悽惶惶的。我知道我再哭也不會有人聽見的，所以放聲大哭了，可是一面哭一面豎著耳朵聽著可有人上樓來，我隨時可以停止的。我把嘴合在枕頭上，問著：「拉尼，你就在不遠么？我是不是離你近了些呢，拉尼？」我是一直線地向著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裡奔向月亮；可是黑夜這樣長，半路上簡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經上了路。我又抬起頭來細看電燈下的小房間──這地方是他也到過的麼？能不能在空氣裡體會到……但是──就光是這樣的黯淡！
生命是像我從前的老女傭，我叫她找一樣東西，她總要慢條廝理從大抽屜裡取出一個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別針，打開來輕輕掀著看了一遍，照舊包好，放還原處，又拿出個白竹布包，用一條元色舊鞋口滾條捆上的，打開來看過沒有，又收起來；把所有的包裹都檢查點一過，她自己也皺起了眉毛說：「咦？」然而，若不是有我在旁邊著急，她決不會不耐煩的，她對這些東西是這樣的親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誰都不要想找得到。
蔡家也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布包，即使只包著一些破布條子，也顯然很為生命所重視，收得齊齊整整的。蔡太太每天早晨九點鐘在充滿了陽光的寢室裡梳洗完畢，把藍布罩衫肩上的頭皮屑劈劈拍拍一陣撣，就上醫院去了，她的大衣她留著在家裡穿。她要到夜飯前後方才回家，有時候晚上湊個兩圈麻將，否則她一天最快樂的時候是臨睡之前在床上刮辣鬆脆地吃上一大包榧子或麻花。她的兒子上學回來便在樓梯口一個小書房裡攻書，女傭常常誇說他們少爺在學校裡功課非常好。
那女傭雖然害痧眼斷送了一隻眼睛，還是有一種少女美，胖嘟嘟的，總穿著件稀皺的小花點子舊白布短衫。那衣裳黏在她身上像饅頭上的一層皮，尤其像饅頭底上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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