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加納修 名古屋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教授。1970年生，專長為西方中世紀史。 主要著作： Entre texte et histoire. É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offertes au professeur Shoichi Sato.（編著）（Éditions de Boccard, 2015） 《在大學裡學西洋史［古代．中世紀］》（Minerva書房，2006） 《新．現代歷史學名著》（共著）（中央公論新社，2010） 《法國史研究入門》（共著）（山川出版社，2011）
慘敗的羅馬帝國 從伊斯坦堡一路向西，會抵達土耳其境內最接近保加利亞與希臘國境的城市「埃迪爾內」。這裡曾由羅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西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在位）建設，所以又被稱為阿德里安堡（Hadrianopolis，哈德良堡）。西元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一帶曾爆發一場大戰，交戰雙方分別是羅馬帝國東部皇帝瓦倫斯（Flavius Julius Valens）所率領的羅馬軍隊，以及哥德人為主的聯合軍隊。這支哥德人占多數的人群在這場大戰前不久，才被來自東方的游牧民族匈人趕至黑海北岸的居住地，渡過多瑙河之後被羅馬帝國接納，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難民集團。不過羅馬帝國對這群難民極為嚴苛，導致他們群情激憤，最終造反。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就是由羅馬皇帝親自率隊鎮壓叛軍的戰役。 瓦倫斯原本為了對抗薩珊王朝而留在敘利亞的安條克，但因為這場叛亂回到君士坦丁堡，接著於阿德里安堡布下重兵。長途搬運重武器與軍備的羅馬士兵抵達阿德里安堡時早已疲累不堪，再加上八月的陽光無情地照射，讓士兵渴得無處可躲。這場於下午發動的戰役雖是羅馬正規軍對上難民集團，但兩翼的羅馬騎兵為哥德人的騎兵擊潰，中軍的步兵也被哥德人的部隊壓制，導致全軍土崩瓦解。在一片慘敗的混亂中，負傷的皇帝被迫退入一間小屋，但這間小屋被放火焚燒，皇帝也被燒死。除了皇帝之外，光是將校階級就有三十五人戰死。現代的研究者推測，在這場戰役戰死的羅馬士兵高達一萬至兩萬人左右，完全是羅馬帝國單方面的慘敗。一時間，羅馬帝國東部軍隊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為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留下紀錄的同時代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寫下「無盡後悔的破滅」一詞。十八世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也根據阿米阿努斯的史料，將這場羅馬帝國的慘敗與羅馬軍被漢尼拔率領的迦太基軍包圍最終全軍覆沒、第二次布匿戰爭的坎尼會戰相互對照。 在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爆發之前，羅馬軍也曾被外邦部族擊敗，也曾有皇帝戰死，但經過這場戰役之後，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的人們已無力揮軍北上，也無法如早期移居的人民般融入帝國生活。在這場戰役結束後的短短三十年內，有許多人從帝國的北方或東方進入帝國，帝國也逐漸失去原有的整合性。羅馬帝國在四世紀末分裂為東西兩部，東羅馬帝國雖勉力維持現狀，但無法應付這股移民潮的西羅馬帝國卻在五世紀初期放棄以皇帝為主的統治制度，不再是一個「帝國」。 進入五世紀之後，從古代帝國崩解的無秩序空間中逐漸產生了新的秩序，也就是西歐中世紀世界的秩序。西羅馬帝國的君主制雖然殘存至四七六年，但不過是個侍奉皇帝的地方政權，帝國舊有領地陸續出現許多由移民自行建立的國家。直到五世紀末，法蘭克人的王國才成為新秩序的制定者。反觀東羅馬帝國，皇帝掌握實權後，於五世紀時產生了有別於羅馬帝國的「拜占庭帝國」的新世界秩序。自此，在這塊羅馬帝國的舊有領地裡，東西兩部的帝國各自走上不同的歷史新篇。我們可以將阿德里安堡戰役視為古代帝國秩序被新力量摧毀、導致新秩序形成與世界改變的轉捩點。
羅馬帝國衰亡史 話說，本書雖以「古代帝國秩序的崩解」為題，但上述兩場大戰所觸發的歷史轉向，真的是歷史從「古代」進入「中世紀」的轉捩點嗎？到底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滅亡具有哪些意義？歷史學界對此展開諸多研究，並提出不同的論點，因此本書在剖析這類歷史問題時，也會提供讀者論述的基礎或背景知識。 首先要談的是「西方」。一直以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被視為是西方古典時代的終結，因此討論西方的古代如何結束，就等於是討論西半部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一般認為西羅馬帝國於西元四七六年滅亡，在這一年，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這位羅馬皇帝被傭兵隊長奧多亞塞（Odoacer）給廢黜了。但這不過是個無助的少年皇帝被迫提前退休養老而已，所以這件事並未在同時代的史料留下多深的痕跡，要到下個世紀的東羅馬帝國的著作裡，才看得到義大利居然沒有羅馬皇帝的紀錄。對同時代的人們而言，四一○年哥德人洗劫羅馬城，才是至關重要的事件。此外，若從「帝國衰退」這個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古典時代的終結，有人認為君士坦丁大帝於三三○年「遷都」君士坦丁堡，是帝國衰退的開始；也有人認為三七六年哥德人渡過多瑙河，或三九五年羅馬帝國的「東西分治」，才是帝國衰退的分水嶺。 自十八世紀前期的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開始，歐洲掀起了一股討論羅馬帝國衰亡的熱潮。十八世紀後期，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將帝國衰亡的原因指向了「日耳曼人」與「基督教」，但在後續的兩百多年內，仍有許多研究衰亡原因的不同論點提出。一九八四年亞歷山大．德蒙特（Alexander Demandt）這位德國學者甚至將這些論點分類成兩百一十種。在為數眾多的論點之中，本書對羅馬帝國與日耳曼人的關係格外感興趣：自吉朋以降，羅馬人與日耳曼人就被視為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文明」的羅馬人對上「野蠻」的日耳曼人，也成了理解日耳曼人摧毀羅馬人的帝國的認知前提。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授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卻認為日耳曼人絕非野蠻人，強調日耳曼人在羅馬帝國的影響下漸漸走上文明的道路，也提倡羅馬帝國與後繼的日耳曼人國家之間的連續性。在德國因引發一次大戰而備受撻伐的時代背景下，這樣的論點理所當然會被視為是在擁護「日耳曼人」。反觀二次大戰之後的一九四七年，戰時再次被德國侵略的法國則有學者安德列．皮查紐（André Piganiol）認為羅馬帝國並非壽終正寢，而是被暗殺的，他特別點出日耳曼人入侵的嚴重性。 此外，時間回推至一九二六年，俄羅斯歷史學者米哈伊爾．羅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發表了名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當中提到羅馬帝國之所以滅亡，與撐起帝國的城市衰退有關。羅斯托夫采夫認為，羅馬帝國的繁榮全因帝國所轄城市及帶動城市活力的「資產階級」存在，但當帝國在三世紀陷入軍人皇帝掌權的混亂後，代表農村「無產階級」的軍隊便攻擊城市，古代帝國與引領文明前進的城市資產階級因此勢微，羅馬帝國也隨之滅亡。有人認為，這番見解與羅斯托夫采夫因俄國共產革命而不得不離開祖國的個人生命經驗有關。由此可見，歷史學者會深受自身所處時代的影響，來解釋羅馬帝國的衰亡。
從「羅馬帝國的衰亡」到「羅馬世界的變貌」 到了一九六○年代，歷史學界對戴克里先及君士坦丁大帝之後的「後期羅馬帝國」做出了一番新的解釋。迄今歷史學者一直都認為後期的羅馬帝國不同於前期，是擁有大量官僚與軍隊的君主專制國家，而為了維持官僚與軍隊體系，需要豐沛的財源，所以必須對人民徵收更高的稅賦，為此才以土地、行業、階級來區分人民。人民無法自由選擇職業與居住地，整個社會逐漸僵化，原本負責管理城市的議員也失去光環。羅馬帝國就是這樣走上衰亡一途。這種解釋是在檢視史料之後，針對皇帝掌權情形，以及城市與城市菁英的狀況而提出的新解釋。 但在八○年代之後，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進入了另一個境界。鑽研古代末期基督教的彼得．布朗（Peter R. L. Brown）所發表的劃時代專書與論文，改變了學界對羅馬帝國後期的研究取徑，循著布朗路線進行的研究也倏然大增。羅馬帝國後期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向來是被否定的一段時代，但布朗讓羅馬帝國後期與政治史脫鉤，而將這段時期定義為地中海周邊的文化轉型期，並從宗教、心理狀態及性別等角度切入，刻劃出歷史全貌。換言之，「羅馬帝國的滅亡」此一政治事件已不再重要，「羅馬世界的變貌」才是重點。於是從西元三世紀到八世紀，既非古典時代、也非中世紀，擁有獨立且正面意義的「古典時代晚期」歷史概念取代了向來被否定的羅馬帝國晚期，也重新解釋了這段時期。 「古典時代晚期」的歷史概念其實十九世紀末就已存在，但布朗所提出的「古典時代晚期」完全不受限於傳統的時代區分方式，因此他的歷史論述與研究吸引了許多人。進入九○年代，歐洲科學基金會的計畫也以「羅馬世界的變貌」做為研究主題，並取得成果。「羅馬帝國的滅亡」這樣的主題已不再受到關注。
遷徙而來的人群 本書的重點除了放在維持古代帝國秩序的擔綱者身上，也會討論那些融入古代帝國世界的新移民，以便刻劃出時代全貌。不過，這些新移民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呢？ 為了認識引領歷史演進的擔綱者，我們在翻閱史料時，總會找到許多帶有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又譯種族中心主義）的史料，例如將中國視為文明的中心（華夷思想），就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例子。所謂的民族中心，就是根據自身熟悉的價值觀來解讀周邊人群的行動，並將之紀錄下來。所以要從史料中探找被描述人群的真實樣貌，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為了讓讀者理解內文的敘述背景，這裡將先行介紹在本書扮演要角的「日耳曼人」。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所要探討的古代晚期，正是各族群大幅遷徙的時代；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頻繁地回溯這個時代，探尋「民族」的起源。 研究西洋古代史所使用的文學作品或碑文，幾乎都以古希臘文與拉丁語寫成，所以大部分的史料都會偏向希臘、義大利以及地中海周邊人們的知識或價值觀。例如住在歐洲中部、後來被羅馬人征服的「凱爾特人」，若以今日的語言系統分類，會被定義為說凱爾特語的族群。但古代沒有所謂的語言系統，所以古希臘人或羅馬人都稱呼這群人為「Keltoi」或「Celtae」，也就是「住在北方的野蠻人」的意思。因此，若以現代的語言分類來區分，這些在古代被稱為北方野蠻人的人群當中，應該有不少難以被歸類為「凱爾特人」的人才對。 「日耳曼人」也是類似的情況。古希臘人與羅馬人口中的「Germani」或「Germanoi」，是指住在羅馬帝國邊疆行省或俗稱「大日耳曼尼亞」的非行省廣大區域的人。但其實，我們不能將這些人統稱為「日耳曼人」，他們也從來不曾稱呼自己是「日耳曼人」。他們肯定是以自身所屬的小族群名稱來區分彼此。因此，若要將「Germanoi」、「Germani」譯成中文，根據地名譯成「日耳曼尼亞人」絕對比「日耳曼人」這個由後世賦予特定價值觀的譯名來得正確。今日的我們實在難以斷言西元前一世紀的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在《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中描述的「日耳曼人」，就是後來使用日耳曼語系的民族。 這些人群，尤其是住在羅馬帝國境外的人群，都被羅馬人歸類為文明未開的野蠻人。然而，羅馬帝國卻對這些境外之民敞開大門，例如與他們進行交易，羅馬人的貿易觸角更跨過了萊茵河與多瑙河，深入大日耳曼尼亞內部。此外，在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日耳曼尼亞的人們也常渡過萊茵河與多瑙河，遷入羅馬帝國境內，最終在行省落地生根，成為所謂的「羅馬人」。 一直要到西元四世紀結束之際，帝國境內以哥德人為主的人群與帝國的擔綱者彼此衝突的時代，這些日耳曼尼亞的居民才變成了與羅馬人敵對的「日耳曼人」。而導火線就是本書一開頭介紹的阿德里安堡戰役。
近代對「日耳曼人」的解釋 不過，「日耳曼人」在近代歐洲被賦予了正面意義。在相當於現今的德國與英國一帶曾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羅馬帝國時期史學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的作品，也總算能透過拉丁語了解這段歷史。德意志學者更解讀了他的《日耳曼尼亞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將古代的日耳曼尼亞人歌誦為自由純樸的人民，跟羅馬人不同。在十八世紀，學者也根據六世紀史學家約達尼斯（Jordanes）的《哥德史》（Historia Gothorum）進行考古學調查。到了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時代，基於對抗法國的意識，「德意志人」與「日耳曼人」的歷史開始交疊。古代日耳曼人的歷史對民族國家德國而言非常重要。一般認為，哥德人是從斯堪地那維亞故地移居至波蘭、烏克蘭及波羅的海一帶，最後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高舉純正日耳曼民族優良血統的納粹掌握了德國政權，哥德人的遷徙地區就被解釋成外交政策上的「日耳曼人的生活空間」。 二次大戰結束後，為了遏止納粹的日耳曼至上主義所引發的暴行，政界與學界紛紛重新檢視「日耳曼人」的歷史，哥德人從北歐一路走來都維持族群同質性及正統性的看法也跟著消失。此外，雖然這些遷徙的族群有著維持繼承統治權的核心組織，但我們應該了解，族群本身會不斷地分散與重組。譬如哥德人，現在會認為他們並非一開始就有「西哥德人」及「東哥德人」的區別，是在進入羅馬帝國境內、歷經各種事情之後，才產生這類身分認同。無論法蘭克人或阿拉曼人（阿勒曼尼人），都不是一個統一的部落族群，而是由各個小族群組成的混合族群，目前這種說法也成為定論。羅馬人從三世紀開始稱這個混合族群為「法蘭克人」，但就現代的觀點來看，不只被稱為「法蘭克人」的這群人，恐怕連羅馬人都不認為「法蘭克人」是一個具有同質性的族群。雖然這類研究已有些進展，但源自古代末期的「民族」起源，這類議題到了二十世紀後期仍舊活躍於政治舞台，甚至引發南斯拉夫內戰及其他戰爭。
作者 加納修 名古屋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教授。1970年生，專長為西方中世紀史。 主要著作： Entre texte et histoire. É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offertes au professeur Shoichi Sato.（編著）（Éditions de Boccard, 2015） 《在大學裡學西洋史［古代．中世紀］》（Minerva書房，2006） 《新．現代歷史學名著》（共著）（中央公論新社，2010） 《法國史研究入門》（共著）（山川出版社，2011）
慘敗的羅馬帝國 從伊斯坦堡一路向西，會抵達土耳其境內最接近保加利亞與希臘國境的城市「埃迪爾內」。這裡曾由羅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西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在位）建設，所以又被稱為阿德里安堡（Hadrianopolis，哈德良堡）。西元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一帶曾爆發一場大戰，交戰雙方分別是羅馬帝國東部皇帝瓦倫斯（Flavius Julius Valens）所率領的羅馬軍隊，以及哥德人為主的聯合軍隊。這支哥德人占多數的人群在這場大戰前不久，才被來自東方的游牧民族匈人趕至黑海北岸的居住地，渡過多瑙河之後被羅馬帝國接納，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難民集團。不過羅馬帝國對這群難民極為嚴苛，導致他們群情激憤，最終造反。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就是由羅馬皇帝親自率隊鎮壓叛軍的戰役。 瓦倫斯原本為了對抗薩珊王朝而留在敘利亞的安條克，但因為這場叛亂回到君士坦丁堡，接著於阿德里安堡布下重兵。長途搬運重武器與軍備的羅馬士兵抵達阿德里安堡時早已疲累不堪，再加上八月的陽光無情地照射，讓士兵渴得無處可躲。這場於下午發動的戰役雖是羅馬正規軍對上難民集團，但兩翼的羅馬騎兵為哥德人的騎兵擊潰，中軍的步兵也被哥德人的部隊壓制，導致全軍土崩瓦解。在一片慘敗的混亂中，負傷的皇帝被迫退入一間小屋，但這間小屋被放火焚燒，皇帝也被燒死。除了皇帝之外，光是將校階級就有三十五人戰死。現代的研究者推測，在這場戰役戰死的羅馬士兵高達一萬至兩萬人左右，完全是羅馬帝國單方面的慘敗。一時間，羅馬帝國東部軍隊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為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留下紀錄的同時代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寫下「無盡後悔的破滅」一詞。十八世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也根據阿米阿努斯的史料，將這場羅馬帝國的慘敗與羅馬軍被漢尼拔率領的迦太基軍包圍最終全軍覆沒、第二次布匿戰爭的坎尼會戰相互對照。 在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爆發之前，羅馬軍也曾被外邦部族擊敗，也曾有皇帝戰死，但經過這場戰役之後，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的人們已無力揮軍北上，也無法如早期移居的人民般融入帝國生活。在這場戰役結束後的短短三十年內，有許多人從帝國的北方或東方進入帝國，帝國也逐漸失去原有的整合性。羅馬帝國在四世紀末分裂為東西兩部，東羅馬帝國雖勉力維持現狀，但無法應付這股移民潮的西羅馬帝國卻在五世紀初期放棄以皇帝為主的統治制度，不再是一個「帝國」。 進入五世紀之後，從古代帝國崩解的無秩序空間中逐漸產生了新的秩序，也就是西歐中世紀世界的秩序。西羅馬帝國的君主制雖然殘存至四七六年，但不過是個侍奉皇帝的地方政權，帝國舊有領地陸續出現許多由移民自行建立的國家。直到五世紀末，法蘭克人的王國才成為新秩序的制定者。反觀東羅馬帝國，皇帝掌握實權後，於五世紀時產生了有別於羅馬帝國的「拜占庭帝國」的新世界秩序。自此，在這塊羅馬帝國的舊有領地裡，東西兩部的帝國各自走上不同的歷史新篇。我們可以將阿德里安堡戰役視為古代帝國秩序被新力量摧毀、導致新秩序形成與世界改變的轉捩點。
羅馬帝國衰亡史 話說，本書雖以「古代帝國秩序的崩解」為題，但上述兩場大戰所觸發的歷史轉向，真的是歷史從「古代」進入「中世紀」的轉捩點嗎？到底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滅亡具有哪些意義？歷史學界對此展開諸多研究，並提出不同的論點，因此本書在剖析這類歷史問題時，也會提供讀者論述的基礎或背景知識。 首先要談的是「西方」。一直以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被視為是西方古典時代的終結，因此討論西方的古代如何結束，就等於是討論西半部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一般認為西羅馬帝國於西元四七六年滅亡，在這一年，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這位羅馬皇帝被傭兵隊長奧多亞塞（Odoacer）給廢黜了。但這不過是個無助的少年皇帝被迫提前退休養老而已，所以這件事並未在同時代的史料留下多深的痕跡，要到下個世紀的東羅馬帝國的著作裡，才看得到義大利居然沒有羅馬皇帝的紀錄。對同時代的人們而言，四一○年哥德人洗劫羅馬城，才是至關重要的事件。此外，若從「帝國衰退」這個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古典時代的終結，有人認為君士坦丁大帝於三三○年「遷都」君士坦丁堡，是帝國衰退的開始；也有人認為三七六年哥德人渡過多瑙河，或三九五年羅馬帝國的「東西分治」，才是帝國衰退的分水嶺。 自十八世紀前期的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開始，歐洲掀起了一股討論羅馬帝國衰亡的熱潮。十八世紀後期，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將帝國衰亡的原因指向了「日耳曼人」與「基督教」，但在後續的兩百多年內，仍有許多研究衰亡原因的不同論點提出。一九八四年亞歷山大．德蒙特（Alexander Demandt）這位德國學者甚至將這些論點分類成兩百一十種。在為數眾多的論點之中，本書對羅馬帝國與日耳曼人的關係格外感興趣：自吉朋以降，羅馬人與日耳曼人就被視為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文明」的羅馬人對上「野蠻」的日耳曼人，也成了理解日耳曼人摧毀羅馬人的帝國的認知前提。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授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卻認為日耳曼人絕非野蠻人，強調日耳曼人在羅馬帝國的影響下漸漸走上文明的道路，也提倡羅馬帝國與後繼的日耳曼人國家之間的連續性。在德國因引發一次大戰而備受撻伐的時代背景下，這樣的論點理所當然會被視為是在擁護「日耳曼人」。反觀二次大戰之後的一九四七年，戰時再次被德國侵略的法國則有學者安德列．皮查紐（André Piganiol）認為羅馬帝國並非壽終正寢，而是被暗殺的，他特別點出日耳曼人入侵的嚴重性。 此外，時間回推至一九二六年，俄羅斯歷史學者米哈伊爾．羅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發表了名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當中提到羅馬帝國之所以滅亡，與撐起帝國的城市衰退有關。羅斯托夫采夫認為，羅馬帝國的繁榮全因帝國所轄城市及帶動城市活力的「資產階級」存在，但當帝國在三世紀陷入軍人皇帝掌權的混亂後，代表農村「無產階級」的軍隊便攻擊城市，古代帝國與引領文明前進的城市資產階級因此勢微，羅馬帝國也隨之滅亡。有人認為，這番見解與羅斯托夫采夫因俄國共產革命而不得不離開祖國的個人生命經驗有關。由此可見，歷史學者會深受自身所處時代的影響，來解釋羅馬帝國的衰亡。
從「羅馬帝國的衰亡」到「羅馬世界的變貌」 到了一九六○年代，歷史學界對戴克里先及君士坦丁大帝之後的「後期羅馬帝國」做出了一番新的解釋。迄今歷史學者一直都認為後期的羅馬帝國不同於前期，是擁有大量官僚與軍隊的君主專制國家，而為了維持官僚與軍隊體系，需要豐沛的財源，所以必須對人民徵收更高的稅賦，為此才以土地、行業、階級來區分人民。人民無法自由選擇職業與居住地，整個社會逐漸僵化，原本負責管理城市的議員也失去光環。羅馬帝國就是這樣走上衰亡一途。這種解釋是在檢視史料之後，針對皇帝掌權情形，以及城市與城市菁英的狀況而提出的新解釋。 但在八○年代之後，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進入了另一個境界。鑽研古代末期基督教的彼得．布朗（Peter R. L. Brown）所發表的劃時代專書與論文，改變了學界對羅馬帝國後期的研究取徑，循著布朗路線進行的研究也倏然大增。羅馬帝國後期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向來是被否定的一段時代，但布朗讓羅馬帝國後期與政治史脫鉤，而將這段時期定義為地中海周邊的文化轉型期，並從宗教、心理狀態及性別等角度切入，刻劃出歷史全貌。換言之，「羅馬帝國的滅亡」此一政治事件已不再重要，「羅馬世界的變貌」才是重點。於是從西元三世紀到八世紀，既非古典時代、也非中世紀，擁有獨立且正面意義的「古典時代晚期」歷史概念取代了向來被否定的羅馬帝國晚期，也重新解釋了這段時期。 「古典時代晚期」的歷史概念其實十九世紀末就已存在，但布朗所提出的「古典時代晚期」完全不受限於傳統的時代區分方式，因此他的歷史論述與研究吸引了許多人。進入九○年代，歐洲科學基金會的計畫也以「羅馬世界的變貌」做為研究主題，並取得成果。「羅馬帝國的滅亡」這樣的主題已不再受到關注。
遷徙而來的人群 本書的重點除了放在維持古代帝國秩序的擔綱者身上，也會討論那些融入古代帝國世界的新移民，以便刻劃出時代全貌。不過，這些新移民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呢？ 為了認識引領歷史演進的擔綱者，我們在翻閱史料時，總會找到許多帶有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又譯種族中心主義）的史料，例如將中國視為文明的中心（華夷思想），就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例子。所謂的民族中心，就是根據自身熟悉的價值觀來解讀周邊人群的行動，並將之紀錄下來。所以要從史料中探找被描述人群的真實樣貌，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為了讓讀者理解內文的敘述背景，這裡將先行介紹在本書扮演要角的「日耳曼人」。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所要探討的古代晚期，正是各族群大幅遷徙的時代；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頻繁地回溯這個時代，探尋「民族」的起源。 研究西洋古代史所使用的文學作品或碑文，幾乎都以古希臘文與拉丁語寫成，所以大部分的史料都會偏向希臘、義大利以及地中海周邊人們的知識或價值觀。例如住在歐洲中部、後來被羅馬人征服的「凱爾特人」，若以今日的語言系統分類，會被定義為說凱爾特語的族群。但古代沒有所謂的語言系統，所以古希臘人或羅馬人都稱呼這群人為「Keltoi」或「Celtae」，也就是「住在北方的野蠻人」的意思。因此，若以現代的語言分類來區分，這些在古代被稱為北方野蠻人的人群當中，應該有不少難以被歸類為「凱爾特人」的人才對。 「日耳曼人」也是類似的情況。古希臘人與羅馬人口中的「Germani」或「Germanoi」，是指住在羅馬帝國邊疆行省或俗稱「大日耳曼尼亞」的非行省廣大區域的人。但其實，我們不能將這些人統稱為「日耳曼人」，他們也從來不曾稱呼自己是「日耳曼人」。他們肯定是以自身所屬的小族群名稱來區分彼此。因此，若要將「Germanoi」、「Germani」譯成中文，根據地名譯成「日耳曼尼亞人」絕對比「日耳曼人」這個由後世賦予特定價值觀的譯名來得正確。今日的我們實在難以斷言西元前一世紀的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在《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中描述的「日耳曼人」，就是後來使用日耳曼語系的民族。 這些人群，尤其是住在羅馬帝國境外的人群，都被羅馬人歸類為文明未開的野蠻人。然而，羅馬帝國卻對這些境外之民敞開大門，例如與他們進行交易，羅馬人的貿易觸角更跨過了萊茵河與多瑙河，深入大日耳曼尼亞內部。此外，在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日耳曼尼亞的人們也常渡過萊茵河與多瑙河，遷入羅馬帝國境內，最終在行省落地生根，成為所謂的「羅馬人」。 一直要到西元四世紀結束之際，帝國境內以哥德人為主的人群與帝國的擔綱者彼此衝突的時代，這些日耳曼尼亞的居民才變成了與羅馬人敵對的「日耳曼人」。而導火線就是本書一開頭介紹的阿德里安堡戰役。
近代對「日耳曼人」的解釋 不過，「日耳曼人」在近代歐洲被賦予了正面意義。在相當於現今的德國與英國一帶曾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羅馬帝國時期史學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的作品，也總算能透過拉丁語了解這段歷史。德意志學者更解讀了他的《日耳曼尼亞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將古代的日耳曼尼亞人歌誦為自由純樸的人民，跟羅馬人不同。在十八世紀，學者也根據六世紀史學家約達尼斯（Jordanes）的《哥德史》（Historia Gothorum）進行考古學調查。到了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時代，基於對抗法國的意識，「德意志人」與「日耳曼人」的歷史開始交疊。古代日耳曼人的歷史對民族國家德國而言非常重要。一般認為，哥德人是從斯堪地那維亞故地移居至波蘭、烏克蘭及波羅的海一帶，最後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高舉純正日耳曼民族優良血統的納粹掌握了德國政權，哥德人的遷徙地區就被解釋成外交政策上的「日耳曼人的生活空間」。 二次大戰結束後，為了遏止納粹的日耳曼至上主義所引發的暴行，政界與學界紛紛重新檢視「日耳曼人」的歷史，哥德人從北歐一路走來都維持族群同質性及正統性的看法也跟著消失。此外，雖然這些遷徙的族群有著維持繼承統治權的核心組織，但我們應該了解，族群本身會不斷地分散與重組。譬如哥德人，現在會認為他們並非一開始就有「西哥德人」及「東哥德人」的區別，是在進入羅馬帝國境內、歷經各種事情之後，才產生這類身分認同。無論法蘭克人或阿拉曼人（阿勒曼尼人），都不是一個統一的部落族群，而是由各個小族群組成的混合族群，目前這種說法也成為定論。羅馬人從三世紀開始稱這個混合族群為「法蘭克人」，但就現代的觀點來看，不只被稱為「法蘭克人」的這群人，恐怕連羅馬人都不認為「法蘭克人」是一個具有同質性的族群。雖然這類研究已有些進展，但源自古代末期的「民族」起源，這類議題到了二十世紀後期仍舊活躍於政治舞台，甚至引發南斯拉夫內戰及其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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