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還給荀子公正的評價
在歷史脈絡中掌握經典
歷史、史學的存在若有意義，最主要應該就是提醒我們：不要把我們所過的現代生活，視之為理所當然。
一項簡單的事實：目前地球上有七十億人口，很多，空前的多、空前的擁擠，一個龐大、恐怖的數字，然而放入人類文明與歷史經驗中看，我們這六十億人都還是少數。光是從兩千多年前，幾個大文明在「軸心時代」燦爛開展算起，曾經在地球上活過的人口總數，是七十億的七到十倍。
死去的人比活著的人，多得多。他們死了，卻留下了他們如何過日子、如何看待外在世界、如何處理自我與其他人關係……的種種痕跡。當前的七十億人不可能過著單一、同樣的生活，有其多元差異；曾經活過的五、六百億人，他們擁有的人間經驗自然更多元、有著更複雜的差異。歷史，保留了部分的多元、差異，在我們眼前顯示人是多麼奇特的動物，從個人到社會，存在著近乎無限的可能性。
面對這些歷史材料，尤其面對記錄古人智慧的經典，我盡量不做「古為今用」的解讀。不把這些文獻讀得好像他們是針對我們的時代、我們的處境而寫的。「古為今用」是強調古代經典之現實意義的讀法，對我來說，一方面是一種「以少數扭曲多數」的霸道態度，另一方面更抹殺了在漫長時間中好不容易保存下來的關鍵訊息──別自大、別太自以為是，你的現實生活方式，不過是人類豐沛多樣經驗中的一種，在人類的可能性中只占據了很小很小一塊領域。自滿於這種現實視野，只會讓你錯失了原本存在於你身體裡、存在於你可以繼承的文明經驗裡的眾多其他可能性。
把古人說的話，改成像是我們自己講的，好像古人是在我們身邊一起搭捷運一起看電視一起和老闆開會的人，用我們熟悉、容易接受的詞語、觀念說話，這種作法既不公平，也不聰明。所以我選擇盡量（當然不見得一定做得到）將經典放回歷史中，理解經典的作者處於怎樣的時代，面對怎樣的環境，困擾於怎樣的問題，又努力試圖要尋求怎樣的答案。還有，他的所思所言，又是用怎樣的形式記錄下來，在時空變化中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才存留顯現在我們眼前。
把經典擺放回歷史中，於是經典和經典之間就產生了時代性的關聯，而不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帶著時間、歷史概念讀經典，經典與經典之間就產生了「互文關係」，讀這本會幫助我們理解那本，或讓我們用不同眼光來看待那本。
例如說，讀過《戰國策》，對「縱橫家」的風格與行事有了確切的印象，知道了他們如何靠口舌的「雄辯」穿梭於各國之間，操弄外交與內政，於是閱讀《孟子》或《莊子》時，我們就會恍然大悟發現：雖然分屬於儒家和道家，兩人的想法、主張天差地別，但他們兩人表達想法、主張的方式，卻都是「雄辯」式的。在表達風格上，孟子、莊子和蘇秦、張儀有著高度親近性。
又例如讀過《禮記》之後，我們會對於周代的「禮」有較深入的了解，也就能從「禮」的角度去看待《孟子》書中關於「性善」的主張，體察出「性善論」和周代「王官學」傳統之間的密切關係。更進一步，當我們接觸到《荀子》的「性惡論」時，我們就知道這不單是荀子和孟子兩人在人性論上的主觀概念差別，後面更有著對於「王官學」傳統的大檢討，「法」逐漸取代了「禮」，成為社會組織的核心紐帶。
兩千年儒學真正的主流
由孟荀差異還原了孟子的思想大綱大本，我們就能看得清楚，孟子這種強調個人內在自主醒覺力量的看法，在中國傳統中，從來都不曾真正是主流。宋明「理學」中有「程朱」和「陸王」之爭，「程朱」強調的是「格物致知」、是「學」，「陸王」主張的則是「明心見性」。取徑上，「程朱」接近荀子，「陸王」接近孟子，兩派相持，勢力較大的，明顯是「程朱」一派，而且「程朱」還攻擊「陸王」「流於狂禪」，不是中國孔孟的正統，是受到佛教、尤其是禪宗影響的產物。
事實上，「理學」運動就是在佛教的刺激下產生的，「程朱」一派說「性」、說「理」、說「氣」，何嘗不是從禪宗那裡得了許多啟發？「程朱」攻擊「陸王」的理由，與其說顯示了「儒」和「佛」的差異，還不如說反映了長期以來不了解孟子、不能接受孟子理論的態度。
從政治上看，孟子更是邊緣。我們幾乎找不到哪個皇帝是真正相信孟子學說，遵從、實踐孟子政治理論的。雖然語言文字上都說「孔孟」、「孔孟」，然而若細究其內容，我們找到最明確的，往往是荀子的主張、教導。「性善」的啟發，明顯沒有外鑠教誨、訓誡來得重要。對必須統治龐大帝國的皇帝來說，當然也是藉由「學」讓人民行為統一乖順，要比保護人民、讓人民回歸自我本心，來得既容易又有利得多了。
許多被視為中國文化的長處，語言文字上歸於「孔孟」，實際上功勞應該追溯到荀子才對。同樣的，許多中國文化中被強烈批判攻擊的缺點，語言文字上也習慣怪罪於「孔孟」，其實往往「孔孟」是替荀子背了黑鍋的。
明明來自荀子的思想、學說，為什麼後來都不提荀子的名字呢？一個重要的理由，歷史上的理由，是：荀子去除了「禮」和「法」之間的絕然劃分，同時也就去除了原本儒家和法家之間最清楚的區別。孔子、孟子的思想絕對不可能和法家有所混同。荀子的「性惡論」實質上將「禮」往「法」的方向推了一大步，也就使自己的立場朝向當時日益壯大的法家靠近了一大步。
荀子教出了一個有名的學生，後來在秦始皇統一六國時發揮了極大作用，就是李斯；荀子思想還強烈影響了一位同時代的論著者，那是韓非。李斯、韓非都不是儒家，都和儒家沾不上一點關係，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法家。從「秦王政」到「秦始皇」，從秦國到秦朝，荀子的聲望、地位一直很高。但也因為如此，到了秦滅亡之後，荀子的聲望、地位也就隨著秦及法家，快速崩落。
漢朝成立之後，花了六十年的時間，不斷摸索統治的方式。這六十年，可以用太史公司馬遷的一句話統括：「漢承秦弊」。六十年，唯一不變的政治價值是：秦朝是個鮮明的錯誤示範，如果秦朝不是那麼糟、不是錯得那麼厲害，那也輪不到沛下無賴劉邦取得天下。漢朝新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檢討秦的錯誤，無論如何不能重蹈秦的覆轍。
漢文帝時形成的「與民休息」原則，就是檢討中產生的初步答案。秦之所以滅亡，就是使民過度，讓人民受不了，紛紛揭竿而起。反其道而行，那就盡量不要擾動，盡量安靜，盡量少做。
漢武帝時終於建立起了漢朝自身的帝國統治法則，那是一套名為「儒術」實質上摻夾了許多陰陽概念的「天人感應論」，但既然名義上「獨尊儒術」，那當然還是把孔子抬了出來。孔子一時間幾乎都被神化了，然而相對地，曾經和秦朝、和法家有過密切關係的荀子，在這種氣氛下就不可能沾邊得到甚麼好名聲、好地位。
漢朝以降，雖然荀子思想的影響極大極深，卻因為和法家的歷史糾纏，使得他無法在儒家傳統中得到太多的肯定。荀子的影響作用和名聲地位之間，一直有著很大的落差。
第二章 儒者的變貌
賤儒和君子儒的分別
「古之所謂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可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古代有資格出來做官的士大夫，有這幾種基本的品質──老實忠厚，和合群眾，懂得選擇尊重對的價值，樂於和他人分享，遠離犯罪錯誤行為，認真探求事物的基本道理，而且視獨享富貴為羞恥。
「今之所謂仕士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以古代理想標準對照看，現今出來做官的士大夫，具備的品質卻是──骯髒隨便，破壞規矩，放縱慾望，貪圖私利，觸犯法令，心中沒有「禮」與「義」，只想著要享受權勢而已。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古今不出來做官的士大夫也有相異的品質。古代「處士」具備的品質是：道德高尚，安於平靜平淡，行為端正，不貪求自己無法控制的事物（不做官是因為明白有些事是無法強求的），以自己的行為示範宣揚正確的道理。
相較之下，「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縱而跂訾者也。……」今天不出來做官的士大夫是這樣的人──用不做官不做事來掩飾自己沒有能力、沒有知識，在不受考驗的情況下宣稱自己有能力、有知識。明明利慾薰心貪得無厭卻假裝清心寡慾，行事虛偽汙穢卻硬是標榜自己謹慎誠實，故意凸顯自己不合流俗來取得流俗認同稱讚，不腳踏實地站好（「離縱」，離開了直線、正道）卻故意墊起腳尖來（「跂訾」）把自己裝成比別人高。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而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接著荀子就古之處士「知命者」的特性進一步發揮，探討甚麼是「士君子」自己能做能控制的，甚麼不是。君子可以自我控制、自我修養，給自己值得被人尊重的高貴特質，但沒有辦法保證、更沒有辦法強迫人家一定要尊重他。他可以自我修養到值得信賴，卻沒有辦法保證、更沒有辦法強迫人家一定要信任他。它可以自我修養到能夠發揮作用，卻沒有辦法保證、更沒有辦法強迫人家一定要重用他。
「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因而君子不在意人家攻擊、毀謗，卻極度在意自己身上有修養不夠的缺點。不在意人家不信任他，卻極度在意自己身上有不值得信任之處。不在意人家不重用他，卻極度在意自己能力不足。所以外界的讚美對他不構成誘惑，外界的批評詆毀也不會讓他擔憂害怕。他是個內在自足的人，依照自己相信的正確原則行事，嚴格要求自己，不受外在因素影響而傾斜偏離正道。這樣才是「誠君子」，真正由內修養的君子。
「《詩》云：『溫溫恭人，為德之基』，此之謂也。……」《詩經‧大雅‧抑》篇中有這樣的句子：看起來寬厚溫和，恭敬待人，能有這樣的外表，一定是因為內在有深厚的品德為其基礎吧！形容的應該就是這種「誠君子」。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真正的君子，內在修養會顯現在外表，從晚輩、子弟的眼中看去，他的模樣是：帽子高高的，衣服寬大，表情溫和，三項配合得很自然。給人的感覺是：嚴正、安詳、寬舒、包容、廣大、明亮、坦率。
「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暓暓然，是子弟之容也。……」從長輩、父兄的眼中看去，他的模樣是：帽子高高的，衣服寬大，態度樸實。給人的感覺是：低調、善良、容易親近、端正、勤勉、恭敬、忠誠、謙下。
「吾語汝學者之嵬容：其官俛，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形容過真君子的模樣之後，荀子語帶不屑地說：接著讓我為你們描述一下今天這些號稱有學問的人又長甚麼樣子。他的帽子戴得低低的而且前傾，他的帽帶（「纓」）和腰帶（「禁」）都綁得鬆垮垮的，他的表情看起來很傲慢。真君子給人的感覺是一致的，今天「學者」給人的感覺卻是矛盾多變的：有時遲鈍得好像不會走路，有時又蹦蹦跳跳安定不下來；有時一句話都說不完整，有時又吱吱喳喳饒舌不停；有時面露恐懼、有時消沉沮喪、有時瞪著眼睛發呆。缺乏內在修養，因而外在也就沒有定性定貌。
「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訽。是學者之嵬也。……」在有吃有喝有聲色娛樂的場合中，他很容易就沉醉、迷亂了。在莊重的場合，他顯得慌張不自在或嫌惡不耐煩。遇到有事必須負責、必須工作時，他的態度是怠慢的、逃避的。既懶惰又懦弱，偏離正道，沒有廉恥之心不怕人家嘲笑辱罵，唉，這就是今日「學者」的鬼樣子啊！
「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荀子罵的這些「學者」是誰呢？會稱他們為「學者」，因為激起他心中最強烈不滿的，是和他同屬「儒家」，但不同派別的那些人。
老是把帽子戴得歪歪扭扭，說話平淡無味，和古代聖人僅有的相似之處在於走路像大禹一樣跛著（傳說與因為長年治水辛勞，到後來腿都壞了、跛了），像舜一樣低著頭不往上看往前衝（傳說舜因為謙下，所以總是低頭疾走），這是子張氏「賤儒」的模樣。
把衣服帽子穿戴得像模像樣，隨時維持莊重神情，擺出謙恭外貌卻一整天不說話，說不出甚麼有內容的話，這是子夏氏「賤儒」的模樣。
懶惰懦弱怕事，缺乏廉恥之心喜歡大吃大喝（「耆」同於「嗜」），老是掛在口中說：「君子本來就應該不勞動不勞累。」來自我掩飾，這是子游氏「賤儒」的模樣。
最後，荀子以自己、自己這派「君子儒」的對比性質當作結語：「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僈，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那種真正的君子不是這樣，安然自在卻絕不懶惰，勤勞不懈怠，掌握根本原理來應付不同的變化，不論如何變都能做得合宜，這樣才是學習、追仿聖人的正確方法。
由王官學向諸子學轉移
〈非十二子〉藉由批評、攻擊其他學說來凸顯荀子認定的儒家基本立場，描述了理想中「士君子」的內在與外表。除此之外，荀子還要藉由這篇文章顯現、確立他所繼承的子弓這派，才是儒家的正統。子思一派、子張一派、子夏一派、子游一派，都不符他認定的儒家標準。子思一派，因為前有孟子的張揚提倡，在那個時代影響特別大，就被荀子格外標舉出來，列在「十二子」之間。
第一個層次，在建立儒家核心價值上，〈非十二子〉言簡意賅地傳達得清清楚楚。「古之所謂仕士者」、「古之所謂處士者」，都有陳述，也碰觸到了「命」，討論了「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
第二個層次，在攻擊儒家以外的門派一事上，荀子的表現相對就沒那麼精確、精彩了，只是三言兩語快速帶過。說得那麼簡略，有立場上的不得已。若是真要好好評論各家學說，那就非運用「辯」的方式與技巧不可。但整體上，荀子又是反對「辯」，視之前的戰國雄辯風格為敗壞世局的罪過。他不願辯、不能辯，只願、只能以直白、強烈的口吻指責錯誤，卻沒有展開鋪陳真正的論理。
第三個層次，內鬨批判儒家其他派別上，荀子顯露出了最刻薄、最不容忍、最無法說理討論的一面。在文字中，我們毫無疑問感受到了他對子思、孟子、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的痛恨，卻沒有看到他解釋痛恨情緒的來源。顯然，在儒家核心價值上，這些人、這些派別不可能和荀子真的有巨大、根本的差異。然而正因為核心類似，內部的角力競爭就使得許多枝節、意氣長期糾結，那是講不明白的，那也是無從排解的。於是就只能訴諸於一些醜化的描述，充當這些其他儒家門派的罪狀。
荀子的目的，對外讓儒家成為諸子言論競爭中最值得信賴、採納的主張，對內讓自己所繼承的子弓這支凌駕其他派別，成為儒家的唯一代表。
從孔子到荀子，兩百多年時間，儒家有了很大的變化。今天我們無法確知儒家是如何得名的。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例如「儒」是用來指稱主持喪禮的人，「儒」是形容特別恭敬、格外柔軟柔弱的人等等，但從史料上看，這些說法都不是很有說服力。從史料上，我們比較有把握的認識是：第一，儒家的思想內容和西周封建制度中的「王官學」有密切關係；第二，儒家的建立，孔子是關鍵人物。
孔子的理想，是回復周代封建成立之初的秩序，所以他的信念和西周貴族教育很接近。不過孔子將這套貴族教育普及化，擴張成人格與品德的基本養成，又將這套貴族教育的外在儀式（「禮」）予以內在化，強調人的自我精神醒覺與修養鍛鍊。
因而，從教育內容、運用的材料上看，儒家沒有自己新創的東西，孔子的態度是「述而不作」，堅持自己只是將本來就有的「王官學」傳統予以恢復並發揚光大，不管詩、書、禮、樂、易、春秋，都不是儒家專有的，是所有其他家派也可以選擇汲取、繼承、運用的共同遺產。但是在解釋、看待這些共同遺產時，尤其彰顯其內在原則、根本道理上，從孔子以降，儒家卻有一種和傳統「王官學」很不一樣的立場與態度。
儒家因而具備了特殊的雙面性格。從一個方向看，儒家是新版的「王官學」，是傳統已有內容的轉化；換另一個方向看，儒家又是因應東周新環境新困擾而產生的「諸子學」中最早的一家。其回歸「周禮」的主張，不是單純的繼承，而是來自於對應春秋變亂，認為解決變亂、使人安居，最好的策略就是從精神層面復興已有的傳統。「王官學」和「諸子學」，前後兩種不同的知識潮流，在儒家身上奇妙地統合了，在儒家身上，「王官學」和「諸子學」沒有絕然的界劃，而是一體兩面。
不過隨著時序由春秋遞移到戰國，周封建結構進一步陵夷沒落，傳統周文化愈來愈不受重視，儒家原有的雙重性格也就不得不隨著位移。繼承「王官學」的部分愈來愈淡薄，相對地，與其他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學說並立的「諸子學」部分，愈來愈濃厚。
在一個意義上，儒家逐漸喪失了其獨特的地位，變得和其他各家平起平坐。在另一個意義上，我們卻也看到儒家具備了足夠的彈性，能夠適時和舊傳統拉開距離，才能存在發展幾百年，沒有跟著舊傳統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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